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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 作者：石天河 发布时间：2005-08-26 19:48:48 来源： 浏览次数：28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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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四川文联的各项工作，已逐渐恢复正常。肃反运动中过了关的青年作家，都急于想下乡下厂去看看。明说是去“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准备搞创作，实际上，大都因为在运动中闷了一年多，想到外面“一化三改造”的热潮中去吸几口新鲜空气。有几个原先在运动中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的“胡风集团嫌疑分子”或“反革命嫌疑分子”，这时，也由领导分别作出了结论，解除了“隔离反省”，在机关里安排了工作。可我却忽然发觉，我自己竟迷失在一个闷葫芦里。文联领导既不安排我的工作，也不让我下乡下厂，并没有叫我继续反省交代什么问题，却又迟迟地不宣布我的肃反审查结论。开初，我只是在心里纳闷，估量还是那个“历史问题”。我觉得我无法改变历史，想要赶快结束这种审查也是幻想，摆在我面前的现实，就是我只能任凭别人在“明挂”与“暗挂”中来摆布我，除了无限期地忍受一切猜疑与歧视，其他的我实在无能为力，只要自己问心无愧，作不作结论就听天由命吧。——这样想过以后，我就耐心地等待，看文联领导什么时候才给我个分晓。这样的等待，是最窒闷的。为了不让生命在等待中白白地浪费掉，我只好关起门来读书。有时，就买一大包水果糖，一个人关在房里慢慢的啃。心想：我一切都要听人摆布，好在还有水果糖是可以由我摆布的，我总算还保留了一点作人的自主权。于是，就这样等呀等的等着。 但人的耐性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我自信我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如此神秘地“暗挂”审查。我必须要求领导摊牌，把问题公开化。（我其所以要求把问题摊开，也因为这时候，我心里已暗暗地有了一种顾虑。我想：在这样的运动中，对于我这样的人，如果别人要害我，那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川南整党运动中，我已经挨过一次，我再挨不起了。我一向认为，作人应该坦荡自持，可现在我不能没一点心计，我不能不设防了。）于是，我向四川省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处长的宋锡仁写了一封信，请他向省委组织部许部长转达我的一个请求：我到底还有一些什么问题？请四川文联领导人明白的向我提出来。（宋锡仁是南京地下工作时期，地下党新闻分委和我所在报社党组织联络的分委委员之一，在川南时又同在宣传部工作，可算是老战友。省委组织部许部长，原先是川南的组织部长，在我心目中，那是一位很公正很可信赖的老红军干部。川南整党后，他和我谈过一次话，叫我“接受考验”，我现在快被“考验”得发疯了，我当然应该让他知道我的情况。）我这样作了以后，隔了两天，接到宋锡仁的电话，说已把我的情况反映给组织部，干部处长说，文联领导会找我谈的。果然，文联党支部书记李累，随后就来找我谈话。 那次谈话，一开头几乎使我莫名其妙。李累说：“关于你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已经派人查过，那都没有什么……但是！”说到这里，李累加重了语气，右手伸出个指头指着我说：“你和胡风集团的关系，没有向组织上说真话。”我当时虽然大吃一惊，可心里却如释重负，知道这只可能是某些七经八绊扯上来的鸡毛账，不是什么问题。我问：“究竟是什么事？”李累说：“南京那方面，还有哪些胡风分子和你有联系？你没有交代。”我想了想，说：“没有哇。”他说了个名字，问我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我说，我记不得这个人，希望摊开来，把人家检举我什么问题，具体地给我点醒。（肃反运动中，领导找人谈话，有一种作法叫“点材料”。凡是外来的检举材料，先不让被检举人知道那里面检举了些什么，只向被检举人提示其中的一点两点，让被检举人去反省交代，看是否与检举材料相符。如果不相符，则交代可能是不老实的；如果被检举人猜不到别人检举的是什么而另行交代了一些别的问题，则可由此新线索去扩大追查新的问题。当时，像这样点材料，就是向被检举人暗示：领导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罪证，只看你是否老实交代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了。）李累随即又向我说：“是海军方面转来的材料，人家交代你介绍他和胡风分子联系。”我觉得这更摸不着边了，海军？我和海军里的什么人打过交道吗？从何说起？我只好说：“没这样的事，我不认识海军里的什么人。”李累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刘彦伧？人家说是刘彦伧介绍他和你认识的。哦！这一下才把我点醒了，原来如此！ 那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1949年进军西南后，我在《川南日报》工作，担任副刊编辑。有一位在合江师范学校教书的作者刘彦伧，常给副刊投稿。有一次他从合江到泸州来，到编辑部和我见了面，从此就认识了。他搜集过很多民歌，曾灵活地采用四川民间童谣的各种形式，写成一首约五百行的长诗《榕山谣》，内容是清匪反霸时期一个农村妇女翻身的故事。他先投给《西南文艺》，没有被采用，便寄给我，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觉得他写得很有才气，特别是灵活地采用各种童谣形式，连缀成一首叙事长诗，很有艺术特色。只是在艺术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方面，还需要作一些去芜取精、点彩传神的修改。我把稿子寄还给他时，谈了我的几点意见，鼓励他尽力修改好。后来，他又把修改后的稿子寄我，希望我能帮他作些修改，他再作最后定稿。我一时兴起，就把我认为应该改的地方，都作了些删改，并在开头和结尾添写了两段，作为“序诗”和“尾声”。这样，好像在整体结构上比较完满，就仍然寄还给他。他修改定稿后，回信说，已署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作为两人合作的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把稿子留了好几个月，后来还是没有用。退稿信上称赞作品很有艺术特色，原准备选载一部分，因考虑作品中人物的正面意义还有不足之处，故未能发表。我和刘彦伧，就由于这样一段文字姻缘而作了朋友。大概是1953年，我到重庆去参加西南作协的创作会议，会后，就绕到合江师范去会刘彦伧，想谈谈如何把《榕山谣》修改出版的问题。我和他见面时，他房间里先就有好几个男女学生在和他谈什么，他看见我来了，一时高兴，就向学生们介绍我。五十年代，“作家”、“诗人”这类名词，在青年学生中还是很有魅力的。学生们听说我是“诗人”，就来劲了。就围着我问这问那。其中，有一个就问我：“学写诗要读些什么书？”那时候，关于新诗的理论书出版得很少，只有亦门（即阿垅）的《诗与现实》是唯一的大部头诗学论著。因此，我当时确实向那个学生推荐了“胡风分子”亦门的那部书。当天，我和刘彦伧谈了一会儿话，便急忙走了，也根本不记得那学生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学生后来考进了海军的某个部门，在“反胡风运动”中，因读过亦门的那部书而受到批斗，因而便交代出我是教唆他读“胡风分子”的书、使他受到“反革命思想毒害”的祸根。——善哉！无量佛！我总算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了。原来，这不过是像一片鸡毛飞上了天，在暴风雨中被人当成了毒箭。 这问题交代清楚以后，我当然松快了许多。可是，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却留给我深长的思索。我当时就反复地想：胡风既不是个政客，又不是个专作地下工作的秘不露面的人物，他二十来年一直是在文坛公开活动的左翼作家，写了那么多书，编了那么多杂志，如果把每一个读过胡风或“胡风分子”的书的人，以及介绍别人读他们的书的人，都看成是“反革命嫌疑分子”，那“反胡风运动”这面大网，会使多少无辜的文学青年遭到批斗甚至遭到厄运呢？在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运动中，像我和这个学生这样的所谓“问题”，会不会有整死人、逼死人的事情发生呢？胡风如果真是“反革命”，真有“反革命思想影响”，那“影响”也是被这运动千万倍地夸大了的。——我对发动这样的运动是否真有事实根据，更怀疑了。对于运动中，把“问题”捂住，对人作“暗挂”审查的作法，更特别反感。（后来，在八十年代，我读过冯骥才的中篇小说《啊！》我很佩服他写得逼真，觉得那是对“暗挂”审查很有体验的作品。不过，我更佩服那发明了“暗挂”审查方式的发明家，他应该受到奖励。如果真有上帝，上帝应该奖给他一根绳子，让他把自己“暗挂”在地狱最深层的黑暗里面，独享自家发明的专利。） 随后，我算暂时解脱了。文联领导安排了我的工作，让我担任理论批评组长。我开始恢复和文艺界的联系，并着手写了一篇带有反“左”意味的论文《为了蓓蕾的命运》，内容主要是反对当时盛行的那种硬搬苏式教条摧残文艺创作、把在作品中发现的缺点完全归咎于作家政治思想的批评风气。（后来，这篇东西，《文艺报》上只发表了一部分，题为《作家的世界观与作品的思想性》。另一部分，发表在四川文联的文学刊物《草地》上，题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而文章开头部分，关于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一些较有重要意义的话，则没有能发出来。文章的原稿，1957年我被捕时，连同我所有的稿件笔记本等全被搜去，不知下落了。）而从我重新开始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以后，我更愈来愈感到，在“反胡风运动”中，对胡风“写真实论”的批判，完全是错误的。按照周扬及其他批判文章“反对写真实论”，及认为胡风的理论是用“写真实论”来否认文学作品中“社会主义思想性”的重要意义，等等。这一类批判意见，不仅在理论上，与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及《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关于文学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不相符合，而且，“反对写真实”直接就是“反对现实主义”。因为“写真实”本来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反对写真实”的“现实主义”，那就只能是“假现实主义”。把“写真实”与文学作品要有“社会主义思想性”的要求对立起来，以为“反对写真实”就可以加强作品的“社会主义思想性”，这恰好是重复鲁迅早就批评过的那种把“革命文艺”与“革命宣传”完全等量齐观、抹杀文艺特性的错误观点。现实主义作品由于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当然会展示出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壮丽场景与革命者的精神状态，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并不单纯是为革命作宣传的宣传品，它对革命的偏差错误及其破坏性的丑恶面，同样要作批判性的真实表现。文学之所以有高于政治的价值，就正在这里。——我在作了这样一些理论思索以后，联系当时教条主义批评十分猖獗的情况，更加深了对“反胡风运动”的怀疑。（我一向是不掩盖自己观点的，但在当时，我仍然不敢议论“反胡风文艺理论”的是非。只是，后来，在《草地》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特刊上，我发表了一篇《大海的启示》。在那篇文章里，我张扬鲁迅的遗教，公开地对教条主义的文学批评作了激烈的声讨。我把上述的一些思考，也部分地融入了这篇文章。） 1956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在肃反运动将近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发表了一篇《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在这篇文章里面，周恩来向全国推荐昆曲《十五贯》。文中并借对剧中人物过于执的批评，批评了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的过于执。显然，周恩来已经发现，肃反运动是有问题的。《十五贯》在全国轰动性的上演，无疑也提醒了人们对“冤案”的注意，在社会上传播了“申冤”意识。它也提醒我：“胡风集团”的问题，可能是一宗冤案。在这期间，我写了两篇关于《十五贯》的剧评。一篇《况钟三难》，赞扬况钟为冤案平反的人道主义胸怀，发表在《草地》上。另一篇《过于执五相》，抨击过于执式的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作风，没有能够发表。 1956年最为震撼人心的大事，是苏共二十大传出的信息，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在苏联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所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说斯大林几乎把他上台时那一届的苏共中央委员都杀绝了，只剩下了很少的几个人。说苏联原先的许多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红军统帅，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图普切夫斯基元帅等人，都是被斯大林诬陷冤杀的。报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说过去把领袖个人神化的作法，是非常错误的。报告谴责了斯大林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与国家法制的破坏，并说苏共将致力于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中引起了一片惊悸的喧哗和躁动，当时听说美国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已声明退党。（后来，我在刊物上看到了美共总书记福斯特为此而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法斯特请求投降》，证明法斯特确实是在那时退党了。）还听说法国的著名诗人、那时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阿拉贡，也有思想动荡的表现。各国共产党都有对斯大林谴责的声音，但也有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一点不提斯大林过去的功绩表示不满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应，大概要算政治上最成熟、最稳健的表现，即：一方面对斯大林作了批评，一方面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著名的“三七开”的论断。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中，除了表面上的惊诧，实际上，内心触动最大的是三个问题：1。中国是不是也有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2。中国眼前还没有完全结束的这次肃反，是不是扩大化了？3。胡风集团的问题，是不是搞错了？我当时觉得，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真来得好及时，党中央一定会吸取苏联的历史教训，改进工作。我国人民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现象上看，是相当普遍的，但还并没有造成苏联那样严重的后果，党中央和毛主席自己会自觉地防止的。我国的肃反运动，范围是扩大了的，但事先有“机关肃反、一个不杀”的政策，现在还来得及纠偏。至如胡风问题，大概很快就要放人了。（当时，我听说，上海的“胡风分子”满涛已经放出来了。成都四川音乐学院的山莓，即张舒扬，是“七月派”诗人，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中《我们是新来的》一集中，有他的诗。在运动中，作为涉嫌“胡风集团”的一“分子”，他也曾是重点审查对象，这时也解放了。他和我很要好，常有来往，我了解到，他解除审查以后，党籍和工作都并没有受什么影响。所以，我心里暗地里有些感谢赫鲁晓夫，觉得他给中国知识分子帮了个大忙，给中国共产党提了个醒。可就在这时，我作了一件哈事：我一时冲动，把我书架上的一部《斯大林全集》拿到旧书店卖了，发誓不再读他的书。这当然是幼稚可笑的，后来也成了别人批判我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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