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争的焦点

　　在这场论争中，明显分为“挑战者”与“卫道士”两个阵营。双方论争的焦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第一，中学语文教材新诗篇目是否存在严重问题，是否需要重新编选？
　　挑战者认为问题严重，中学语文教材新诗选目陈旧僵化，有些作品本身就是特定时期政治运动的畸形产物，具有“假大空”和“粉饰太平”的特征，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与教材编写者所欲贯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很不相宜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女岛在《诗歌教育与新诗危机》（《星星诗刊》1999年第11期）一文中说：“这就是我们的教科书，口号似的短句，耶稣化的语气，四书五经般的面孔，一颗又一颗的童心永远被照本宣科的声音覆盖着，被酸溜溜的大话假话空话腐蚀着。”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则如叶橹在《首先要解决“身首分离”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的：“人的身体已进入八九十年代，而头脑却留在五十年代甚至更早。在一些人的嘴里，当代诗是一无可取。何以故？因为他们违背了五十年代以来的‘传统’。”另一原因则可能是“以权谋私，以次充优，讨好作者，强行摊派”（毛翰《请君莫奏前朝曲……》）。
　　卫道士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那几首横遭围攻的新诗是真正的好诗，真正的新诗，不是次品而是精品，不是枯枝败叶而是青松翠柏。在黑暗的岁月，在艰苦的年代，它们是黎明的曙光，是战斗的号角；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们是英雄的赞歌，是新时代的画卷。诗人们为人民歌唱，为社会主义歌唱。这些优秀作品的思想精华，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正是新时代人民需要的精神武器。”（熊光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
　　“那些课本中的诗歌篇目，都是严了又严选出来的，是贴近时代，来自沸腾的现实生活和在艺术上有着高质量，已得到了几代人承认的佳作，是不愧为教材之‘材’的。”（苗得雨《也说“陈年皇历”与“滴水不沾”》）
　　而入选教材的那些诗篇是不容怀疑的。“他们以‘霸主’自居，粉墨登场，挖空心思，借题发挥，排斥‘异己’，否定一切！”“无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妄图以此打倒老的，为新的什么‘先锋’开路。”（叶知秋《全盘否定，办不到！》）
　　第二，关于入选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毛翰《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刻不容缓》指出：“我们是否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老生常谈，用不着多费口舌，我只想说，在语文课堂上讲到新诗，如果教师讲得味同嚼蜡，学生听得哈欠连天，你的思想性，你的教化功能，如何去发挥作用？”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指出：“教科书对于文学作品的遴选，实际上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重思想教化，轻艺术质地。然而，思想性也包括几十年无大改观的假大空腔调和粉饰太平吗？”
　　林文询《青春缺席》一文指出：新诗教育“对传统‘文以载道’的固执，狭隘的理解和扭曲，不管或无视诗文的美质，而只侧重所谓政治思想含量及直接教化作用。”
　　陈良运《“诗歌美育”续议》认为，“诗歌美育是一种艺术教育，主要是提高对于诗美的感受和认识”，引导学生“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发挥想象与联想的能力，并进一步培养探微所隐的能力”。他对于诗歌选目不满就是因为“长期以来都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方针，尤其是对入选的现当代作品”，“于是政治思想主题明朗而艺术较次甚至很差的作品”进入了教材。
　　卫道士们则坚决捍卫诗歌的政治思想教化功能，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驳。
　　1999年9月15日《华夏诗报》刊载了诸葛师申的文章《不废江河万古流》，“好象重思想教化也是一种错误，一种罪过？教书育人能不重视思想教化吗？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教科书不重视思想教化的，问题是用什么思想去教化人，彼此有所不同而已。我们的教育要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去教化下一代，这是党的一贯方针，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重思想教化’，这是前提。”
　　余之思《论诗坛怪相》认为，“重思想教化是天经地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且他认为那些论者提出的诗歌教育的“审美”说是有问题的：“审美本来不错”，“可他们错在以审美为诗歌的唯一标准，和打着审美的幌子反对诗歌的思想性教育性。”
　　第三，关于《桂林山水歌》和《周总理，你在哪里？》的论争。
　　论争起因于毛翰发表在《星星诗刊》1999年第4期的《陈年皇历看不得》一文。毛翰在文中尖锐地指出：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还有《周总理，你在哪里？》，此诗也算是以思想性取胜了，可是其艺术成色究竟如何？其艺术构思到底有几分创意？”同1963年12月号《诗刊》发表的王洪涛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一诗进行比较后，毛翰声称：“说抄袭是刻薄了，有失厚道，但英雄所见略同，‘同’到如此程度，作者和教科书的编者总该有个说法吧。”此文一出，诗坛哗然，批驳之声迭起。
　　诸葛师申说：《桂林山水歌》，“我看这首诗的‘艺术质地’就很高，也早有定评。”《周总理，您在哪里？》则“很新鲜，一点也不‘陈旧’，很真挚、很活泼，深情感人，富有生命力，一点也不‘僵化’。”贬低它的艺术成色，说它没有几分“创意”的说法“没有根据”，“毛先生挑不出它的刺来，却挖空心思，用了‘有失厚道’的非常刻薄的卑劣手段，诬这首诗是‘抄袭’之作。”
　　金绍任在其《“轻薄为文”的典型》一文中说，“毛（翰）第一离奇之处是要将名作《周总理，你在哪里？》打成作者柯岩的一条罪证，一件赃物。”他认为，“尽人皆知，在民间生活中和在很多诗文里，悼念逝世往往会喊出‘你在哪里’，数说在这里在那里可以见到逝者的遗迹。柯岩正是从生活出发，写了祖国的高山、大海、森林、大地都在怀念周总理，创造了高于普通生活的壮阔意境，以宏观式时空的联结和交响来塑造一代伟人的形象。”“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和王某悼念女儿的诗，无论从内容，艺术构思或整个艺术创造，以及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和教育作用都有天渊之别。”关于《桂林山水歌》，金绍任认为，毛翰对的批评“远远超出了对一首诗的评价。他提出了一套文艺创作的一种根本观点和标准，当人民处于苦难中，祖国是没有笑容的，所以‘真正的诗人’也没有笑容，不能写山绘水，只能叹哀言愁。这么说，该被枪毙的又何止一篇《桂林山水歌》！”
　　1999年11月11日，柯岩在《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并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信》中说：“《星星诗刊》刊登许多文章用‘文革’大字报批判式的语言，对我国从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直至区区如我者，批了一大批诗和诗人。”“为了进一步地制造混乱、蛊惑人心，居然还无中生有的明示（《华夏诗报》发表为“明示”，《改革还是改向》一书收入时改为“暗示”）读者：《周总理，你在哪里》为‘抄袭’之作……”
　　其后，1999年12月6日，《星星诗刊》编辑部在《致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复信》中称：“我们认为，柯岩同志有重大影响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并非抄袭之作。毛翰文中‘暗示“抄袭”’的语词的出现，是我们审稿失控所致。我们对此已有反思，并感到内疚，特向柯岩同志道歉。”“我们仍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辨明是非，消除其负面影响。”
　　在2000年2月25日《华夏诗报》刊登了柯岩《致〈星星〉诗刊主编杨牧的公开信》，说“我至今没有读过你们所说我‘抄袭’的王诗”，“你们的所作所为确实触犯了法律，关键在于我是否告诉——起诉”，“律师们还提醒我，必须同时声明：‘我此刻不起诉，不等于我以后也不起诉，因为一切都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关键还要看你们下一步怎么走。”这封信的语气耐人寻味，有人说体现了柯岩的“胸怀博大”，有人说她“色厉内荏”，对于胜诉并没有把握。
　　《星星诗刊》2000年第3期发表署名蓝青的文章《霜叶红于二月花——重读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将其与王洪涛的诗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诗歌文本！”
　　2001年1月，毛翰的文章《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在《书屋》杂志上发表。针对诸葛师申为《桂林山水歌》是否粉饰太平的辩护，毛翰举出贺敬之1959年所作的另一首《十年颂歌》的段落作为旁证：“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在我们/大跃进的/万马丛中：/有那么几个/‘心病’患者……”“什么‘得不偿失’呀/什么‘太快、太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此心/向右倾……”继而感慨，“可叹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无力回天，失事之后，还要受这种‘真正的诗人’的嘲骂。”针对沙无藓为《桂林山水歌》的辩护：“谤者意犹未足，便力图从创作该诗的时代背景上打开缺口，指责此诗写于1959年7月，整理于1961年8月，这一时期正遭天灾人祸，诗人还歌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岂非有意粉饰？岂非毫无心肝？……究其实，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那个时候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毛翰回敬道：“未能洞悉人祸，便来粉饰太平，这粉饰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祸，便来讴歌人祸，事后就可以毫无歉疚和忏悔，就可以永远盘踞教科书了？彭德怀元帅没有诗人桂冠，他在1959年却‘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有一首与‘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迥异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与彭德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位心有良知、面无佞色的血性汉子，你的辩护还能气壮如牛吗？”在“答金绍任先生”一节中，毛翰将原载《诗刊》1963年12期的王洪涛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和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两诗都全文录入，让读者鉴别。他写道：“王、柯二诗构思雷同，并非我一个人的看法。1999年11月，我参与主编的《新中国50年诗选》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作协大楼召开，与会的诗评家杨匡汉先生对诗选的批评意见之一，就是‘为什么要选《周总理，你在哪里》，这诗是模仿王洪涛的嘛！’众人哄笑，笑他大概很久不看《星星》了，全不知外间正为此事吵得闹热。我只解释说，此书的编选原则有别于课本，是七分精品三分史料。”毛翰还指出：柯岩这首诗用“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来概括周总理的一生，可是，毛泽东五十年代以后犯过许多严重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口咬定周总理“步步紧跟”，究竟算是对周总理的赞美和歌颂呢？还是对周总理的讽刺和污蔑呢？最后，在“答柯岩先生”一节中，就柯岩《致〈星星〉诗刊主编杨牧的公开信》，毛翰感慨道：“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觉也太深太久了：‘能想到直到今天它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她说的这‘人民群众’是谁？难道那么多公开表示不喜欢，公开表示厌恶，甚至‘以极其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的人们，包括广大中学师生，都不是‘人民群众’吗？”“非常希望柯岩先生能够放下前辈盟主的架子”，“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欣慰”。

　　三、关于这场讨论的反思

　　这场讨论是在诗歌寂静了很久以后进行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时间，诗人、学者、教师和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意见，如果按照正常的学术讨论的逻辑展开的话，有可能使困扰诗歌界与教育界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然而，由于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定观念和既得名利，改革呼声受到了围剿，发起这场讨论的《星星诗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违心的妥协和退让。有的报刊慑于权势，很不情愿地做出有损自己形象的表态，例如1999年12月23日《文艺报》和2000年3月号《诗刊》分别转载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一面之词。《诗选刊》1999年第5期在其“诗坛焦点”一栏将王洪涛与柯岩的诗同时刊出，即被指控为“貌似公平，却别有用心”（何之《对“何其相似”冤案的群众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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