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nationwide records put down in writing all the various aspects throughtout the country. After the Mi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ruler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mpiling the historical and other records of the country.For this reason, there are several times of near a hundred years of compilation from Hongwu to Tianshun. The text elaborates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of the compilations, and discusses the style,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and its meaning with affect of the Nationwid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Key phrase: Ming Dynasty the Nationwide Records Compile

　　一统志是记载全国性的总志，称地方总志或地理总志，它取材于各地上报的舆图和方志，集四方之志于一志。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认识到修志对资政和教化的重要性，诏令天下编纂地方志书，“凡隶于职方者，咸令以其志上之。盖将纪远近，考古今，审沿革，校异同，以周知夫四方之政”（1）。朱元璋对修志的重视，为其后继者所继承。从洪武初年到天顺年间，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统志的编修一直在进行，其模式为嗣后方志的规范和完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一、明一统志的数次编修
　　明朝建立后，为解除元朝残余力量和一些割据政权对新建王朝的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多次派兵遣将，南征北讨，逐步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出于行政管理和政治统治的需要，朱元璋先后四次下令纂修总志，绘制舆图，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联系，达到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命儒臣魏俊民、黄箎、刘俨、丁凤等“编类天下州郡县地里形势降附始末”，纂成《大明志书》，“送秘书监锓梓颁行”。“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按（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2），皆在颁行范围。这是明朝建国后编纂的第一部全国性总志，此书久佚，其卷数亦无从考知。
　　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以“天下既平，薄海内外幅员方数万里，欲观其山川形势、关徼阨塞，及州县道里远近，土物所产”，遂命“天下州郡绘山川险易图”（3）进呈朝廷，以备安邦治国察吏驭民之用。洪武十六年（1383）秋，“诏天下都司，凡所属卫所、城池，及境内道里远近、山川险易、关津亭堠、舟车漕运、仓库、邮传、土地所产，悉绘图以献”（4）。
　　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编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二十四卷，“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载古今建置沿革之由”（5）。是书不以行政区域分列，不以山川形势划分，而以分野星次分配郡县。编纂形式较为特殊，这在中国方志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但所记府州县沿革，对研究元末明初政区变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6）。是年，朱元璋又“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洪武十八年（1385）夏，朱元璋“览《舆地图》”，认为“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7）。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 “以舆地之广不可无书以记之”，再命翰林儒臣刘基“以天下道里之数编类为书”，纂成《寰宇通衢书》一卷，专载全国交通水马驿程（8）。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又修成《洪武志书》，“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宫阙、门观之制度，以及坛庙、寺宇、街市、桥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载，诏刊行之”（9）。
　　上述记载，说明朱元璋为加强全国的有效统治，建立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统，将编绘舆地图与理政育民联系在一起，可谓高屋建瓴，纲举目张。正是从这一需要和目的出发，洪武年间一统志的编修内容偏重于地理和交通方面的载述。尽管如此，朱元璋倡修方志和一统志的基本理念和做法，却对以后方志的编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成祖即位后，对纂修地方志书更为重视，永乐六年（1408），张辅等“上交趾图”（10）。永乐十六年（1418）六月，“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元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之。仍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11），并“命儒臣大加修纂……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12），决心修一部高水平的《天下郡县志》。于是，“颁定凡例，俾天下郡邑采辑以进，然后儒臣得以参校成书”（13）。然而，这一宏伟计划，因成祖去世而中辍（14）。其后，景泰、天顺年间，先后下诏各地修志，“命文臣纂修一统志以颁行海内，先取郡邑志以备采录”（15）。《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就是在各地所上志书的基础上编成的，“上自皇都，下至司府州县，外及四夷，无不备载，视古盖加详焉。然卷帙既繁，人不易得，故府州县又各自为志，以便观览，盖其势则然也”（16）。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军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击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为了抵御瓦剌兵南下，保卫北京，郕王朱祁钰以一个藩王的身份继位，是为景帝，又称代宗。为固己位，维护明朝的统治秩序，在抗击瓦剌侵扰的同时，继续全国一统志的编修。景泰五年（1454）七月，代宗 “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礼部奏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员，分行各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采录事迹”（17）,督令各地纂修志书呈进，以备取材。并在此基础上，编成《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七年（1456）五月，由大学士陈循进呈御览，颁行天下。
　　次年，英宗重新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天顺。此时，距《寰宇通志》的问世仅隔一年多的时间，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统志的编修又提上议事日程。天顺二年（1458）八月，以景泰年间编修的《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为由，敕谕吏部尚书李贤等补充修改，要求“折衷群书，务臻精要，继成文祖之初志，用昭我朝之盛，以幸天下，以传后世”（18），同样自称是继承成祖的初志，完成祖宗未竟之志。至天顺五年（1461）四月始告成书，九十卷，赐名《大明一统志》，详细记述了各府州县以及民族地区和四邻各国的风俗政事。该志从内容、体裁到名称都遵循先朝修志的优长而有所创新与发展。
　　明一统志在短短的几年内两次编修，在中国方志史上实属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政要大儒都参与其中，除总裁李贤外，总裁彭时、吕原，副总裁林文、刘定之、钱溥，纂修万安、李泰、孙贤、刘珝、陈鉴、刘吉等都是《寰宇通志》的编纂者。这说明朝廷的着眼点并不仅仅是在编一部全国性的通志，而是通过这一特殊的载体形式，把统治者安邦治国的政治理念融汇其中，为江山社稷的久远稳固服务。成化中，明宪宗又“诏儒臣修一统志，囊括苞举，号称全书”，虽“因革取舍、离合异同之际”（19）未能就绪，但这些事实说明明朝统治者对编纂一统志重要性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

　　二、明一统志的编修体例
　　《大明一统志》在体例规范方面，继承前代总志的体例，又有所创新。在明代以前，历朝所编修的全国性总志有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和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以及《大元大一统志》等，其中许多好的体例原则和规范形式为明代一统志编修者所遵循和发展。
　　《元和郡县志》原名《元和郡县图志》，北宋时图佚改名。全书以唐贞观十三年（639）规划的十道四十七镇分篇，列关内道四卷、河南道十卷、河东道四卷、河北道四卷、山南道四卷、淮南道一卷、江南道六卷、剑南道三卷、岭南道五卷、陇右道二卷。以府或州为叙述单位，先列府、州之名，下记开元与元和时之户数，次叙沿革、府或州境、四至八到、开元及元和年间贡赋、辖县数目和名称；再分县叙其沿革、山川、城邑和历代重大事件等。《太平寰宇记》体例因袭《元和郡县志》，以当时所分的十三道为纲，下分州县，分别记载沿革、户口、山川、城邑、关寨等内容外，又增设风俗、姓氏、艺文、人物、土产、四夷等，着重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述。《元丰九域志》共十卷，以宋熙宁、元丰间四京、二十三路为标准，分路记载府、州、军、监、县的户口、乡镇、山泽、道里等，尤详四至八到、道里远近之数。《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前三卷叙述历代疆域，四卷专载宋郡县名，五卷以后按元丰时四京二十三路，分述州县建置沿革，并结合历史故实，而对四至、道里、户口、风俗、土产等概不收入。《舆地纪胜》二百卷，以南宋宝庆以前政区建置为准，记载当时一百六十六府、州、军、监的沿革及风俗、形胜、景物、古迹、碑记、官吏、仙释、人物、诗文等。《方舆胜览》七十卷，以行在临安府为首，记载南渡后十七路所属府、县事，包括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学馆、堂院、亭台、楼阁、轩榭、馆驿、桥梁、寺观、祠墓、古迹、名宦、人物、名贤、题咏、四六等。此书详于名胜古迹、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20）。从唐宋所修的几部总志来看，其共同之处是：一是按当时行政区划为纲分述，二是着重地理建置与沿革，三是户口田赋、风俗形胜、人物古迹、艺文等内容逐步增多，为后来总志所沿用。
　　元代的志书编纂，继承历史传统，又有新的发展。至元二十四年（1287），为了弘扬混一海宇的盛况，元世祖命秘书监虞应龙修纂《统同志》藏在秘府，创编了一统志的形式。至元二十八年（1291）成书，共七百七十五卷。其后，再议重修，元贞二年（1296），著作郎粘连呈览《大元一统志凡例》，至成宗大德七年（1303）成书，共一千三百卷，名《大元大一统志》。该志以元代的中书省及十一行省为纲，下为宣慰司辖路，路辖府州县，其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名山大川、土山、风俗形胜、古迹、寺观、祠庙、宦迹、人物等，不仅综合了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大量引用宋、金、元初的地志图经，而且为了编修一统志，先由各行省撰送图志以备采用。所以，元一统志的纂修，不仅使中国方志定型和规范，而且为明清两代纂修一统志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蓝本。尤其是《大元大一统志凡例》的制定，是封建朝廷制定的第一个修志的凡例，以元代行政区域路州县为纲目，体现了国家一统的政治理念，在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1）。
　　明代景泰七年（1456）编修的《寰宇通志》，参考了《大元大一统志》的体例和永乐年间制定的凡例，以现行行政区划两京、十三布政司为纲，府州为目，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殿、宗庙、坛壝、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留寓、人物、科甲、题咏等三十八门（22）,并附载引用书目，内容丰富。与《大元大一统志》“篇帙浩繁”相比，该志文省而事增，“取舍惟当”（23）。之后，天顺五年（1461）编成的《大明一统志》也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以府州为单位，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古迹、列女、仙释等二十门，而殿以“外夷”各国，并增绘了全国总图和各布政使司分图。其内容更为丰富，涉及一个区域的方方面面，同时使志书构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得以充分展现。

　　三、《大明一统志》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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