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贡生考取县知事受业邢子述敬（撰）
　　国民学校教员　门人张联珍拜书

　　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九日榖旦上石

　　原文没有标点，也没有分段，小辈不才，妄加标点，亦分为三段。从碑文内容来看，祖父与邢子述同为四全老先生的学生。我有幸看到祖父刻在石碑上的笔迹，还有幸看到邢子述老先生的文章。虽然我对古文一窍不通，但字里行间的情感，让我不得不净心阅读，尤其是祖父力透纸背的书法，好像他老人家如今就站在我眼前，叫我如何做人，叫我如何做文。
　　还有一位老先生，与全义老先生同年代，他叫佩然先生，有关情况不明。

　　村里文化人（下）

　　听老年人讲，忻县解放后第一任县长张志远（一九一八年农历七月二十五出生，属马，一九七九年逝世），就是我的同族祖父。为此，我在《忻县志》里找到以下资料——《忻县志•政事篇》第三八二页，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忻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一主席：张志远（县长兼）。籍贯：忻县寺庄。任职时间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二月。又，《忻县志•政事篇》第三八八页，在一九三九——一九八三年历任县长（主任）名录表内，又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县长：张志远。籍贯：忻县。任职时间为：一九四九年三月——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根据《忻县志》中的记载，同族祖父张志远不仅是忻县刚解放的第一任县长，而且还兼任着“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一主席”。据我所知，这个职务应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主任，这是村里人所不知道的事情。
　　过去村里还有三位先生，他们是亲兄弟，好像我也是叫爷爷的。先讲述老三，村里人都叫他三先生，名讳邢让，我对他老人家没有印象，听村里人说，三先生早走了。他老人家有一个儿子，名讳邢玉良，现居太原，是一名普通工人。三先生弟弟名讳邢谦，村里人都叫他老人家四先生，我对他有印象。小时候，批斗祖父时，也有他老人家，人长得很瘦，个子也矮小，富有个性，学问也很深厚渊博。听村里人传说，他老人家教书时，一位女学生爱慕他老人家文采的同时，也爱慕他老人家这个人。年轻人聚在一块，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事情。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也就发生了那种事情。
　　事情发展到后来那种结果，实在不是那位女学生之心愿。为此事，有关部门给他老人家戴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你说多冤？他老人家有一位儿子，名讳邢仲良，也居太原。人们说他以前是一位煤矿工人，后来又听说他老人家因公成了残疾，我只有祝福他老人家晚年幸福安康。
　　他俩的哥哥名讳邢富海，村里人称富海先生，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我对他老人家没有印象。
　　还有担任过阎锡山文书的邢子述老先生，更是村里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下面单列一篇，专门讲述他老人家的事情，在此不赘。
　　还有根元老先生的二位儿子——邢相禹和邢相汤，下面也单列一篇，专门讲述两位老人家的事情，在此不赘。
　　父亲说，村里还有许多教书先生，给他老人家留下印象的就有：桂林先生，春林先生，根元先生，殿元先生，稳堂先生（二十世祖，四全先生之子），梦先生等等。
　　还有我尊敬的祖父——安和先生。
　　所有这一切，就说明一个问题，村里人重视教育，尊重文化。人常说，寺庄村的先生，比下河北村的狗都多。这个比喻似乎有些欠妥，教书先生是何等受人敬佩，岂能与狗相提并论？但是，它却说明了一个通俗易懂的道理，也反映出一个村风：重文轻农。重文轻农的结果，就必然涌现出许多教书先生来。读书求学，著书立说，大道理讲，是报效国家，为国家出力。小道理说是光宗耀祖，显耀门庭，也就是不被外人轻视，不让外人小看。
　　当然，也有部分教书先生出于无奈，下地干活，有心无力；外出经商，又无资本，只好读读《四书五经》，教几个学生，挣几文铜钱，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以上说得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后的情形并不乐观。一九八零年之前，村里只出了四位中专生：同族伯父张宝林是第一位，下来是邢大成（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年龄和父亲差不多，写的一手好字。还有一位是村里邢隆旺（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出生）爱人，她老人家的名字与母亲同名同姓，也叫邢利贞，前几年就下世了。第四位中专生叫邢中珍，邢利贞妹妹，原平农校毕业生。
　　一九八零年之后，我可以说是第一位考上中专学校的人，也算是一位文化人。
　　虽然够不上先生那个级别，比一般人来说，还是多认得几个字，这是父母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虽说小时候，吃过许多苦，受过无数罪，但比起祖父和父亲来说，我还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挨批受斗的事情，在那个社会是很容易发生的。况且老人们常常这样说：小时不吃苦，老来不知福。我以为这是一条真理。
　　还是说说我的现状，出了三本个人专著，是我没有自卑感的唯一本钱：第一本是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写得纪实文学，四百二十七个页码，三十五万字，书名叫《丰收•大可作品专集》，书名是父亲给我题写的，印数一千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时间是二零零零年十月。第二本是我的诗集《月色情人》，二百五十六个页码，二十三万字，书名也是父亲给我题写的，印数一千五百册，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时间是二零零一年九月。第三本是我的散文集《晚上的花朵》，书名是祖母的侄儿弓中正前辈给我题写的，印数二千册，也是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时间是二零零三年二月。三本书都没有再版，就说明自己的水平，还停留在“初版”这个基础上。虽说没发表的书稿还有许多，自我感觉离祖先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下来是邢天德的三闺女，她叫邢忠莲。再下来就是我的弟弟张德昌（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九日出生），他是湖北工学院毕业生，属马，现在浙江省宁波市一家私企工作。再下来就是我的儿子张峻峰（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出生），他于二零零三年考入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所军官学校，一切费用全部由军费开支，应该说是非常适合咱这种家庭的。话说至此，这就联想到我小时候的二个愿望：一个是当兵，一个是上大学。想不到儿子一下就实现了我儿时的二个愿望，这是我感到异常高兴的一件大喜事，尤其是我父母，高兴得逢人便说见人就夸。
　　再下来就是我同学邢林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的儿子——小名叫周子，大名叫邢州杰，比儿子大一岁，于二零零四年考上了太原理工学院，应该也是不错的。
　　现在是同族兄长张全根的儿子——张振伟，他在忻州七中上学，也是一个上大学的料子。再往下数，就是我的表弟邢利生（我们习惯称他：五毛）的儿子，小名叫猫臭，据说学习很好，如能坚持下来，也是一块好材料，其它好像就没有了。
　　近年来，村里人对孩子们的学习都十分重视，就连同族叔父张天林的女人都让二闺女张书琴来忻州七中上学，还有内人的二舅田枝良（一九四三年三月六日出生），也是想方设法让闺女田玉娥进城上学，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

　　邢子述老先生

　　我最佩服村里二位先生：一位是祖父；另一位就是邢子述老先生。他老人家的官名叫邢仰鹏，小名叫毛娃子。此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爱结交朋友。虽然身居高位，但没有官架子，和他来往的朋友当中，有达官贵人，也有穷苦百姓，性格爽直，助人为乐。
　　听村里人说，他老人家年青的时候，曾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和已故周恩来总理还是同学。也有人说他是在太原读得大学，真实情况如何，村里人就不知道了。只是听说他出过国，留过洋，娶了二个老婆，大老婆为本地人氏，小老婆为日本人氏。学问深不可测，著有四册《墨辩玄解》的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今在各大图书馆还存有此书。
　　祖父曾存有一套，文化大革命期间遗落在忻州文化馆（北城门楼）。小时候，我在村里也见过这套书的其中一本，繁体印刷，竖排版，纸是历史写成的那种。看不懂里面的文字，也不知道那文章说得是些什么道理。从书名上看，好像是解说《墨子》的一本学术论著。
　　只可惜他老人家有后无传，原有一子，据异族叔父邢文玉记忆为邢俏根。娶了晏村（村名，在我村东面偏西，距离约十华里之外）一位媳妇，个子不高，脚还挺大。公公一见儿媳妇竟是这般模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个人家就至这儿啦！
　　以后的事情，正应了他老人家说得那话儿。窑子没本事是事实，无后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父亲原谅的。
　　由邢子述老先生，我会很自然地想起清末民初怪才辜鸿铭。尤其是辜老先生针对男人娶妾这件事情，发表的那个著名论点，我是记忆犹新：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周围，配上四五个茶杯，错落有致，相互成趣，富有美感。况且一壶茶水，也正好倒四五杯茶水。相反是一个茶杯周围，配上四五个茶壶，那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那个茶杯又怎能消受得起呢？阳阴失调的同时，其中还隐藏着无限杀机。茶壶在那儿闲着，自然要无事生非，茶杯忙碌左右，肯定难以招架，不得应付。由此引出中国数千年文明沉淀积累起来的美学原理，就是和谐，就是平衡，就是协调。
　　有关邢子述老先生，我在商校上学期间，还给他老人家写过一些文章。当时忻县正编《忻县志》，因为邢子述是我村的名人，作为同村之人，我觉得有义务给他老人家写篇传记，最起码让后人知道邢子述是寺庄村人，也就是寺庄村出了一个邢子述这样的读书人。为此，我利用假期，专门到村西面南窑头村，找到邢子述老先生的闺女邢又兰（取其音），她老人家还给我提供了一张她父亲的照片，现在这张照片，也不知道遗落到了那儿，当时我交给县志办的工作人员，他们答应翻拍出来后，给我原片，等我索取照片时，他们竟然说找不见了。既然他们这样解释，那就说明照片真得没有了，只可惜我答应人家的事情，成为一句谎话。在这儿，我唯有对她老人家说一声抱歉，这不是我的本意，更不是我的初衷。
　　《忻县志》第四八五页有这样一行文字：“民国年间，……邢子述……等人也均有不少诗文遗世。”未见其传，也未见记载《墨辩玄解》，出乎我的预料。据父亲记忆，有关邢子述老先生出版《墨辩玄解》一书，中间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大意是他老人家写成此书后，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寄出，编辑一看此书稿写得不同凡响，结构严谨，论证有力，想出版，又怀疑此书稿有抄袭之嫌，遂回信一封，意思是说书稿中有三二章空缺，让邢子述重新抄写一份补齐，邢子述老先生也明白对方的意思，就重新抄写一份寄去，然后此书顺利出版发行。
　　话说邢子述老先生给阎锡山任职期间，阎锡山还给他老人家题过一个匾，就挂在他家门上。父亲说，匾上写着二个字：拔贡。如今这块匾，也不知去向。
　　人们都说，邢子述在位时，给村里人办了不少好事，就是邻近几个村子的人也沾光不少。事情是由村里一位叫邢林书老人引起的，据村里老年人讲，邢林书老人年轻时是赶大车的。有一次，他赶上大车去了太原，他正在大街上走着，就让抓差的把他们一伙连人带车抓了回去。我想象，当时那抓差的是不是和现在的公安交警一回事？当时可把这些老百姓吓坏了。 最后，林书老人想起邢子述来，就去找他，可也好找。
　　一见面，邢子述就问他们吃饭了没有？他们说：“车也让人家给扣了，哪还有心事吃饭？”
　　邢子述说：“先吃饭，先吃饭。”
　　然后叫来个手下，领上他们就走，邢子述也不提车的事情，他们也不好意思问。吃完饭，邢子述那位手下让他们跟他去要车。找见车，对那些当差的说：“这些车我有用。”那些当差的，自然认得来人是邢子述的人，二话没说，就把车给放了。最后，还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才返回去。
　　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是寺庄村的人进了太原，凡事遇到当差的和抓差的，没事便罢，只要有事，只要说给邢子述办事的，就一路绿灯，平安无事。后来，方圆十几里的人们，也知道这个消息了。遇上个事儿，他们也说是给邢子述办事的。问他们是哪个村的？他们也说是寺庄村的。之后一路绿灯，之后平安无事。
　　人们都说，寺庄村的邢子述给咱们办了这么多的好事情，咱们也应该谢谢人家才合情合理？可人家哪需要你这些呢？要个车，或有个麻烦事情，对邢子述老人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对于村里的老百姓而言，那就成了天大的事情。
　　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叙述一下林书老人。他老人家的儿子叫邢来保，我叫他老人家爷爷，照这么推算，我就应该叫林书老人为老爷爷了。小时候，我记得林书老爷爷是在菜园里劳动，因为菜园在村西，因为他老人家住在村东，所以每天早上，或者中午，或者傍晚，总能在我家大门口看见他老人家。又因为他老人家每次走到我家大门口时，总要和祖父说一二句话儿，看着他们老哥俩说话的口气和姿势，就说明他俩的关系非同寻常。
　　他老人家是多会儿走的，我不知道了。
　　在外生活多年，村里的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悄悄地走了，连一声招呼也不打。尽管这是自然规律，我还是不愿意看到村里人哭哭啼啼的样子，或者是身穿白衣服的情形。他们悲痛哭泣的情景，难免会感染着周围人们的情绪。
　　在此，我作为村里一名小辈，给所有入土为安的前辈说一声：您们安息吧！您们的丰功伟绩，和与人为善的做人品德，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并作为一切言行的准则！

　　根元先生两位儿子

　　听父亲说，根元先生也是村里一位名人。尤其是他老人家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名讳邢相禹，二儿子名讳邢相汤。又听父亲说，俩位老人家和祖父同辈，我应该也叫爷爷的。据说，邢相禹老人学问很深，精通六国语言，出过好多本书，曾担任过傅作义将军的外文秘书。在这儿，还得简要讲述一下傅作义这个人，有助于诸位进一步了解邢相禹老人：傅作义，字宜生，生于一八九五年，卒于一九七四年，山西临猗人，曾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解放后，邢相禹老人一直在北京轻工业部出版社从事外文翻译工作，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据同族伯父张宝林记忆，邢相禹老人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外文系。邢相汤老人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担任过青海省西宁市副市长（行政十四级）等职。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我到新疆途中，曾路过青海省西宁市，当时相汤爷爷还在世，只是不在西宁市。听三位叔叔说在四川，我没有亲眼目睹他老人家的风采，但我可以想象到他老人家的风采，从三位叔叔身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父亲的身影。那次是我的终身遗憾。
　　一九九零年五月，内人和小儿小峰，随我前去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开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质的诗歌创作笔会，借此机会，顺便携妻提儿旅游一番，途径北京时，顺便看望了相禹爷爷，给他老人家带了一点小米和绿豆，还有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人在他乡，遇见故里后辈，他老人家分外高兴。和我谈论起祖父，和我谈论起家乡的变化，和我谈论起他老人家年青时经历过的一些往事，和我谈论起胡风集团，和我谈论起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和我谈论起他老人家的一些朋友，如故宫博物馆馆长，如著名诗人邹静之，还有一位定襄籍著名诗人牛汉，他们与相禹爷爷都是至交。有幸在相禹爷爷家呆了三天，他老人家那么大年龄了，思维还那么清晰可见。
　　他老人家的生活是很规律的，学习也是很规律的，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然后读一小时外文，然后听一小时广播。然后用早餐：一碟黄豆，一碟鲜菜，一碗小米稀饭，一颗鸡蛋。之后正常学习，之后正常工作。
　　几年前，我给他老人家寄过一封拜年信，祝福老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也邮去我刚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子《晚上的花朵》，并希望他老人家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能回老家小住几日。
　　《忻县志》里县籍地师级以上干部名单中，有他兄弟俩人的名字：邢相禹，北京轻工业部出版社外文编辑。邢相汤，曾任青海省西宁市副市长（行政十四级）。
　　我在《忻县志》里面，搜集到相禹爷爷早期一些作品目录，附后记要，催我奋起：

　　《鸿沟》（小说），民国三十六年发表在《奋斗日报》，译自美国进步作家格林威中篇小说。
　　《托木披茵传》（散文），民国三十五年发表在《奋斗日报》。
　　《我的火劫运等》（散文），民国三十六年发表在《奋斗日报》。
　　《论文学的目的》（评论），民国三十五年发表在《奋斗日报》。
　　《我的祖国》，民国三十五年刊登在《奋斗日报》，译自美共《群众杂志》。
　　《温港风云》，民国三十五年刊登在《奋斗日报》，译自美左翼作家斯坦倍克著。
　　《瓷器与精陶的生产情况》（科技），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九六四年，译自俄文。
　　《瓷釉制造与搪瓷工艺》（科技），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编译本。
　　《玻璃工厂设备》（科技），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编译本。
　　《玻璃生产手册》（上下册，科技），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九六六年。

　　附录一份资料：

　　中共西宁市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２０日）

　　中共西宁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西宁宾馆（七一路）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三百五十一名，候补代表三十三名，代表全市一万八千三百二十名党员。会议选举强建华等四十三人组成主席团。强建华、安贵民、康世昌、张越、康建西、韩毅民、朱廷云、高仲远、杨景福等九人组成主席团常务委员。康世昌为大会秘书长，姬应人、刘济平、钟连田、邸世英为副秘书长。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强建华代表中共西宁市第六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二、康建西作《中国共产党西宁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共西宁市第七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四、选举出席中共青海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西宁市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以实现全国四个现代化为前提，以发展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搞好城市建设和城市服务工作为重点。以调整为中心，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调整中前进，在稳定中提高。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团结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发奋图强，同心同德，为把西宁市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安定团结、文明整洁的现代化城市而努力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西宁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三十一人，候补委员四人。七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强建华、安贵民、康世昌、张越、康建西、高仲远、杨景福、宋廷云、樊文泉、邢相汤、马德魁等十一人当选为市委常委，强建华当选为市委第一书记，安贵民、康世昌当选为市委书记，张越、康建西、高仲远、杨景福为市委副书记。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西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十一人。高仲远当选为市纪委书记，郗怀玺、徐芳芝、刘正文为副书记。大会选出了出席中共青海省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文中提到一位老人:邢相汤。他老人家正是我村人氏。按村里的辈份称呼，我应该叫他老人家爷爷。一九八六年我去过青海西宁，没有见过他老人家，却享受到了几位叔叔的关怀。

　　医学专家邢庆云

　　在《忻县志•第十九篇》中，还提到村里一位前辈，他老人家名叫邢庆云，是邢善言老先生的孙子，也是茂林先生的儿子。在《忻县志》五百零八页《县人其它单篇作品目录表》内，有他老人家的名字：
　　《微量元素对大豆生长产量及品质的影响》，一九五八年发表于《农业学报》；
　　《硼和锰对棉花早熟产量的影响》，一九六零年发表于《作物学报》；
　　《山西鸟类初步调查》，一九七七年发表于《医卫通讯》。
　　在《忻州儿女》一书中，有其传。现全文抄录如下：

　　邢庆云，医学教授，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生，下佐乡寺庄村人。一九五零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后曾在大连医科大学生物组工作，一九五八年因支援山西在山西医科大学生物教研室工作至一九九一年退休。在山西医大工作期间，曾担任教研室主任近三十年，为教研室的建设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职称由助教、讲师、副教授，一九八六年被提升为教授。在四十余年的教学工作中，曾担任过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医学遗传学及细胞生物学等课程的教学。
　　科研工作从一九五四年开始，计有：
　　一，微量元素方面的研究（一九五四——一九八零年）。主要结合东北大豆出口的需要，经旅大市农业局的要求，用微量元素研究促成大豆质与量的增产方法（此法易于推广且成本极低），经过室内试验、盆栽、示范农场种植及生产队种植，并进行脂肪及蛋白质的分析，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为农业增产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还进行了棉花、玉米、花生等作物的研究试验，有论文四篇，分别发表在农业学报、作物学报、及遵义医学院学报上。
　　二，生物资源方面的调查研究（一九七五——一九八八年）。在山西进行了植物、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兽类的资源调查研究，论文均发表在学院的学报上。植物方面系结合教学、下乡采药，对山西霍县及和顺县的中草药名录做了研究报道。以上共发表论文七篇。
　　三，动物寄生虫方面的研究（一九八零——一九九一年）。寄生虫的调查研究中有新种纪录、中国纪录及本省纪录多种。在蝙蝠体上捕获的蚤类，为世界上未发现的新种——山西蝙蚤。此项研究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对山西省的省鸟——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褐马鸡的寄生线虫研究获得了好评，论文发表后，已被国外两种探索刊物摘录。在鸟体中发现的一种吸虫（双本环肠吸虫）为我国首次发现。此外还对山西省家犬肠道寄生蠕虫作了研究（农大学报发表）。
　　四，医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一九八三——一九九三年）。结合医用生物学的教学（细胞生物学及医学遗传学）进行了有关遗传病及地方病的研究，共发表论文三篇，有“先天愚型儿的核型分析及皮纹观察”（山西医大学报）；“地方性克汀病患者发样中微量元素的测定”（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及“地方性克汀病的家系调查”（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在社会工作中，曾担任山西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理事长等职，并在山西省及太原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及省世界语协会中担任理事。辞条收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人名录》及《山西省科技人名录》《中国百科学者传略》（原名中国当代学者大辞典）。
　　据说这位老人还在世，他老人家有个儿子叫邢常福（取其音），在山西省电视台工作。有一年清明时节，我在村里还见过他老人家，那年大姑父还在世，记得我们见面的地点就在村东桥上。

　　邢天银老人

　　在外父家斜对门处，有一条朝南的小巷。巷里有二户人家，其中有一位老人，他叫邢天银，生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因其身材瘦长，村民给他老人家起了一个外号：长天银。长在此与短为反义词，读音为chang,取意为身高。
　　为其立传的原因有二：一，这位老人似乎与我有缘。小时候，我家住在村西，他老人家住在村东，见面不多，又有年龄悬殊的因素，自然来往也就少。村里人所谓的来往，一指说话，二指办事。前者多指现象，后者则为前者的本质。与这位老人的缘分，是我成家之后的事情，因他家与外父家住的不远，村里人又有坐街的习俗，因此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相互打招呼的同时，内心竟有一种舒畅的感觉。
　　第二个原因与文化有关，老人文化不高，但出口成章的本事，却是村里人所羡慕的。所谓的顺口溜，又能紧跟时代形势，计划生育有一套，农田基本建设又有一套。
　　因自己爱好文学，也深知文学创作的源泉来自基层。每次回村，就留意这方面的事情。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或听到一句有趣的话，随时记在日记本上，以备后用。
　　在我写这本书时，翻开二零零二年的日记本，当年八月十七日就写着这么几句话：日前回村，专程拜访老人（指邢天银），记下三首老人临时编的顺口溜，算是纪念。

　　九台机器立顶柜，
　　黒夜就在坑上睡。

　　柳叶眉，黒生生，
　　杏核眼，赛如铃，
　　佛寿鼻子正当中，
　　元宝耳朵左右分，
　　樱桃小口笑盈盈。

　　头发又黒牙又碎，
　　脸庞又白腰又细，
　　走起路来挺干起，
　　见了男人会妖气。

　　第一首指的是村民解放后的新生活。九台机器里面好像包括：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另六项不知指甚。立顶柜，算是那个时代的时新家具。第二句有逍遥自在的感觉，又有农民那种很容易满足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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