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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 作者：石天河 发布时间：2005-08-26 19:48:48 来源： 浏览次数：28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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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波兰和匈牙利事变。波兰的事件，平息得较快，事态似乎不太严重。而匈牙利事变，一直弄到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匈牙利青年人还有站在屋顶上开枪抵抗的，可见那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必然非常惨烈。波匈事件震动了世界，在中国，虽然毛泽东说是“吹皱一池春水”，但在知识分子中的思想震撼，却是空前强烈的。这也与过去长时期的新闻封闭和片面性的政治宣传有关。不是一直在宣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么？为什么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都带有明显的“反苏”色彩呢？波兰的统一社会党、匈牙利的人民劳动党，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的共产党，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是为人民求解放的党，为什么波匈两国的工人和普通人民会这样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甚至拿起武器来杀共产党人呢？如果说是受了反革命的煽动，那么，人民为什么要听反革命的话而不听共产党的话呢？可见，这主要是由于波匈两国的共产党内，在政策路线和党群关系上出了问题。波兰的哥穆尔卡，原本是党的总书记，事件发生后，他是被从监狱里放出来收拾局面的，可见他是波兰人民较为信任的领导人。那么，他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呢？哥穆尔卡在平息事态后，似乎并没有提出多少政治改革的措施，只着重讲了个“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似乎波兰事件的原因是“没有民主”或“民主的范围被限制得太小”。而在我们中国，则“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口号，还被视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究竟社会主义应不应该有民主，可不可以扩大民主呢？匈牙利事件的导因，似乎与其前总理拉伊克之冤死有关。人民可能是由于对现实生活境遇之不满而产生了对拉伊克执政时期的怀念，而一旦明白了拉伊克的冤情，便会感到他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而被害的。长期压抑的不满，爆发为群众性的愤怒，是势所必至的。而当时的匈牙利总理拉吉，显然倾向于摆脱苏联的控制，于是，他把群众的愤怒，引向对党的总书记拉科西追究拉伊克冤案的责任，并在夺权斗争得手之后，立即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集团。他的目的，很明显的是要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而拉科西是苏联信任的人，他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请求苏联出兵来“教训自己的人民”。这样，苏军参与镇压匈牙利的群众运动，就使得事情的形势和性质都起了变化。原先，匈牙利事件，无论你把它看成是“内乱”，是“党内夺权斗争”，是“群众抗议运动”，“人民民主运动”或“反革命暴乱”，都只是匈牙利国内的事情。一旦苏军介入，就变成了苏联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内政的干涉与主权的侵犯。而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道义，也违反国际公法的。何况，这样的事情，在匈牙利人民心中，必然会留下“民族仇恨”的记忆。所以，这事件的发展过程，几乎每一步都是出人意外的。我们离欧洲远，信息不灵，国内新闻报道，多半略而不详，而且是带过滤性的。所以，对波匈事件的经过，我们只知道一个轮廓。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拉科西垮了台，拉吉在苏军占领布达佩斯后一度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后来被逮捕处死，卡达尔出任党的总书记来收拾残局。 中国官方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基本上是认为波匈两国的反革命没有肃清，事变是由帝国主义策划，由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波匈两国的党，放松了思想领导，对“自由化”活动与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没有及时制止，也是导致事变的原因。 但在匈牙利事变时，《人民日报》上却破天荒地全文发表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拉丁的演说》。那篇演说，在当时，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原先，中国人按毛主席的教导“一边倒——倒向苏联”，对被斯大林从东欧九国情报局开除出去的所谓“南斯拉夫铁托修正主义集团”，是没有好感的。可是，铁托的这篇演说，却处处都使人感到他说的是真话。感到苏联出兵干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内政，是违反国际主义道义的。特别是铁托的演说中，透露出的一个信息，非常惊人，也很能启人思索。铁托那几句话，大意是说：不仅匈牙利，东欧各国都同样存在着要摆脱苏联控制的趋向。——这话其所以使人吃惊，是因为过去我们只知道苏联对我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是一直在“无私援助”的，怎么会有“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呢？——这问题不想还好，一想开来，简直像大梦初醒：原来，对这些问题，过去那整套整套的宣传，全是哄娃娃的谎话，我们长时间都蒙在鼓里！…… 对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大反斯大林，及关于波兰匈牙利事件如何认识的问题，中共中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看法，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表过两篇文章，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这两篇文章，机关里组织了学习。学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统一认识。在讨论中，大家几乎众口同声地认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见解，比赫鲁晓夫高明得多。“三七开”地评价斯大林，比较有说服力。对赫鲁晓夫“议会道路”、“和平过渡”主张的批评，对苏联在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更明显地坚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一般也都认为赫鲁晓夫的轻率与粗鲁，根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应有的风度。不过，我心里也暗自有一些矛盾的想法：赫鲁晓夫可能是一个性格直率而有些粗鲁的人，不是一个适合于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政治领袖的人物。可是，“批判斯大林”这件事，即使作得莽撞，事情本身却无疑是完全合乎正义的。斯大林太阴险、太残酷、太可怕了，为了达到个人专制的目的，竟然那么狠毒地滥杀党内同志与革命精英，那难道不是弥天大罪吗？无论斯大林的功劳有多大，他那“救世主”面罩下掩盖着的，正是一副杀人魔王的狰狞面目。把这个秘密揭开，应该看作是苏联的一大进步，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为有益的义举。就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的功绩，将是永不磨灭的。从前，我们看《水浒》戏，看到李逵听说宋江抢了民女，便抡起板斧大闹忠义堂要杀宋江。我们只觉得李逵的莽撞，其实正是他最可贵的品质，那是他“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正义感，压倒了所谓“八拜之交”的江湖义气。那是只有最正直无私、最忠于原则、最勇于负责的人，才可以作得到的。我们能够赞赏李逵，为什么就不能体谅赫鲁晓夫的莽撞呢？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真的好吗？如果把“革命导师”、“人民领袖”的声誉与威望，看得比革命、比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更重要，那斯大林扩大肃反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够严重吗？——想到这些，禁不住又联想到我们眼前还没有完全结束的肃反。我不知道肃反究竟有没有严重偏差，但我总觉得，把胡风集团划为“反革命”是很难使人相信的。我一再地回想起鲁迅《答徐懋庸》那篇文章里面对胡风和周扬的不同评价：“胡风鲠直”，周起应“轻易诬人”。我心里就像揣着一个鹅卵石，老使我感到不安。并不只是同情胡风，而是因为我在运动初期写过那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如果胡风确实是被周扬诬陷的，那我岂不作了周扬的卑鄙的同谋？我枉自把《鲁迅全集》读了几遍，连鲁迅说得那么明白、那么紧要的话都没有记住，我怎么对得起鲁迅的教导呵！……我心里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负罪感。这个问题，愈是到了1956年冬天，我愈感到憋不住了，终于在和一些朋友私下谈话时，逞口而出地说了出来：“我根本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我认为胡风问题是周扬他们搞出来的。”后来，在1957年“《星星》诗祸”和反右运动中，有一位朋友的妻子为怕连累她的丈夫，写了个检举材料来“帮助我改正错误”。加上当时，《星星》诗刊内部，也出现一位仿效舒芜“适时起义”、“反戈一击”的“义士”，把我和另一位同情胡风的学生徐航和他通信的信件，交给上海《文汇报》记者姚丹，在1957年7月24日的《文汇报》上加上编者按语发了一大版。按语中除了认定我是“军统特务”外，还指明我们“抄了胡风的经验”。于是，四川文联完全按照“反胡风”的办法，制造出了一个“以军统特务石天河为首”的“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集团”。列名于这一集团的青年作家和业余作家，计有：流沙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万家骏、徐航、晓枫、邱原、白航、白堤、沈镇、杨千廷、华剑、罗有年、张宇高、李加建、王志杰、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共24 人。其中，杨千廷、华剑、许明权、李明隽、杨光裕等人，我并不认识。此后，我“同情胡风”、“抄胡风经验”的“反革命”罪，就连同我的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言行”经过许多大会小会与报刊文字的批判，而逐渐变成了法院给我判刑十五年的判决书上的罪名。而在那许多我不愿承担的罪名中，“同情胡风集团”，倒是我在批判大会上就自己坦率承认了的。至于朋友的妻子一片好心要帮助我“改正”的“错误”，则一直等到1979年上访以后，1980年才真的“改正”了。一个人的短短一生中，能有近二十三年在监狱和劳改队里度过，也算是人生幸事。所以，平反后，我写过一付自嘲的对联：“虎柙吟蝉、痴长柏杨一纪。铁窗咏雪、愧短胡风二年。”我没有料到，“胡风集团”的问题，会这样阴错阳差地和我搅在一起。 关于“《星星》诗祸”的起因和“反右”的经过，这篇文章里无法多谈。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星星》是四川文联主办的诗歌刊物。编辑部主要是四个人：白航任编辑主任，我任执行编辑，白峡、流沙河任编辑。1957年1月创刊。创刊后，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创刊的第一期，就遭到迎头一棒。先是因为所发表的一首爱情诗（曰白：《吻》），被《四川日报》上一位署名“春生”的批评家，在题为《死鼠乱抛》的一篇文章里面，斥之为“色情”的作品。并认为《星星》把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搞成了“死鼠乱抛”。我们不服，于是，我写了一篇《诗与教条》①，对批评进行反驳。随后，批评家们就进一步地揪出流沙河的《草木篇》，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四川日报》对我和流沙河、储一天及其他人的反批评文章，都压住不发。（主要因为写《死鼠乱抛》的“春生”，实即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的李亚群副部长。）我们坚持按“百家争鸣”的原则，应该容许反批评。报社不发，我们就准备自行印发。这就引发了一场大祸。四川文联领导以“机关大会”的形式，对我和流沙河、储一天、陈谦等人，进行了压制性的批判。并给了我“停职反省”的处分。到1957年4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因毛主席在接见与会人员时，对《星星》和《草木篇》的问题，说过一些话。四川文联主席常苏民回成都后，传达了会议精神及毛主席的话。宣布撤消了对我的处分，并表示了歉意。这样，“《星星》诗祸”的第一波，才告一段落。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支持了我们坚持“双百方针”的斗争，不会有问题了。可是，事实上，却是“为乐观估计所蔽”。当5月间我被允许去峨嵋山写作以后。成都的“大鸣大放”已经展开。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会是“引蛇出洞”的“阳谋”。随后，在“反右派运动”中，就酿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诗祸。“《星星》诗祸”的结局是：我被认定为“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的首犯。“集团”里的我和储一天、陈谦、万家骏、晓枫被判刑。（我判15年。储一天判20年。陈谦判5年。晓枫判15 年。万家骏先判15年，后来在“文革”中被加判死刑，因“四人帮”垮台，才未及执行。）邱原开除公职，其他人都被处劳教。白峡虽未列入集团，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受集团牵累的著名学者、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被划右派。原成都市副市长、著名作家《大波》和《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先生也被批判，险些划右。其他同情《星星》的读者，遭到批斗的数以千计。只有流沙河一人，因写过一万二千多字的《我的交代》，认罪态度较好、检举揭发有功，使当时文联领导顺利地“挖出”（一读“编造”）了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因而，唯一地获得了宽大处理，划为右派后，仍留在四川文联机关管制，作些帮助看稿之类的工作。但“文革”中也下放农村劳动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实际上不曾有过的“反革命集团”，所有的人，都已复查平反。只可惜，张望、邱原已在“文革”中自杀，徐航在劳教期间死于非命，白堤、张宇高都在平反后不久病死了。他们的才能，都没有能贡献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星星》诗祸”，很像是“胡风集团冤案”的重演。因此，一看到谈“反胡风运动”的文章，我就不能没有感慨。 “反胡风运动”其所以使人感到不能相信，主要是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人证、物证、事证都没有。如果说舒芜是人证，舒芜是否承认自己在“胡风集团”里干过什么“反革命”的事情呢？有事实吗？如果说舒芜提供的那“三批材料”就是物证，那“三批材料”除了证明胡风这派人与周扬那派人之间有矛盾外，至多，只能证明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某些距离，怎么能说得上“反革命”呢？至于事证，我确实感到奇怪：胡风如果真是“反革命”，而且，有了一个“集团”，那么，他干了二十多年“反革命”，竟查不出他干过什么“反革命”的事，害过哪些干革命的人，这不太奇怪吗？毛泽东对苏联批评斯大林而不提斯大林的功绩，非常不满。可是，在审查“胡风集团”时，为什么竟一点也不去查查他们过去长时期中，是否为革命作过什么事，是否有过什么功绩呢？胡风作为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的一生事迹，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党和人民已经为他作了正确的结论，我不必多说了。我出狱后，在1981——1982年间发表于《新文学论丛》的《文学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及《逻辑·台湾·董狐笔》两文中，以前一篇为“写真实论”作了理论上的翻案；而后一篇则呼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史家公正的董狐之笔，恢复胡风的本来面目。胡风去世时，我在《诗刊》上发表过一首《悼胡风》：“昔从鲁旆气如虹，不计头颅岂计功。地狱捧心嗤孽镜，天庭窃火爨秦宫。万言铮骨沦羁系，一片丹忱付杳空。扫尽阴霾成大白，黄金终合铸胡风。”一方面，我为胡风致悼，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我心中的负罪感。胡风去世了，他将在历史上永生。但“胡风集团”里那么多作家、诗人，多年的冤屈，实际上是至今还没有叫出声，或者说，还没有能吐几口冤气的。看了阿垅在狱中所写的《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我深为他对事实终将战胜谎言的坚定信心与始终对革命一片赤忱的高尚品格所感动。王增铎先生的《还阿垅以真实面目》一文，不但为阿垅的冤案，作了清晰的辩白，而且，对阿垅通过胡风向党送情报、通过杭行（即罗飞）向党送情报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这是第一次把阿垅作为一个党外的地下革命工作者的面貌，公之于众。看了这样的文章，真不能不有万千感慨。我同时也就想起了一件有关于罗飞的事情。我是在八十年代向罗飞主编的刊物投稿，才和他有了信件往来的。后来在成都邂逅相遇地见过一面，他赠给我一本诗集，我忽然发现，那集子里有一首诗，是我在南京地下工作中见过的。那首诗的题目是《为什么离开敌人》，很短，只有七行，分三小段：“生命的路线正直 / 意志决不扭曲 即使是一根细针 / 顺着敌人的血液向他的心房航行 / 也一样的有收获 为了杀死我们的敌人 /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敌人？”这首诗，我原先是在1948年冬南京的学生运动中，从进步学生办的油印小刊上读到的。当时，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可这首诗，在学生中是很有激励作用的。因为，它和进步学生的心贴得很近。那时候，淮海战役已将结束，蒋介石反动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但垂死的豺狼更残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1948年秋冬两季，曾经在南京进行过几次大搜捕，以抓所谓“匪谍分子”为名，疯狂迫害进步学生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他们还成立了所谓“特种刑事法庭”来专门审理这一类案件，意图遏止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和革命人民的反蒋活动。（当时在南京《益世报》工作的何满子，就曾因在新闻报道中泄露了蒋军的军事秘密而遭到“特种刑事法庭”的迫害。）那时，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为了保全革命进步力量，对地下活动的党员和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很爱护的。对活动中出头露面过多或已经引起敌特注意的人，往往指示他们撤往解放区或暂时退到乡下隐蔽。但是，在斗争中的党员和进步学生，那时革命热情很高，不怕艰险，往往不愿撤退，甚至以撤退为可耻，硬要坚持斗争，一心要看到敌人垮台，迎接解放军渡江。这种“恋战热情”是很感人的。罗飞那首诗，就是这种革命者“恋战热情”的表现。所以，这首诗，在进步学生中获得了“心心相印”的效果，很受学生赞赏。当我从罗飞赠我的诗集中知道这诗是他写的以后，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学生中的反映告诉他。哪知道，罗飞听了以后，说不提还好，一提起这首诗，就像那个撑船竹篙的谜语：“休提起，提起便泪洒江河。”他告诉我：这首诗，是发表在地下发行的《蚂蚁小集》第五辑上的。《蚂蚁小集》这一辑，是用冀汸一首长诗的题目《为了明天》作刊名。（那时，地下发行的刊物，为避免敌人注意，每期都变换刊名。党的地下刊物《群众》也是这样作的。）罗飞说，冀汸的《为了明天》和他的那首诗，都是表现当时人民痛恨国民党反动统治、坚持斗争、渴望解放的心情的。可是，到了“反胡风运动”中，所有“胡风分子”的诗，都被胡乱地加上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罪名，叫你想认罪也没法认。有一位叫芦芒的批判家，特地挑出罗飞的这首诗来批。在上海《文艺月报》1955年8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风集团的“诗”是特务文艺的典型》。文中除了横蛮诬指罗飞《为什么离开敌人》一诗是“特务‘诗’的典型”之外，并没有说出为什么是“特务诗”和为什么又是“典型”的道理。其主要的一段高论，只是说：“看一看，反革命分子的心是何等狠毒啊，他们谋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除了在特务机关里毫无人性地用钉钉进他们（革命者）的指甲和用棕丝刺进她们的乳头进行百般折磨残害之外，还要把这种‘针’，航行在我们的血管里，直到刺入了我们的心脏！难怪，这个匪徒连他的名字也改成‘杭行’（航行）了。”--今天，我觉得，我们大家，尤其是没有经过那场运动的青年人，倒真的应该“看一看”，这就是“典型”！是那种毫不讲理地把革命者诬指为“反革命”的所谓“批判文章”的“典型”。这位芦芒先生从书本和新闻报道中知道了一些国民党特务残害革命者的情况、因而痛恨特务，这是常情。但他知道这个被他咒骂为“匪徒”的杭行（即罗飞），在给党转送情报时，要对付多少特务吗？当时，在罗飞活动的京沪杭地区，国民党的特务，除了国防部保密局、警察总署、交警总队这些“军统”特务外，还有“中统”、三青团、宪兵特高组以及“屠夫”谷正伦手下的社会部劳工局的特务。这多如牛毛的特务组织，罗飞撞上任何一个都是要被杀头、或者活埋的。可悲的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没能残害到的罗飞，解放后却无原无故地和“胡风集团”一起遭到了被诬陷的厄运。我这个国民党想把我作成特务而没能作成特务的人，在参加革命8年之后，反而在革命的监狱里作了23年“军统特务”。我们常常批评日本右翼分子不肯忏悔过去的侵略罪行，而我们那些运动中随意陷人于死罪的批判家和诬陷家们，却至今没见有人愿意忏悔。阿垅申诉材料中的那几句话说得真好：“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从“反胡风”、“反右”一步步积累、发展变化出来的？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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