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昨天看见你回来了,所以过来看看你。
我说有事儿?
他说没事。他又问我是不是要住几天?
我说是的。
随后,他就走了。我觉得他有话儿要说,可他就是没说。
我来到同族叔父张天林家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了我熟悉的本家,互相打过招呼后,我走进家,家里是一群女人,她们正忙着做早饭。
我问天林婶婶有干得活儿没有?
她说问你三叔吧!他在院子呢!三叔名讳张养林,比我大几岁,是天林叔叔的三弟。
我刚走出家门时,看见天林叔叔的闺女利琴,她穿着一身白衣服,眼睛红红的。
我说利琴多会回来?
她说她回来好几天了。她又问我多会儿回来?
我说昨天。我正要安慰她几句“节哀顺便”或“亡者已亡生者亦生”的话儿,结果是我还没说,她眼里的泪珠儿倒越流越多。
我说我不说了,你也不要哭了。我又说,我找三叔还有事呢!
三叔说,有子恒那些朋友帮忙,用不着咱们做。
他又说,有事我叫你好了。
三叔的眼睛也是红红的。 同族祖父张福和
与祖父同辈人中,我觉得同族祖父张福和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为了尊重他老人家,我不敢在言语上有半点损害,因为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自己文化不高,但是很尊重有文化的人,爱抱打不平,富有正义感,热情好客,办事干净利索讲原则,言行极其痛快。
据村里老年人记忆,同族祖父张福和小时候不好好念书,但为人聪明,脑子机灵,年青时也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情,担任过村里的村长,迫于生计,也在阎锡山部队里面当过兵,打过仗。后来日本人打进山西后,他老人家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担任过忻县城警备队队长,也可能是宪兵队队长,相当于如今的公安局长。在忻州城里城外,无人不晓。当然我这是听村里老年人说的,真实情况如何,我自然是不知道。
如今看来,自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要生存下来,就要吃饭,就要养家糊口。况且那个年代,村里人又不知道哪个部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哪个部队是与人民为敌的。只是有口饭吃,只是能让妻儿老小不挨饿,谁能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事情?
解放后,政府根据他老人家以前的言行,让他蹲了二十年大牢,因其在狱中劳动积极,表现良好,政府宽大处理,给他老人家减了二年徒刑。他老人家回到村里的那年,我正好在公社读书。逢时过节,或假期时间,在村里正好能看见他老人家的身影。瘦小的身躯,驼着背,低着头,两只手交叉在身后……
这是我的同族祖父吗?我不敢相信,我又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基于某种血缘关系,对眼前这位老人,我感觉不到害怕,反而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想法,里面或许还有一丝怜悯的情感。
同族祖父张福和对祖父很是尊敬。记忆中好像有这么一个画面:他老人家像是一名做错了事情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我对所有尊敬祖父的人,都存有好感。尤其是同族祖父张福和那种“只要是真理,就不怕皇帝”的做人原则,以及他那种敢想敢干敢承担责任的英雄气概,应该是我辈言行的典范与榜样。
记忆中同族祖父张福和与福和奶奶关系一直不好,可能是俩人性格上的差异。他老人家从那里出来后,曾有人还给他俩说合过,后来的情形,也在村里人的意料之中:还是分家生活。后来,俩位老人都平安下世了。
同族祖父张福和有二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张有旺(出生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我的同族叔父。他老人家年青时一表人才,会厨师,在村里人缺钱花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往太原送砂,挣了不少钱财,也花了不少钱财。近年来仍然不服老,还做一些大生意,可就是错过了结婚成家的机会,至今独身。好在他老人家有一位懂事的女儿,几年前也成家为人妇了,可以说是对同族叔父张有旺的一点安慰。
说起我与同族叔父张有旺的感情,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用叔侄关系来说明。他老人家一句“俺娃”,要不就是一句“狗拉”(村里人常说的一句土话,意思是父亲称呼儿子或祖父称呼孙子的习惯用话。或者是长辈称呼小辈的习惯用语),就叫你在心里产生出一种亲近感来。要不就是双手握住你的手,让你说不出一句话来。你一说,他老人家眼睛里滚动的泪花儿,好像有千言万语。
小时候,自己对村里的一些人或一些事,印象很模糊,感觉很抽象,没有切身体会,更谈不上情义二字。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对社会对家庭,才有了一些深层次的理解。尤其是对同族叔父张有旺,觉得他老人家比我亲叔叔还要亲。这种亲情,你可以从我们父子之间的言谈中体会出来,还有我们父子言谈时那个面部表情。
有时候,我真想叫他一声父亲。
同族祖父张福和的二儿子名叫张润旺(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也是我的同族叔父。他老人家娶妻连氏,生二子,长子张子文,小名猫妞,次子张午文,他俩与我同辈,现在村里劳动。同族叔父张润旺身体不怎么好,辛苦一年,所挣不多,又全给了医院,好在两个儿子均已长大,新房又于“非典”那年盖起。
由此可见,希望还是有的。
同族叔父张斌林
在我一生当中,有这么几个时间非同寻常。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三日,这天是我的生日。西方人称自己的生日为母难日,关于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仔细一想,也不无道理,女人生孩子,无疑是在生死线上挣扎,闯过去就是一片新天地,闯不过去就是二堆新坟墓。此话说的有点伤感,但也不无道理。以上提及的时间,原先是农历,后来我为了便于记忆,就把农历变成了公历。
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一九八零年七月七、八、九日这三天。我进城参加高考,这个时间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临走之前,祖父把我叫至西窑(我家老宅院一孔土窑洞,依西墙而建,窑门朝东,故称西窑。此窑属人工所造,建造时间不知。祖父与祖母在此居住数十年,如今已无踪迹),让我随意报一个属相,想不起当时我报了一个什么,祖父听了之后,在他老人家的左手掐算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俺娃去吧!行。
之后我来到忻州城里,住在同族叔父张斌林(出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农历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初九)那儿。那时斌林叔叔还没成家,他老人家在忻州市造纸厂工作,住得是单位宿舍。同他老人家一个宿舍里住的那人也姓张,是我商校同学的哥哥,当然这是后话,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那位同学名叫张贵平,现在山西阳泉市工作。
我为什么要住在斌林叔叔那儿呢?说起这话来,又是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传奇。据同族伯父张保林记忆,祖父的年龄正好处在保林伯父的祖父(十九世祖张向荣)和他老人家父亲(二十世祖张国政)之间,并且是祖父和他们父子俩都有共同语言,事情发展到生死之交,是因为那个吃人的年代。没粮食了,相互挪用一下,家里有个事事非非,只要对方说一声,或者是对方没说,其它人们就想到了。这就是朋友。这就是亲情。这就是生死之交。
受祖父影响,祖母和保林伯父的祖母与母亲也成为至亲,父亲亦和保林伯父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两家如同一家人无疑,平时礼尚往来不分你我,关键时候更显亲情,有难必帮,有福共享。
在此,似乎有一件事情需要讲述,那是祖父在下社村教书期间,经祖父说合,冯村一位女孩嫁给了钱虎爷爷(二十世祖张国政的乳名,与祖父同辈),这位老人就是钱虎奶奶,她老人家姓陈。因为这层关系,也因为平时相处出来的感情,上辈人的交情,自然而然又传给了下一辈。
钱虎爷爷在世时对我很好,一走到他老人家大门口,他老人家就抱住我,不是亲,就是给我吃一些稀罕食品,两只大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好像我是他老人家的亲孙子。
接下来就是我与斌林叔叔之间的亲情了。
斌林叔叔对我的恩情,用一句成语“恩重如山”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他老人家既是我的长辈,又是我的良师益友。
记得在我上学期间,因为家里穷,就连买纸的钱都没有,也因为斌林叔叔在纸厂工作的因素,他老人家总是在我没纸的时候,给我送来所谓的“废纸”,这是斌林叔叔在物质上给我的帮助。精神方面的帮助更多,其中包括有效的学习方法呀,怎样增强记忆呀,如何培养自信心呀,考试方面有关注意事项呀,等等。遇到难以启齿的问题,他老人家又以一位朋友的身份,开导我,引导我,直至打开我心中那个结为止。
那年高考在即,父母正为我何处居住犯愁。正在这时,斌林叔叔突然来了: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住在我那儿方便呀!然后,我就住在他老人家的宿舍,开考之前,是他老人家把我送进去的。快考完呀,他老人家又把我接回去。我从考场出来,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是“俺娃考得怎样”?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好像参加考试的不是我,而是他老人家的儿子。
之后数年,我们父子俩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情。当我遇到困惑的时候,我像一名小学生那样,向斌林叔叔求教;当我工作顺利的时候,我会由衷地祝福他老人家。我有我的工作,斌林叔叔有他的事业,尽管我俩不怎么见面,可我总觉得心灵相通的二个人,常常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第六感觉,心里想着谁,谁就会在千里之外给你祝福,给你帮助,给你无穷无尽的力量。好像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但它却是我的切身感受。并将这种感受,化作祈祷:祈求神灵,保佑斌林叔叔健康长辈,万事如意。
那年我考了三百分,考上了忻州商业学校。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祖父那句“俺娃去吧!行”,竟成了他老人家和我说得最后一句话儿。我从城里回来,祖父已经没有了。可想而知,当时我是悲痛欲绝,当天晚上,我爬在被窝里,一口气写下七八张纸的心里话儿,在第二天早上,我悄悄地把它放在祖父灵前,烧了。后来我又知道这么二件事情:一是祖父监走时,眼睛始终不肯闭上,我知道他老人家是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给他老人家一个喜讯。祖母大哥(我称其大老舅舅)见其异常难受,说了一句顺心的话,祖父才闭上他那双眼睛……二是祖父给我掐算的方法,是唐朝李谆风发明的六字真经。
祖父的坟地,是他老人家生前自己选好的。距离祖坟二三百米远。据一些风水先生说,一个好新坟,在百日之内,肯定有一件大喜事发生,结果是百日之内,我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可说是对我悲愤心情的一点安慰。
我是村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考上中专的人。
从此,我家在村里的声望一下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父亲再次出任村里会计一职,二妹担任村里的统计。之后,我家买了村东戏台院三间车库。之后,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我家的日子,从此脱贫致了富,迈上了小康之路。从这一点说,我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是衷心感谢邓小平的。
同族伯父张根海
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记叙村里一个人,他也是我的本家,也就是枣树坡那篇里提到三迷糊的二哥:我的同族伯父张根海。他老人家比父亲年龄大,我也叫伯伯。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象中的事情是这样的:解放前因为生计关系,他们逃到黄家庄村(在我村西南方向,距离约十华里),后来在那儿也生活不下去了,又返了回来。刚回到村,首先是没有住的地方,祖父把他们收留回家。
母亲曾经和我说过他们回来时的情景,好像是同族伯父张根海挑着一副扁担,一个箩头里放着一卷被子,一个箩头里坐着他大儿子,身后跟着根海大妈。
祖父收容他们是有原因的,他家祖先(十五世祖张士举,李氏)和我家祖先(十五世祖张士瀛,贾氏)是亲兄弟。由此可见,他家和我家已过了八辈,按理说,祖父不管他们,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更何况当时那个时代,粮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以祖父的为人和性格,他老人家不会袖手旁观,毕竟还是同一个祖先,毕竟还是有些联系。
在这儿,我想起一件事情来,是关于同族伯父张根海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我没有亲眼见过,只是听村里人说起,它的真实程度有多大,我不知道。既然村里人都这么说,就肯定有他们说的道理。俗语说得好:无风不起浪。
过去村里人穷,买不起煤,做饭用柴禾,没有怎么办?只好上山砍柴。同族伯父张根海有得是力气,腰里别了一把斧头,手里拿着一根绳子,往山上走去,走到半路,他老人家看见半山腰有个枯死的树根,他绕小路,好不容易才坐在枯树根上,然后挥斧砍去。
结果是,树根砍断了,他老人家也随着树根掉在山沟里,疼得他老人家半天喘不过气来,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一件事情,自己怎么会掉下来呢?我砍树根,树根应该掉下来,我怎么也会掉下来呢?回到家,他还坐在院子想这件事情。自己想不出来,就问别人。人们听了一阵大笑:你不坐在树根上,你怎么会掉下去的?你坐在树根上,你想想你坐在那上面干什么去了?这时,他老人家才反映过来。想到这儿,他身上的伤又疼痛起来。
在我记忆中,同族伯父张根海会赶马车,手里拿根竹鞭儿,往马车跟前一站,那个神气劲儿,好像他是皇帝似得。他老人家还在鞭子上拴了一个红绸绸,手一扬,啪得一声响,要多威风,就有多么威风。如今根海大妈还在世,她老人家人虽瘦,却没病,身体还硬朗,这与她的性格非常有关,嗓门高,有事不往心里放,嘴上一说就算没事,整天嘻嘻哈哈,一副乐天派的样子。只要她老人家往大街上一站,你根本听不到别人说话的声音,只有她说话的份儿,是那么干脆利索,又是那么受人喜欢,还有她那粗嗓门的笑声。
下面这个话题,与同族伯父张根海有关,与我家祖坟有关。
我家祖坟原先在白石道上,坟里有好多石碑,刚解放那阵,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结果是有那么一个运动,就把我家祖坟给填平了。父母对此还有记忆,坟里石碑好多好大,坟里的树好多好粗,就那么给填了。填完还浇了许多水,从坟墓里跑出好多好多的蛇,从坟墓里跑出各种各样的蛇,吓得引水浇地的人抱头乱跑,吓得浇水灌地的人四处乱窜。祖坟让填了,后来就迁到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南沟梁上。祖坟里的石碑,也四海为家,不知踪影。
同族伯父张根海的祖坟也在白石道上,也就是那个无理由的运动,把他家的祖坟也给平了。为此,他老人家让祖父给他另选一个坟地,祖父在西梁上给他选了一个,村里人挖开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别人埋下的东西,原来这个坟地已经有人选好了,不知什么原因没用。
同族伯父张根海自从迁了祖坟以后,他家就开始兴旺发达起来,首先是他老人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同族兄长张万怀进城当了工人,娶妻姓郭,生一男一女,儿子叫张华,在忻州铁路局工作,日子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其次是他老人家的二儿子张有怀当了兵,后复员转业在忻府区检察院工作,娶妻姓邢,生一男,名叫青山,取意为在青岛出生。他老人家的三儿子张喜怀,在北京当了几年兵,回到村,担了几年村里的支部书记,天生爱好吹拉弹唱,学了一门手艺,养活着一家人,生活也过得滋味。先娶妻胡氏,白石村人,名叫胡喜兰,人长得相当漂亮,又有风度,我在白石村上初中时,她老人家给我们带语文课兼班主任,曾经是我们男生心目中的偶像。后经人说合,嫁给了三哥,生一男,不知叫什么名字,现在姥爷家生活。之后,三嫂不知怎么就得了白血病,年纪轻轻地就走了。打发那天,原定是我主丧,碰巧那天我去吕梁参加工作,父亲把我送在太原火车站,他老人家又返回村继续帮忙。
那天是一九八零年十月六日。四年前的这天,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六年后的这天,我还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旅行。由此看来,这天对我有着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
随后,三哥续弦颉氏,下佐村人,生一男,名叫张勇,这是后来顺理成章的事情。
同族伯父张爱元
当我在电脑上打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在我心里是一阵巨痛,好像有无数只蚂蚁爬在我的身上,是那样难受,又是那样痛苦。说句实在话,那个时代给我留下的记忆,除过贫寒,就是辛酸,还有贫寒和辛酸搅拌起来的仇恨。想起那个时代,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完美无缺的:贫穷而善良,纯朴而勤劳。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我始终忘记不了,他就是我的同族伯父张爱元。他老人家与我们算是本家,平时我习惯称呼他老人家:爱元伯伯。十年前的一天晚上,他老人家悄悄地走了,留下一处空院,还有空院里那棵香椿树。
他老人家终身未娶,喜欢唱戏,爱跟人开个玩笑,是个红火热闹人。改革开放前,什么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村村有,队队唱,同族伯父张爱元自然是其中一员骨干,不管村干部让不让,他都来。自然村干部也想着他,嗓门高,身体墩实高大,人又好说话儿,戏中的父亲,就非他莫属了。人们常说,台上一家人,台下一个人,那就是指同族伯父张爱元的。
虽说村子不大,要办一件利索周到的红白事宴,还是不容易的。我们张家在村里属大户,光本家就占去全村一半以上,谁家也有个是是非非,从一开始搭棚,到最后拆棚还东西,那事情是很多的,千头万绪,谁干甚谁干甚,如果没有一个精明能干的总管,就是挑水那么简单的事情,到时候也就不那么简单了。用水的时候没水,不用水了,他把水桶也挑得满满的。
这个能干的总管就是同族伯父张爱元。
谁家一有红白事宴,你没叫他,或你不叫他,他一准来。从东家手里接过三二条香烟,把所有帮忙的都召集在一起开会。然后宣布任务,谁挑水谁记账谁端盘子谁擦桌子等等,就连谁迎接亲朋好友,他都要一一安排下去。有些新手不知深浅,他还要一一示范,直至那人点头说会为止。然后,每人兴奋地从他手里领一包香烟,然后散会。一些关键的重要事情,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咛着,直到正式日子的前一天晚上,他还要再次召集人员开会,做最后的安排。然后丢下一句:谁出了事情谁负责!他就走了。然后,和东家商议还有哪些事情需要办理,哪些事情还需要加强。夜深了,他还没睡,他还再考虑明天的事情。
第二天,人们第一眼就看见他那身影,在村里走来走去,低着个头,好像在想什么问题,又好像赶着去办什么事情。
只有帮忙的人知道他干什么。一见同族伯父张爱元过来,心就咯噔一下,然后赶紧去做自己的事情。你想偷懒,想在大街上跟人们闲说闲说,他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从你手里拿走扁担,等你反映过来,他已经挑着水桶走了。这时候,你就等着晚上他那几句话吧:今天某某人干得很好,干得很好,然而我不给他烟。弄得其它人莫明其妙,唯有同族伯父张爱元知道,还有那位挑水的人,他心里最清楚。然而没有话说。倒是以后提起此事,同族伯父张爱元还要说,逢人便说,直说得那人一见到他老人家就绕着道儿躲开。
同族伯父张爱元一生没有成家,然而此人很是乐观。整天嘻嘻哈哈,爱吸烟,爱说笑话儿,只要他往大街上一站,他身边就围满了人,听他老人家演讲,天下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好像他是新华通讯社社长。一生辛苦所剩无几,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想来只有他老人家知道。他母亲同在一个村子里,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母子俩很少来往,也不在一块儿住。
同族伯父张爱元一人独居一院,祖父在世的时候,一再叮嘱我们,让我们多亲近他些。所谓的亲近,也就是每年春节早晨给他老人家拜个年,去了那个门就是敲不开,回到家里和父亲说了,父亲让吃过饭后再去,仿佛我们不去拜年,他老人家就不幸福似的。
事情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同族伯父张爱元在一天夜里突然走了!没有生病,也没有痛苦。祖母说,你爱元伯伯走得这么好,真是难得。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吧!唯一遗憾的是,他老人家生前让我给他捎个半导体收音机,我竟然因琐事给忘了,直到父亲从乡下带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才想起这件事情,直到现在还叫我放不下心来。只有等清明的时候,给他老人家烧几个纸钱,让他自己选购吧!好叫地下有知的他老人家,听一听如今这个社会的声音。在这儿需要说明的是,我和内人是一九八五年农历十月初六在村里举行大婚议式的。听父母说,那天的总管就是同族伯父张爱元。对此,我多少有点印象。
由事宴联想到同族伯父张爱元,应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他老人家的特长。也有人说,同族伯父张爱元生前在村里的名声并不好,首先是懒惰,可懒惰到不成家立业,就是村里人所谓的不孝了,这话儿不应该我们小辈说的。其次是不好好读书学习,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个笑话,时间是刚解放那阵儿,政府要办读书认字速成班,扫除文盲成了当时一项政治任务,教员就是我所尊敬的祖父。每天吃过晚饭,祖父就早早来到大庙里,手持一件铁器,敲挂在树杈上的半截铁轨:当当当当……村里人一听到这声音,都知道该去大庙听课了,也有几位不太愿意,自以为人过中年,学也是白费力气,但无奈是政府的号召,不去则反动,何况读书识字乃圣贤人物的好事。
有一次,全村人基本上都去了,就差同族伯父张爱元了。祖父问其它人他在哪儿?村里有好事之人就说:“老爱元还在二迷糊(指同族伯父张贵元)家睡觉呢!我们叫他他不来,他说非得先生亲自请。”祖父听了也不生气,直奔二迷糊家,推开大门,站在院子里就作辑:“爱元老侄,人们说你是伯伯不来请你你就不去,因此伯伯请你来了。”羞得同族伯父张爱元顾不上穿鞋,就往地下跳。后来,此事让村里人演绎成一个笑话:一来说明祖父有极其高的修养,能伸能缩;二来说明同族伯父张爱元也有羞愧之心。
有关同族伯父张爱元的其它事情,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他老人家爱唱戏,独身,还是一名称职的总管。因为我在外工作多年,偶尔回村,也是匆匆来又匆匆走,和村里人的来往,也仅限于在大街上打个招呼,真正相处过的,也就是那么几位同龄人,相互关心的大多是长辈的身体状况和子女们的学习情况。至于村里人的一些细小事情,没有人和我说,我也就不会知道。
况且同族伯父张爱元的年龄比我长出许多,人们不和我说的原因,一是因为他老人家与我本家,二是因为他老人家早已下世。
同族伯父张安祥
因为父亲,也因为铁路,我不能忘记他老人家:同族伯父张安祥。
我村西三百米处有火车站,交通甚为方便,村里人收入少,可少有少的用处,反映在座火车上就是不用买车票,这是不合法的道理了。过去村里人聚在一起,除过议论你家吃了些甚,他家又吃了些甚之外,更多的话题,是与火车有关的。尤其是那种坐火车不买火车票,想到哪儿就到那儿的人,人们惊奇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人家有本事,有能耐,这里除过铁路工作人员不说,人家坐火车理所当然,自然是免票。村里人要是那样,你说神气不?
坐得火车多了,自然会得出一些经验之谈。比如,太原开往北京南的那趟列车,一般说来是没事情的,只要你能进了车站或者是出了车站,在列车上查车票的机会是绝对少的。还有太原开往大同的那趟列车,也比较保险。这个结论,是车站上的售票员对我说的,他说没事,我说那好。可列车一来,自己的心跳明显加快,还是花二元钱比较安心,一下车,心放松了,不以买车票光荣,而是后悔又为国家贡献了二元钱,以至于坚定了下次不买车票的决心。
这话扯得远了,不过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离我旧院不远处的同族伯父张安祥,在我懂事的时候就去世了。按辈份排下来,我叫他老人家伯伯,年龄比父亲大,可也大不了几岁。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曾担任过村里的干部,好像还会鼓捣电玩意儿,还担任过村里的治保主任。会杀猪,会宰羊,生活自然要比普通人家好些。又会做女人们的针线活儿,比如织毛衣做鞋等等,比有些女人还要好,算是村里一个能人。那年父亲被电击倒后,就是他老人家用人工呼吸的方法救活父亲的,可见他老人家是我家的救命恩人。言谢的同时,还想起有关他老人家的二件事情,以补历史之短。
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曾说过这么一件事情。对此,我印象特深。
一日,他老人家坐火车进城办事。一上车,他就把车票含在嘴里,将头伸出车窗外观看风景。列车员过来查验车票,他装作没听见,列车员一推他,他一张嘴,车票掉在车窗外,气得他直埋怨那位女列车员:你看看你,把我车票弄丢了,我可咋办呀?列车员见他悲痛欲绝的样子实在可怜,车票没了,那就不用查验了。“下次把车票装在口袋里。”他说有口袋我就不用含在嘴里了。
最后他对我们说,那车票是他在路边拣的一个过期了的票儿。然后,在他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在别人脸上流露出的则是满脸惊诧。
为这个办法,我也曾试着学过一次,不是口水把车票泡成个一塌糊涂,就是等不来查车票的人,让我白白含了一路车票。只好将此事说与他人,博得一笑。
还有一事。很早以前,村里人把摩托车叫做电驴子。那时公社跑邮政送信的人,就骑着这么一个家伙。一天,送信的刚回屋子里烤火,电驴子让他老人家看见了,自以为是个机器,别人能骑,他也能骑了。在人们一声一个:你能骑它转二圈,就把我这个王姓倒过来,让你踩在脚下。结果,他就骑上了,而且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并且越转越快,吓得周围的人四处乱跑,那位送信的人从家里出来一看,他也傻眼了。直对他喊:把手松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