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写这本书的同时，正巧手跟前有一本《忻州文史资料•第五辑》，书中有武秉谦和于颖合写的一篇文章：《一贯道在忻县的活动及被取缔情况》。文章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简易介绍了一贯道的基本情况。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重复叙述一番：一贯道于一九四零年传入忻县，一九五零年被政府取缔，道徒发展到十七万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一贯道最初由西域人达摩从印度传入中国，到十五代祖王觉一（又称北海道人）时，开始确定“一贯道”这个名称。据《一贯道疑问解答》中讲述：一，即无极之真，先天之妙，至神至明，亦明之曰理。贯，即贯彻一切之意，由无贯有，由始至终之极至理。因此理贯彻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齐具此理，故称一贯。所谓道者，路也，亦即理也。一贯道还有许多教义，如《历年易理》、《性理积疑》、《学庸真解》、《三教圆通》、《一贯采原》、《一贯圣经》等书。清光绪十三年（一八三三年），王觉一亡于天津，刘清虚继位，称为十六代祖，这个时期为“红阳数满”。一八七八年左右，刘清虚亡，路中一继位，为十七代祖，他是山东济宁人，出身厨夫，自称其为弥勒佛下凡，道内称其为“白阳初祖”。
一九二五年路中一亡，由其妹路中节“掌管十二年”，道内称其为“南海姑佛”。之后，道内大徒弟郝保山与二徒弟张光壁互相争位，勾心斗角。后张光壁夺得道权，自称“济公活佛”下凡，为十八代祖，道内尊称其为“弓长老祖”或“弓长师”，为全国一贯道总负责人。之后，一贯道分裂为三派：路中节为山东派，亦称老姑派；郝保山为山西派；张光壁为一派，名“崇华堂”。山西道长名叫薛洪，下设四贤八俊五大组，忻县为义字节组，由李跃昂负责。书中记载着下佐村（村名，在我村东十余华里）一个人，名叫颉起来，可能是一贯道里的小组长。
祖父是懂历史有文化的圣贤之士，他老人家非常清楚历史上的会道门，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可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人都求神拜佛，为的就是保佑全家人平平安安，免受生死离别之苦。最后，祖父在苏村（村名，在我村东十华里左右）一贯道徒宿改鱼（人名，取其音）的蒙骗诱惑下，加入了一贯道这个“吃人”的组织，给祖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也给这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带来想象不到的打击。据父亲回忆，祖父在一贯道里所任职务为：二仙。
祖父受到非人遭遇的情景，我记忆犹新。当时社会好像一条疯狗，看见谁不顺眼，就乱咬，就抓典型，就进行批斗。所谓的批斗，又是那么实际，又是那么残忍可怕，首先是每天早晨拿一把扫帚扫大街，然后背诵《毛泽东选集》，然后开大会批斗，村里民兵把祖父用麻绳五花大绑捆起来，然后将他老人家推到他非常熟悉的讲台上：从前讲台下是他老人家的学生，而今讲台下的学生们却在批斗他老人家；从前站在讲台上的是村民们尊敬的先生，而今站在讲台上的是村民们批斗的对象。不足十平方米的讲台，竟然神奇地出现了极其相反的一幕。
这就是历史，历史和村民们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
这就是历史，历史和祖父开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玩笑。
每当听到村里高音喇叭一响，父亲说他的腿就发软打颤，心蹦蹦地跳。其实又何止父亲一人呢？奶奶不是这样吗？大姑不是这样吗？三姑不是这样吗？就连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都感到害怕。还有祖父他老人家，虽然在他脸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在他老人家的内心，又是怎样的电闪雷鸣？又是怎样的波涛汹涌？难道他老人家就没有一点苦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他老人家不是不懂。问题是他老人家懂又有什么用呢？关键是他老人家教出来的学生，也包括学生的子孙，他们未必就懂。说懂，也许是事实，只不过是他们假装不懂而已！在这儿好有一比，中国支援了越南一支机关枪，后来发展到越南人端着中国人给他的那支机关枪，对准了中国人的胸怀。
中国人傻眼了不是？这叫什么？我不懂。
小时候，我见过一回这种场面，村里人都围在村西学校大庙里，人山人海。可怜我尊敬的祖父，站在台子上，身上捆绑着麻绳，低着头，脸无血色，毫无表情。世界对好人都如此，还成个什么社会？当时，村里有些不成体统的人，还喊着什么要打倒祖父名字的口号。
尽管如此，村里人有些是是非非，他们还是找祖父的麻烦，还离不了祖父的帮忙。这个让看看盖房立架的日子，那个让看看娶媳妇嫁闺女的时间，要不就是让看看出殡埋葬的时辰等等，甚至还有外村人找上门来，祖父是有求必应。在他老人家眼里，与人为善就是与已方便。天下还能找出如此的好人吗？过去政府不相信这些，说什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是，上面是这么要求，可村里人信这些，你不让他白天来，他就等到天黑。
这是我印象中的事情。 三忆祖父
据父亲记忆，祖父任国民教员期间，每年年终都要集中在忻县城里受训。所谓受训，并不是交流总结教学经验，而是检查每个人是否被共产党思想赤化，让每个受训的人“自白转生”。稍有不慎，则有乱棍打死的可能。要不就是把一个人圈在人群当中，让周围的人朝他脸上吐口水。刑法千奇百怪，每个受训之人，无不脱皮掉肉，生犹如死，死胜于生。
祖父虽然没有被打成残废，但仍然免除不了皮肉之苦。父亲说，祖父手指就让铁针扎过，还在他老人家的手指中间夹上一根牙刷，然后用绳子使劲挤压……这个时期，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非常时期。
据《忻县志》第十七编第六章第五节第三条记载：“三十六年暑假，阎锡山县教育科伙同同志会、特警组办训练班，把二百多名教员召回城内云路小学，以培训为名，迫害教师，大搞‘三自’（自清、自白、自治）传训，清查‘伪装分子’。集训期间，威胁利诱教员交待与共产党的关系，强迫全体教员参观乱棍处死人的惨状。三十七年，又把全县教员召集到云路小学‘集训’，并由赴省受‘种子训练’返忻的教员任组长，每组还配备学生三至四人为打手，全副武装的警察把门监视，把‘交待过问题’的人都列入斗争对象。教员宋春怀受刑不过，用铅笔捅破喉头，几乎绝命；（教员）郭士济被整疯；（教员）赵恩禄被扛子压折下肢，致残。最后，有六十四名教员屈打成招为‘伪装分子’，并逼迫不是共产党员的这六十四名教员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其中二十四人送‘感训队’复审。”
由此可知，父亲所言不假，只是时间上有些出入，并非父亲所言“每年年终”，而是“三十六年暑假”与“三十七年”这二个时间。但祖父在忻县城里受训之事，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岁月茫茫，寒暑更替，不知过去那个云路小学，在忻州城哪个地方？悲悲恸恸，不记也罢！
尽管如此，祖父并没有因此放弃乡村教育的追求，也没有忘记肩负的沉重职责——开启愚昧，树人灵魂。依然回到村里，依然站在讲台上，依然拿起他老人家的教鞭，依然教他老人家的书。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翻身做主，歌声随着红旗飘，神州处处生机勃勃。这时的祖父，也随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自然十分舒畅。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一件事情，是担任村里的义务教员，简称义教。所谓义教，就是尽义务，没有报酬。一九五二年春，忻县成立扫盲委员会，学习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同年十月，扫盲运动在全县展开，祖父被聘任为义教。据父亲记忆，为此祖父还在忻县城里培训了半月时间。当时正值收秋时节，祖父进城培训去了，家里所有收秋重担，就落在祖母与大姑身上。那年父亲十二岁，也得下地劳动。好在家里养着一头毛驴，还帮了不少忙。
村里的速成识字班办起来了。每天早晚上两次课，上课时间以敲钟为号，敲钟自然也是祖父的任务。钟声一响，村里所有的青壮年都陆陆续续往学校走。这时，就发生了祖父请同族伯父张爱元上课的趣事，有关情节参见本书第四章：同族伯父张爱元。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二件事情，时间同上。那年冬，忻县在各村镇开展“查田定产”工作。各行政村相继成立清丈组，清丈组里有各类人才，有丈量土地的，有拉尺划线的，有计算面积的，有书文造册的。因祖父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老人家从事后一项工作。同时还有同族祖父张宇文，他老人家有个小名叫张稳堂，村里人习惯称他为稳堂先生。还有同族伯父张尧。先在各户人家地边插上牌子，写清地名、户主、亩数。然后，清丈组根据每块地边牌子上的数字，重新丈量。然后，汇总造册登记。然后，逐级上报。这项工作，一直搞至第二年春季，才算完成。然后，开始发放土地证。据父亲记忆，那时祖父非常劳累，常常工作至半夜才回家休息。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三件事情，是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开展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对此父亲没有记忆，好像祖父也是从事文字统计工作的。据《忻县志》大事记中记载：全县（忻县）有二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九人。
祖父对我成长影响至深，我对祖父的感情也是与日俱增。在我学诗起步阶段，曾创作了二首怀念祖父的诗歌，一首是《和祖父谈印象派作品的灵活性》，另一首是《再忆祖父》。现照录如下：
《和祖父谈印象派作品的灵活性》
我亲爱的祖父呀
您看不见我怎能说
我上衣的第二颗扣子
掉了 掉了吗
一个影子乘我弯腰之际
爬在我的背上
揪住我的头发让老天下雨
钻在我的怀里
用手指点着我身上的服装
然后说起民国三十年的那场大雪
咳____叭嗒
就这么一个声音
让我回味了二十八年
老想着椅子的腿是四个
少一个怎能坐的稳当
看来大街上是没有一个人了
树杈的鸟窝里
小鸟儿初醒
《再忆祖父》
您的生日在夏季
浓绿的树叶上
写满了您的名字
我曾藏在大树底下
试着与您交谈
一阵风吹来一阵雨
瓦是旧式的
房子是旧式的
有一缕烟爬在墙上
旋转着是您的一张照片
春上我在院里栽了一棵小树
现在已长出一片小叶子了
我叫他像父亲叫我一般
让人听得亲切感动
雨停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秋天的第一天
第一首有点朦胧，不好懂，其中心是指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其中有这么一句：让我回味了二十八年。里面这个时间，应该是指我当时的年龄。最后一句中的“小鸟儿”，显然是指我的。第二首稍微通俗易懂些，其中的“春上我在院里栽了一棵小树”，那是指小儿小峰的出生。
后来这两首诗收入我的诗集《月色情人》第九十七与九十八页。
据母亲记忆，她老人家说起我小时候的一段趣事，如实记录在此，以怀念祖父。
这件趣事是这样的，就是每当我大便后，就调皮地撅起屁股让祖父擦。
祖父一边擦，一边说：“等爷爷死了，你就哭‘擦屁股的爷爷’吧！”
我的祖母
写下“我的祖母”这个题目，我想起十年前曾写过这么一首“朦胧诗”：奶奶的瓷碗（见大可诗集《月色情人》第九十九页）。碗在过去代表粮食,粮食也就意味着生存，生存的前提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家庭又是以“母亲”为中心的。因此，我把“瓷碗”作为怀念祖母的“切入点”，虽然诗写得朦胧，但敬重之情还是有的。
现照录如下，以示我对祖母的敬仰与思念。
很难走进奶奶的黄昏
漫不经心地端起
端起盛过奶奶泪水的碗
端起奶奶与爷爷几十年的生活
看着碗里倒满白色的牛奶
加入糖一口喝完
为给儿子留下更多的牛奶
我把碗放在向阳的地方
奶奶的瓷碗啊光芒四射
您的儿孙们
将在您的瓷碗里爬起
听碗底与桌面接触的声音
碗边划破空气的鲜血
流入人体
写成家谱
应该说，我对祖母的感情是深厚的，也是不容置疑的。她老人家在世时，我体会到的却是祖母的严厉。这种严厉，与祖父的慈善，形成极为相反的对比。当然，这是有现实原因的。祖母身边有七八个孙子，同时也有七八个外甥，瞻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再加上那个困难时期，商品紧缺是一回事，手中没钱才是真正的因素。
祖母姓弓名讳海棠，系庄磨镇田庄村弓家沟人氏，生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七日，也就是那年农历三月二十二，也就是民国三年，她老人家属虎。祖母四岁丧母，之后在家帮父操持家务。传说，祖母七岁时就能给家里十几个人炒菜做糕，被村里人称为奇事。祖母十五岁嫁给祖父，一生共生育二男三女。
祖母在我印象当中，年龄就是那么大，一双小脚，瘦小的身体内，竟隐藏着无数智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对祖母的认识与敬重，是近十年的事情。虽说我不怎么回家，但是只要回去，总要去看看她老人家。看看水缸里有没有水？没水就给提一桶。有时也给她老人家买些食品，也给几个零花钱。自以为这就是孝敬。自以为这就是孝顺。自以为这就是为子孙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万万没想到某些村里人会这样说：他们那是给村里人做样子的。言外之意是说，所谓的孝敬与孝顺，不是真心，而是一种形式。由此可见，树林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有这么一件事情，我对祖母印象比较深刻。那是大姑去世的那一年，人们害怕祖母知道后，会经受不起这个打击，所以一直没告诉给她老人家。万一老人经受不起这个打击，出了事情怎么办？后来，还是等祖母侄儿来了——我叫二伯伯的，人们才与他商量，谁知他却说：没有事情的，我知道我二姑，她能顶住。如果不告诉她，事后反而会埋怨你们的。事情的结果，也正如我二伯伯所言，祖母真得没事。她老人家相信命运，生死不由人，再气她（指我大姑）也回不来。这是她老人家与我说得一句话。
其实，说她老人家不气，那是假的。大姑毕竟也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呀！但是，她老人家知道“亡者已亡、生者亦生”的道理。
祖母性格，与她老人家所处的环境，应该是有联系的。祖父的为人与修养，祖父的学识与品德，对祖母来说，也是有所感受、有所影响的。更何况祖母嫁给祖父之前，她老人家所处的环境，更是一个文化氛围浓厚、书香甚过饭香的“门第人家”。
尤其是她老人家晚年，性格之柔和，脾气之温柔，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啊！她老人家走的那天，全村人无不为她老人家落泪。
祖母之父
故岳父久亭碑记
翁讳恒昌，字久亭，弓姓其姓也。翁天生聪慧，器质不凡。当其幼时，家境清贫，然虽能困其身，而不能夺其志。所以克承母训，艰苦攻读，名虽未就，基础已定。纵又学商数载，翁觉奸商可鄙，与志不合，遂辍业务农本，耕读传家之道，终日孜孜，勤劳农事。有余暇即博览经文，贯彻古今，深能易理，善卜休咎。于是家兴旺，蒸蒸日上。翁性至孝，非独。善事双亲，即对福叔婶亦克仅其孝。翁德配连孺人，性慈和，耐勤俭，抚男育女，相夫成家，不幸中途谢世。其时翁年当不惑，亲友多劝继娶，而翁立志坚决不再续室。从此，家中内外无巨细，惟翁一力操持者十有余年。翁男二女二，皆连孺人所生：长曰琦，次曰瑜，均能克承父志。长女适李，次女适张，即某也。孙男三孙女一。翁于暮年，两度任本村村长，时不任性，不徇私，公事公非，悉本良心用事。
呜呼！翁一生恭俭仁厚，不苟言笑；持家有法，教子有方。应世接物，有士君子之风。既获光耀前人，复可垂范后世，成为一代之完人矣。今值翁三周之期，琦瑜两君，欲与翁立石，令余为文，情关翁婿，义不容辞。因将翁毕生事蹟，老实写出，以昭于后者，是为记。
婿张联珍敬撰
公元一九五一年岁在辛卯夏历七月二十三日立
以上所录，为一块石碑之背面文字。原文无标点，也不分段落，为竖排，从右至左。碑文之上还有四个大字：勤俭持家。
石碑正面上书亦为四个大字：永垂不朽。石碑正中书：故显考弓公讳恒昌字久亭妣连氏之墓。其右书：长男琦聂氏，孙士俊杨氏、士杰连氏，次男瑜王王氏，孙士修梁氏等。长男与次男同高并列。其左书：长女适李婿根和，次女适张婿联珍，外孙保贤等。长女与次女同高并列。
这块双面石碑，位于田庄村弓家沟北梁之上，坐北朝南。碑文所记这位老人，姓弓名恒昌，字久亭，生于一八七五年，卒于一九四八年农历七月二十三，享年七十有三，系祖母之父。撰写碑文者为张联珍，乃我祖父，于是有题“故岳父久亭翁碑记”字样。双面碑文由祖母二哥（弓瑜）书写刻石而成。
读文所知，老人“天生聪慧，器质不凡”，只是“幼时家境清贫”，之后“学商数载”，以为“奸商可鄙，与志不合”，后弃商耕读，“博览经文，贯彻古今，深通易理，善卜休咎”，“为一代完人矣！”
从“翁德配连孺人”这句得知，祖母之母姓连。祖母之父三十岁得长子，取名为琦，为父亲之大舅；三十三岁时得长女，取名为梅棠，为父亲之姨；三十六岁时得次子，取名为瑜，为父亲之二舅；四十岁时得次女，取名为海棠，为父亲之母，也就是我的祖母。
下面将祖母娘家弓氏部分家谱附后，以此纪念：应会，郭氏生一子：宝。宝，赵氏生一子：世道。世道，李氏生一子：顺。顺，付氏生一子：恒昌。恒昌，连氏生二子：长子琦，次子瑜。琦，聂氏生二子：长子中全（又名士俊），次子中正。瑜，王王二氏生一子：双稳（又名士修，也叫子伟）。中全，杨氏生一子：元成。中正，连薛二氏生二子：长子元凯，次子元春。双稳，郭氏生二子：长子元润，次子元君。
我的外祖母
因为大妹比我小二岁，母亲一生下她，就把我寄养在外祖母家。
外祖母家在牧庄村，在我村西面，距离我村约五华里，中间隔着一个火车站，所以感觉不到远，老以为还没走几步，就进了她村。在外祖母家生活的那几年，可真是幸福。白天跟外祖母到地里挖草，喂兔，有时也跟舅舅到地里刨玉米茬子。在我记忆里，我就没有外祖父，见其它人有外祖母，也有外祖父，想问又不敢问。外祖母不说，就说明另有原因。
直至今年（指二零零四年）春天，我回到村里，和父亲闲聊起村里过去的一些事情，问起祖父的同时，很自然地联想到外祖父。问母亲，她老人家才说起一些往事。
外祖父名讳邢继武。他老人家还有一个名字叫邢存钱，与我外父同姓同名，村里人都叫他老人家钱子，属鸡。天生性直，这是他老人家的本性，爱抱打不平，这又是他老人家的性格。因家庭经济尚可维持，上过几年书房，也读过几本书，在村里算是一位有文化又有地位的人。年青时曾任村里三人小组的书记，相当于现在村里的会计。因其天性耿直，曾得罪下村里几个人，后来事情发展到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也不是那些人的本意，更在他老人家的意料之外。也怨那个社会，也怨那个时代，可就是苦了外祖母一个人。外祖父要是活到今年，已经是百岁的老人了。
外祖父的母亲名讳郭玉莲，本村人氏，她老人家是个刚强的女人。再刚强的女人也强不过失子之痛，她老人家的两只眼睛，就是那会儿哭瞎的。家中没了男人，一位老太太领着年轻的儿媳妇，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孙子，实在是难为她老人家了。儿子没有了，身边没个伴，只好母亲陪她老人家。据母亲说，她奶奶最亲她，也最信任她，可就是没赶上好年代，就在母亲出嫁的前一年，她老人家走了。那年应该是一九五九年。
外祖父走时母亲最大，她才九岁，舅舅四岁，姨姨最小，才九个月。在那个年代，两个寡妇女人支撑着一个家，把话说得悲观一些就是：庙里的和尚，有一天撞一天钟，活过一天算一天。第二天醒来，睁开眼睛，左右看看，还在自己家里，心才安稳，再看看周围的亲人都在，才发觉不是做梦。
外祖母名讳李砚田，生于一九二三年农历三月二十二。外祖父走的那年，外祖母年仅二十九岁，他俩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可以想象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上有婆婆，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老人家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又是什么支撑着她老人家活下来的呢？还不是这三个孩子。现在她老人家也可以欣慰了，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并且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两个孙子也都成家立业。
二零零四年冬天，舅舅给母亲捎来话，说外祖母怕是不行了。母亲连夜上去，外祖母有些感冒，再加上她老人家年青时苦重，留下一到冬天就气短咳嗽的后遗症。母亲和姨姨陪外祖母呆了一段时间，外祖母方才好些。后来，我同三位妹妹还去看了看外祖母，她老人家明显比以前瘦了许多。舅舅说外祖母主要是肺上的毛病，怕是过不了这个年。谁也料想不到，外祖母竟平安过了一个鸡年。之后我又给母亲打电话，她说，你姥姥正月初七至今，一直躺在坑上不动，一天只吃三二口饭，喝一口水。又听母亲说，外祖母在病中说了她二句，母亲心里有些不高兴。高兴不高兴，终究是自己的母亲，人在病中，自然心多，我这样和母亲说，母亲还能理解。
说句实在话儿，因为小时候，我在外祖母家生活的时间长，总觉得外祖母就跟母亲似的，只是近年来我忙于生计，不怎么回家看她老人家，这样说我不孝是理所当然的。
听母亲说，外祖母还在忻县一中上过学，那是我四姥爷担任忻县中学校长时的事情。我四姥爷名讳李钧，字子平，直道沟村（在我村西北方位，相距约十华里左右，乃外祖母娘家）人，早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当时北平大学校长是梁启超，四姥爷是梁启超任校长时最后一批学生。四姥爷原先学得是物理系，后因身体状况，改成地质系。毕业后回忻县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转在陕西渭南一带，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四姥爷有一女二男：女儿名叫李芳灯（取其音），我叫芳灯老姨姨，现居住在庄磨镇。二男分别是：李金田，李玉田，我都是叫老舅舅的。他老人家教出来的学生，后来都是部级干部，像霍士连、田波、王杰等等，这些我是不知道的。
据文明舅舅记忆，四姥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尤其是隶书，很漂亮的同时，又很见功底。又据文明舅舅记忆，四姥爷好像学得是《曹全碑》隶书。母亲还说，我小时候，四姥爷还抱过我，他老人家在一九六七年左右下世，活了六十多岁。
金田老舅舅我也见过，原先住在直道沟村，后来随女儿住在向阳村，前几年也下世了。玉田老舅舅原先在内蒙包头市工作，后调回忻州铁路学校担任校长，一九八五年我从吕梁地区科委调回忻州地区供销社，就是玉田老舅舅和二怀舅舅说了一句话的事情。据外祖母记忆，玉田老舅舅和二怀舅舅是朋友关系，小时候在一起玩耍长大，后来又同时参加革命工作，又一起走上领导干部岗位，所谓的思想认识和人生追求，自然非同寻常。
记得是一九八五年春节后的一天，外祖母和母亲带我进忻州城给玉田老舅舅拜年。其实拜年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让他老人家给我调动工作。那时候的人事调动，相对于现在来说，还不太费事，可对于没有关系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商调函，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调回忻州。出于知恩图报的心理，也因为他老人家与祖父相似的原因，每年春节后，我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他老人家那个说话的口气，那个说话的语气，真和祖父没有什么两样。听他老人家说话，你会心无杂念，全身放松，心情舒畅是一回事情，受益非浅才是你心中说不出的感受。最近几年，我因为工作的因素，也因为生计的原因，几乎没有走动，偶尔也会想起他老人家，心里除过内疚，还是内疚。这是我的不孝。
二零零五年正月，听二妹说起于洋（二妹女儿）的工作安排，也说起玉田老舅舅的身体状况，我觉得再不去看望他老人家，那可真是我的罪过了。于是，我抽空去玉田老舅舅家里，想不到他老人家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四年多：类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疼痛难忍。我只能安慰他老人家好好养病，并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复。
由外祖母引起我这么多的联想，那是外祖母在我小时候最需要温暖的时候，给了本应该属于母亲给我的温暖，我不能忘记她老人家。尤其是她老人家顽强的性格，和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使我感受到了一位女性的伟大。
在这儿，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叙述，那是母亲小时候的一段往事。外祖父走了之后，村里有个女孩子经常欺负母亲，母亲的一位本家姐姐，常常替母亲出力。为此，村里人编了二句顺口溜：
梅子拉住娣子打，
八虎问你敢不敢？
母亲小名叫七兰梅，人们又叫她梅子。她那位本家姐姐的名字我不知道，只听母亲叫她娣姐姐，可能她的小名就叫娣子，八虎是舅舅的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