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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 作者：石天河 发布时间：2005-08-26 19:48:48 来源： 浏览次数：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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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运动中的审查批判虽然使人难堪，但在我个人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偏差，我并没有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可是，我没有料到，后来，忽然飞来的一个检举材料，竟然极大地震撼了我的思想，也影响到我后来的命运。 那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高潮已过，1956年初，运动逐渐转向“扫尾”阶段的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好像豁然开朗了。一月间，报上发表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那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历史文件，报告里面的许多话，深深打动了知识分子的心。尤其是那里面谈到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等于是给知识分子重新划定了阶级成份，把过去长期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小资产阶级”帽子摘下来了。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信息，在谈笑中便说，这是周总理“给知识分子重新加冕”。在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运动中，人们被弄得十分抑郁的心情，似乎比较有了一点松快。同时，国家形势的另一个重大变化，也使人感到高兴。那就是当时的所谓“一化三改造”运动。（即改造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使国家社会主义化的运动。）大家都带着喜悦的心情去看社会的新气象，根本没有谁去考虑这些运动是否过激、是否会产生不良后果的问题。看着成都市一批批私营工商业的老板，为庆祝企业的公私合营而手持大红喜报，敲锣打鼓，争先恐后地去向省市党政领导机关报喜，大家心里都非常激动，觉得这“一化三改造”的政策真了不得。过去，苏联是用专政手段硬性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才实现了工厂企业的国有化，而现在，我国通过实行公私合营保留定息的赎买政策，就可以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资本家欢天喜地的把工厂企业交给国家，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真可谓“如日中天”了。 这时，四川文联的各项工作，已逐渐恢复正常。肃反运动中过了关的青年作家，都急于想下乡下厂去看看。明说是去“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准备搞创作，实际上，大都因为在运动中闷了一年多，想到外面“一化三改造”的热潮中去吸几口新鲜空气。有几个原先在运动中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的“胡风集团嫌疑分子”或“反革命嫌疑分子”，这时，也由领导分别作出了结论，解除了“隔离反省”，在机关里安排了工作。可我却忽然发觉，我自己竟迷失在一个闷葫芦里。文联领导既不安排我的工作，也不让我下乡下厂，并没有叫我继续反省交代什么问题，却又迟迟地不宣布我的肃反审查结论。开初，我只是在心里纳闷，估量还是那个“历史问题”。我觉得我无法改变历史，想要赶快结束这种审查也是幻想，摆在我面前的现实，就是我只能任凭别人在“明挂”与“暗挂”中来摆布我，除了无限期地忍受一切猜疑与歧视，其他的我实在无能为力，只要自己问心无愧，作不作结论就听天由命吧。——这样想过以后，我就耐心地等待，看文联领导什么时候才给我个分晓。这样的等待，是最窒闷的。为了不让生命在等待中白白地浪费掉，我只好关起门来读书。有时，就买一大包水果糖，一个人关在房里慢慢的啃。心想：我一切都要听人摆布，好在还有水果糖是可以由我摆布的，我总算还保留了一点作人的自主权。于是，就这样等呀等的等着。 但人的耐性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我自信我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如此神秘地“暗挂”审查。我必须要求领导摊牌，把问题公开化。（我其所以要求把问题摊开，也因为这时候，我心里已暗暗地有了一种顾虑。我想：在这样的运动中，对于我这样的人，如果别人要害我，那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川南整党运动中，我已经挨过一次，我再挨不起了。我一向认为，作人应该坦荡自持，可现在我不能没一点心计，我不能不设防了。）于是，我向四川省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处长的宋锡仁写了一封信，请他向省委组织部许部长转达我的一个请求：我到底还有一些什么问题？请四川文联领导人明白的向我提出来。（宋锡仁是南京地下工作时期，地下党新闻分委和我所在报社党组织联络的分委委员之一，在川南时又同在宣传部工作，可算是老战友。省委组织部许部长，原先是川南的组织部长，在我心目中，那是一位很公正很可信赖的老红军干部。川南整党后，他和我谈过一次话，叫我“接受考验”，我现在快被“考验”得发疯了，我当然应该让他知道我的情况。）我这样作了以后，隔了两天，接到宋锡仁的电话，说已把我的情况反映给组织部，干部处长说，文联领导会找我谈的。果然，文联党支部书记李累，随后就来找我谈话。 那次谈话，一开头几乎使我莫名其妙。李累说：“关于你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已经派人查过，那都没有什么……但是！”说到这里，李累加重了语气，右手伸出个指头指着我说：“你和胡风集团的关系，没有向组织上说真话。”我当时虽然大吃一惊，可心里却如释重负，知道这只可能是某些七经八绊扯上来的鸡毛账，不是什么问题。我问：“究竟是什么事？”李累说：“南京那方面，还有哪些胡风分子和你有联系？你没有交代。”我想了想，说：“没有哇。”他说了个名字，问我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我说，我记不得这个人，希望摊开来，把人家检举我什么问题，具体地给我点醒。（肃反运动中，领导找人谈话，有一种作法叫“点材料”。凡是外来的检举材料，先不让被检举人知道那里面检举了些什么，只向被检举人提示其中的一点两点，让被检举人去反省交代，看是否与检举材料相符。如果不相符，则交代可能是不老实的；如果被检举人猜不到别人检举的是什么而另行交代了一些别的问题，则可由此新线索去扩大追查新的问题。当时，像这样点材料，就是向被检举人暗示：领导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罪证，只看你是否老实交代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了。）李累随即又向我说：“是海军方面转来的材料，人家交代你介绍他和胡风分子联系。”我觉得这更摸不着边了，海军？我和海军里的什么人打过交道吗？从何说起？我只好说：“没这样的事，我不认识海军里的什么人。”李累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刘彦伧？人家说是刘彦伧介绍他和你认识的。哦！这一下才把我点醒了，原来如此！ 那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1949年进军西南后，我在《川南日报》工作，担任副刊编辑。有一位在合江师范学校教书的作者刘彦伧，常给副刊投稿。有一次他从合江到泸州来，到编辑部和我见了面，从此就认识了。他搜集过很多民歌，曾灵活地采用四川民间童谣的各种形式，写成一首约五百行的长诗《榕山谣》，内容是清匪反霸时期一个农村妇女翻身的故事。他先投给《西南文艺》，没有被采用，便寄给我，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觉得他写得很有才气，特别是灵活地采用各种童谣形式，连缀成一首叙事长诗，很有艺术特色。只是在艺术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方面，还需要作一些去芜取精、点彩传神的修改。我把稿子寄还给他时，谈了我的几点意见，鼓励他尽力修改好。后来，他又把修改后的稿子寄我，希望我能帮他作些修改，他再作最后定稿。我一时兴起，就把我认为应该改的地方，都作了些删改，并在开头和结尾添写了两段，作为“序诗”和“尾声”。这样，好像在整体结构上比较完满，就仍然寄还给他。他修改定稿后，回信说，已署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作为两人合作的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把稿子留了好几个月，后来还是没有用。退稿信上称赞作品很有艺术特色，原准备选载一部分，因考虑作品中人物的正面意义还有不足之处，故未能发表。我和刘彦伧，就由于这样一段文字姻缘而作了朋友。大概是1953年，我到重庆去参加西南作协的创作会议，会后，就绕到合江师范去会刘彦伧，想谈谈如何把《榕山谣》修改出版的问题。我和他见面时，他房间里先就有好几个男女学生在和他谈什么，他看见我来了，一时高兴，就向学生们介绍我。五十年代，“作家”、“诗人”这类名词，在青年学生中还是很有魅力的。学生们听说我是“诗人”，就来劲了。就围着我问这问那。其中，有一个就问我：“学写诗要读些什么书？”那时候，关于新诗的理论书出版得很少，只有亦门（即阿垅）的《诗与现实》是唯一的大部头诗学论著。因此，我当时确实向那个学生推荐了“胡风分子”亦门的那部书。当天，我和刘彦伧谈了一会儿话，便急忙走了，也根本不记得那学生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学生后来考进了海军的某个部门，在“反胡风运动”中，因读过亦门的那部书而受到批斗，因而便交代出我是教唆他读“胡风分子”的书、使他受到“反革命思想毒害”的祸根。——善哉！无量佛！我总算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了。原来，这不过是像一片鸡毛飞上了天，在暴风雨中被人当成了毒箭。 这问题交代清楚以后，我当然松快了许多。可是，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却留给我深长的思索。我当时就反复地想：胡风既不是个政客，又不是个专作地下工作的秘不露面的人物，他二十来年一直是在文坛公开活动的左翼作家，写了那么多书，编了那么多杂志，如果把每一个读过胡风或“胡风分子”的书的人，以及介绍别人读他们的书的人，都看成是“反革命嫌疑分子”，那“反胡风运动”这面大网，会使多少无辜的文学青年遭到批斗甚至遭到厄运呢？在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运动中，像我和这个学生这样的所谓“问题”，会不会有整死人、逼死人的事情发生呢？胡风如果真是“反革命”，真有“反革命思想影响”，那“影响”也是被这运动千万倍地夸大了的。——我对发动这样的运动是否真有事实根据，更怀疑了。对于运动中，把“问题”捂住，对人作“暗挂”审查的作法，更特别反感。（后来，在八十年代，我读过冯骥才的中篇小说《啊！》我很佩服他写得逼真，觉得那是对“暗挂”审查很有体验的作品。不过，我更佩服那发明了“暗挂”审查方式的发明家，他应该受到奖励。如果真有上帝，上帝应该奖给他一根绳子，让他把自己“暗挂”在地狱最深层的黑暗里面，独享自家发明的专利。） 随后，我算暂时解脱了。文联领导安排了我的工作，让我担任理论批评组长。我开始恢复和文艺界的联系，并着手写了一篇带有反“左”意味的论文《为了蓓蕾的命运》，内容主要是反对当时盛行的那种硬搬苏式教条摧残文艺创作、把在作品中发现的缺点完全归咎于作家政治思想的批评风气。（后来，这篇东西，《文艺报》上只发表了一部分，题为《作家的世界观与作品的思想性》。另一部分，发表在四川文联的文学刊物《草地》上，题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而文章开头部分，关于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一些较有重要意义的话，则没有能发出来。文章的原稿，1957年我被捕时，连同我所有的稿件笔记本等全被搜去，不知下落了。）而从我重新开始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以后，我更愈来愈感到，在“反胡风运动”中，对胡风“写真实论”的批判，完全是错误的。按照周扬及其他批判文章“反对写真实论”，及认为胡风的理论是用“写真实论”来否认文学作品中“社会主义思想性”的重要意义，等等。这一类批判意见，不仅在理论上，与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及《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关于文学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不相符合，而且，“反对写真实”直接就是“反对现实主义”。因为“写真实”本来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反对写真实”的“现实主义”，那就只能是“假现实主义”。把“写真实”与文学作品要有“社会主义思想性”的要求对立起来，以为“反对写真实”就可以加强作品的“社会主义思想性”，这恰好是重复鲁迅早就批评过的那种把“革命文艺”与“革命宣传”完全等量齐观、抹杀文艺特性的错误观点。现实主义作品由于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当然会展示出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壮丽场景与革命者的精神状态，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并不单纯是为革命作宣传的宣传品，它对革命的偏差错误及其破坏性的丑恶面，同样要作批判性的真实表现。文学之所以有高于政治的价值，就正在这里。——我在作了这样一些理论思索以后，联系当时教条主义批评十分猖獗的情况，更加深了对“反胡风运动”的怀疑。（我一向是不掩盖自己观点的，但在当时，我仍然不敢议论“反胡风文艺理论”的是非。只是，后来，在《草地》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特刊上，我发表了一篇《大海的启示》。在那篇文章里，我张扬鲁迅的遗教，公开地对教条主义的文学批评作了激烈的声讨。我把上述的一些思考，也部分地融入了这篇文章。） 1956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在肃反运动将近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发表了一篇《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在这篇文章里面，周恩来向全国推荐昆曲《十五贯》。文中并借对剧中人物过于执的批评，批评了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的过于执。显然，周恩来已经发现，肃反运动是有问题的。《十五贯》在全国轰动性的上演，无疑也提醒了人们对“冤案”的注意，在社会上传播了“申冤”意识。它也提醒我：“胡风集团”的问题，可能是一宗冤案。在这期间，我写了两篇关于《十五贯》的剧评。一篇《况钟三难》，赞扬况钟为冤案平反的人道主义胸怀，发表在《草地》上。另一篇《过于执五相》，抨击过于执式的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作风，没有能够发表。 1956年最为震撼人心的大事，是苏共二十大传出的信息，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在苏联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所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说斯大林几乎把他上台时那一届的苏共中央委员都杀绝了，只剩下了很少的几个人。说苏联原先的许多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红军统帅，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图普切夫斯基元帅等人，都是被斯大林诬陷冤杀的。报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说过去把领袖个人神化的作法，是非常错误的。报告谴责了斯大林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与国家法制的破坏，并说苏共将致力于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中引起了一片惊悸的喧哗和躁动，当时听说美国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已声明退党。（后来，我在刊物上看到了美共总书记福斯特为此而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法斯特请求投降》，证明法斯特确实是在那时退党了。）还听说法国的著名诗人、那时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阿拉贡，也有思想动荡的表现。各国共产党都有对斯大林谴责的声音，但也有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一点不提斯大林过去的功绩表示不满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应，大概要算政治上最成熟、最稳健的表现，即：一方面对斯大林作了批评，一方面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著名的“三七开”的论断。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中，除了表面上的惊诧，实际上，内心触动最大的是三个问题：1。中国是不是也有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2。中国眼前还没有完全结束的这次肃反，是不是扩大化了？3。胡风集团的问题，是不是搞错了？我当时觉得，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真来得好及时，党中央一定会吸取苏联的历史教训，改进工作。我国人民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现象上看，是相当普遍的，但还并没有造成苏联那样严重的后果，党中央和毛主席自己会自觉地防止的。我国的肃反运动，范围是扩大了的，但事先有“机关肃反、一个不杀”的政策，现在还来得及纠偏。至如胡风问题，大概很快就要放人了。（当时，我听说，上海的“胡风分子”满涛已经放出来了。成都四川音乐学院的山莓，即张舒扬，是“七月派”诗人，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中《我们是新来的》一集中，有他的诗。在运动中，作为涉嫌“胡风集团”的一“分子”，他也曾是重点审查对象，这时也解放了。他和我很要好，常有来往，我了解到，他解除审查以后，党籍和工作都并没有受什么影响。所以，我心里暗地里有些感谢赫鲁晓夫，觉得他给中国知识分子帮了个大忙，给中国共产党提了个醒。可就在这时，我作了一件哈事：我一时冲动，把我书架上的一部《斯大林全集》拿到旧书店卖了，发誓不再读他的书。这当然是幼稚可笑的，后来也成了别人批判我的材料。） 1956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波兰和匈牙利事变。波兰的事件，平息得较快，事态似乎不太严重。而匈牙利事变，一直弄到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匈牙利青年人还有站在屋顶上开枪抵抗的，可见那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必然非常惨烈。波匈事件震动了世界，在中国，虽然毛泽东说是“吹皱一池春水”，但在知识分子中的思想震撼，却是空前强烈的。这也与过去长时期的新闻封闭和片面性的政治宣传有关。不是一直在宣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么？为什么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都带有明显的“反苏”色彩呢？波兰的统一社会党、匈牙利的人民劳动党，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的共产党，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是为人民求解放的党，为什么波匈两国的工人和普通人民会这样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甚至拿起武器来杀共产党人呢？如果说是受了反革命的煽动，那么，人民为什么要听反革命的话而不听共产党的话呢？可见，这主要是由于波匈两国的共产党内，在政策路线和党群关系上出了问题。波兰的哥穆尔卡，原本是党的总书记，事件发生后，他是被从监狱里放出来收拾局面的，可见他是波兰人民较为信任的领导人。那么，他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呢？哥穆尔卡在平息事态后，似乎并没有提出多少政治改革的措施，只着重讲了个“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似乎波兰事件的原因是“没有民主”或“民主的范围被限制得太小”。而在我们中国，则“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口号，还被视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究竟社会主义应不应该有民主，可不可以扩大民主呢？匈牙利事件的导因，似乎与其前总理拉伊克之冤死有关。人民可能是由于对现实生活境遇之不满而产生了对拉伊克执政时期的怀念，而一旦明白了拉伊克的冤情，便会感到他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而被害的。长期压抑的不满，爆发为群众性的愤怒，是势所必至的。而当时的匈牙利总理拉吉，显然倾向于摆脱苏联的控制，于是，他把群众的愤怒，引向对党的总书记拉科西追究拉伊克冤案的责任，并在夺权斗争得手之后，立即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集团。他的目的，很明显的是要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而拉科西是苏联信任的人，他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请求苏联出兵来“教训自己的人民”。这样，苏军参与镇压匈牙利的群众运动，就使得事情的形势和性质都起了变化。原先，匈牙利事件，无论你把它看成是“内乱”，是“党内夺权斗争”，是“群众抗议运动”，“人民民主运动”或“反革命暴乱”，都只是匈牙利国内的事情。一旦苏军介入，就变成了苏联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内政的干涉与主权的侵犯。而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道义，也违反国际公法的。何况，这样的事情，在匈牙利人民心中，必然会留下“民族仇恨”的记忆。所以，这事件的发展过程，几乎每一步都是出人意外的。我们离欧洲远，信息不灵，国内新闻报道，多半略而不详，而且是带过滤性的。所以，对波匈事件的经过，我们只知道一个轮廓。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拉科西垮了台，拉吉在苏军占领布达佩斯后一度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后来被逮捕处死，卡达尔出任党的总书记来收拾残局。 中国官方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基本上是认为波匈两国的反革命没有肃清，事变是由帝国主义策划，由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波匈两国的党，放松了思想领导，对“自由化”活动与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没有及时制止，也是导致事变的原因。 但在匈牙利事变时，《人民日报》上却破天荒地全文发表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拉丁的演说》。那篇演说，在当时，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原先，中国人按毛主席的教导“一边倒——倒向苏联”，对被斯大林从东欧九国情报局开除出去的所谓“南斯拉夫铁托修正主义集团”，是没有好感的。可是，铁托的这篇演说，却处处都使人感到他说的是真话。感到苏联出兵干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内政，是违反国际主义道义的。特别是铁托的演说中，透露出的一个信息，非常惊人，也很能启人思索。铁托那几句话，大意是说：不仅匈牙利，东欧各国都同样存在着要摆脱苏联控制的趋向。——这话其所以使人吃惊，是因为过去我们只知道苏联对我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是一直在“无私援助”的，怎么会有“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呢？——这问题不想还好，一想开来，简直像大梦初醒：原来，对这些问题，过去那整套整套的宣传，全是哄娃娃的谎话，我们长时间都蒙在鼓里！…… 对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大反斯大林，及关于波兰匈牙利事件如何认识的问题，中共中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看法，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表过两篇文章，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这两篇文章，机关里组织了学习。学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统一认识。在讨论中，大家几乎众口同声地认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见解，比赫鲁晓夫高明得多。“三七开”地评价斯大林，比较有说服力。对赫鲁晓夫“议会道路”、“和平过渡”主张的批评，对苏联在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更明显地坚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一般也都认为赫鲁晓夫的轻率与粗鲁，根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应有的风度。不过，我心里也暗自有一些矛盾的想法：赫鲁晓夫可能是一个性格直率而有些粗鲁的人，不是一个适合于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政治领袖的人物。可是，“批判斯大林”这件事，即使作得莽撞，事情本身却无疑是完全合乎正义的。斯大林太阴险、太残酷、太可怕了，为了达到个人专制的目的，竟然那么狠毒地滥杀党内同志与革命精英，那难道不是弥天大罪吗？无论斯大林的功劳有多大，他那“救世主”面罩下掩盖着的，正是一副杀人魔王的狰狞面目。把这个秘密揭开，应该看作是苏联的一大进步，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为有益的义举。就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的功绩，将是永不磨灭的。从前，我们看《水浒》戏，看到李逵听说宋江抢了民女，便抡起板斧大闹忠义堂要杀宋江。我们只觉得李逵的莽撞，其实正是他最可贵的品质，那是他“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正义感，压倒了所谓“八拜之交”的江湖义气。那是只有最正直无私、最忠于原则、最勇于负责的人，才可以作得到的。我们能够赞赏李逵，为什么就不能体谅赫鲁晓夫的莽撞呢？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真的好吗？如果把“革命导师”、“人民领袖”的声誉与威望，看得比革命、比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更重要，那斯大林扩大肃反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够严重吗？——想到这些，禁不住又联想到我们眼前还没有完全结束的肃反。我不知道肃反究竟有没有严重偏差，但我总觉得，把胡风集团划为“反革命”是很难使人相信的。我一再地回想起鲁迅《答徐懋庸》那篇文章里面对胡风和周扬的不同评价：“胡风鲠直”，周起应“轻易诬人”。我心里就像揣着一个鹅卵石，老使我感到不安。并不只是同情胡风，而是因为我在运动初期写过那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如果胡风确实是被周扬诬陷的，那我岂不作了周扬的卑鄙的同谋？我枉自把《鲁迅全集》读了几遍，连鲁迅说得那么明白、那么紧要的话都没有记住，我怎么对得起鲁迅的教导呵！……我心里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负罪感。这个问题，愈是到了1956年冬天，我愈感到憋不住了，终于在和一些朋友私下谈话时，逞口而出地说了出来：“我根本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我认为胡风问题是周扬他们搞出来的。”后来，在1957年“《星星》诗祸”和反右运动中，有一位朋友的妻子为怕连累她的丈夫，写了个检举材料来“帮助我改正错误”。加上当时，《星星》诗刊内部，也出现一位仿效舒芜“适时起义”、“反戈一击”的“义士”，把我和另一位同情胡风的学生徐航和他通信的信件，交给上海《文汇报》记者姚丹，在1957年7月24日的《文汇报》上加上编者按语发了一大版。按语中除了认定我是“军统特务”外，还指明我们“抄了胡风的经验”。于是，四川文联完全按照“反胡风”的办法，制造出了一个“以军统特务石天河为首”的“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集团”。列名于这一集团的青年作家和业余作家，计有：流沙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万家骏、徐航、晓枫、邱原、白航、白堤、沈镇、杨千廷、华剑、罗有年、张宇高、李加建、王志杰、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共24 人。其中，杨千廷、华剑、许明权、李明隽、杨光裕等人，我并不认识。此后，我“同情胡风”、“抄胡风经验”的“反革命”罪，就连同我的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言行”经过许多大会小会与报刊文字的批判，而逐渐变成了法院给我判刑十五年的判决书上的罪名。而在那许多我不愿承担的罪名中，“同情胡风集团”，倒是我在批判大会上就自己坦率承认了的。至于朋友的妻子一片好心要帮助我“改正”的“错误”，则一直等到1979年上访以后，1980年才真的“改正”了。一个人的短短一生中，能有近二十三年在监狱和劳改队里度过，也算是人生幸事。所以，平反后，我写过一付自嘲的对联：“虎柙吟蝉、痴长柏杨一纪。铁窗咏雪、愧短胡风二年。”我没有料到，“胡风集团”的问题，会这样阴错阳差地和我搅在一起。 关于“《星星》诗祸”的起因和“反右”的经过，这篇文章里无法多谈。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星星》是四川文联主办的诗歌刊物。编辑部主要是四个人：白航任编辑主任，我任执行编辑，白峡、流沙河任编辑。1957年1月创刊。创刊后，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创刊的第一期，就遭到迎头一棒。先是因为所发表的一首爱情诗（曰白：《吻》），被《四川日报》上一位署名“春生”的批评家，在题为《死鼠乱抛》的一篇文章里面，斥之为“色情”的作品。并认为《星星》把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搞成了“死鼠乱抛”。我们不服，于是，我写了一篇《诗与教条》①，对批评进行反驳。随后，批评家们就进一步地揪出流沙河的《草木篇》，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四川日报》对我和流沙河、储一天及其他人的反批评文章，都压住不发。（主要因为写《死鼠乱抛》的“春生”，实即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的李亚群副部长。）我们坚持按“百家争鸣”的原则，应该容许反批评。报社不发，我们就准备自行印发。这就引发了一场大祸。四川文联领导以“机关大会”的形式，对我和流沙河、储一天、陈谦等人，进行了压制性的批判。并给了我“停职反省”的处分。到1957年4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因毛主席在接见与会人员时，对《星星》和《草木篇》的问题，说过一些话。四川文联主席常苏民回成都后，传达了会议精神及毛主席的话。宣布撤消了对我的处分，并表示了歉意。这样，“《星星》诗祸”的第一波，才告一段落。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支持了我们坚持“双百方针”的斗争，不会有问题了。可是，事实上，却是“为乐观估计所蔽”。当5月间我被允许去峨嵋山写作以后。成都的“大鸣大放”已经展开。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会是“引蛇出洞”的“阳谋”。随后，在“反右派运动”中，就酿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诗祸。“《星星》诗祸”的结局是：我被认定为“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的首犯。“集团”里的我和储一天、陈谦、万家骏、晓枫被判刑。（我判15年。储一天判20年。陈谦判5年。晓枫判15 年。万家骏先判15年，后来在“文革”中被加判死刑，因“四人帮”垮台，才未及执行。）邱原开除公职，其他人都被处劳教。白峡虽未列入集团，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受集团牵累的著名学者、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被划右派。原成都市副市长、著名作家《大波》和《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先生也被批判，险些划右。其他同情《星星》的读者，遭到批斗的数以千计。只有流沙河一人，因写过一万二千多字的《我的交代》，认罪态度较好、检举揭发有功，使当时文联领导顺利地“挖出”（一读“编造”）了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因而，唯一地获得了宽大处理，划为右派后，仍留在四川文联机关管制，作些帮助看稿之类的工作。但“文革”中也下放农村劳动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实际上不曾有过的“反革命集团”，所有的人，都已复查平反。只可惜，张望、邱原已在“文革”中自杀，徐航在劳教期间死于非命，白堤、张宇高都在平反后不久病死了。他们的才能，都没有能贡献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星星》诗祸”，很像是“胡风集团冤案”的重演。因此，一看到谈“反胡风运动”的文章，我就不能没有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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