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争的始末

　　1998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毛翰教授在《杂文报》（7月28日）上发表《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并被《诗神》(第9期)、《语文学习》（第10期）和《南方周末》（9月18日）等报刊转载。毛翰的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篇目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入选篇目多有不当”。如“艾青的《给乌兰诺娃》恐怕是艾青最糟糕的诗篇之一了”，“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难免有明日黄花之感”，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适逢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1959年7月，旧稿　1961年8月，整理’，篇末标注得如此明确的写作时间，让语文教师们如何向学生解释其‘时代背景’？”第二，“一些好的、适于推荐给中学生的诗篇未能入选”。第三，“严重滞后于新诗发展现状”，当时中学课本所选12首新诗，不乏问世于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中的应时之作，而改革开放后的“新诗收获的黄金季节”的佳作甚少。在这篇文章中，毛翰质疑教材的编写还受到“左”的思想禁锢。
　　从1999年第1期开始，《星星诗刊》开辟了《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专栏。其“编者按”指出：“严重滞后的中国新诗教育，使中国社会失去了与其思想、经济发展同步的审美机遇。”“当我们翻开几十年来大同小异的学生语文课本时，竟发现里面为数不多的几首诗竟教育了几代人；这真是中国诗歌的自我封闭！”
　　第1期发表了两封来信。诗人、中学教师杨然在题为《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的来信中，对于当时中学生对诗歌的疏远和误解的现状感到忧虑，“就目前我国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歌教材来看，无疑太单一了，太落伍了，与现代诗的蓬勃发展很不相适应。”“调整现行教材中的诗歌教材，势在必行，非这样不可。”初中学生李莉娜在信中说：语文书上的诗歌“让好多人认为新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报纸刊物上的新诗感到奇怪”，她的困惑是：“请问课本上的诗歌是不是像别人说的‘太旧了’，如果是，那么为什么还要学习它们呢？”
　　林文询在《星星诗刊》第2期发表《青春缺席》：“面对这老掉牙的课本，扭曲变形的课本，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青春缺席。这缺席是双重的，青春在课本中缺席，孩子们也在诗教中缺席。”
　　毛翰在《星星诗刊》第4期上发表《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认为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篇多“僵化陈旧”，“重思想教化，轻艺术质地”，并指名批评贺敬之、柯岩的诗作。他指出《桂林山水歌》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认为那是典型的“假大空腔调和粉饰太平”。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则疑其艺术成色，指其缺乏创意，与1963年12月号《诗刊》发表的王洪涛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一诗相比，其构思与谋篇“英雄所见略同，‘同’到如此程度”。这一期还刊发了宋冬游的《新诗基础教育令人担忧》。
　　《星星诗刊》第5期有聂作平《我也说几句》：“对我而言，唤起我的诗歌热情并进而进行诗歌写作至今的，的确不是教材中的什么《天上的街市》《桂林山水歌》以及《回延安》或是《王贵与李香香》之类。”“不论是《有的人》还是《甘蔗林——青纱帐》，均以极其肤浅的诗味——如果它们还有的话，和极其可笑的说教色彩使人望而生厌。”
　　接下来几期，相继发表古远清、石天河、伊甸、张执浩、邹建军、叶橹等的文章，尤以第10期发表的陈良运《“诗歌美育”续议》和毛翰的推荐篇目引人注目。
　　陈良运《“诗歌美育”续议》说：“我对中小学语文课本所提供的诗歌篇目极为不满，之所以突出‘美育’，是对将诗作为政治教育而言的。我对《回延安》一诗颇为反感，觉得作者是在人为地强化那种‘革命感情’，强化过之，有伪情之嫌。”声称1997年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将“早已被很多选本摈弃的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发表于大跃进时代（1958年）的《三门峡——梳妆台》照选不误，并在诗前的提示中大加赞扬。编辑的思想迂腐，令人扼腕而叹。”
　　毛翰的《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列出了19首新诗（此文发表于《语文学习》1999年第10期时，为20首），并逐一附上推荐理由。推荐篇目中，原有的只保留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和舒婷的《致橡树》两首。毛翰强调，教材所选诗篇必须具有经典性，而不是史料性，更不是反面教材。
　　其间，《星星诗刊》还在第2期刊登成都石室中学座谈会发言摘要《中学师生如是说》，在第7期刊登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讨论纪要《心灵之约》，在第10期刊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杜华、南野等就当下大学生的新诗经验进行的问卷调查，表达着师生们对新诗教材改革的强烈呼声。
　　随之，维护中学教材现有新诗篇目的反批评文章也纷纷发表出来。
　　《星星诗刊》第6期刊载胡笳的文章《读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认为不能从时间远近和“皇历”的新旧来判定诗篇的思想、艺术价值，认定毛翰对贺敬之和柯岩的批评毫无道理。
　　《星星诗刊》2000年第1期刊登劳犁的文章《向〈“诗歌美育”续议〉请教》，认为陈良运对贺敬之《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等诗的批评，“偏执导致了立论和例举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尴尬”，按照陈文的观点，“理想的诗教材是决计编不出来了。”
这一期《星星诗刊》还登载了刘章的《我说说“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为贺敬之《回延安》辩护，驳斥陈良运。
　　《星星诗刊》2000第2期登载雷业洪的文章《批评慧眼与迷雾遮蔽——评关于诗歌教材讨论的一些情状》，将那些批评语文教材新诗篇目的文章的观点归纳为“说教说”、“伪情说”、“略同说”、“过时说”等，并一一进行批驳。雷文认为，在这些问题上，那些论者的“批评慧眼”被其“诗学观上的片面性与讨论态度上的浮躁性等构成的认识迷雾所遮蔽，使之仿佛变成了眇目。”
广州的《华夏诗报》则一连7期发表反批评文章。
　　1999年9月15日的《华夏诗报》刊载了署名诸葛师申的长文《不废江河万古流——评毛翰等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文章》，认为《星星诗刊》上发表的文章“严重歪曲和否定”在诗歌史上早有定论的诗人的诗歌，批评毛翰“把历史割裂开来”、“摆出一副虎踞龙盘的架势”、“乱吹一通固然使人感到厌恶，而蛮横无理地打倒前者，强拉硬扯地抬举后者，随心所欲，却又令人感到太狂妄了，太霸道了！”批评杨然，“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推新潮诗出台，占领‘新诗教材’”。
　　苗得雨在《华夏诗报》1999年10月25日发表《也说“陈年皇历”与“滴水不沾”》，批驳毛翰。原来，除了《陈年皇历看不得》一文，毛翰此前还曾就《琴与剑小诗》载文批评今人写诗“滴水不沾”即所谓脱离时代政治，发表过《滴水不沾又何妨》一文，说过去我们见过太多的“写中心唱中心”的应景的速朽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写也罢。同期《华夏诗报》还刊载叶知秋的《全盘否定，办不到！》。
《华夏诗报》2000年1月1日刊载金绍任的长文《“轻薄为文”的典型》，为《周总理，你在哪里？》和《桂林山水歌》辩护，认为毛翰的批评是“胡搅蛮缠”，是“轻薄为文”。
　　2000年2月25日《华夏诗报》刊登了柯岩《致〈星星〉主编的公开信》，针对该刊发表“诋毁和漫骂”的文章，尤其是毛翰“明（暗）示读者：《周总理，你在哪里》为 ‘抄袭’之作”，表示自己保留通过法律起诉《星星诗刊》及其法人来保护自己人格、名誉的权力。
　　2000年4月25日《华夏诗报》发表贾漫《否定老一辈诗人就是否定了一个时代》，穆仁《核心是否定新诗六十年的成就》。
　　2000年6月25日《华夏诗报》继续这一话题，刊载艾芝的《一堆泡沫的破灭》、丁国成《诗论“三失”》、陆棨《我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和冉庄《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思潮》。
　　2000年8月25日《华夏诗报》刊载署名何之的文章《对“何其相似”冤案的群众判决——群众把〈星星〉诗刊和毛翰们推上了被告席》，用醒目的黑体字提请人们注意“当前有一股借‘中学教材改革’之名贬低和否定五四以来光辉文学成就、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黑流”。
　　此外，1999年8月1日，成都的《琴与剑小诗》第11号刊载熊光明的文章《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说“排斥、否定五四以来的某些老革命诗人的作品，弦外之音很清楚，是要取而代之。他们鼓吹现行教材赶时髦，把九十年代先锋派的破烂货塞给孩子们。”
《琴与剑小诗》第12号、第13号连载沙无藓的文章《危言与狂言：世纪之交的浮嚣》，称“一旦诗歌史上的丰碑被推倒，那才恰恰是‘误人子弟’、‘摧毁一代人’！”
　　《中流》1999年第11期发表熊光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转载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
　　湖南《芙蓉》文学双月刊2000年第1期发表金绍任的文章《〈星星〉的蚍蜉与毛翰的第九种自杀》，继续为贺敬之、柯岩等人辩护，并从毛翰的组诗《自杀的八种方式》生发开来，认为“写诗玩赏自杀方式，是毛翰自己诗人价值的自杀；轻薄为文，狂妄而胡乱，是他对自己学人价值的自杀。”
　　重庆《银河系诗刊》继1999年10月第29•30期转载诸葛师申的《不废江河万古流》之后，2000年9月第31•32期又在“银河论坛”栏目里集中转载或发表了柯岩的公开信和陆棨、冉庄、金绍任、穆仁、贾漫、郭久麟、敖忠、周邦宁、蒋维、苛麦、艾芝的同一观点的文章。
宁夏的《夏风》2000年10月1日刊登严昭柱的文章《诗国凭何振雄风》，认为《星星诗刊》组织的“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使“选进中学语文教材的优秀的新诗作品，逐一遭到了贬损甚至糟蹋”。
　　《重庆晚报》1999年12月12日刊载余之思的文章《论诗坛怪相》，认为《星星诗刊》展开的讨论“更具体地把他们‘数典忘祖’的狂妄野心暴露无遗”，这种“司马昭之心”就是“取而代之”。
　　2000年，《新国风诗刊》连续几期在其“诗坛巡礼”专栏，重刊一些对于《桂林山水歌》等的鉴赏文字，转载金绍任、诸葛师申、熊光明和苗得雨的文章，还首发了刘章的《不废江河万古流——关于“中国诗歌教材讨论”的议论》。刘章认为《星星诗刊》发表的毛翰等人的文章“不是以历史的、科学的态度看问题，而是肆意否定名人名篇”，而这些诗歌“有革命内容、政治内容，才被一些人‘哂未已’的”。还说毛翰的《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更让人感到遗憾”，“从推荐篇目上看，也有搞小圈子、否定名家、抬高自己哥们之嫌”。
　　2000年12月，刘贻清主编的《改革还是改向》一书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了几乎清一色的卫道士文章40余篇，前十来篇集中批判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等关于中学语文改革的呼吁，其它各篇集中批判《星星诗刊》和毛翰等关于中学语文新诗篇目改革的呼吁。在《后记》中，该书编者说：“这是一本批评借‘改革’之名行‘改向’之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文论集。”“观20世纪最后三年，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股错误思潮，其来势之凶猛、气焰之嚣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颠峰！显然，其终极目的是要改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使乾坤颠倒，媸妍易位，与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其“帽子”之大、“上纲”之高，很是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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