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爱人并非如此。
记忆中的事情,好像是上学以后。小时候我对爱人的印象,其实相当模糊,模糊到我考上忻县商校之前,对爱人好像只有三个印象:一是爱人比我晚一年上学,也就是说,我比她高一年级:我上小学二年级,她上小一年级,我上小学五年级,她上小学四年级。我在本村小学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时,她是副大队长。这是一九七一年或一九七二年的事情。后来,我在西沟五七农技校读书,第二年她在豆罗中学读书。一九七八年春,我转学来到豆罗中学二十六班,爱人为该班班长,同时还兼任校学生会主席,属于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由此引发出我对爱人的第二个印象:
当时我家穷,上不起学校的灶,只是从家里带熟食。冬天一星期回一次家,夏天一星期回二次家。回家干甚?取吃的。有一次不知为何,自己没有回家,是爱人帮我捎来的。见面后也忘了说句什么,很可能是没说谢谢二字。我匆匆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她也就匆匆走了。
还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与母亲跟外母之间的关系有关。从我懂事时起,因母亲教过爱人姐姐(她老人家名叫邢梅兰,随夫嫁在本乡西沟村,后在公路旁边兴建起一座汽修厂)几次编草垫(过去村里学大寨,种过小麦。编草垫的原料就是麦秸)。就为这事,母亲跟外母结成了“识弟妹”,相当于男性之间的朋友关系。
因为这层“朋友”关系,逢时过节,自然少不了迎来送往。那个年代,所谓的来往,无非也就是送一些吃的。比如过端午节,双方都要交换一些粽子;过八月十五,除过交换一些月饼,也有一些稀罕瓜果。穷人家就怕过时过节过大年,可是怕也不能阻挡时节的到来,大有越怕越来、怕甚来甚的感慨。母亲属于乐天派,天大的困难面前,自然有她老人家应付的办法:对付过时过节的迎来送往,母亲的办法就是“转送”,也就是“交换”。说白了就是等亲戚朋友送来“东西”时,再把那些“东西”重新包装一下,然后再转送到另外一家。
在此又有一说。那时的亲戚朋友之中,外父家的经济相对来说要好些。其中原因是,外父是我村附近十几个村有名的好木匠,尤其是居家盖房做架,外父的手艺可称一绝。除过完成队里的定额劳动之外,闲余时间也能出去走几天东家,手里也就有了一些活钱,生活水平自然要比村里一般人家要高。
有此一说,逢时过节,总是外母差爱人或内弟先给我家送来“东西”,比如外母给我家送来八个月饼,母亲心里就嘀咕着:人家给咱送来八个,咱可不能给人家再送八个?那就再加一个吧!心里不高兴,嘴上还不能说,总有吃亏的感觉。从此认定一条真理:下次一定要送在外母之前。可是,想不到的事情,就总是发生在你的想象之内,让你感到“贫穷”二字的威力与笔划:亲戚朋友没送来,自家又没有转送的“东西”,只好坐在家中,守株待兔。结果还是外母派来了爱人或内弟……母亲只好认命。
以上三个印象,似乎与主题无关。追究起内在的联系,可形成文字的,又似乎是我对爱人的一种爱慕与敬佩。爱慕与敬佩的背后,我似乎又有一种自卑。这种自卑,直至拿到忻县商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才慢慢从我内心消失。之后,就有了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与爱人的新婚大典。
至今算来,风风雨雨二十年,与爱人的感情也经历过无数次的磨练,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到结婚,从结婚到生子,从生子到安家,其中苦难,只有我与爱人知道。生活的艰辛,远胜于新婚的甜蜜。成家后的二十八天,也就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从吕梁调回忻州,新房就设在单位办公室,一楼二大间,中间用文件柜隔开,外面办公,里面摆床,一日三餐,有时在单位上灶,有时在外面胡吃一顿,爱人心细,如此生活,费钱不少,人也不舒服。干脆买一个电饭锅吧!煮小米稀饭还行,煮面条就有点“心有余而力足”,更别提炒菜之类的想法。即便有此想法,也无菜可炒。小俩口只好趁晚上别人下班的时间,我骑着自行车,爱人坐在车后,提着一个包,沿马路上拣别人丢弃在路边的白菜叶子……现在想起当初的幸运,其实也没几次,何况白菜又非一年四季都有,更多的饮食,就是水煮面条,所谓的蔬菜,就是食盐与醋。
之后,爱人有了单位与工作。一九九四年,又在商贸大厦承包了几节柜台。之后,餐桌上才有了炒菜。那时候,儿子的奢侈品,就是一角钱一根的麻花。
客观上讲,我与爱人属于二种性格,我清高自大,她随和得体;我爱斤斤计较,她却落落大方;我喜静内向,她善于交谈;我多愁善感,她胸襟宽广……总之,二十年的共同生活,我在爱人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性格也改变了不少。由此说来,这应该是好事。
一九九零年,我与爱人及其小儿前往河北承德参加诗歌颁奖大会。会后,在返回的火车上,与东北著名小说家阿城先生同坐一个车厢,相互交谈的同时,阿城问起我身边的女人,我说“这位是我的爱人,那位小孩是我的儿子”。
回到家,儿子模仿我当时说话的口气,说“这位是我的爱人”,好像爱人这个称呼不习惯似的。
此为题外话,可算补白。 我的弟妹
写这篇的时候,时间正好是乙酉年中秋节。看着悬挂在天的一轮圆月,想起乡下父母劳动的背影,想起小峰在京城读书的孤单,想起远在千里之外弟弟的寂寞,我的眼泪竟不能自已。窗外飘来习习秋风,夹杂着些许凉意,辉映着远处的万家灯火,我竟然嗅到乡下特有的煮豆荚味了。我想,上帝有意安排这个晚上,让我写这一篇,是巧合还是奇遇?
中秋节,团圆节;
吃月饼,看月亮。
不知在哪儿听到的这首儿歌,竟勾引起我无数辛酸的记忆。
我想/我们弟妹五个/应该是一只手上的五个指头/我最大/成亲也最早/但早不过大妹的女儿/小菲她叫我大舅/二妹属鸡/正月十五的生日/她的爱情故事里/有两个孩子叫她妈妈/男孩叫文清/女孩叫洋洋。——见大可诗集《月色情人》一百零九页。
兄弟/我的两个妹妹都已成家/我们很少见面/三妹叫润莲/在村里教书/也爱写文章/老想着在大城市里/写文章会容易些/谁知人多的地方/往往会打乱你的思想/最小的二弟上初中/爱哭不能说是感情丰富/自以为是往往是自己的不是/习惯了乡村的悠闲/享受着父母的关怀/却忘了远离父母乡村/实在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见大可诗集《月色情人》一百一十二页。
这两首诗歌片段,是我在一九九三年写的。现在看来,竟无法想象当初的心境。说起我的弟妹,我对他们还是有感情的。严格地说来,那应该是一种爱!
大妹叫秀莲/小我两岁/大妹读完小学/就会种田了/庄稼在大妹手里/向来是舒舒服服的/每年春天播种时/父亲总是问大妹/今年种甚/大妹就从远说到近/或从近说到远/说完了/地里的庄稼/也就长在秋天里了/秋风吹散了大妹的头发/也把大妹的心吹乱了/庄稼收成最好的那年/大妹跟一个男人走了/现在想起我就想哭。
这是我在《怀念故乡》里描写大妹的一段。大妹名叫张秀莲,生于一九六四年农历九月十一,属龙。诗中提到的那位男人,他叫潘秀恒,上佐村人,比大妹年长三岁,生于一九六一年农历六月十二,年青时极富同情心,爱帮助朋友,为人豪爽,热情大方。为此也给他的人生经历,带来一些坎坷。夫妻俩开过饭店,也在家从事过食品加工,生活过得紧凑,日子却充满阳光,两个子女是他俩唯一的骄傲:闺女名叫潘晓菲,生于一九八五年农历三月初三,在湖北省读得中专,现已参加工作。儿子名叫潘晓龙,生于一九九零年农历六月初三,现在忻州七中读初三,学习不错,曾取得年级统考二十三名的好成绩,应该说是很有希望的。
二零零四年,妹夫承包了一座山,又兴建了一座生产白灰的厂子。虽说产量不少,可效益并不理想。但是,他这种敢想敢干、敢于拚搏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由妹夫想起他二姐,对我来说也很自然。他二姐名叫潘秀娥,是我在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读书时的同学,因为她年龄比我大,也因为男女有别的因素,我们并不怎么来往,见面后也极少说话。后来,就有了大妹与妹夫的新婚之喜。因妹夫家境贫寒,也因为大妹过于老实本份,我去她家次数,相对来说就要多,主要是探望他俩的生活近况,偶尔也能遇见妹夫二姐,感觉竟然比以前多了几份亲近,其中有同学情谊,也有大妹这层关系。随妹称其二姐,竟然脱口而出,没有别扭的感觉。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在二零零四年降临了:二姐因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入土为安了,年仅四十六岁。
在妹夫心中,二姐有着双重身份:一为母亲,二为姐姐。二姐中年早逝,妹夫悲痛之心不可想象,妹夫悲伤之状不可想象。
二妹属鸡/我最疼爱/小时候她爱哭/她一哭我也就哭了/我一哭二妹就不哭了/一双小手过来擦我脸上的泪/这双小手叫我很难忘记/有一天 这双小手/突然说话了/它说天津好远/说着就又哭了/我睁开眼睛一看/我的二妹不见了/那双小手不见了/留下一行眼泪打湿了的诗句/叫我回家。
这是我在《怀念故乡》里描写二妹的一段,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事情。当时我在天津工作,期间写了这首怀乡诗。二妹名叫张春莲,出生于一九六九年农历正月十五,小名叫二妞。父母原先给她起名为张宵莲,宵取元宵节之意。这样叫了五六年,后来二妹上学了,学校里的学生们都说她:小脸子多,好喝二碗洗脚汤。因“小脸”二字与二妹名字相接近,人们这样说,她以为人们是在笑话她,回家就让父亲给她改名,父亲只好根据她出生的季节,给她改名为春莲。
大妹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大意是说二妹小时候,村里有位妇女曾问她:二妞,路线是个甚?二妹随口答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然后众人大笑。那个年代,这类标志性的口号实在是随处可见,可是出自一位五六岁孩子之口,好像就是奇迹。
二妹成家时还不满二十岁。
就因为她年龄小,父母在给她选择婆家时是费了心血的。这倒不是说二妹长得难看,嫁不出去。事实恰恰相反,村里人都说二妹长得像二姑年青时那样好看,而二姑小时候就是村里人公认的袭人女孩,人见人爱。由此可见二妹容貌非同一般。正如此,前来提亲的人很多,二妹自己也看上一家。父母不点头,二妹也没办法。最终在离村五六里的向阳村,给她找了一个婆家。男人姓于,人们传说此人家底富裕,属大户人家。而我家不富,可也不贫,首先称道的是家教好,有礼义,属礼仪之家,说门当户对男财女貌是不过分的。
二妹男人小名叫平子,大名叫于贵平,生于一九六六年农历八月十二。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他有四个姐姐,早已成了人家的人。可来往还是少不了的。况且就他这么一个男孩,又数他最小,说娇生惯养是事实,却没有好吃懒坐的恶习,自然与其父母教育有关。
说不来是二妹夫父亲(于遐林,生于一九三零年农历五月二十八)的父亲(于宝生,笔名于志端),还是二妹夫父亲的祖父(于成玉,笔名于学良),反正是上几辈人的事情,从小做些生意,由于人缘好,买卖也公道合理,又以信义为本,不贪财物,因而受到乡人敬佩。后来生意做大了,一直把生意做到现在新疆那个地方,在过去就属于外国了。跑外做生意,首先是冒险,失些钱财是小事,能不能活着回来才是问题。总之是社会环境不好,其次是艰苦异常。人常说买卖人挣得是辛苦钱,不辛苦怎能挣到钱呢?这儿说的艰苦是指生活的。我知道的是吃生莜面,不管能否消化,不管是否对人体有害,反正是“鸡鸣早行天”。行路前先把大碗生莜面塞进肚里充饥,然后行路。不过辛苦归辛苦,钱财倒也挣回不少,从现在他们使用的铜器和瓷器用品来看,那确是珍品。
还有让二妹婆婆她老人家“卖掉”的那些信封。在这儿不敢说价值连城,也能卖它个四五十万元的。这就是没文化的悲哀了。中国人是非常注重实际的,他们看着那些烂纸纸,就认为不值钱,没有价值。对于那些玩古之人来说,正是凭借村里人这种心理才得逞的。
有钱人家人丁不旺,似乎是一条真理。把这句真理用在二妹婆家,似乎又是真理中的真理了。二妹男人是抱养来的,下来又是一子,他就是叫我大舅的文清,学名叫于凯,一九八七年农历三月初七出生,现在已经长成小伙子了。人长得像电影明星似的,高高的个子,两只大眼睛充满善良。令人敬佩的是他小小年纪,竟然言必行、行必果,从不因为自己年青而失言。并且礼仪有加,与人相处,以善为先,与人共事,严己宽人,天生一副大家风范。学了一门技术,现在代县某个铁矿开铲车,一月工资二千多元。二妹还有一个女孩,名叫于水清,也叫于洋,生于一九八九年农历四月初二,在忻州铁路技校学了二年,现在也参加工作了。
这样的家庭,对二妹来说,应该说是幸福的。但她天性心多,好胜心强,偶尔也会想起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偶尔也会因为一些细小事情,与丈夫争吵二句。但争吵归争吵,日子还得过,生活还是那么幸福,前景还是那么美好。想到这儿,二妹脸上才有了笑容,你才能听见她那爽快的笑声。
因为几代单传,二妹公公在世时还让她多生几个孩子,可赶上国家计划生育这个时期,你想多生也会受到国家限制。只生一个孩子是国家一项基本国策,限制二胎杜绝三胎是制度。有钱也不行。好在平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强壮多了,文清和洋洋的身体也很健康。
二妹公公身体一向很好,前几年病了一场,在医院住了几天,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按理说没有事情了,谁知二零零四年农历二月二这天,他老人家执意要到苏村看戏,戏没看完,他老人家竟吐血而亡,走了……
二妹婆婆的身体一向不好,身体瘦弱是一回事,年龄大了又是另外一回事。好在她老人家不愁衣食住行,也不必替子女们担忧,只是正常饮食起居,免去了请医生看病,花钱无所谓,有所谓的是让儿女们操心。古人有句俗语:吉人自有天相。相信她老人家福如东海的同时,也会寿比南山的。
三妹名叫张润莲,生于一九七四年农历七月十二,属虎,小名叫三妞。初中毕业后,在村里教过几年书,也写过几首诗。后随夫进城,先后在一家私企、编辑部、电视台、山西工人报社从事文字与新闻工作,现任太平洋保险公司忻州营销部主任。
二弟名叫张德昌,生于一九七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子时,属马,小名二旦。高中毕业后,他考入湖北工学院,爱好书法,闲余时也与诗为友。为人处事,大有父亲风范。大学期间,又是全校师生万人瞩目的对象,历任校共青团委书记、校刊编辑部总编、校学生会主席等职。现在浙江宁波市一家私企工作(好像是做饮水机或净水器的),任公司老总秘书,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娶妻大元,湖北人氏,随弟居住宁波,亦从事企管工作。
三妞与二旦爱好文学,有可能系我影响所致。因为年龄因素,我们来往并不很多。他俩属于新时期的年青人,有理想,有抱负,也有远大志向。相反的是,我与大妹二妹却是另外一种人生,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思进取。
我想,把“距离产生美”这句话,用在我们弟妹五人之间,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我的太阳
在本书开头,我曾提起过村里一位人,他老人家是我的异族叔父邢天仓,也是我和内人成亲的“媒汉”。这个时间是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从吕梁回来,父母就给我张罗亲事,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在外漂泊,想调回忻州,想回到父母身边。于是就寻找往回调动的理由,最好的理由就是夫妻两地生活。我想起了自己的婚姻,况且我已到了结婚的年龄。
那年我二十三岁。
那年冬天不怎么寒冷,雪花遍野,连树枝上也挂满了白白的雪绒。父母和我说,我觉得也行。于是就准备定婚。第二年春天,双方择一吉日,请双方亲戚朋友吃饭,然后宣布此事,人人脸上挂着喜糖和欢笑,在大街上遇到所有的人,他们都为我俩祝贺。
我和内人也同祝贺的人说:同喜同喜。然后举手作揖。假期到了,我要走,记得还给内人留了一个信物。现在想不起那个信物是什么了,总之是一件有意义的东西。于是,那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和内人在吕梁地区供销社食堂举行了结婚典礼仪式。二十八天之后,我调回忻州。父母于当年农历十月初六,在村里又给我俩举行了一次结婚典礼仪式。一九八六年正月初七,就有了儿子的到来。
儿子一生下来,体重有四公斤多。因为胎儿大,不好生,医生建议剖腹产。当时在医院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初七小子,初八闺女。意思是说:初七这天生下的孩子都是男孩子,初八这天生下的孩子都是女孩子。
村里人有这个讲究:买地要买洼洼地,娶老婆要娶墩墩的。意思是洼地能聚雨水,不怕天旱,娶老婆要娶墩墩的,意思是母壮儿肥。儿子的出生,正应了这句俗语的正确。初为人父,我是非常高兴的。高兴之余,身上自然又多了一份责任。那时我的工资偏低,一月才挣四十一元钱。这些工资养活三口人,还是有些艰辛,好在内人手紧,平时也很仔细,从不乱花钱。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一家三口还是非常美满的,也是幸福的。
有一事需要注明,就是小儿刚生下来时特别爱哭。尤其是在晚上,怎么办?我与内人商量了一下,买了一辆童车,把儿子放进去之后,我就在地区供销社院子里转来转去,然后儿子就睡着了。后来这个办法也不灵了,我打开从吕梁买来的那个录音机,儿子一边听音乐,一边就睡着了。
儿子小时候非常胖,内人给他买了一顶“地主帽”。因住的地方离东风电影院近,因此,一到星期天,或者是下班之后,我和内人就抱上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去的次数多,连卖票的工作人员都成了朋友,之后就不用买票了,多会想进去,多会就进去,除非里面不演电影。那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二年多时间。好像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儿子从早上一直看到下午,就那样反复地看,连续地看,有些台词我都能背下来了,儿子还不愿意回家呢!
后来,因为内人要工作,我也要上班,儿子怎么办?身边没有一个老人,只好把儿子送进东街村办幼儿园,当时儿子才十六个月。每天送儿子去幼儿园,那真是叫人心疼啊!儿子要跟我走,我还不能呆在旁边看,越看越心酸,越看越心疼,只好恨心走,不回头,心里流着泪……东街幼儿园园长宫润芳(取其音)是看着儿子长大的,儿子也是在她老人家的怀抱里长大的。在东街幼儿园,儿子一呆就是四年,幼儿小班上了二年,幼儿大班上了二年,为以后上小学升初中读高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九二年,儿子七岁了。内人说:儿子该上学了。我说:是的。儿子是该上学了。于是那年秋季,儿子在北关小学上学了。因为儿子爱学习,学习一直是班里前几名,回答老师问题积极涌跃。有一年学校组织歌咏比赛,儿子还是他班表演节目的主持人。
因为我家经济相对困难,就只好就近上初中——新建路中学,现在是忻州市第九中学。儿子刚进九中,他的班主任叫孟老师,她老人家好像是大同市那儿的。因为儿子学习好,也因为儿子懂事听话,所以很受孟老师的喜爱。后来孟老师到了退休的年龄,儿子所在的班级,一年换了三四个班主任,换得娃娃们都联合起来给校长写纸条了。儿子的学习成绩,也随之下降为班里第三十六名。
最后,学校给儿子这个班调来一位朱老师。朱老师年龄跟我差不多,虽说是一位女老师,可说话办事,就连某些男老师也得心悦诚服。教学方法有一套,管理方法也有一套,儿子的学习成绩才有些起色,从原先的第三十六名,一直往前追,最后是班里第一名,在接近中考那几次比赛中,连续多次考取年级第一名。
那时候,儿子可真是用功啊!晚上不睡觉,就是看书学习。你让他早些睡,他说再看一会儿。你睡了一觉,他还在那儿看书做题呢!你早晨起来,他又坐在写字台前看书呢!这样的结果是,儿子那年中考考了五百三十五分,在九中全年级排名第一,在忻州一中排名为第一百三十五名。
那年朱老师带得这个班,一下就有四名学生考取了忻州一中,创九中历史新高。
朱老师笑容可掬,其实是我和内人笑容可掬。
自然,儿子心里也是笑容可掬。
儿子考上忻州一中一九四班,班主任是刚从忻州二中调过去的闫俊仁老师。闫老师是全国高中物理教学能手,也是全国特级教师,自然在教学上有一套方法。三年高中生活,对儿子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且不说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与人相处方面,那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就拿他们住的那个宿舍来说,七八个同学能相处成一条心,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更叫人惊喜的是,在二零零三年最炎热的那几天,儿子收到了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录取通知书,由此揭开了儿子人生道路上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页。
下面是我以前写得一篇日记,它真实记录了我对儿子的思念与疼爱: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日中午一点,天气阴,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我正要上床午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我习惯性地拿起书桌上的手机,看看有无未接电话或短信。
翻开一看,有短信,原来是儿子从北京发来的:“爸爸,家里一切还好吗?”时间是中午十二点三十七分。我想,这个时间正是儿子吃过午饭后,上床休息的那个时间。我怎么就没听到来短信的铃声呢?噢!我想起来了!最近在家正构思一个历史剧本,为避免干扰,就把手机调成振动了。随即,我赶紧找到写信息的那个键,以最快的速度,按笔划“写”出了这么二句话:牛牛,一切都好!努力奋斗!第一句话是报平安,第二句话是鼓励之辞。
之后发送,这时已是中午一点二十五分了。信息发送成功,却没有儿子收到的铃声。
我想:儿子可能关机了。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
静静地等待着那只蟋蟀的叫声……
我儿小时
中国人用点字的含义,一大半与时间有点联系。比如,到点了还不起床?一小半与数字有点关系。比如,小数点呀等等。而我的“牛牛”,一说话就把我和内人点来点去的,之后又把家里的东西点到家外边去了。
你瞧:早晨一起床,儿子一脚就把内人点到厨房里去了。而我又在儿子的手下,点的说笑就笑,说哭就哭。稍有迟缓,就点成会说人话的牛了。
内人说:“牛牛,快下床洗脸吃饭。”
“不。我不点饭。”
头一歪,眼一闭,那付神态,你敢打?
三岁那年,我对内人说:“孩子大了,送他上幼儿园吧?”
她说怕儿子不愿意。
我说:“还没与儿子说,你怎知道他不愿意?你看人家强强,比他还小三个月,人家早上幼儿园了。”
她说好吧。
晚饭前儿子心情特好,此时不说还待何时?谁想到儿子很乐意,并且答应明天就去。
转眼过春节了,雪下个不停。儿子放假了,整天呆在家里不是看电视,就是看《金庸全集》,眼睛都黒了。
我心疼啊:“牛牛,喝口水吧。”
没反映。
内人急了:“你喝不喝?”她举起了拳头。
“你敢打我?”
“妈妈不敢打儿子,岂有此理!”
“你打我我不怕,我到北京告总理,总理开着拖拉机,通通通通压死你。”
“牛牛,”我说:“不许胡说,她是你妈妈呀。”
“当妈妈的也不能欺负我啊!”
“你……?”
“不服气?不服气说一句三毛流浪记?”
“三毛流浪记。”
“三毛流浪记,四毛不出气,五毛放狗屁,六毛滚出去。哈哈……滚出去!”
内人脸红。继而见儿子大笑,她也大笑。我爬在桌子上正看一本书,听见他们大笑,我也不禁笑了。
我说:“儿子没有儿子的样,妈妈没有妈妈的样。”
“你还敢说?”
“啥?”
“二加二等于四。”
“不敢啦!”
“猜你也不敢啦。”
晚上临睡觉前,我问儿子:“什么是二加二等于四?”
儿子说我吓唬她的。
小老鼠
因为儿子,我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下女儿。因为女儿在我心中的位置非同寻常,也非同小可。依前所述,儿子是我心中的太阳,女儿自然就成了我心中的月亮。
小未乃小女乳名,其实她的学名叫张子未。她还有一个小名叫老鼠,这是我给她起的。村里人给小孩起名没个讲究,尤其是孩子的小名,怎样顺口怎样叫,怎样亲切怎样叫。父母给我起的小名为牛牛,不论谁叫我牛牛,我都觉得特别顺耳,也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我和内人叫儿子还是牛牛,我以为牛牛这二个字里面,包含了父母对我所有的疼爱,同样也包含了我和内人对儿子所有的疼爱。任何词语都代替不了这二个字的深刻含义,任何词语都表达不了父母与儿子这种血肉亲情。以前内人还想给儿子改个小名,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语,只好维持现状。子同父名,不足为奇,况且又是小名。
给小女起老鼠这个小名,有些人是不会理解我疼爱她那种心情的,就连女儿也有“不好听”的想法。曾经有段时间,她竟私自改名为小可,理由竟然是因我的笔名而来。她那样叫了一段时间,还在课本上写下“张小可”这三个字。我总觉得小可没有老鼠亲切动人,就又回到原位。女儿不言语的同时,我自然是一阵心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