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00二年壬午五月十七日
　　 撰文 下佐 张选民
　　 书 阳曲 薛敏政

　　查我国历代纪元表可知，碑文中所记“汉光武帝”，为东汉光武帝刘秀。“初年”，为公元二十五年。碑文中所记建寺时间为：“汉朝少帝刘义符景平二年。”
　　阅《二十四史》得知：“少帝刘义符”（公元406-424年），为南朝宋高祖刘裕长子，小字车兵，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即位，年号“景平”，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第二位皇帝，而非碑文所记“汉朝少帝”。刘义符在位时居丧无礼，在景平二年，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废为营阳王。
　　景平二年，为公元四二三年，也就是建庙时间。也就是说：西沟娘娘洞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洞门两侧，有两条木刻楹联，书为隶，字不识。时为：光绪丁酉季秋上浣。敬书人为：知州事许涵度。
　　查《万年历》，光绪丁酉为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一八九七年。农历七、八、九月的雅称，分别是孟秋、仲秋、季秋。上浣，指每月初一至初十；中浣，指每月十一至二十；下浣，指每月二十至三十。
　　百度“知州事许涵度”，有以下解释：“《三朝北盟会编》现存通行本，有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的校刊本。”可见其人亦为文人。
　　“知州事许涵度敬书”时间为：一八九七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十中的某一天。
　　所谓“知州事”，应该与如今地级市市长同级。

　　铁路留给我的记忆

　　印象中，我村南面就有一条铁路。
　　老人们讲，铁路是阎锡山一九三四年修成的，他怕日本人火车开进来，专门设计了一个窄轨。要想火车进来，就得换车头和车厢。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火车进不来的同时，他的火车也出不去呀！或者说，他原本就没打算出去，山西就够他折腾几年的。
　　我想在这儿，有必要讲述一下阎锡山这个人，因为后面还要叙述村里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曾担任过阎锡山的文书。阎锡山，字百川，生于一八八三年十月八日，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九岁入私塾，二十一岁赴日本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任山西都督，一九三一年被蒋介石委任为太原晋绥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与共产党对抗，摧残山西抗日民主政权，长期盘踞山西，号称山西土皇帝。一九四九年三月逃出太原，后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当年十二月逃往台湾，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三日病死于台湾，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老人们说，修铁路时，线就划在村里张姓始祖坟上。正巧有位测量员，他老家是河南人，也姓张。看到石碑上的文字，他说：这还是我的祖先呢！然后，他把线往北面挪了十来米，没有惊动始祖他老人家，错开了祖坟。我想，这位测量员，肯定就是二世祖成甫的子孙。这样一想，在我心里又是多种感受并发。只是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村里人也没有打问一下那位测量员的地址和姓名，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老人们还说，阎锡山修铁路时，把咱村东南面一个象征神，也象征风水的土崖挖了。从那以后，村里再没出过邢子述那样的人物，这话儿我信。记得小时候，我见过这样一件事情，村里女人生孩子前，总要让男人到那个土崖挖些土回家，碾成粉末，再用筛子“过”二遍，有什么用？用处多着呢！放在初生儿身底下，沾点仙气，取意健康长寿。放在女人身子底下，不起痱子，不发病，取意如意吉祥。
　　父母说，我小时候身底，就铺着这种神土。
　　从我记事起,铁路的样子，和现在不大一样。首先不是阎锡山的窄轨，其次是那时有搬道工。说起搬道工，自然而然我会想起过去一部电影——《红灯记》。想起《红灯记》里那个叫李玉和的搬道工。那时候，火车进出站的信号，是搬道工手工操作的。搬对了，顺利通过。搬不对，两列火车就要撞在一起。那时的信号灯，还是烧煤油的灯，灯外面那个玻璃片是活动的，好像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的，另一个是绿的。把红玻璃片插在信号灯上，就表示禁止火车通行。把绿片插在信号灯上，就表示火车可以通行。而且还是人工往上面挂，踩着老高老高的铁梯子，一直往上爬。火车走了，再上去拿下来，这是晚上的工作。白天就不需要信号灯了，火车司机只看搬道工手中的信号旗。村里人称信号旗为洋旗。
　　以上说得是信号灯，还有搬道。进来一列火车搬一次，出去一趟，也得搬一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所以，在火车站的两边都有二间小房，就是让搬道工在里面吃饭睡觉。现在是电脑操作，也就没有搬道工这个职业了。
　　应该说，村里人乘车还是非常方便的。别得不说，就是我村修建起火车站以后，把周围几个村里人眼红坏了。有关修建火车站的时间，村里人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一九六零年，有人说是一九五七年，也有人说是一九五八年，众目睽睽之下，竟没有一个准确答案。由此可见，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明天又是后天的历史，更何况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又有多少个今天和明天？
　　近几年修通豆（豆罗）付（付家庄）公路，又开通了乡村公交，人们进城坐公交汽车的同时，似乎忘记了火车站的存在，一是因为火车车次减少，一天就那么一二趟；二是因为汽车车次多，一天来回七八趟，而且随叫随停，甚是方便。
　　由铁路引起我这么多的联想，那是因为火车站的搬道工，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小时候家穷，进入冬天买不起煤，怎么办？一是到地里刨玉米茬子，或者是扫树叶儿，或者是上山砍柴禾；再就是到火车站或搬道房，拣铁路工作人员倒出来的煤碴。
　　记得有一位搬道工叫李树枝，人长得很瘦，老家是孝义人，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次，他把倒出来的红煤碴儿，专门用白灰埋起来，我不知道啊！双手就去刨，大冬天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烫，好不容易把发黑的煤碴儿装进了口袋，往起一提，齐刷刷地漏了一地……原来是煤碴儿把口袋烧成个稀巴烂。我不敢回家，怕母亲骂我。煤碴没拣成，还把口袋烧成个这？自己也觉得理亏，可是不回家又能去哪儿呢？

　　北风吹得雪花飘，
　　数九寒天冻死人。

　　我还得回家。母亲看见了，自然是一阵大骂，好在我有思想准备，她骂她的，我不还嘴就是了。再说，我又不是有意的。后来，母亲看见我双手被煤碴烧起许多水泡泡，她不管口袋上那些窟窿了，拉上我就去车站找李树枝。
　　大家可以想象到母亲和李树枝见面后发生的争吵，一个是国家正式工人，一个是农村妇女，有理就叫你说不清，让人家赔你口袋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出出心中那口怨气而已。
　　说到这，我想起一个笑话。
　　话说山里人第一次走出家门，又第一次看见火车，心里的惊慌，和心里的惊叹，好像他站在月球上似的：那家伙趴下还跑得那么快，要是它站起来跑，那还了得？
　　同族伯父张旭根（一九二四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已下世，享年六十九岁），人勤快，爱劳动，别人还在被窝里睡觉，他老人家已经从地里回来了，不是背着一捆柴，就是拣回一担牛粪，反正是闲不住那双手。自然，他也到铁路上拣煤碴儿，遇上火车停着，他就站在下面哀求人家：

　　师傅师傅漏一漏，
　　师傅师傅漏一漏。

　　漏什么？漏火车头里烧过的煤碴儿。火车一过，他赶紧跑过去拣。不知怎么搞的，这句话儿让村里人知道了，一看见他就开玩笑：师傅师傅漏一漏，师傅师傅漏一漏。
　　同族伯父张五旺（一九二九年农历二月初一出生，属蛇，一九九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五下世，享年七十岁），年龄跟父亲差不多，担任过村里的队长，性格开朗，爱和人逗个笑，是个红火热闹人。有一年春节跟前，好多人围在我家，让父亲给他们写对联，五旺伯伯就给旭根伯伯现场编了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寺庄有个张旭根，下联是：天天半夜起五更，横批是：拣煤碴。众人大笑。这是一句笑话，父亲是不会这样写的，祖先留下那么多祝福话儿还写不完呢！
　　由铁路，我想起搬道工，想起李树枝这个孝义人，想起我叫伯伯的二位前辈，想起由他俩引起的二个小故事。说实话，此时想起他们，在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想起那个贫寒的年代，想起村里那些勤劳善良的人们，想起他们面对贫穷的那副笑脸，和村里人应有的宽阔胸怀，想起那些我不愿意回忆起的往事，我真想失声痛哭！
　　好在俩位前辈儿孙满堂，并且小小年纪，就大有出息。五旺伯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张明根，现在太原市工作，不怎么回村的同时，也和村里人不怎么来往。二儿子叫张成根（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生），娶了个聪明才智的女人，生一儿一女，在村里开了一个百货商店，和气生财，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在附近几个村子很有影响，小俩口的生活过得挺有滋味。
　　旭根伯伯的大儿子叫张天星，如今也在太原市发财，据说收入还行。二儿子叫张卫星，随妇居住在外村，逢时过节也回村看看祖坟，同时也看望看望他的侄儿，近几年奋斗得相当不错，几辆大汽车给他挣钱，自己开着一辆小汽车，南来北往联系业务，那日子过得更是不可想象。

　　第三章

　　这时，距离我村二十多华里的田庄村招聘教书先生，依祖父在家学过的那几本书，应聘是富足有余的。于是，开始了他老人家近半个世纪的乡村教育生涯。自己喜欢，又有基础，教起书来，得心应手，何况他老人家性情温和，说话和气，待人接物，礼字当先，他的名声很快在附近村庄传开。
　　 ——摘文代题

　　十五世祖母

　　我不会讲故事，熟悉我的人都这么认为，于是我写小说了。这个推理是否符合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里不能没有故事，没有故事的小说像一只空碗干巴巴的发冷，于是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编织我的故事了。
　　我想好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把我带到“从前”那个时间，故事好像也就开始了：
　　从前有一位寡妇老婆婆，她老人家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在家种地，老三赶一辆马车，常年在外给人家拉货跑运输，相当于现在的运输公司。
　　一天，老三从太原城送货回来，掏出五十两银子交给母亲。
　　母亲一看，问：“老三，这是怎么回事？”
　　老三说：“我不知道。王掌柜给了我我也没看就装进口袋。”
　　老太太一听急了：“一定是王掌柜弄错了，给五两给了五十两。马上给王掌柜送去。”
　　老三走了。老三后面跟着老二。俩人踏着月色，敲开了王掌柜的大门……
　　从此，方圆几百里的人们都传颂着这位老太太教子有方，妇道人家却不失大家风范。
　　于是，东家感激不尽。
　　于是，老三成了王掌柜的上门女婿，出任相当于如今的“副总经理”。由于他在太原城买卖公道，凭一个信义，凭一个真诚，很快赢得了人心。同时，“齐斋和”这个商号，也迅速传遍了晋西北。没出一年，老大老二也相继娶妻生儿育女。从此，这个家业兴盛繁荣起来。
　　这个故事对我影响至深，因此把它放在前面。需要说明的是，故事里那位老太太是我祖父的祖父的母亲。
　　是几世几代的祖先？祖父在世时曾对我说过，只是我没有记住。当时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讲着。我注视着他老人家的脸——那脸上流满了泪水。
　　我让儿子记住这个故事。
　　后来，父亲又对我讲起这个事情。事情的真相好像是这样的：那位老太太姓贾，是我十五世祖母，这是肯定的。但是，老太太让儿子当天晚上给王掌柜送去，还是以后的某一天？那位掌柜是不是姓王？运费是五两还是五十两银子？王掌柜女儿是否嫁给老太太三儿子？王掌柜商号是否叫“齐斋和”？等等划问号的事情，也不能否认那不是事实。
　　祖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就给我留下发挥的余地，好在我敬由心生，心存善意，虽然无力做到重现历史真相，也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从善祛恶的思想，在我内心竟不敢有半丝放松，更有“贫不卖书留子读，教儿栽草与人看”的念头。既然我有这样的想法，祖先是不会怪罪我的。
　　父亲还说，原先咱家的大门叫花大门，金装彩塑，雄壮气派，异常美观。村里人称呼家人为：花大门家。这个花大门，可能就是十五世祖母那三个儿子修建起来的。祖坟里的石碑，也是上等石材所造，雄壮高大，气势不凡，可能也是十五世祖母那三个儿子“立”起来的。
　　我问父亲：那花大门现在何处呢？
　　父亲说：兵荒马乱时期，卖给刘沟村一户人家了，那时你祖父还没娶你祖母呢！照此推理，祖先卖这个花大门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二九年之前。
　　真希望那个花大门还在。真想到刘沟村去看一看那个花大门。要知道那是祖先留下来的，唯一可以证明历史的东西呀！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为本书祖母一篇，我专程从北京来到田庄村。在万忠伯伯（姓弓，也叫万中，生于一九三六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一，其名取意为万中选一之义。其父名叫弓官有，为祖父朋友）院子中间有一个小倚门，倚门正面门顶有一块木板，上刻三个碗大的草字：芝林处。
　　据祖母侄儿弓中正（也写忠正，又名士杰，生于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二月初三。本章后面单列一篇，专门讲述他老人家的生平，以及他老人家留给我的印象）记忆，这个倚门，乃我家祖上所有。后因生计，变卖到此。
　　这应该是真的。

　　我的祖父

　　祖父，字联珍，生于一九零四年农历三月十二，属龙，那年是清朝光绪三十年。他老人家卒于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十三，当时我正在忻县城参加高考，回到家，祖父已经走了。那年，他老人家七十有七。又说，七十七是喜寿。理由是，人们把七十七连起来草写，所组成的汉字，恰好是一个喜字。
　　祖父十一岁时，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祖父的父亲走了！家中留下孤儿寡母五六口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简直就是在生死线上作垂死挣扎，人多嘴就多，粮食不够吃，只好想其它生存的办法，想来想去，唯有走北路这条路。所谓的北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走西口，也就是去内蒙“打工”。当时祖父年龄尚幼，只有祖父的两位哥哥，他们先后出了北路，寻求另外一种活法。结果是我大爷爷（张人和，二十世祖，郭氏）早年病故，我二爷爷（张成和，二十世祖）一去没有任何音信，至今没有下落，不知生死。那个吃人的年代呀，现在想起来都叫人心寒胆战。
　　祖父母亲，虽说是位妇道人家，但她老人家明是非，晓大义，知书达理。全家五六口人的嘴，都爬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尽管日子过得有今天没明天，更不知道后天的饭菜，该怎么做？就这样一个世道，就这样一个处境，就这样一个条件，并没有压倒她老人家热爱生活的骨气，她老人家就认准一个理儿：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读书。读书。她老人家这样对祖父说。就这么一个世道，就这么一个处境，就这么一个条件，你不好好读书，行吗？可怜的祖父，晚上在油灯下念四书五经，还得念出声音来，让他母亲听，听有没有念对？看有没有念错？就这么严厉，就这么不近人情。
　　白天下地干活，回到家还要担水劈柴。春天耕地拉肥下种，夏天锄田薅苗追肥，最忙得还是秋天，眼看着庄稼熟了，别人家都往家里收割，再遇上村里还有几个不争气的人，半夜到你家地里，背上几口袋谷穗，就叫你有苦不能说，说了人们也不相信。“我家还愁得收割不回来呢，谁有心思收割你家的？”拿了人家的东西，还有一大堆让人相信的理由。
　　到了冬天，人们不那么累了，可家里的事情，就像地里的活儿一样，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不是担水，就是砍柴，你不做就没人替你做。过去读书人都用毛笔写字，祖父因为家穷，买不起纸和笔，他老人家就想出一个办法，找一根树枝，把前面削成毛笔那个形状，然后就在院子里写，院子写满后，用扫帚扫去再写。冬寒夏暑，从不间断，这是祖父练习硬笔的方法。
　　硬笔字练习得差不多了，再写毛笔字。他老人家又想出一个非常简朴的办法，就是用人家扔掉的烂毛笔，再找几块方砖，把粘土放进一个小铁桶内，倒上水，把它搅拌均匀，之后用那枝烂毛笔，沾上粘土糊糊，在方砖上写字，写满一块，再写另一块，另一块也写满了，那一块也就干了，然后用扫帚扫去粘土，再写。春天是这样，夏天是这样，秋天是这样，冬天也是这样。到后来，祖父的毛笔字写得出神入化，力透纸背。因为祖父毛笔字写的好，就有人请他老人家把“字”写在石碑上，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在我村附近地区，就有好几块碑文出自祖父之手，我知道得就有，同族伯父张安祥祖父的碑文，祖父外父的碑文，还有坡头村有个庙的碑文，等等。
　　祖父有如此成就，全凭他老人家母亲的严格管教。
　　祖父母亲本姓王，娘家世居忻州城西门坡，是忻州城里有名的大户人家，又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尤其是祖父舅舅王敦武老先生，他老人家年长祖父十二岁，是忻县中学校的高材生，在忻州城里很有名气，满腹经纶，风流倜傥，为人豪爽，热情大方，在忻州城上层社会，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敬。据父亲讲，祖父小时候，经常随母住在姥姥家，他舅父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来往无白丁。祖父又是一位追求真理、胸怀远大抱负、求知欲望极强的年青人，对他老人家来说，就好比久旱逢甘雨那么渴望，他乡遇故知那么欣喜，洞房花烛夜那么激情。在这样的环境下，耳闻目睹，耳濡目染，祖父自然是受益非浅的。
　　我没有赶上那个社会，但有幸认识祖父母亲的侄儿，也就是王冲宇老人，他比祖父小十二岁，我叫他老人家有根爷爷。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有根爷爷在我们张家取名为：张有根，在他家叫王冲宇。就和有根爷爷的外甥闺女一样，在她家叫吕艳芳（和二妹同岁，属鸡），在姥爷家叫王黄英。人长得像彭丽媛那么漂亮，歌唱得也像彭丽媛那样好听。
　　我在忻州商校读书那阵，因商校在忻州城西南方向的西门坡上，有根爷爷家住在忻州纺织厂宿舍，相距不远，步行也就是十分钟左右。遇上星期天，我就跑到他家，听他老人家讲过去的事儿。那时他已退休在家，他老人家的举止言谈，他老人家的风度，他老人家的气质，就可以想象到他父亲（王敦武老先生）当年的风采。
　　祖父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在县城做工了，相当于现在的外出打工。那时没有打工这个名词，但意思差不多，现在是出外挣钱，过去还有学手艺的意思在内。他老人家在一家铺子里学徒，结果是没干几个月，他就病了，只好回家休养。这时，距离我村二十多华里的田庄村“招聘”教书先生，依祖父在家学过的那几本书，应聘是富足有余的。于是，开始了他老人家近半个世纪的乡村教育生涯。自己喜欢，又有基础，教起书来，得心应手，何况他老人家性情温和，说话和气，待人接物，礼字当先，他的名声很快在附近村庄传开。
　　那年，祖父十八岁。
　　人们奔走相告，互相传说着：田庄村那位教书先生，真好！村里人不会用太多的形容词，所有的赞美之词，就两个字：真好！
　　这时，田庄村弓家沟有位弓老先生，他老人家知道后，经过多方面观察，觉得祖父这人就是不错。于是，托人把他二闺女许配给了祖父。弓老先生所托之人，名叫弓官有（取其音，其父名叫弓如清，父亲称如清姥爷，享年七十有四）。据祖母之侄弓中正记忆，官有老人与祖父是朋友，年龄比祖父小一岁，享年五十有七。依此推算，祖父生于一九零四年，官有老人应生于一九零五年。虽说老人双目失明，却是周围十几个村庄有名的能人，笙胡笛管，无不精通。并打得一手好算盘，也会捉称。捉称为方言，意思与计量有关。
　　以前，我将老人归类为民间艺人。据祖母之侄弓中正讲，过去的音乐，那是秀才们从事的极其高雅的一种活动，类似于如今的“文学沙龙”，或“诗歌笔会”,与现在的“八音会”，其根本是两个层次的概念。
　　老先生这位二闺女，也就是我的祖母，她老人家姓弓名讳海棠。
　　听父亲说，祖父比祖母大十岁。又听父亲说，当时祖父已经二十五岁了。照此推理，当时祖母只有十五岁,他们成亲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左右。按理说，祖父那么大了，娶个媳妇实在不容易，应该高兴才对！可对于一个穷人家来说，添一个人，无疑又添了一双筷子，也就是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原本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这时就更加紧张了。家中只有二三亩旱地，遇个好年景，还能打几袋粮食，要是老天爷发了怒，就不给你下雨，你也没有办法。新粮没进仓，旧粮已经吃完了，只好东借西挪，要不就是祖母带上父亲和大姑回娘家住，一住就是好多天。名义上是回娘家走亲戚，其实是家里没粮吃了，到娘家混口饭吃。那个年代，有人没饭吃，被活活饿死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在你身旁，让你感到死个人是那么容易，不复杂，也不稀奇，就别说生老病死了。
　　这时候，祖父特别辛苦，省吃俭用，拼命挣钱，然后置田买地，先后买下二十多亩地。这时，家中的生活才多少有些好转，祖父在田庄村教了七八年的书，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也结识了许多有文化的朋友。
　　后来，祖父又来到下社村（在我村西面，也在庄磨村附近）教书，下社村有赵全红、赵全恭兄弟俩，他俩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赵全红是学政法的，还考取了县长一个职务，但是，他老人家看不惯官场上那种尔虞我诈的高级游戏，也就没有赴任，而是隐居乡里，为村民做些善事。据父亲讲，他老人家还是我大姑父（名讳邢联壁，本村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二零零四年农历九月二十七下世）的姑父。小时候，我见过他老人家的三儿子，小名叫三忠。他弟弟赵全恭学得是采矿，整天在家里研究煤炭之类的东西。兄弟俩家境富裕，爱结交读书人，共同的志向和爱好，使他们三人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
　　祖父业余时间爱好音乐，笙、管、琴、胡都在研究水平之上，他老人家在下社教书期间，组建了一个音乐会。乐谱与佛乐差不多，在我们那个范围，这个音乐会很有名声，每当村里人有白事宴，就请音乐会前来超度亡魂，吹拉弹唱，甚为庄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程序：读祭文，给亡者送去神圣的安慰。
　　记得祖父走的那年，他老人家的学生们知道后，还自愿前来给他们的老师，送上最后的祝福。

　　再忆祖父

　　使我不由地再次想起祖父，那是最近几天的事情。想起祖父的音容笑貌，想起祖父的慈善，想起祖父的温和，想起祖父渊博的学识，想起祖父那几年遭受到非人的待遇……每当想起这些，在我心里产生出来的复杂感情，是一般词语所不能形容的，我为出生在这个家族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我又为那个年代感到一种悲哀。也就是说，为祖父生活在那个年代悲哀。兵荒马乱时期，可说是乱世出英雄的年代，对于一位弱不禁风雨的一介书生来说，那是多么悲壮的事情啊！
　　村里人常说，修路架桥，教书育人，乃行善积德的好事。祖父的遭遇，使我对此产生怀疑。像祖父这样一心为他人着想的好人，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四类分子呢？或许是那个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或许是老天爷有意磨练祖父的性格？
　　记得在一九九零年时，我携妻提子，去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一个全国诗歌创作笔会，顺便在北京停留了几天：一是看看首都，算是弥补妻子的新婚蜜月之旅；二是看望本村的一位老人。他老人家名叫邢相禹，与祖父同辈，好像俩位前辈小时候还相处得可以，又好像他俩还有点远亲关系。相禹爷爷和我说得一席话儿，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老人家说起祖父来，一是尊敬，二是佩服。当说到祖父那几年的事情时，他老人家是非常同情祖父遭遇的。他说，过去的一贯道是一个群众组织，它的出发点还是与人为善，只不过发展到后来被坏人所利用，这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也并非一贯道的宗旨，更不是祖父这样的小人物所能“左右”的。
　　最后，他老人家建议我与他联合写一篇文章，体裁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那种报告文学，叙述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就是为历史澄清一个事实，也就是为祖父“平反昭雪”。后来因为资料所限，我一直没有动笔，成为一件憾事。对他老人家而言，此事应该在“日程表”之外，我认为原因来自“高级”与“低级”之对比；于我却是一块心病，每每想起，它便发作起来，敲打着我内心深处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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