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胡风运动”其所以使人感到不能相信，主要是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人证、物证、事证都没有。如果说舒芜是人证，舒芜是否承认自己在“胡风集团”里干过什么“反革命”的事情呢？有事实吗？如果说舒芜提供的那“三批材料”就是物证，那“三批材料”除了证明胡风这派人与周扬那派人之间有矛盾外，至多，只能证明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某些距离，怎么能说得上“反革命”呢？至于事证，我确实感到奇怪：胡风如果真是“反革命”，而且，有了一个“集团”，那么，他干了二十多年“反革命”，竟查不出他干过什么“反革命”的事，害过哪些干革命的人，这不太奇怪吗？毛泽东对苏联批评斯大林而不提斯大林的功绩，非常不满。可是，在审查“胡风集团”时，为什么竟一点也不去查查他们过去长时期中，是否为革命作过什么事，是否有过什么功绩呢？胡风作为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的一生事迹，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党和人民已经为他作了正确的结论，我不必多说了。我出狱后，在1981——1982年间发表于《新文学论丛》的《文学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及《逻辑·台湾·董狐笔》两文中，以前一篇为“写真实论”作了理论上的翻案；而后一篇则呼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史家公正的董狐之笔，恢复胡风的本来面目。胡风去世时，我在《诗刊》上发表过一首《悼胡风》：“昔从鲁旆气如虹，不计头颅岂计功。地狱捧心嗤孽镜，天庭窃火爨秦宫。万言铮骨沦羁系，一片丹忱付杳空。扫尽阴霾成大白，黄金终合铸胡风。”一方面，我为胡风致悼，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我心中的负罪感。胡风去世了，他将在历史上永生。但“胡风集团”里那么多作家、诗人，多年的冤屈，实际上是至今还没有叫出声，或者说，还没有能吐几口冤气的。看了阿垅在狱中所写的《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我深为他对事实终将战胜谎言的坚定信心与始终对革命一片赤忱的高尚品格所感动。王增铎先生的《还阿垅以真实面目》一文，不但为阿垅的冤案，作了清晰的辩白，而且，对阿垅通过胡风向党送情报、通过杭行（即罗飞）向党送情报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这是第一次把阿垅作为一个党外的地下革命工作者的面貌，公之于众。看了这样的文章，真不能不有万千感慨。我同时也就想起了一件有关于罗飞的事情。我是在八十年代向罗飞主编的刊物投稿，才和他有了信件往来的。后来在成都邂逅相遇地见过一面，他赠给我一本诗集，我忽然发现，那集子里有一首诗，是我在南京地下工作中见过的。那首诗的题目是《为什么离开敌人》，很短，只有七行，分三小段：“生命的路线正直 / 意志决不扭曲 即使是一根细针 / 顺着敌人的血液向他的心房航行 / 也一样的有收获 为了杀死我们的敌人 /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敌人？”这首诗，我原先是在1948年冬南京的学生运动中，从进步学生办的油印小刊上读到的。当时，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可这首诗，在学生中是很有激励作用的。因为，它和进步学生的心贴得很近。那时候，淮海战役已将结束，蒋介石反动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但垂死的豺狼更残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1948年秋冬两季，曾经在南京进行过几次大搜捕，以抓所谓“匪谍分子”为名，疯狂迫害进步学生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他们还成立了所谓“特种刑事法庭”来专门审理这一类案件，意图遏止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和革命人民的反蒋活动。（当时在南京《益世报》工作的何满子，就曾因在新闻报道中泄露了蒋军的军事秘密而遭到“特种刑事法庭”的迫害。）那时，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为了保全革命进步力量，对地下活动的党员和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很爱护的。对活动中出头露面过多或已经引起敌特注意的人，往往指示他们撤往解放区或暂时退到乡下隐蔽。但是，在斗争中的党员和进步学生，那时革命热情很高，不怕艰险，往往不愿撤退，甚至以撤退为可耻，硬要坚持斗争，一心要看到敌人垮台，迎接解放军渡江。这种“恋战热情”是很感人的。罗飞那首诗，就是这种革命者“恋战热情”的表现。所以，这首诗，在进步学生中获得了“心心相印”的效果，很受学生赞赏。当我从罗飞赠我的诗集中知道这诗是他写的以后，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学生中的反映告诉他。哪知道，罗飞听了以后，说不提还好，一提起这首诗，就像那个撑船竹篙的谜语：“休提起，提起便泪洒江河。”他告诉我：这首诗，是发表在地下发行的《蚂蚁小集》第五辑上的。《蚂蚁小集》这一辑，是用冀汸一首长诗的题目《为了明天》作刊名。（那时，地下发行的刊物，为避免敌人注意，每期都变换刊名。党的地下刊物《群众》也是这样作的。）罗飞说，冀汸的《为了明天》和他的那首诗，都是表现当时人民痛恨国民党反动统治、坚持斗争、渴望解放的心情的。可是，到了“反胡风运动”中，所有“胡风分子”的诗，都被胡乱地加上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罪名，叫你想认罪也没法认。有一位叫芦芒的批判家，特地挑出罗飞的这首诗来批。在上海《文艺月报》1955年8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风集团的“诗”是特务文艺的典型》。文中除了横蛮诬指罗飞《为什么离开敌人》一诗是“特务‘诗’的典型”之外，并没有说出为什么是“特务诗”和为什么又是“典型”的道理。其主要的一段高论，只是说：“看一看，反革命分子的心是何等狠毒啊，他们谋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除了在特务机关里毫无人性地用钉钉进他们（革命者）的指甲和用棕丝刺进她们的乳头进行百般折磨残害之外，还要把这种‘针’，航行在我们的血管里，直到刺入了我们的心脏！难怪，这个匪徒连他的名字也改成‘杭行’（航行）了。”--今天，我觉得，我们大家，尤其是没有经过那场运动的青年人，倒真的应该“看一看”，这就是“典型”！是那种毫不讲理地把革命者诬指为“反革命”的所谓“批判文章”的“典型”。这位芦芒先生从书本和新闻报道中知道了一些国民党特务残害革命者的情况、因而痛恨特务，这是常情。但他知道这个被他咒骂为“匪徒”的杭行（即罗飞），在给党转送情报时，要对付多少特务吗？当时，在罗飞活动的京沪杭地区，国民党的特务，除了国防部保密局、警察总署、交警总队这些“军统”特务外，还有“中统”、三青团、宪兵特高组以及“屠夫”谷正伦手下的社会部劳工局的特务。这多如牛毛的特务组织，罗飞撞上任何一个都是要被杀头、或者活埋的。可悲的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没能残害到的罗飞，解放后却无原无故地和“胡风集团”一起遭到了被诬陷的厄运。我这个国民党想把我作成特务而没能作成特务的人，在参加革命8年之后，反而在革命的监狱里作了23年“军统特务”。我们常常批评日本右翼分子不肯忏悔过去的侵略罪行，而我们那些运动中随意陷人于死罪的批判家和诬陷家们，却至今没见有人愿意忏悔。阿垅申诉材料中的那几句话说得真好：“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从“反胡风”、“反右”一步步积累、发展变化出来的？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幸运地，我和我们那个不曾有过的“集团”中未死的朋友们，居然捱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主持“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时代，在赵紫阳同志任四川省委书记时，迅速地作出了给“《星星》冤案”平反的决定。我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永远铭记胡耀邦、赵紫阳对人民负责的崇高品德。我已经七十八岁，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已经难于作出什么工作成绩了。我只能为中国祝福，祝愿我的中国，坚持改革，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走历史的弯路，真正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那么，我们所受的苦，才算有了补偿，中国的前路，也才会是充满希望的。 2002年2月5日。改定于重庆渝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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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篇文章，在当时没有能公开发表。现在，我把它原本原样地附录在后面。从中可以看出“《星星》诗祸”的起因，以及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文如下：
诗与教条——斥“死鼠乱抛”的批评
一
1月14日的四川日报副刊《百草园》上，刊载了 一篇题目叫《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的文章，作者署名“春生”。
这位春生先生，大声疾呼地，向读者控告了《星星》诗刊创刊号上所发表的一首情诗《吻》。认为它是“香艳绝伦”的诗句；是和二十年前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货色差不多的。并且，是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就已经“冻结”了的。——这也就是说，他 认为，现在，对于《吻》，这样的诗，也应该象1930年 对于《桃花江上美入窝》之类的东西一样，予以“冻结”，决不可以解冻。
这位春生先生，附带地，还给写这类情诗的诗人，加上了一个封号叫“花花公子”；又把刊物上发表这样的诗，叫作“死鼠乱抛”；而刊物编者的罪名，则是在“百花齐放“的缝隙中，有意无意地顶着“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艺术的特征”等种种商标而冒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深处”的破铜烂鉄的批发者。
春生先生，在宣布了这些罪名之后，又环顾他的同僚曰：“我们必须密切地注视!”
好了，感谢春生先生的这篇文章，它使我们警觉起来，不禁要随着春生先生的指手划脚而一同“注视”。注视什么呢？注视《吻》这首诗，同时，也注视春生先生的批评。
《吻》这首诗，究竟有没有那么大的罪过，应不应该受到春生先生那样恶毒的批评呢?我认为，文艺批评家，决不应该仅仅以扣帽子、贴标签、耍大棒为能事，而多少总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分析。春生先生，仅仅是在举出这诗的两节来以后，便硬给作品、刊物、作者、编者，加了一系列的罪名，至于这首诗为甚么会有这么大的罪过，它究竟将在社会上造成什么 恶果？春生先生并没有只言片语的分析。这是只能吓唬人而不能说服人的。在目前，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已经见诸实施，神经健全的人，是不容易被吓倒的。叨天之福，我的神经还不太软弱，所以现在，还能斗胆地，就春生先生所加予这首诗的许多罪名，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吻”这首诗，。一共十二行，分三节，每节四行，它所抒写的，就是一个热情的吻。这在诗的领域内，不但容许，而且是习见的。往往一首短诗，它的主题，单纯到只抒写某一时的某一种感情，或某一种景象。这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人民的生活，非常丰富，人民的感情，非常广阔。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大时代里，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不但在物质生活上有改变，精神生活上，也早已有了很大的改变。相爱的接吻，在从前有皇帝、秀才和举人老爷的时候，在解放前封建统治还没有打垮的时候，是一直被看作不道德的、很丑的。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了，人民的恋爱与婚姻的自由，可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接吻这样的事，并不只是“洋学生”，工人、农民也一样的懂得了：那并不是什么丑事! 这时候，如果热中于“卫道”的“圣人之徒”，还要走出来骂一声“伤风败俗的家伙！”人们就会马上回敬他—句：“封建脑壳!”我们早已不仅是在电影银幕或戏剧舞台上才看见接吻了，在实际生活当中，例如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不是还乐于看见那—对新人，当着大家的面前亲爱地接吻吗?在生活中，只要是真诚相爱的人接吻，人们是并不把它当着邪淫看待的。
文学作品中，描写到男女之爱，描写到接吻的，很多很多，甚至在某些杰作当中，个别细节的描写，还常常超过了接吻等等若干倍。现在，还没有哪一个无知的狂徒，敢于把那些作品都叫作“淫书”。在世界文学史上，我所知道的，只有法国的文学大师福楼拜，曾经因为他所写的《包法利夫人》被控为“淫书”而上过法庭。那后来，胜利的也并不是法庭的检察官，丽是福楼拜和他的作品。关于这件事，几年以前，我们所熟知的爱伦堡老人，在《谈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说得好：“是谁攻击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说它不道德的呢？恰恰就是那些妓院的老嫖客，认为金屋藏娇是一大乐事的有产者。”至于法国的劳动人民，却—直到现在，还是把这部小说，当作极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民族荣誉，尽力地保存着、维护着。我国也有不少人读过《包法利夫人》，他们从这部书里看到的，并不是淫荡，而是对于淫荡的资产阶级社会风习的憎恶。
老实说，虽然春生先生和反对福楼拜的法国资产阶级的“道德家”们，必然会有些不同，但我仍然并不相信，春生先生在生活中，是和他写文章的时候一样反对接吻的。
十分明显，生活里面，男女相爱接吻，并不等于淫荡；诗里面，关于男女相爱接吻之类的抒写，更不等于淫荡。任伺文明国家的法律，都没有不准相爱不准接吻的条文。吻而有罪，这只是在春生先生的教条主义“法典”里面，才可以找得到的。
二
那么，什么是淫荡呢?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叫作黄色的、庸俗的、猥亵的呢?
那样的东西，是确实有过的，是曾经为害过人民，曾经与革命文艺处于对立地位的。春生先生所列举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就确实是那样的东西。
可是，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吻》这首短诗，与《桃花江上美入窝》《妹妹我爱你》混为一谈呢? 我想，这不仅是皂白不分的胡涂，而且是含血喷人的污蔑。
《桃花江上美人窝》和《妹妹我爱你》之类的黄色歌曲，完全是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所发散出来的靡烂的气息，除去它那黄色音乐邪恶的声音感染不说，即就它那歌词所流露的思想情绪来讲，它与健康的情诗，也是有着原则区别的。我以为，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区别两者的标志，就是在于它对待女人和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在那些黄色歌曲里面，它并没有把女人放在人的地位当作爱的对象来抒写；它是把女人放在“商品”的地位，当作“使用”、“玩弄”的对象来抒写的。在那些黄色歌曲里面，反映着男性对于女性，恣意的挑肥拣瘦，无厌止的肉欲追求，此外，却并没有一丝真正的爱情可言。而在《吻》首诗里，那些糜烂的气息，是一点也没有的。
《吻》这首诗所抒写的，完全是有平等地位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这种爱情，通过他们甜蜜的、沉醉的吻，艺术地表现出来。它我们人民的精神生活是毫无损害的。它是健康的。 如果我们完全不抱着教条主义的成见，而却实事求是地，从诗歌的社会效果所赖以产生的艺术感染或情感教育这些方面，来考察这首诗，那么，就定会承认，只有对于现实社会完全乐观，对于生活前途充满信心的人，才有这样深挚这样充沛的感情。它使人觉得，在今天的生活中，青春一代的爱情，是这样的幸福、美好，它可以感染人，使人向往于一种热烈的、美好的情操。
平心而论，这首诗，除了它的艺术水平不高，还有着显明的模仿前辈大师们的痕迹而外，实在并没有什么“毒素”。春生先生口口声声说它有毒，究竟有什么毒?春生先生为什么不作具体分析呢?
三
春生先生把《吻》这首诗，污蔑为与二十年前那些流行的黄色歌曲差不多的货色，随即又提出，要把《吻》这样的情诗，予以“冻结”。春生先生认为，这样的情诗，和黄色歌曲一样，是“远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就已经“冻结”了的。我不知道春生先生是不是“左联”时期就已参加了文艺战斗的老战士。但我觉得，无论说“左联”时期已经把《吻》这样的情诗“冻结”了，或是说已经把《桃花江上美人窝》之类的黄色歌曲“冻结”了，都是近乎开玩笑的说法。在1930年那样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恐怕只有“左联”领导的革命文艺，才常常有被反动派“冻结”之虞，“左联”怎么可能去“冻结”为反动派服务的黄色歌曲呢?那时的“左联”作家，并没有动辄使用行政手段去“冻结”什么东西的权力，他们尤其不会幼稚到要求“冻结”情诗的程度。有不少著名的左翼作家，他们所写的情诗，不仅在1930年没有被“冻结”，甚至现在也还在出版。这是“有诗为证”的。
对于黄色歌曲，由于它确是资产阶级生活所发散出来的糜烂的气息，而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又正是运用了它来麻醉青年，掩盖丑恶的社会现实。所以，革命的文艺界，从那时起，就一致摈斥了它，毫不合胡地与它划清了阶级界限。但那与“冻结”也依然是不同的。
“左联”、的作家，在当时，并不是依赖“冻结”手段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们似乎并没有这种习惯。“左联”的作家，相信人民有选择的能力，相信人民终于会要觉醒，所以，他们总是以革命文艺作品的崇高思想与艺术质量，把人民群众、特别是绝大多数的文学青年，引导到革命的这一边来。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冻结”的手段，而却获得了胜利。相反地，敌人虽然用查禁、用封闭、用焚烧和屠杀等等手段，来摧残文艺，却并没有能够把新生的革命文艺消灭。
是非自有公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春生先生毫无根据地把《吻》这首诗，污蔑为黄色歌曲一类的东西，又主张象《吻》这样的诗应该“冻结”。这不仅使人觉得他太粗野，太幼稚，而且，这确实是严重的敌我不分。他居然叫嚣着要仿效敌人的手段，用“冻结”来消灭人民的文艺。应该公正地指出：这种叫嚣，在实质上，是反人民的。
教条主义的极端，不仅反诗，反艺术，而且也必然趋向于反人民，这正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四
过去，已经有—个相当长的时期了，文艺界不知从何而来地，流行着一种刻板式的理论，似乎凡是抒写爱情，都必须与社会主义劳动、与革命斗争、与保卫祖国的战争相结合，才是可以容许的；而普通生活中青年男女的爱情；则是不可以抒写的。事实上，这种论调是很片面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劳动中，在革命斗争中，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固然可以产生崇高的 爱情，文艺作品，应该十分重视地抒写它，表现它。但这是要从生活出发，不可以牵强结合的，尤其不可以因此就排斥一切。在普通的和平生活中，青年男女的爱情，也仍然值得尊重，同样地可以抒写它，表现它，不应该划作文学艺术的禁区。
我们的诗歌，当然要教人爱祖国，爱劳动，但也还要教人更广阔地爱生活。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仅是为了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同时，也正是为了使人能更幸福的相爱。
春生先生神经过敏式地，把一个热情的吻，看得比毒蛇猛兽还要可怕。似乎只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才接吻，而劳动人民就绝对的不会接吻，这在生活中是找不到例证的。春生先生任意地、横蛮地，把各式各样的罪名，乱加到诗的作者和刊物的编者身上，我想，这并不能表示春生先生的勇气，相反地，“死鼠乱抛”这四个字，倒很象是春生先生给他自己的批评活动，所作的一幅惟妙惟肖的写照。
我想重复地说一次：感谢春生先生的这篇文章，它使我们警觉起来：原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以后，教条主义还并没有收锋敛迹，它还在继续地向文学艺术进攻，它还在尽情地使用污蔑、扼杀的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的头上阻碍着文艺事业的前途。不行！
春生先生，教条主义的虚假的王冠，已经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们，都已经下了决心，要把教条主义埋到那见不得人的深渊里去，让它长眠千古。
诗与教条，是如此地水火不能相容；诗抒写爱，而教条主义者在乱抛死鼠；诗创造美，而教条主义者在编制“冻结”的条文。
人民爱诗!人民憎恶教条！
诗与教条，必然会是两种不同的命运：即或诗有暂时的受难，教条有片刻的横行，但是未来的年月，决不是属于教条，而是属于诗的!当诗人的声音高响入云的时候，教条主义者所抛掷的死鼠，必然会在人民群众的唾弃与践踏之下，碎裂，腐朽，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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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天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通信地址：重庆永川渝西学院。
邮编：402168
电子信箱：zhtzh@peopmail,com,cn
作者简介：
石天河，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本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 1924年出生，1947年开始文学活动。曾任四川省文联理论批评组长，《星星诗刊》执行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判劳改。1980年平反，到重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今渝西学院）中文系任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