寺庄村历史演变

　　在《忻县志•建置沿革》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忻州）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秦属太原郡，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置新兴郡，同年置九原县，境内始有行政建制。北魏永兴二年（公元四一零年），另置秀容郡、秀容县。隋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复立新兴郡。开皇十八年（公元五九八年），改为忻州。唐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分秀容，置定襄县。金天会五年（公元一一二七年），忻州改为定襄郡，属河东北路。大定二十九年（公元一一八九）复为忻州，领定襄、秀容二县。元初改九原府，不久复为忻州。明洪武初，秀容县并入忻州，属冀宁道。
　　在《明史•地理志》第一一一页中，有如下文字：忻州洪武初以州治秀容县入。这就说明，寺庄村在明朝以前属秀容县管辖，关于这个问题，同族伯父张堯（二十一世）生前曾留下一篇文章，其中提及此事：“我县原名秀容县，建城于冯村、上曹庄之间，未见实迹。”另据忻州第一才子宋文明记忆，他老人家在庄磨镇工作期间，在上曹庄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曾经发现过许多城砖城瓦，这就证明同族伯父张尧遗稿中所言为实，而并非“未见实迹”。据万历《忻州志》记载，明朝属都村制，寺庄属集贤乡，称：忻县或忻州集贤乡路村二都寺庄村，张姓为三甲，邢姓为四甲。清初忻州属太原府。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升为忻州直隶州，领静乐、定襄二县。清朝沿袭明制，清光绪《忻州直隶州志》中有记载。一九一三年废州改称为忻县。民国初，也是沿袭清制。
　　一九一七年，阎锡山实行“村制”，设编村，满三百户为一编村，当时又有主村、附村一说，寺庄村隶属不明。一九一九年开始实行区制，寺庄村属四区管辖，区公所或区政府驻庄磨村。一九三七年忻口战役后，忻县抗日政府以北同蒲铁路为界，分为东忻县与西忻县两个县制，寺庄村属西忻县。一九三九年晋西事变后，此制遂废。一九四五年，阎锡山政权重返忻县，寺庄村仍属四区。一九四六年，又由区易名为乡。同年八月，东、西忻县合并，统称为忻县。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忻县全境解放，此制即废。建国初期，仍实行区村制，寺庄属八区，称行政村，区政府驻庄磨村。一九五三年，改行政村为乡建制，称八区白石乡寺庄村。一九五六年四月，归下佐乡管辖。一九五八年九月，又改为政社合一，称红专人民公社寺庄村，公社驻豆罗村。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忻县和定襄县合并，改称为忻定县，寺庄村仍属红专人民公社管辖。一九六一年八月，忻县和定襄县分治，复称忻县，寺庄村归下佐人民公社管辖，称寺庄生产大队。一九八三年九月，忻县改忻州市，寺庄村仍旧归下佐人民公社管辖。一九八四年九月，由下佐人民公社寺庄生产大队，改为下佐乡寺庄村民委员会。
　　二零零一年一月，忻州撤地设市后，原忻州市改为忻府区，隶属关系同前所述。
　　现在是：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豆罗镇寺庄村。

　　村名来历及其它

　　我不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枣树坡这个村名，是从什么时候改成寺庄村？原因又是什么？村里人都这么猜想：或许村里以前修建过寺庙？或许村里以前就有过寺庙？既然祖先这么改，就一定有他们改得理由。没理由的事情，祖先是不会做的。我这样想，还是想不出一个能写在纸上的理由。问父亲？父亲说他也不知道。父亲又说，好像和寺院和庙会有关。父亲一句从前，叫我不能想象。在我印象中，我村就是现在这个名字。
　　明朝洪武三年，始祖身背家佛观音从朔州马邑县徒步走来，为的就是求神保平安。我想，祖先改名，是否与南观音庙有关？南观音庙在我脑海里没有印象。听父亲说，南观音庙在一九五八年就拆了。拆得原因，好像是和修铁路修水渠有关。它的位置，大体就在村西南巷和水渠交界处。
　　村里人回忆，南观音庙坐南朝北，背靠祖坟，面对村庄，圈洞成阁，阁上建庙。在庙西有一条石头铺的小路，人们就是从这条小路进庙敬神的。庙下面是一个石头砌成的石洞，供人们行走，南观音庙拆了之后，村里人把南观音敬移在村西奶奶庙内。
　　人们还说起这么一个故事，意思是说过去，原本没有寺庄村，也没有南窑头这个村名，更没有枣树坡这个地名。村东的白石村，过去叫古村，村里有一座古寺庙，叫寿圣寺。
　　据《山西寺庙大全》第八三一页所载：寿圣寺属明朝兴建，始建年代不详，地址在白石村。现存情况为：“十八罗汉殿、伽蓝殿、天王殿、龙王庙、关帝庙，保存较完整。”在《忻州文史资料》第十一期一二七页中，有如下文字记载：“寿圣寺，位于下佐乡白石村内，明代，市保单位。据清乾隆三十八年五月碑记：创建于元皇庆元年。总体布局：大佛殿居中，左右配殿为十八罗汉殿、伽蓝殿；大佛殿前为天王殿，东为龙王，西为关帝庙。天王殿面阔进深各三间，脊檩题记为明成化岁次乙酉年建立。前檐共七朵斗拱，单抄四铺作，余皆为清建。保存较完整。”
　　寺庄村这个地方，原来是寿圣寺院里的土地，过去也叫田庄子。后来寿圣寺香火旺盛，前来寿圣寺拜佛进香的人越来越多，寺院的土地也在逐年增加。寺院土地增加了，雇用的佃户，也就是给寺院里种田的人们，也就相应地增加。由此，发展成为一个村庄，是当时那些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寺庄村名，大体由来于此。
　　此时，从我脑海里驶出一辆马车，一个车轮子上写着：从枣树坡开往寺庄。另一个车轮子上写着：从土窑洞变成瓦房。这辆马车，应该就是识文断字的人们，经常说起的那个历史。
　　这就是我的家乡。它位于忻州城西南，过去叫城南乡，现在改成豆罗镇。村东一公里是白石村，再往东走就是苏村、下佐村、豆罗村、关城村，关城村就在系舟山脚下。系舟山，就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时拴船的地方。《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系舟山，尧遭洪水，系舟于此。”系舟山因此得名。由此可知，忻州盆地过去是海底世界。
　　村南就是北同蒲铁路线，过了铁路，就是以前的南窑头村，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枣树坡，再往南就是五峰山。紧挨着铁路，就是一条大渠，名叫白石大渠。有人说这条水渠为白石村黄罗道所修，也有人说是明朝政府修的，都没有文字记载。
　　这条水渠，从阴山引牧马河水，沿牧庄村北从西向东流出，经寺庄村，再流到白石村，约十华里长。村里人讲，以前因为分水浇灌土地，三个村庄的人，经常因为用水时间长短，发生打架事情。最后商定下一个办法：焚香分水。意思就是开渠时，先点一炷香，根据村子里的人，或者是根据村子里的土地，然后根据这炷香烧得长短距离，来确定一个村庄的用水时间。
　　河对面是下河北村，下河北村的形状似“金蛾扑水”，传说这里还有一个典故，然而我却不得而知，只好存史待查。西面是火车站，过了火车站就是牧庄村，从牧庄村再往西走，就是阴山。
　　人们传说，“阴山吃石”是一个美丽的神话。阴山位于忻州城西南二十公里处，在牧庄村以西，山势低缓，呈南北走向，北临牧马河，西傍葫芦川，地势险要。令人惊奇的是，两河在阴山以上，河床砂石滚滚，水流混浊，急流澎湃，奔腾不息。而从阴山流出，则变得水清砂细，磐石巨物，全然绝迹。相传卵石为阴山所噬，故有“阴山吃石，盂县屙铁”之俗语。现实就是这样，阴山以东牧马河里的砂子，形状像黄豆，颜色又是白里透红，人称豆砂。也有人说，因取砂地点在豆罗，故取名为豆砂。众说纷纭，不辩真假。
　　阴山上面就是庄磨镇。说起庄磨镇，我想起一位名人，他就是近代著名诗人公刘老前辈。他老人家原名叫刘仁勇，江西省南昌市人，一九二七年出生，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四年加入中国作协，一九八一年获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曾任中国作协安徽分会文学院院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老人家下放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劳动改造。那时我还小，没有见过他老人家，倒是后来在《小说选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上，看过他老人家写的一篇小说《先有蛋，后有鸡》，小说中有好多我们那儿的地方方言。比如叫爹为大，叫几棵树为几抱（音为勃）树，叫妈为波（取其音），公刘老前辈为此还创造出了这么一个字来，我在电脑上怎么也打不出来它来，这个字是“女”字过来一个“白”字，音为波，意思表示妈妈或母亲。还有，人们常说的蹲，在我们那儿叫圪蹴。
　　就连小说中的那个村名，他老人家竟然给叫了个：碾庄。这个碾庄，其实就是把庄磨二字给翻了一下。石碾与石磨同属石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碾庄，其实就是庄碾，也就是庄磨。这是我的猜测，或许也是公刘老前辈的别有用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庄磨这个村庄，给他老人家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他老人家是有感情的，否则他不会用“碾庄”这个村名。

　　村庄形状与村民姓氏

　　山中有林，林中有鸟。
　　白云缭绕，炊烟袅袅。
　　河水滔滔，鱼儿戏嘻。
　　河畔田园，蛙鸣虫吟。

　　春风撩人，顽童诵经。
　　夏雨宜田，村女浣衣。
　　秋色满目，枣果飘香。
　　冬雪祥和，犬吠醉人。

　　站在南山顶上，俯视寺庄村，那是一幅天然而成的田园风景水彩画。
　　整个村庄，依山傍水，四季分明，风光秀丽，景色宜人，人勤地肥，民风纯朴。有山，村庄南靠五峰山，村东正对系舟山，村北牧马河对面有磨盘山；有梁，分别为西梁、南沟梁。西梁又分为小西梁和大西梁；有沟，分别散布在村庄南面，有井沟，姐子沟，小西沟，小于沟等；有垴，霍家垴，李氏垴等；有河，村庄北面一条牧马河，养育着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有川，川位于村庄以北、牧马河以南。
　　据《山西大典》统计资料显示，寺庄村气候属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夏季多东南风，冬季多西北风，春温高于秋温，夏季过后秋高气爽。年平均降水量为四百六十二点五毫米，降水集中于七至九月。年平均日照时数为二千六百七十七点七小时。无霜期平均一百六十七点一天。年平均地表温度十一点四至十二点八之间。平均全年相对湿度为百分之六十。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是：干旱与冰雹。
　　北同蒲铁路，把村里土地明显分成二部分：铁路以南为山沟地，面积占村庄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二，宜林宜牧；铁路以北为平川地，面积为村庄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宜农宜耕。
　　据同族伯父张宝林估计，村庄土地面积大约为四平方公里，约五千亩，耕地约二千五百亩左右。他老人家是村里解放后第一位考上中专学校的人，而且还是林业工程师，对这些，应该说他是非常专业的。
　　据村里老年人讲，原先村东有一个阁楼，阁楼下面就是村门，也叫洞门。村西也有一座村门，也是洞门形状。还有大寺院，建在村西洞门外，大寺院里有房、厅、楼、殿、台等建筑，共约三十五间。大寺院里有佛殿三间，村里人也称正殿，正殿门顶上有一块匾，上书“便是西天”四个大字。佛殿背后是五间戏台，系乾隆十四年（公元一七四九年或一七五零年）所建，毁于什么时间？村里老年人都没有记忆，我更是没有印象。佛殿前面有大小山门两座，小山门在东面，大山门在西面，大山门上还有一块匾，上书四个飘逸有力的金字：天笠宗风。
　　大山门东边是一座钟楼，上下两层，西面是一座鼓楼，也是上下两层。大寺院内有守庙人，村民记忆里的，好像是连寺沟村（这个村位于我村西南方向，大约十华里左右）姓韩的一对父子，早打钟催人早起，晚敲鼓打更报时。尤其是晚风吹动寺院屋檐上的风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既有浓厚的田园风味，又有佛教寺院圣洁的感觉：

　　晨钟吹醒人，
　　暮鼓送过客。

　　在大山门前面，还有西观音庙，西观音庙旁边是五道爷庙，大寺院南面是卷棚歇山式大戏台，和大戏台相对应的是南观音庙。在小山门北面，是村里的奶奶庙和老爷庙，还有一间是弥勒佛，另外一间是药王庙。村西北面还有一座河神庙，村东南圪台上有文昌庙。
　　如今，只有佛殿与大山门尚存，亦岌岌可危，充分显示出历史的沉重和古老。其余的建筑就成了历史，大山门东边的钟楼，在我小时候还在，好像还悬挂着一只大钟，钟的外边还有文字，钟楼底下是当时学校存放杂物的库房。
　　整个村子呈海龟形状，头朝西，正对村西阴山，尾朝东，背靠系舟山，就像刚从晋阳湖里游出来的一只巨型海龟。村西大寺庙就是海龟的头，村中一条东西大街，大街朝南朝北各有三条小巷，代表着海龟的六只脚。村庄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东高西低，人们都称寺庄村是倒流水，言外之意是指寺庄村的人气旺盛，财源广进，是一块风水宝地。
　　过去的说法是，张邢两姓，姚霍两家，意思是说，村里只有张姓和邢姓是大姓，其它就只有一家姓姚的和一家姓霍的。也有人说，村里原先还有周姓李姓及其它。他们的理由是，村里有许多地名都与这些姓氏有关。如：周家洼，李氏垴，霍家垴，姚家坟，还有许多。张邢两姓是从始祖那时才迁居过来，以至繁荣成如今这种气候。现在不同了，姚姓在解放那年就迁移在三交镇西边一个小村庄了。霍姓尚存一家。社会的发展，杂姓也就多了，有从南沟迁移出来的安姓和王姓，有从白石迁移过来的赵姓，有从里沟和山东迁移过来的宁姓，还有随妇招来安家落户的韩姓，等等。
　　一般说来，张姓多居住在村的西面，邢姓多居住在村的东面。现在又发生了变化，原先宅院变小了，原因是生儿育女，娶媳嫁女，人多了，原先的房子就不够住了。于是，就向四周延伸，主要还是向东延伸。于是，村东也有了姓张的，村西也有了姓邢的，就像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那样团结。
　　有首古诗是这样描绘过去农村生活的，我以为用来形容我的家乡，也是非常合适的。

　　高槐荫屋柳遮户，
　　禾满平原花掩坞。
　　牛羊眠野犬不惊，
　　来往人呼为大王。

　　女勤蚕桑男力田，
　　仰事俯育无忧煎。
　　日出而作入而休，
　　渴时则饮困时眠。

　　东邻西舍频酌酒，
　　不用杯盘用瓦缶。
　　迎春送腊闹儿曹，
　　祷雨祈睛赛刍狗。

　　吃饭

　　人生在世，第一要素为吃饭。古人有“民以食为天”之说法，可见，“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这句俗语的正确。由此引出村民“吃饭”这篇短文。
　　下面抄录我在北京工作时写的一篇文章，我想能够说明“吃饭”这个问题的。
　　今天（指2007年10月25日）中午在饭店吃饭时，看见一位民工吃饭的样子，由此想起一件我最讨厌的事情：吃饭吃出声音。
　　古人有许多“规范”的标准，来纠正人们的日常行为。比如“笑不露齿”，比如“食不言语”，等等。笑不露齿，说明祖先不刷牙，牙齿不好看，以免露出来让人笑话。食不言语，照我理解是一心不得二用。吃饭就想吃饭的事，睡觉就想睡觉的事，反过来讲，睡觉时想起吃饭的事，其结果可能是越睡越饿。吃饭时想起睡觉或其它方面的事，一是影响食物消化，二是不利于健康。其中原因，我没有研究，但我深知，专心致志，总比三心二意要好。
　　老家有“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之说，其中的相，无疑就是古人所说的礼仪。在此先将其“坐”搁在一边，单说吃饭之“相”。
　　过去，人们将女人比作墙上的泥皮，剥了一层又一层，取义为随意。但是，反映在吃饭之上，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比如，家有公婆，那掌勺的就非她莫属了。只有等婆婆走了，儿媳妇才能登台“上场”。村里人常说，媳妇熬成婆婆，意思就是媳妇掌勺了。这里一个“熬”字，是儿媳妇多少泪水写成的啊！其中甘苦，只有“媳妇”心中有数。
　　把这个“规律”往深处想，也可以反映出那个社会粮食的贫乏。所谓掌勺之人，就可凭自己的意识，给不同人的碗里，或多或少地掺杂一些个人感情。
　　吃饭的位置，以例说明。比如家中有父母、儿子、媳妇、闺女、孙子，挨锅台的炕头，肯定坐得是母亲，炕中间为父亲，以显其尊。父亲与母亲之间，应该是闺女。父亲旁边自然是儿子。孙子随其意，想坐那就坐那。
　　儿媳妇是不能上炕的。只能蹲在地上，端着碗吃饭。
　　家中来了亲戚，坐其中，男女主人分别坐在其侧。这时候，小孩不能上炕同桌吃饭。可随其母，在另外一间房屋吃饭，或者是等“客人”们吃完后，再吃。
　　以上所讲，自然是过去不成文的“规矩”。现在人们吃饭的位置，大体同上。唯一变化的，只是将儿媳妇请上了炕，其“位置”，随其意。
　　村民对吃饭中的坐次，反映在婚丧事宴之中，是比较突出的。主次先定，陪席分明，其中讲究，实属礼节，有关内容，可参见其它章节。

　　村居多古意

　　民居作为一种建筑文化，它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
　　以前人类所选择的居所，大多是在山坡之上。其中原因，我以为是这样的：一，过去水患多于旱情，居住在高处，可以避免由洪水而引起的灾难；二，人类视土地为宝贵财富，所以选择居所时，一般是不愿意占用平川水地的；三，过去社会不稳定，兵荒马乱，土匪出没无常，更不用说打仗的事情了。人类居住在山沟里面，相对是平安的，也是安全的。
　　面对牧马河，背靠五峰山，这样的自然条件，这样的居住环境，应该说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有山有水，宜农宜林，交通便利，风光优美。基于此，始祖才会在这儿安家落户。当我写到这儿，在我眼前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画面，那是六百多年前的一天，始祖和他上表兄辟崖掏窑，汗流浃背，时而抬头望望天，时而看看北面的牧马河。累了，就坐在地上歇一会儿，或许卷枝支烟，或许相互说说话儿。
　　始祖说：依山傍水，视野开阔，真是一个好地方呀！
　　另一位始祖说：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前年（指二零零五年），我回村走了一趟，还有意去南窑头看了看，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的窑洞，已显得有些破烂不堪，六百多年的历史，可以创造一切，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窑洞门窗早已不知去向，窑洞里面的土坑已经塌陷，土坑旁边的锅台依然完好无损，只是没有了锅灶，锅台里面的黑灰，好像要告诉我什么，然而我却听不见任何声音。在墙壁上，至今还有一个小洞，那是人们居住时，放置油灯的地方。窑顶上还有几片青瓦，摇摇欲坠，显得异常沉重。院落里杂草丛生，昔日的土墙也矮了许多，已经不能称为墙了。倒是窑洞前面的那片枣树林，依然茂盛如花，竟相开放。 枣树旁边还有一口水井，井口处长满杂草，水井深不可测，就是不知井下有水没有？
　　过去，村民居所一般以窑洞为主。其中原因，不外乎盖房所需材料的贫乏。窑洞又分土窑、砖窑、石窑。土窑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掏洞而成，相当于过去的洞穴；另一种是人工制造而成。两种窑洞我都住过，外祖母住得就是前一种窑洞，祖母住得就是后一种窑洞。从外表来看，窑洞没有房屋那么美观漂亮，但它好住，冬暖夏凉是它最大的优点，而且窑内地气滋养，适宜人类生活，存放粮食十年不坏。随着社会的发展，村民居所逐步由窑洞进步到土房、砖瓦房、小楼房。院落有四合院、二进院、三进院之分。
　　如今年轻人讲究排场，一般是不住窑洞的，只有老年人喜欢。在平川地带，人们还是习惯住木料房，有条件的都住小二楼了。现在村里，洞穴这种窑，基本上是没人居住，人工制造的那种窑洞还有几孔，木料房屋也快淘汰了。如今盖房不说立架割门窗，都是钢筋水泥房，门窗也换成了铝合金。还有一个变化的，就是砖的颜色。过去是青蓝色，现在是褐红色。这也许是时代进步的又一个方面。
　　家有长辈的话，长辈就住在院落正房的东面，小辈依次住在下面，厕所一般建在院落的西南方位。一般家庭，在院里都盖东房，西房，南房，各有用处。盖东房是为子孙后辈，取意后辈兴旺发达；西房一般是存放杂物，放煤，放柴禾，放农业生产用具；正房居住，也存放粮食；南房一般不用，唯一有用的机会，就是等老人下世后，作为灵室。
　　过去，村里人一般都习惯在院落里打窖，窖的位置在院落的南面，这儿好像还有一个说法，意思是把院落分成三等份，窖的位置只能打在院落靠南的那一份里，当然这是老人们留下来的规矩，合理不合理，科学不科学，我是不知道。况且现在村里人也很少打窖了，以前人们用窖存放过冬用的一些蔬菜食品。如：土豆，白萝卜，白菜。现在人们都买新鲜菜，窖也就不打了。有人打，也是极其少数的。
　　村民还习惯在院落种些水果树木，如：枣树，杏树，榆树，苹果树，梨树，葡萄树，香椿树等等，一是可以随时吃些水果，二是可以装点美化院落。
　　说起村民居所，不得不说一说“城南第一院”：它位于村中间，东西约六十五米，南北约七十五米，坐北朝南，四周高墙由青砖垒成，青砖下面由青石奠基，墙高约十米。砖圈大门，大门顶上有三块由砖砌成的长方形，原先里面有字。据父亲记忆，正中为四个字，旁边各两个字。现在字是没有了，也不知原先写的是什么。大门两旁有两块石雕，嵌在墙里面：一幅是花瓶里插着一束干枝梅，一幅是花瓶里插着一束牡丹花。
　　进入大门，有三间南厅，门顶上有一块匾，上书“敬德修业”四个大字，村里人说那字好像是春林先生所写，如今这块匾也不知下落。南厅西面是牲口房，后来是村里的电磨房，现在是一户人家的新宅。正对大门是一个大照壁，照壁西面有两个门：一个是花倚门，通往中院；另一个是场门，通往场院。听村里老年人说，场门上还写着两个字：场圃。进入花倚门，就是中院了。中院有三间东房，也有三间西房，在花倚门两旁，又是一排房。
　　从中院再往里走，经过道厅，过道厅两边又是一排房，好像是七间，里面就是后院了。正厅五间，正厅两边基石还有石雕，好像雕得是周文王请姜太公与八仙过海，正厅房顶上又是一排砖雕，图案是牡丹花，两边各配一间耳房。后院又有东房五间，西房五间。在每间房的下面基石下都有石雕，或花草树木，或山水风景，图案逼真，栩栩如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所有房屋顶部都有砖雕，有二个图案是民国时期的汽车，有一幅图案是男孩抱着一条鱼，取意为连年有余，更多的是花卉盆景和园林风景。
　　整个建筑，飞檐走兽，雕梁画栋，美不胜收。每个建筑物上，都装饰着木雕、砖雕、石雕，形态各异，如同图画。

　　五脊六兽排山瓦，
　　挑檐插飞挂铁马。
　　立栏卧栏露明柱，
　　鼓墩岩石接出厦。

　　《中国雕塑史》中这样的文字：“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仍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
　　据父亲讲，这座院落的修建者是邢善言老先生三儿子，他老人家曾担任晋绥禁烟考核处副处长，收入可观，就在老家盖了这么一处院落。据说耗时二年，共花费一万块大洋，才修建完工。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后来阎锡山的部队又来了，老人盖起房，也没有在里面住几天，就迎来了解放，就迎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我在大门里面的大梁上看到一行文字：天无忌地无忌日月无忌百无忌讳大吉大利，省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阴历吉时建立。这个时间,应该是兴建此院的准确时间：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四。
　　如今，正对大门的照壁早已不存在了，花倚门也成了我的想象，场院和过道厅，以及和过道厅、花倚门相连接的房屋，也成为“镜中月、水中花”了，历史就这么吝啬，连一片让人想象的废墟都没有留下。至于正厅西面的仓库房屋和厨房，还有场院那块地势，早已成了别人家的“新娘”。只剩下五间正厅及其耳房，还有东西各五间的配房，因无人管理，破烂不堪。
　　每次看到这些，在我心里总会喷射出一种发红的液体，有人说那是血。但那不是我的血，而是中国历史的血，是中华民族的血，是中华古老文明的血，是无数列祖列宗的血。我流血能怎样？我心痛能怎样？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像发疯的野兽那样！无能为力是一回事情，无济于事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文明的碎片，顿时成作文化的悲哀。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喊：这就是社会！你信不信？
　　我又听见另外一个声音在喊：这就是历史！你信不信？
　　这就是那个社会留给后人的遗产，你想不出任何合情合理又合法的理由。
　　这就是那个历史留给后代的怀念，你想凭吊怀古，只有一堆黄土；你想借物思情，只有一堆黄土。
　　据异族叔父邢成贵记忆，过去在村中偏东路南，还有一处豪宅，主人是邢子述老先生（本书第五章内单列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他老人家的一些事情），大门和异族叔父邢天仓的大门斜对，大门顶上有一块匾，匾名好像是“拔贡”两个字。正对大门是一条宽宽的巷，巷两旁各是三套院，或居住，或商铺，好不热闹。如今，六套院落早已不复存在，大门也成了村里老年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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