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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诗教论战的回顾 作者：张积文 发布时间：2005-12-19 20:12:09 来源： 浏览次数：4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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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篇目的问题毕竟是有目共睹的，无庸置疑的，所有的辩护都是苍白无力的。这场讨论结束后（或者说，中断后），中学语文教材已经重新编写，旧版本中被质疑的诗篇大多已经被撤换，贺敬之《桂林山水歌》、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等均未能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教材。今天，我们可以对双方的意见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挑战者一方的论点不免有不甚准确或偏激之处，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改革建议是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多是切中要害的。而卫道士们的辩护缺乏学理性，显得颟顸而蛮横。如果问，这场讨论中最值得反思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卫道士们的话语方式。 其一，将正常的学术讨论引入非学术讨论的轨道，给对方的观点上纲上线，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吁请权力部门干预。譬如，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说毛翰等人的文章“是否定在左翼文艺、延安文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诗歌”，宣称“社会主义文艺如日月经天不是你几板斧就砍得了的”。陆棨《我对这场论争的看法》称，“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这社会变革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都要在各社会领域包括各文化领域里发出有利于自己的声音，其中有一种声音就是要否定五十年来，特别是前三十年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一切成就，其目的怕是不言而喻的吧，那恐怕就是‘取而代之’的了。”对诗歌教材有异议，提出改革意见，就是“否定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一切成就”，就是“大放厥词，任意亵渎国家的尊严”（沙无藓《危言与狂言：世纪之交的浮嚣》），这也太离谱了。 刘贻清则有《一个“退役老兵”的不吐不快之言》：“近两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魔爪已伸向中学教育的语文教科书了！”“我希望各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对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理邪说要认真对待，严肃清理。因此种思想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歪理邪说危害性极大，它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切不可小视而漠然处之。”明白无误地吁请权力部门出手干预。有趣的是，就是这位刘贻清，《改革还是改向》一书的主编，他在这封散发很广的给领导人和权力部门的检举信的开头，自报家门：“我原在上海市第六女中任教，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主动报名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教育事业，挈妇将雏，扎根塞上。错划对我来说，确是坏事变成好事……”原来是一个右派分子，刺配塞外几十年后，居然还自作多情，自称什么“退役老兵”。无独有偶，再三发表火药味极浓的卫道文章的“穆仁先生1957年还被错划过右派，戴帽改造二十二年，那可真叫‘错划’呀！不过，久病成良医，久囚成狱卒，他把当年给他划右派的那些人的那一套把戏全都学会了，如今正要如法炮制，也给我辈错划一回呢！”（毛翰《陈年诸公的话语方式赏析》） “这事情不免使人叹气：中国文人盼了多少年的‘百家争鸣’，为什么一旦有了争鸣的机会，却不能平心静气地进行文学见解上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却总是想把文学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或法律问题，去听候政治家与法官的裁决呢？”（石天河《从读诗谈到打官司掉价》） 其二，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或断章取义，随意歪曲对方观点。例如《华夏诗报》上贾漫的文章《否定老一辈诗人就是否定了一个时代》，标题就够武断的了，（依其逻辑，否定《桂林山水歌》和《三门峡——梳妆台》的作者，就是否定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时代，又何罪之有？）文中说，“毛翰等人，竟对当代优秀诗人的优秀诗歌，如此大言不惭，妄加挞伐，称之为‘老皇历’，无非是为了妄图打掉‘老的’，换上他们自己的所谓‘新的’。”穆仁《核心是否定新诗六十年的成就》认定，“毛翰的《陈年皇历看不得》表面上是针对中学诗歌教材，其核心则在否定建国前30年甚至否定过去60年新诗的光辉成就，否定新诗的革命传统……”这是典型的曲解。毛翰的《陈年皇历看不得》分明是说：“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某些流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流行的那种颂歌和战歌，大多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这里所谓“陈年皇历”，显然是一个特指，特指“改革开放前流行的”贺敬之《放歌集》之类的“那种颂歌和战歌”，而所谓“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那“一首”当然包括着郭沫若、冯至、徐志摩、何其芳、艾青等等，岂是简单地以时间划线？ 关于“思想教化”与“艺术质地”问题，卫道士们反驳的理由，不外乎认为对方反对思想教化，可是当我检阅对方的文章时，却没有看到任何否定思想教化的字样，只是强调“侧重点”而已。无视这一点，主观地展开自己的推理：“好象重思想教化也是一种错误，一种罪过？教书育人能不重视思想教化吗？……”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不免显得滑稽可笑。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一文说：“80年代学生对朦胧诗还掀起过一阵热潮，现在早已烟消云散了”，原因是“那种朦朦胧胧、虚无缥缈、脱离现实的诗学生们已经不爱读”，而且那种诗歌“从内容上来说，脱离现实，脱离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矫揉造作，虚情假意”，“语言晦涩，不合文法”，“太自由化”……这位诸葛先生真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居然以为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早已烟消云散了，如此偏狭无知，何足论哉。 其三，自以为是，缺乏必要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的精神。作为被批评的诗人之一，柯岩在这场论争中最为活跃，又是《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并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信》（见刘贻清主编《改革还是改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版），又是《致〈星星〉诗刊主编杨牧的公开信》。其信中没有一句提及批评意见中可能存在的中肯之处，反省自己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缺点或局限，以及对读者对青少年学生的歉疚和不安，却只是一味地自以为是，在公开信中这样教训《星星诗刊》主编：“直至区区如我者，点了一大批诗人的名”，“你想过他们的这些诗曾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么？知道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教育了几代人健康成长么？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 被批评者如此，被批评者的辩护士亦复如此。例如《华夏诗报》2000年8月25日刊载胡世宗《新诗光芒谁能泯灭？》一文，对陈良运所谓“政治思想主题明朗而艺术较次或很差的作品，乘机进入了语文课本”表示反对，认为陈良运的观点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他说：“谁都知道，任何经过历史和群众检验过的名篇，它不只既有凝重的思想深度，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上述他所否定的诗作，就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存在’过，而且是被历史肯定过的名篇，也就是思想主题和艺术创造都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水平很高的作品。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它的光芒任谁都抹杀不了。”这种 “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实在蹩脚，他忘了，人们现在对于这些诗歌的批评与质疑，仍然属于“历史和群众检验”。卫道士们总是把“早有定论”、“早有定评”、“经过历史和群众检验过的”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实在是一种不好的习惯，总让人联想到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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