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 作者：石天河 发布时间：2005-08-26 19:48:48 来源： 浏览次数：2861 |
||||||||
| 当时，我作为一个被摒除在党外的人，好像对运动中的许多事情，都因隔了一层而信息失灵，不明真相。只偶然从党员领导干部的谈话中听说，周扬事先向中央写过一个报告，大意说，胡风集团内部成员历史情况复杂，意思是要进行思想整顿与组织清理。而我在听说周扬写过这样一个报告以后，心里就感到了一种不安。忽然被勾起了从前读鲁迅《答徐懋庸》那篇文章时留在心里的一个比较深的印象。鲁迅在那篇文章里面，对周扬和胡风所作的评价是：“胡风鲠直，易于招怨”；周扬则是“轻易诬人的青年”。虽然，那篇文章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鲁迅的话，在我们这些文坛后辈的心中，是难于忘却的。因而，当“反胡风运动”由“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一下子变成“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心里开始有了一个疑团。怀疑周扬在陷害胡风。实际上，有这类怀疑思想的人，在当时的文艺界中是并不少的。只是，在那样的运动中，人们都在忙于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与胡风集团划清界限，自顾不暇，谁还敢对运动提出异议呢？如果当时只是在周扬与胡风之间辩论谁的文艺思想正确，那么，即使拥护周扬的人很多，推崇胡风的人也决不会少。而现在是由共产党毛泽东出面，把胡风划在“反革命”一边，谁还能有什么选择余地呢？不仅文艺界的“首领”、“班头”式的人物郭沫若，早已“头上插了风向标”，对胡风公开声讨；就是胡风的至交好友，也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唯一的一个敢于站出来为胡风辩护的人——美学家吕荧，几乎是在他发言的同时，就被划成了“胡风分子”。别的人还能怎样呢？即或心知其故，也只好明哲保身。可以说，那时，连保持沉默都是有危险的。除了香港、台湾或海外华人可能有同情胡风的舆论外，国内的情况是可悲的。从前，小时候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记得那里面有一条，说“屈原讥楚国之士，如脂如苇。”顾炎武大发感慨，说：“吾未见刚者！”现在，顾炎武死去又几百年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仍然并没有长硬一点，要不是有吕荧那“光荣的一票”，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就真的是“如脂如苇”的顺风倒、巴地稀了。 从“反胡风运动”转入“肃反运动”，对每一个人都是很紧张的。先是按文艺整风的程序，大家一起学习文件，批判胡风结合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交代与胡风分子的关系。在机关大会上审查批斗涉嫌“胡风分子”的人。接着，就转入“肃反运动”的程序，每个人都要写出书面材料，从八岁起交代自己的出身经历，提出每一个时期的历史证明人，以供组织查证。每个人交代历史时，同时检查批判自己的政治思想，然后由机关大会或小组会进行“群众性的审查”。这种审查所采用的方式，是所谓“思想剥皮”、“大胆怀疑”与“从严批判”。每个人的检查材料，都要由大会或小组会审查通过，再经机关的肃反三人领导小组作出审查结论，才算是过了关。如果有重要问题交代不清或交代后尚有可疑之处，就要经领导小组派人去外地调查核实，才能定案。平心而论，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这样一种普遍严格的政治审查，其程序、方式与手段，应该说都是科学的、合理的。也如当时文件中所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疾风暴雨式的肃反运动，过去在江西苏区和延安老区实践的经验，已足够说明其偏差很难避免。而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样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却忽视了一个带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即“人的尊严”问题与“人际关系”问题。运动中人人都要在自我贬损的检查与群众的揭发批判中过关的作法，几乎完全没有顾及人的个人隐私与心理自尊，使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受到了一些挫伤。相互间的揭发批判，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所造成的损害，更是无可细算的。那时，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国才不过五年多，而在革命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分子，至少也有二十多岁，除了老红军、老八路，谁不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生活过？在走向革命之前，谁又能完全没有旧社会的各种思想影响和精神烙印呢？阶级出身并不由各人自己作主，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亲人朋友绝无一点反动党团、封建帮会、官僚地主等各方面的关系。因而，每个人的检查交代，都有一堆不干不净的东西。有些思想、经历以及个人隐私，原本与政治无关，算不了什么问题，可一旦从严批判起来，上纲上线，就可能使被批判的人，感到自己似乎从来就是个有罪的肮脏的生命，与“纯洁的革命者”的质量标准差得很远，感到自己只不过像是革命洪流所挟带的泥沙，是随时都可能在“大浪淘沙”的运动中被淘掉的。——这对一向以自己为“革命干部”、“革命作家”而自豪的人来说，心理上的挫伤是巨大的。 肃反运动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也有人被隔离起来作专案审查，气氛是紧张而还带着点恐怖的。似乎每个人的命运，都在未定之天，随时都会遇到不可测度的凶险。只要外面忽然飞来一份检举材料，人便可能在一瞬间成为“反革命嫌疑分子”。极个别的人因历史问题交代不清，过不了关而自杀了，估量他是确实有重大历史罪恶不敢交代而萌短见。但历史罪恶通常是罪不至死的，其所以自杀，主要还是由于他感到自己再无生活前途，精神上承受不了。如果说，运动中人人自危，只是暂时现象。那么，人们对生活前途信心的丧失，却是运动遗留的心理隐患，其后遗症式的作用，可能会是很长远的。尤其是在党群关系上，肃反运动所造成的“界沟”式的裂缝，是相当明显的。 我在运动中所要交代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南京解放后参加“南京青年作家协会”，与胡风分子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另一个则是我的那个已经“挂”了几年的“历史问题”。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按机关领导宣布的规定，每个人都已经把自己的书检查了一遍，把胡风分子的书交图书室登记代管。（这当然也有提供思想审查线索的意义。）在四川文联的干部中，只有我，一下子交出了胡风的八个论文集。这当然会有人注意。要说我在文艺思想上一点也没受胡风影响，本来是难于说得清的，但由于我在运动初期是以积极批判胡风的姿态出现的，所以，我的一般性思想检查，别人并没有提出多少问题。关于参加“南京青年作家协会”的问题，我交代了成立大会开会经过，交出了大会通过的题为《走向人民》的宣言及当天临时油印的会员名单。列名于这名单中的人，有的人当时就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是比较容易查证的。所以，在这方面，也没有产生大的麻烦。我当时估计，对我的审查，大概重点还是在那个“历史问题”上。 我的“历史问题”，是一个几度使我自己也感到绝望的老问题。那问题的事实其实简单，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末期，1944年日寇从湖南经广西打到贵州时，我在湘桂黔三省人民大流亡的兵慌马乱之际，在日寇追逼下，与全家七口逃到贵州。我当时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工人，被工厂遣散，全家生活无着，我不能不自谋生路。偶然，在贵州独山邮局门口，看到一张“国防最高委员会特种技术人才学校”招生的广告，便去投考。就这样，被那广告上的假招牌骗去考入了国民党军委会的西南电讯训练班去受了一年训。事实简单，而性质却非常严重。因为，那个训练班，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训练班。我确实是被骗考进去的，进去以后，在那个魔鬼巢穴里无法脱身，只好隐忍着受了一年训。到我抓到机会挣脱出来时，我不仅没有作过一天特务，而且，连训练后期的“重庆总台实习”也没有参加。在我自己看来，这段经历，只是我生命历程中遭遇到的一次不幸，并没有构成我的“反革命历史罪恶”。可是，由于“军统”特务是残杀过无数共产党人、革命群众与进步人士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组织，所以，尽管我在南京地下工作中申请入党时就作过详细交代，以后在历次“整风”、“审干”、“整党”运动中，又找到了一些能够对我的情况作出证明的人。（其中包括：和我同时考入的人，和我同时脱离的人，和我同时受训后、他参加了“重庆总台实习”后来才脱离出来的人，以及作了特务在解放后被逮捕的人，等等。）可是，由于这问题的性质被看作是一个“特别严重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它就成了我无法卸掉的“历史包袱”。有一段时候，我似乎也想透底了：这不能怨人家不相信你，这只能怨日本鬼子的追逼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欺骗，或者，怨自己的命。不然，我原本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爱国青年，湘桂黔三路总机厂的工人，标准的现代无产阶级，怎么会惹上这样一个不干不净的历史问题呢？现在，无论你怎样去找证明材料，无论有多少人能为你作证，问题在于，能为你这段历史作证的人，也只不过是一些“不干不净的人”。那些证明，又能有多大作用呢？谁能判定那不是“互相包庇，蒙混过关”呢？更有谁能保证那不是军统特务机关有计划地布置下来“打入革命阵营长期埋伏”的一批特务分子、用来作“假交代”的骗人手法呢？——这样的怀疑，是可以无底止地怀疑下去的。如果不是因为人只有几十年的寿命，那么，从一百年前追问到一百年后，这问题还是不会有结论的。由是，我知道，这样的怀疑和不信任，将如同我的影子伴我终身。无论我再作何种努力，也是不会收效的。我只好学老八路教给我的经验，把历史问题所涉及的人和事，时间，地点，简明地列一个表，留作底子。运动中作检查交代时可以当备忘录。免得天长日久偶而弄忘记了一点什么，说不清楚，就可能被认为是你“不老实”或“搞了什么鬼”。那就会弄出你意想不到的麻烦。在这次运动中，我只好特别慎重地把历史问题再详细交代了一遍，尽量把可能引起怀疑的情况说清楚。机关的大会上，批判与审查之严格，是使我感到很难堪的。特别是这种群众性的审查，人际关系中的公仇私怨都搀杂在里面起作用。有的人大概是想用“思想剥皮”方式先撕开我的“面子”，从精神上打垮我，揪住我在恋爱方面的错误不放。（我当时没有结婚，在恋爱方面有过几次挫折。而半年前的这次错误，是很糟糕的。女方是音乐院毕业刚参加文化工作的一位女干部，最初我并不知道她是有夫之妇，到大错铸成，领导追查，我只好认错，准备接受处分。但因对方才二十岁，我请求不要公开这件事，怕逼出人命。在这次审查中，我也只好声明，我有这样的错误，应该接受处分，但我不能在公开检讨中说出她的名字。可是，在那样的运动中，我愈是不愿说，别人愈逼得紧。大家义正词严地对我作思想批判与道德谴责，我既是问题复杂又是错误严重的人，别的问题，我还可以补充交代，这个男女关系上的错误，我感到无地自容，除了认错便无言以对，也便过不了关。）我根本没有想到，在肃反运动中，会对这样一个非政治问题纠缠得这样厉害，生平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我被逼得流下了眼泪。后来，因为这毕竟不是政治问题，肃反领导小组可能觉得那个问题我已经向组织上作了交代，在大会上不肯说也没有纠缠下去的必要，而我的历史问题是早有结论的，并没有新的检举揭发的问题需要继续审查交代，于是，便从宽地放我过关了。 总的来说，运动中的审查批判虽然使人难堪，但在我个人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偏差，我并没有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可是，我没有料到，后来，忽然飞来的一个检举材料，竟然极大地震撼了我的思想，也影响到我后来的命运。 那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高潮已过，1956年初，运动逐渐转向“扫尾”阶段的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好像豁然开朗了。一月间，报上发表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那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历史文件，报告里面的许多话，深深打动了知识分子的心。尤其是那里面谈到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等于是给知识分子重新划定了阶级成份，把过去长期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小资产阶级”帽子摘下来了。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信息，在谈笑中便说，这是周总理“给知识分子重新加冕”。在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运动中，人们被弄得十分抑郁的心情，似乎比较有了一点松快。同时，国家形势的另一个重大变化，也使人感到高兴。那就是当时的所谓“一化三改造”运动。（即改造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使国家社会主义化的运动。）大家都带着喜悦的心情去看社会的新气象，根本没有谁去考虑这些运动是否过激、是否会产生不良后果的问题。看着成都市一批批私营工商业的老板，为庆祝企业的公私合营而手持大红喜报，敲锣打鼓，争先恐后地去向省市党政领导机关报喜，大家心里都非常激动，觉得这“一化三改造”的政策真了不得。过去，苏联是用专政手段硬性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才实现了工厂企业的国有化，而现在，我国通过实行公私合营保留定息的赎买政策，就可以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资本家欢天喜地的把工厂企业交给国家，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真可谓“如日中天”了。 |
||||||||
【作者相关文章】 纪念《星星》五十年 【网友评论】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没有账号请注册 |
||||||||
| 南樵诗词资料网 联系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