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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 作者：石天河 发布时间：2005-08-26 19:48:48 来源： 浏览次数：2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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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上，读到阿垅1965年在狱中所写的申诉材料《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以及王增铎先生所写的《还阿垅以真实面目》一文以后，我心里像有一小堆陈年的干木屑，原本是发过酵、生过霉、快要被埋掉的，可禁不住一支火柴头的一燎，就燎着了。我一下子想起了反胡风运动中涉及到我的一些事，其中有我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和那些可鄙、可笑、可悲、可耻的体验，也有当时那种运动的方式与气氛带给我的不能忘却的印象，还有一些说不清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离奇遭遇。其中有一件，就是由于我在不经意中介绍别人去看阿垅的《诗与现实》，后来，累及别人挨斗，我也被“暗挂”审查的小插曲。 五十年代后期，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几件大事：从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我自己好像完全是在浑浑噩噩中，被推推搡搡地一直推到反革命被告席上。其间，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喘息，零星的思索，但实际上，并不明白这人世上的事，为什么既不按佛菩萨和上帝的原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地实现，也不按社会主义宣传家所说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样子去发展。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那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悲剧，可又都有点像滑稽剧或狂人闹剧。 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的遭遇和思想演变，可说是非常奇特又非常自然，非常尴尬又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我从遵命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自己被作为与胡风集团有关系的嫌疑分子被“暗挂”审查，而在嫌疑解除以后，我却真的成了胡风集团的同情者。以至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无论是报刊上、大会小会上的批判，或是法院给我判刑十五年的判决书上，“同情胡风集团”、“为胡风集团喊冤叫屈”、“传胡风反革命衣钵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等，就都被列为我的罪行之一。 实际上，我是抗日战争后才走进文化界的，从未见过胡风。所谓“七月派”的诗人和作家，我也只在1949年南京解放以后，地下党文委的杨琦、丁力等人发起组织“南京青年作家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和路翎见过一面。（那所谓见面，只不过是路翎作为“七月派”的名作家、罗荪代表地下的老文协，在大会上露面，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并没有谁和他们交谈过。）而且，我在南京是作新闻工作，地下组织属新闻分委，和文学界的人并无多少交往。仅仅因为杨琦、丁力知道我爱好文学，才拉我去参加了这个会。后来，在反胡风运动中，这自然也就成了必须交代的问题之一。（当时有很多事情，原先并不认为是什么“关系”，只是人与人的一面之缘，可到了运动中，这些事情竟然都被看作是有政治性的“关系”和“问题”所在。所以，那运动弄得全国奔波，实则其中有不少是为小事情花大力气去调查对证的。） 本来，我对后来被叫作“胡风集团”的“七月派”，所知甚少。我第一次知道“胡风”这个名字，还是抗日战争初期读鲁迅先生《答徐懋庸》那篇文章，才知道胡风与巴金、黄源一样，是为鲁迅先生所看重的左翼作家。那时我才十几岁，并不懂得“两个口号”的争论有多重要，甚至那文中提到的周起应，我也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周起应就是周扬。后来，在抗战中，虽然零星地读过一些“七月派”的作品，但直到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动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评时，我才知道，原来胡风与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一直还在继续发展。当时，我刚参加革命地下工作不久，对文艺理论上的谁是谁非，并不很懂，听文化界的朋友说：胡风那一派人，是进步的，不过，有点小圈子作风，也有点左，总觉得他们自己思想最激进，理论水平也高一头，不大瞧得起别人。有一些老作家跟他们有隔阂。但他们是真正要革命的，对反动派是从不含糊的，是要真刀真枪干的。——我觉得，在当时，对胡风和“七月派”的上述这种看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中，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所以，对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胡风文艺思想，一般都认为：这只是革命文艺界内部的意见分歧，没什么大不了，即或说是思想斗争，充其量也只是“以斗争求团结”而已。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势，对《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胡风，并不怎么重视。 不过，我对《大众文艺丛刊》上那些文章，却是带着很大兴趣去读了的。因为，那些文章的作者，有的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非常有名的人物。例如胡绳，几乎尽人皆知他是与艾思奇齐名的共产党的哲学家。尤其是那上面署名“乔木”的，那不是胡乔木，是被目为“共产党才子”的乔冠华。他曾经以“江南”的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对他们的文章，我历来是带着敬重的心情去认真细读的。（何况，1948年那时，对能够读到的每一本地下刊物，都是十分珍惜的。）可我读了几期《大众文艺丛刊》上的那些文章以后，对于这一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目的和意义，心里还是不甚了了。只觉得胡风强调作家要昂扬“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生活，批评他的人则强调作家要在革命实践中去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主观”；胡风主张作家要在作品中批判统治者留在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批评他的人则认为“小资产阶级作家”最重要的是“向人民学习”。争论双方虽然在理论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可我想，争论的目的总无非都是为了革命文艺工作的顺利发展。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各抒己见的问题探讨，谈不上什么文艺方针、路线的分歧，也根本说不上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我当时认为，这类问题，大概是因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不同，所以，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例如，在解放区，可以提倡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向工农兵学习”。可在国民党统治区，军队是反动军队，农民大多是落后的农民，他们身上也确实像有胡风所说的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两种情况不同，对作家与人民关系的看法，自然会有分歧。但这分歧大概只是暂时的，全国解放以后，这类问题自然会有个公开讨论公是公非的时候，分歧的意见是不难于调解的。——我当时的这些乐观的想法，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实在是太幼稚，太天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全国解放以后，分歧并没有得到调解，相反地，从1952年以后，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自舒芜发表《从头学习》，表示皈依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胡风派分道扬镳；北京报刊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就渐渐拉开了序幕。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颇有对作者的文艺思想进行一次清算的意味。联系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等一系列文艺界的思想批判运动的“风向”“指向”“矢向”来看，到1953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已经是山雨欲来之势了。 我原先并没有想到，我竟然也被卷入运动，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我在南京解放后随二野进军西南，在川南工作。1952年秋天川南区整党运动以后，原先的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政区合并为四川省，我才调到四川文联专业文艺工作。后来，写了几首诗几篇文章，就戴上了一顶名为“作家”的花花帽子，开始在文艺舞台上跳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大概是在1953年秋天，有一天，邵子南到四川文联来，偶然地来到了我的房里。他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南分会的领导干部，他其所以认识我，是因为在重庆的一次创作会议上，我和他有过一次关于“英雄人物有没有缺点”的激烈争论。那次，他从北京开会后回到重庆，传达胡乔木的一个讲话，里面有一个观点，说“英雄人物本质上是没有缺点的。”甚至说“乔木同志认为，如果我们的作家不相信英雄人物本质上是没有缺点的，那就可能是由于我们灵魂工程师的灵魂还有问题。”我在讨论时提出质疑，说“苏联作家富曼诺夫写的《夏伯阳》，那是个英雄人物，可他到死还带着他本质上的缺点，可见有缺点并不妨碍其为英雄人物。”当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但邵子南是个很爽直的人，他并不因此而心存芥蒂，相反的是，这次他到我房里来，就是特为向我传达北京作家们讨论“表现英雄人物问题”的新信息，说：“原先的那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争论也是空谈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作家心中是否真有一个英雄人物。有缺点就写缺点，没有缺点又何必像周立波说的那样去硬加上一些缺点呢？……”他谈了一阵，就告诉我：现在中央要“反胡风”，胡风过去是进步的，不过，文艺思想跟党的路线不合，是个问题。你对理论问题有兴趣，可以写点文章。这是个立场问题，大家都应该站在贯彻党的文艺路线的立场上说话。——邵子南只是顺便地对我作了个写文章的动员，我却由于一种“投机”心理的牵引，随后就写了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投给重庆的《西南文艺》杂志。《西南文艺》搁了好几个月没有发表。而在《文艺报》公开号召“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以后，四川文联创作辅导部的领导人李累，听说我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还没有发出来，就特地从《西南文艺》编辑部把文章要回来，转给了《四川日报》，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这篇东西，当时似乎使我出了风头，可实际上，它成了我的文学生活中最使我愧悔不已的一大失误。 由于我这篇文章，是在《文艺报》公开号召批判胡风之前几个月写的，文中还没有与“胡风文艺思想”作敌对性斗争的意思，仍然称“胡风先生”。（文章原题《辩证法不是变戏法——敬质胡风先生》，发表时题目被改成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文章的内容，主要只是针对胡风嘲笑“给感情划阶级成分”，批评他“否认感情的阶级性”等等。批判虽是批判，却只是作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文艺思想论争在说话。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运动很快就由“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突然上升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时，我的这篇“火力不强”的文章，不但很快就已经不合时宜，而且，后来在轮到我受审查时，这篇文章竟还被怀疑为“假批判、真掩护。”这对我,可算是十分辛辣的讽刺。 回想起来，邵子南和我谈话那天，也许真是个不吉利的日子。邵子南如果事先料到，当他患白血病住院，死神在病床边守候着他的时候，他还要为自己与“胡风分子”那些交代不清的往事而焦虑不安，那他大概也不会动员我去写什么文章的。而我如果不是由于急切地想要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诚、从而形成的投机心理，我也不会那么快地动笔。 我当时的那种心理状态，是与我的政治处境有关的。因为，在调四川文联之前的川南区整党运动中，我遭到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挫折。那次整党，重点是清理地下党员。由于我的一个“历史问题”，被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明”，党校仓促地作出结论，要把我“清除出党”。我虽据理力争，向四川省委组织部提出申诉，说明那个问题在南京地下入党时早已交代清楚，我是在有消息说我已被列入敌人大逮捕黑名单、在组织掩护下撤出南京隐蔽期间，才被批准入党的。就是说，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南京解放后，在南京市委宣传部支部审查讨论及后来的审干运动中，也已经有好几处证明，说明我的历史是已经调查清楚了的。但四川省委组织部长许梦侠同志在与我个别谈话时，仍然说：“这次运动，党要纯洁组织，你的问题不够清楚，暂时在党外工作，接受考验，弄清楚了再回来。”所以，我到四川文联时，是作为一个党籍被“挂”起来的、有“历史问题”的干部，被另眼相看的。（其所以说是“挂”，是因为平反后对党籍问题进行复查时，复查的同志发现川南党校那个“开除党籍”的决定，并未经上级党委批准，应该是没有生效的。所以许部长当时说的“暂时在党外工作”，只意味着把党籍“挂”起来，我的级别待遇也并没有降下去。但是，党籍被挂起来是“明挂”，仍然是“革命干部”；而“历史问题”被挂起来则是“暗挂”，这“暗挂”就意味着被怀疑为“特嫌分子”，至少是“不可信任的人”。）我当时内心压抑着极大的苦闷，总希望能得到党组织的信任。所以，总是尽一切努力，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诚。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情绪的支配下，听说党中央要“反胡风”，就觉得正是表现自己忠于党的文艺路线的时候。——这样一种“投机”思想，使我在“反胡风运动”初期，写下了那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没想到，那也等于是为我自己种下了一枚可悲的苦果。 “反胡风”运动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以后，我很吃惊。而最使我惊心的，就是那“按语”的笔调。读过《毛选》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毛泽东的笔调。我思想上有些惶惑了。我觉得，如果说胡风文艺思想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合之处，那是可能的；要批判，也是应该的。但是，要说胡风是反革命，说“胡风集团”里面的那些人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胡风的那个时候，我就读过胡风的《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逆流的日子》等几个文集，也读过几期《七月》《希望》和地下发行的《蚂蚁小集》。在全国解放后，我就读到过胡风为答复《大众文艺丛刊》的批评而写的《现实主义的路》。在1952——1953年，我先后又把能搜集到的胡风的论文集，都找来读了。一共读过胡风的八个集子。我感到，要说一个反革命分子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把反革命估计得太高了。尤其是像《现实主义的路》，那理论思维的深度，显然比批评他的人更深入得多。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那里面对新中国的热情和对毛泽东的爱戴，是十分真挚的。那也决不是反革命分子可以装得像的。《人民日报》上所公布的那“三批材料”里面，被当成“反革命黑话”的那些话，在我看来，也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邮政检查而写成那样的“伊索寓言”式的“革命的暗语”，为什么只朝坏的方面猜呢？例如，阿垅信中所说的“是脓，总要排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作过地下工作的人，对这话不难领会：那意思分明是指国民党派出去剿共的军队，都是“脓包”，是幽默的讽刺。怎么会是“反革命黑话”呢？但这材料一旦被毛泽东加上按语公布出来，事情就严重了。胡风是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左翼作家，文艺界几乎尽人皆知其左。所谓“胡风集团”即“七月派”的作家，也都是左翼的文学精英。其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究竟凭什么判定这一大批作家是反革命呢？这里面可能有误会，也可能有什么蹊跷。——那时候，我对毛泽东的迷信，还是百分之一百一的痴迷，相信伟大英明的毛主席是决不会犯错误的。如果这事情暂时地产生了些误会，那只不过是由于舒芜提供的材料都是些私人信件，在朋友间不难于作心心相印的意会，换上别人，却是很容易产生误解的。但如果周扬对胡风的问题，作了些添油加酱的汇报，那可就麻烦了。（全国解放以后的几年中，我逐渐体会到，革命队伍里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像“同志”两个字这么单纯的。革命队伍里除了思想分歧，也有权位与意气之争，也有妒忌、刁难、挑拨与倾轧。对于周扬与胡风之间的矛盾，我心里是有一些看法的，只是不敢随便说。） 当时，我作为一个被摒除在党外的人，好像对运动中的许多事情，都因隔了一层而信息失灵，不明真相。只偶然从党员领导干部的谈话中听说，周扬事先向中央写过一个报告，大意说，胡风集团内部成员历史情况复杂，意思是要进行思想整顿与组织清理。而我在听说周扬写过这样一个报告以后，心里就感到了一种不安。忽然被勾起了从前读鲁迅《答徐懋庸》那篇文章时留在心里的一个比较深的印象。鲁迅在那篇文章里面，对周扬和胡风所作的评价是：“胡风鲠直，易于招怨”；周扬则是“轻易诬人的青年”。虽然，那篇文章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鲁迅的话，在我们这些文坛后辈的心中，是难于忘却的。因而，当“反胡风运动”由“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一下子变成“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我心里开始有了一个疑团。怀疑周扬在陷害胡风。实际上，有这类怀疑思想的人，在当时的文艺界中是并不少的。只是，在那样的运动中，人们都在忙于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与胡风集团划清界限，自顾不暇，谁还敢对运动提出异议呢？如果当时只是在周扬与胡风之间辩论谁的文艺思想正确，那么，即使拥护周扬的人很多，推崇胡风的人也决不会少。而现在是由共产党毛泽东出面，把胡风划在“反革命”一边，谁还能有什么选择余地呢？不仅文艺界的“首领”、“班头”式的人物郭沫若，早已“头上插了风向标”，对胡风公开声讨；就是胡风的至交好友，也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唯一的一个敢于站出来为胡风辩护的人——美学家吕荧，几乎是在他发言的同时，就被划成了“胡风分子”。别的人还能怎样呢？即或心知其故，也只好明哲保身。可以说，那时，连保持沉默都是有危险的。除了香港、台湾或海外华人可能有同情胡风的舆论外，国内的情况是可悲的。从前，小时候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记得那里面有一条，说“屈原讥楚国之士，如脂如苇。”顾炎武大发感慨，说：“吾未见刚者！”现在，顾炎武死去又几百年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头，仍然并没有长硬一点，要不是有吕荧那“光荣的一票”，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就真的是“如脂如苇”的顺风倒、巴地稀了。 从“反胡风运动”转入“肃反运动”，对每一个人都是很紧张的。先是按文艺整风的程序，大家一起学习文件，批判胡风结合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交代与胡风分子的关系。在机关大会上审查批斗涉嫌“胡风分子”的人。接着，就转入“肃反运动”的程序，每个人都要写出书面材料，从八岁起交代自己的出身经历，提出每一个时期的历史证明人，以供组织查证。每个人交代历史时，同时检查批判自己的政治思想，然后由机关大会或小组会进行“群众性的审查”。这种审查所采用的方式，是所谓“思想剥皮”、“大胆怀疑”与“从严批判”。每个人的检查材料，都要由大会或小组会审查通过，再经机关的肃反三人领导小组作出审查结论，才算是过了关。如果有重要问题交代不清或交代后尚有可疑之处，就要经领导小组派人去外地调查核实，才能定案。平心而论，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这样一种普遍严格的政治审查，其程序、方式与手段，应该说都是科学的、合理的。也如当时文件中所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疾风暴雨式的肃反运动，过去在江西苏区和延安老区实践的经验，已足够说明其偏差很难避免。而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样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却忽视了一个带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即“人的尊严”问题与“人际关系”问题。运动中人人都要在自我贬损的检查与群众的揭发批判中过关的作法，几乎完全没有顾及人的个人隐私与心理自尊，使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受到了一些挫伤。相互间的揭发批判，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所造成的损害，更是无可细算的。那时，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国才不过五年多，而在革命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分子，至少也有二十多岁，除了老红军、老八路，谁不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生活过？在走向革命之前，谁又能完全没有旧社会的各种思想影响和精神烙印呢？阶级出身并不由各人自己作主，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亲人朋友绝无一点反动党团、封建帮会、官僚地主等各方面的关系。因而，每个人的检查交代，都有一堆不干不净的东西。有些思想、经历以及个人隐私，原本与政治无关，算不了什么问题，可一旦从严批判起来，上纲上线，就可能使被批判的人，感到自己似乎从来就是个有罪的肮脏的生命，与“纯洁的革命者”的质量标准差得很远，感到自己只不过像是革命洪流所挟带的泥沙，是随时都可能在“大浪淘沙”的运动中被淘掉的。——这对一向以自己为“革命干部”、“革命作家”而自豪的人来说，心理上的挫伤是巨大的。 肃反运动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也有人被隔离起来作专案审查，气氛是紧张而还带着点恐怖的。似乎每个人的命运，都在未定之天，随时都会遇到不可测度的凶险。只要外面忽然飞来一份检举材料，人便可能在一瞬间成为“反革命嫌疑分子”。极个别的人因历史问题交代不清，过不了关而自杀了，估量他是确实有重大历史罪恶不敢交代而萌短见。但历史罪恶通常是罪不至死的，其所以自杀，主要还是由于他感到自己再无生活前途，精神上承受不了。如果说，运动中人人自危，只是暂时现象。那么，人们对生活前途信心的丧失，却是运动遗留的心理隐患，其后遗症式的作用，可能会是很长远的。尤其是在党群关系上，肃反运动所造成的“界沟”式的裂缝，是相当明显的。 我在运动中所要交代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南京解放后参加“南京青年作家协会”，与胡风分子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另一个则是我的那个已经“挂”了几年的“历史问题”。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按机关领导宣布的规定，每个人都已经把自己的书检查了一遍，把胡风分子的书交图书室登记代管。（这当然也有提供思想审查线索的意义。）在四川文联的干部中，只有我，一下子交出了胡风的八个论文集。这当然会有人注意。要说我在文艺思想上一点也没受胡风影响，本来是难于说得清的，但由于我在运动初期是以积极批判胡风的姿态出现的，所以，我的一般性思想检查，别人并没有提出多少问题。关于参加“南京青年作家协会”的问题，我交代了成立大会开会经过，交出了大会通过的题为《走向人民》的宣言及当天临时油印的会员名单。列名于这名单中的人，有的人当时就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是比较容易查证的。所以，在这方面，也没有产生大的麻烦。我当时估计，对我的审查，大概重点还是在那个“历史问题”上。 我的“历史问题”，是一个几度使我自己也感到绝望的老问题。那问题的事实其实简单，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末期，1944年日寇从湖南经广西打到贵州时，我在湘桂黔三省人民大流亡的兵慌马乱之际，在日寇追逼下，与全家七口逃到贵州。我当时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工人，被工厂遣散，全家生活无着，我不能不自谋生路。偶然，在贵州独山邮局门口，看到一张“国防最高委员会特种技术人才学校”招生的广告，便去投考。就这样，被那广告上的假招牌骗去考入了国民党军委会的西南电讯训练班去受了一年训。事实简单，而性质却非常严重。因为，那个训练班，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训练班。我确实是被骗考进去的，进去以后，在那个魔鬼巢穴里无法脱身，只好隐忍着受了一年训。到我抓到机会挣脱出来时，我不仅没有作过一天特务，而且，连训练后期的“重庆总台实习”也没有参加。在我自己看来，这段经历，只是我生命历程中遭遇到的一次不幸，并没有构成我的“反革命历史罪恶”。可是，由于“军统”特务是残杀过无数共产党人、革命群众与进步人士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组织，所以，尽管我在南京地下工作中申请入党时就作过详细交代，以后在历次“整风”、“审干”、“整党”运动中，又找到了一些能够对我的情况作出证明的人。（其中包括：和我同时考入的人，和我同时脱离的人，和我同时受训后、他参加了“重庆总台实习”后来才脱离出来的人，以及作了特务在解放后被逮捕的人，等等。）可是，由于这问题的性质被看作是一个“特别严重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它就成了我无法卸掉的“历史包袱”。有一段时候，我似乎也想透底了：这不能怨人家不相信你，这只能怨日本鬼子的追逼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欺骗，或者，怨自己的命。不然，我原本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爱国青年，湘桂黔三路总机厂的工人，标准的现代无产阶级，怎么会惹上这样一个不干不净的历史问题呢？现在，无论你怎样去找证明材料，无论有多少人能为你作证，问题在于，能为你这段历史作证的人，也只不过是一些“不干不净的人”。那些证明，又能有多大作用呢？谁能判定那不是“互相包庇，蒙混过关”呢？更有谁能保证那不是军统特务机关有计划地布置下来“打入革命阵营长期埋伏”的一批特务分子、用来作“假交代”的骗人手法呢？——这样的怀疑，是可以无底止地怀疑下去的。如果不是因为人只有几十年的寿命，那么，从一百年前追问到一百年后，这问题还是不会有结论的。由是，我知道，这样的怀疑和不信任，将如同我的影子伴我终身。无论我再作何种努力，也是不会收效的。我只好学老八路教给我的经验，把历史问题所涉及的人和事，时间，地点，简明地列一个表，留作底子。运动中作检查交代时可以当备忘录。免得天长日久偶而弄忘记了一点什么，说不清楚，就可能被认为是你“不老实”或“搞了什么鬼”。那就会弄出你意想不到的麻烦。在这次运动中，我只好特别慎重地把历史问题再详细交代了一遍，尽量把可能引起怀疑的情况说清楚。机关的大会上，批判与审查之严格，是使我感到很难堪的。特别是这种群众性的审查，人际关系中的公仇私怨都搀杂在里面起作用。有的人大概是想用“思想剥皮”方式先撕开我的“面子”，从精神上打垮我，揪住我在恋爱方面的错误不放。（我当时没有结婚，在恋爱方面有过几次挫折。而半年前的这次错误，是很糟糕的。女方是音乐院毕业刚参加文化工作的一位女干部，最初我并不知道她是有夫之妇，到大错铸成，领导追查，我只好认错，准备接受处分。但因对方才二十岁，我请求不要公开这件事，怕逼出人命。在这次审查中，我也只好声明，我有这样的错误，应该接受处分，但我不能在公开检讨中说出她的名字。可是，在那样的运动中，我愈是不愿说，别人愈逼得紧。大家义正词严地对我作思想批判与道德谴责，我既是问题复杂又是错误严重的人，别的问题，我还可以补充交代，这个男女关系上的错误，我感到无地自容，除了认错便无言以对，也便过不了关。）我根本没有想到，在肃反运动中，会对这样一个非政治问题纠缠得这样厉害，生平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我被逼得流下了眼泪。后来，因为这毕竟不是政治问题，肃反领导小组可能觉得那个问题我已经向组织上作了交代，在大会上不肯说也没有纠缠下去的必要，而我的历史问题是早有结论的，并没有新的检举揭发的问题需要继续审查交代，于是，便从宽地放我过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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