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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 作者：石天河 发布时间：2005-08-26 19:48:48 来源： 浏览次数：28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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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上，读到阿垅1965年在狱中所写的申诉材料《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以及王增铎先生所写的《还阿垅以真实面目》一文以后，我心里像有一小堆陈年的干木屑，原本是发过酵、生过霉、快要被埋掉的，可禁不住一支火柴头的一燎，就燎着了。我一下子想起了反胡风运动中涉及到我的一些事，其中有我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和那些可鄙、可笑、可悲、可耻的体验，也有当时那种运动的方式与气氛带给我的不能忘却的印象，还有一些说不清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离奇遭遇。其中有一件，就是由于我在不经意中介绍别人去看阿垅的《诗与现实》，后来，累及别人挨斗，我也被“暗挂”审查的小插曲。 五十年代后期，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几件大事：从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我自己好像完全是在浑浑噩噩中，被推推搡搡地一直推到反革命被告席上。其间，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喘息，零星的思索，但实际上，并不明白这人世上的事，为什么既不按佛菩萨和上帝的原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地实现，也不按社会主义宣传家所说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样子去发展。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那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悲剧，可又都有点像滑稽剧或狂人闹剧。 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的遭遇和思想演变，可说是非常奇特又非常自然，非常尴尬又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我从遵命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自己被作为与胡风集团有关系的嫌疑分子被“暗挂”审查，而在嫌疑解除以后，我却真的成了胡风集团的同情者。以至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无论是报刊上、大会小会上的批判，或是法院给我判刑十五年的判决书上，“同情胡风集团”、“为胡风集团喊冤叫屈”、“传胡风反革命衣钵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等，就都被列为我的罪行之一。 实际上，我是抗日战争后才走进文化界的，从未见过胡风。所谓“七月派”的诗人和作家，我也只在1949年南京解放以后，地下党文委的杨琦、丁力等人发起组织“南京青年作家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和路翎见过一面。（那所谓见面，只不过是路翎作为“七月派”的名作家、罗荪代表地下的老文协，在大会上露面，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并没有谁和他们交谈过。）而且，我在南京是作新闻工作，地下组织属新闻分委，和文学界的人并无多少交往。仅仅因为杨琦、丁力知道我爱好文学，才拉我去参加了这个会。后来，在反胡风运动中，这自然也就成了必须交代的问题之一。（当时有很多事情，原先并不认为是什么“关系”，只是人与人的一面之缘，可到了运动中，这些事情竟然都被看作是有政治性的“关系”和“问题”所在。所以，那运动弄得全国奔波，实则其中有不少是为小事情花大力气去调查对证的。） 本来，我对后来被叫作“胡风集团”的“七月派”，所知甚少。我第一次知道“胡风”这个名字，还是抗日战争初期读鲁迅先生《答徐懋庸》那篇文章，才知道胡风与巴金、黄源一样，是为鲁迅先生所看重的左翼作家。那时我才十几岁，并不懂得“两个口号”的争论有多重要，甚至那文中提到的周起应，我也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周起应就是周扬。后来，在抗战中，虽然零星地读过一些“七月派”的作品，但直到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动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评时，我才知道，原来胡风与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一直还在继续发展。当时，我刚参加革命地下工作不久，对文艺理论上的谁是谁非，并不很懂，听文化界的朋友说：胡风那一派人，是进步的，不过，有点小圈子作风，也有点左，总觉得他们自己思想最激进，理论水平也高一头，不大瞧得起别人。有一些老作家跟他们有隔阂。但他们是真正要革命的，对反动派是从不含糊的，是要真刀真枪干的。——我觉得，在当时，对胡风和“七月派”的上述这种看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中，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所以，对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胡风文艺思想，一般都认为：这只是革命文艺界内部的意见分歧，没什么大不了，即或说是思想斗争，充其量也只是“以斗争求团结”而已。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势，对《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胡风，并不怎么重视。 不过，我对《大众文艺丛刊》上那些文章，却是带着很大兴趣去读了的。因为，那些文章的作者，有的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非常有名的人物。例如胡绳，几乎尽人皆知他是与艾思奇齐名的共产党的哲学家。尤其是那上面署名“乔木”的，那不是胡乔木，是被目为“共产党才子”的乔冠华。他曾经以“江南”的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对他们的文章，我历来是带着敬重的心情去认真细读的。（何况，1948年那时，对能够读到的每一本地下刊物，都是十分珍惜的。）可我读了几期《大众文艺丛刊》上的那些文章以后，对于这一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目的和意义，心里还是不甚了了。只觉得胡风强调作家要昂扬“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生活，批评他的人则强调作家要在革命实践中去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主观”；胡风主张作家要在作品中批判统治者留在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批评他的人则认为“小资产阶级作家”最重要的是“向人民学习”。争论双方虽然在理论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可我想，争论的目的总无非都是为了革命文艺工作的顺利发展。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各抒己见的问题探讨，谈不上什么文艺方针、路线的分歧，也根本说不上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我当时认为，这类问题，大概是因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不同，所以，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例如，在解放区，可以提倡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向工农兵学习”。可在国民党统治区，军队是反动军队，农民大多是落后的农民，他们身上也确实像有胡风所说的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两种情况不同，对作家与人民关系的看法，自然会有分歧。但这分歧大概只是暂时的，全国解放以后，这类问题自然会有个公开讨论公是公非的时候，分歧的意见是不难于调解的。——我当时的这些乐观的想法，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实在是太幼稚，太天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全国解放以后，分歧并没有得到调解，相反地，从1952年以后，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自舒芜发表《从头学习》，表示皈依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胡风派分道扬镳；北京报刊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就渐渐拉开了序幕。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颇有对作者的文艺思想进行一次清算的意味。联系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等一系列文艺界的思想批判运动的“风向”“指向”“矢向”来看，到1953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已经是山雨欲来之势了。 我原先并没有想到，我竟然也被卷入运动，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我在南京解放后随二野进军西南，在川南工作。1952年秋天川南区整党运动以后，原先的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政区合并为四川省，我才调到四川文联专业文艺工作。后来，写了几首诗几篇文章，就戴上了一顶名为“作家”的花花帽子，开始在文艺舞台上跳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大概是在1953年秋天，有一天，邵子南到四川文联来，偶然地来到了我的房里。他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南分会的领导干部，他其所以认识我，是因为在重庆的一次创作会议上，我和他有过一次关于“英雄人物有没有缺点”的激烈争论。那次，他从北京开会后回到重庆，传达胡乔木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个观点，说“英雄人物本质上是没有缺点的。”甚至说“乔木同志认为，如果我们的作家不相信英雄人物本质上是没有缺点的，那就可能是由于我们灵魂工程师的灵魂还有问题。”我在讨论时提出质疑，说“苏联作家富曼诺夫写的《夏伯阳》，那是个英雄人物，可他到死还带着他本质上的缺点，可见有缺点并不妨碍其为英雄人物。”当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但邵子南是个很爽直的人，他并不因此而心存芥蒂，相反的是，这次他到我房里来，就是特为向我传达北京作家们讨论“表现英雄人物问题”的新信息，说：“原先的那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争论也是空谈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作家心中是否真有一个英雄人物。有缺点就写缺点，没有缺点又何必像周立波说的那样去硬加上一些缺点呢？……”他谈了一阵，就告诉我：现在中央要“反胡风”，胡风过去是进步的，不过，文艺思想跟党的路线不合，是个问题。你对理论问题有兴趣，可以写点文章。这是个立场问题，大家都应该站在贯彻党的文艺路线的立场上说话。——邵子南只是顺便地对我作了个写文章的动员，我却由于一种“投机”心理的牵引，随后就写了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投给重庆的《西南文艺》杂志。《西南文艺》搁了好几个月没有发表。而在《文艺报》公开号召“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以后，四川文联创作辅导部的领导人李累，听说我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还没有发出来，就特地从《西南文艺》编辑部把文章要回来，转给了《四川日报》，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这篇东西，当时似乎使我出了风头，可实际上，它成了我的文学生活中最使我愧悔不已的一大失误。 由于我这篇文章，是在《文艺报》公开号召批判胡风之前几个月写的，文中还没有与“胡风文艺思想”作敌对性斗争的意思，仍然称“胡风先生”。（文章原题《辩证法不是变戏法——敬质胡风先生》，发表时题目被改成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文章的内容，主要只是针对胡风嘲笑“给感情划阶级成分”，批评他“否认感情的阶级性”等等。批判虽是批判，却只是作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文艺思想论争在说话。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运动很快就由“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突然上升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时，我的这篇“火力不强”的文章，不但很快就已经不合时宜，而且，后来在轮到我受审查时，这篇文章竟还被怀疑为“假批判、真掩护。”这对我,可算是十分辛辣的讽刺。 回想起来，邵子南和我谈话那天，也许真是个不吉利的日子。邵子南如果事先料到，当他患白血病住院，死神在病床边守候着他的时候，他还要为自己与“胡风分子”那些交代不清的往事而焦虑不安，那他大概也不会动员我去写什么文章的。而我如果不是由于急切地想要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诚、从而形成的投机心理，我也不会那么快地动笔。 我当时的那种心理状态，是与我的政治处境有关的。因为，在调四川文联之前的川南区整党运动中，我遭到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挫折。那次整党，重点是清理地下党员。由于我的一个“历史问题”，被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明”，党校仓促地作出结论，要把我“清除出党”。我虽据理力争，向四川省委组织部提出申诉，说明那个问题在南京地下入党时早已交代清楚，我是在有消息说我已被列入敌人大逮捕黑名单、在组织掩护下撤出南京隐蔽期间，才被批准入党的。就是说，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南京解放后，在南京市委宣传部支部审查讨论及后来的审干运动中，也已经有好几处证明，说明我的历史是已经调查清楚了的。但四川省委组织部长许梦侠同志在与我个别谈话时，仍然说：“这次运动，党要纯洁组织，你的问题不够清楚，暂时在党外工作，接受考验，弄清楚了再回来。”所以，我到四川文联时，是作为一个党籍被“挂”起来的、有“历史问题”的干部，被另眼相看的。（其所以说是“挂”，是因为平反后对党籍问题进行复查时，复查的同志发现川南党校那个“开除党籍”的决定，并未经上级党委批准，应该是没有生效的。所以许部长当时说的“暂时在党外工作”，只意味着把党籍“挂”起来，我的级别待遇也并没有降下去。但是，党籍被挂起来是“明挂”，仍然是“革命干部”；而“历史问题”被挂起来则是“暗挂”，这“暗挂”就意味着被怀疑为“特嫌分子”，至少是“不可信任的人”。）我当时内心压抑着极大的苦闷，总希望能得到党组织的信任。所以，总是尽一切努力，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诚。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情绪的支配下，听说党中央要“反胡风”，就觉得正是表现自己忠于党的文艺路线的时候。——这样一种“投机”思想，使我在“反胡风运动”初期，写下了那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没想到，那也等于是为我自己种下了一枚可悲的苦果。 “反胡风”运动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以后，我很吃惊。而最使我惊心的，就是那“按语”的笔调。读过《毛选》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毛泽东的笔调。我思想上有些惶惑了。我觉得，如果说胡风文艺思想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合之处，那是可能的；要批判，也是应该的。但是，要说胡风是反革命，说“胡风集团”里面的那些人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胡风的那个时候，我就读过胡风的《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逆流的日子》等几个文集，也读过几期《七月》《希望》和地下发行的《蚂蚁小集》。在全国解放后，我就读到过胡风为答复《大众文艺丛刊》的批评而写的《现实主义的路》。在1952——1953年，我先后又把能搜集到的胡风的论文集，都找来读了。一共读过胡风的八个集子。我感到，要说一个反革命分子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把反革命估计得太高了。尤其是像《现实主义的路》，那理论思维的深度，显然比批评他的人更深入得多。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那里面对新中国的热情和对毛泽东的爱戴，是十分真挚的。那也决不是反革命分子可以装得像的。《人民日报》上所公布的那“三批材料”里面，被当成“反革命黑话”的那些话，在我看来，也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邮政检查而写成那样的“伊索寓言”式的“革命的暗语”，为什么只朝坏的方面猜呢？例如，阿垅信中所说的“是脓，总要排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作过地下工作的人，对这话不难领会：那意思分明是指国民党派出去剿共的军队，都是“脓包”，是幽默的讽刺。怎么会是“反革命黑话”呢？但这材料一旦被毛泽东加上按语公布出来，事情就严重了。胡风是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左翼作家，文艺界几乎尽人皆知其左。所谓“胡风集团”即“七月派”的作家，也都是左翼的文学精英。其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究竟凭什么判定这一大批作家是反革命呢？这里面可能有误会，也可能有什么蹊跷。——那时候，我对毛泽东的迷信，还是百分之一百一的痴迷，相信伟大英明的毛主席是决不会犯错误的。如果这事情暂时地产生了些误会，那只不过是由于舒芜提供的材料都是些私人信件，在朋友间不难于作心心相印的意会，换上别人，却是很容易产生误解的。但如果周扬对胡风的问题，作了些添油加酱的汇报，那可就麻烦了。（全国解放以后的几年中，我逐渐体会到，革命队伍里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像“同志”两个字这么单纯的。革命队伍里除了思想分歧，也有权位与意气之争，也有妒忌、刁难、挑拨与倾轧。对于周扬与胡风之间的矛盾，我心里是有一些看法的，只是不敢随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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