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明一统志》的意义和影响
　　《大明一统志》成书后，虽然有人批评其有编纂粗疏，所引古事缺乏史裁与考证等毛病和不足 。如李维桢《方舆胜略序》云：“天顺时，馆阁修《大明一统志》，不载户口、田赋、官制诸大政典，识者病之。”（24）顾炎武《日知录》说：“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1461）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寰宇通志》之书皆废。今考其书，舛谬特甚……引古事舛戾最多。”（2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舛错牴牾，疏谬尤甚”（26）。清人吴骞评其“挂漏舛譌，不可胜计”（27），但勿容置疑，《大明一统志》的编修，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政治统治和方志编纂都产生了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1．体现了明朝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尤其是明成祖在位期间，为谋求向外发展，五次亲征漠北，经营边陲，并遣使西洋，使明朝大一统的局面日臻巩固，明朝统治者开始了一统志的编修。对于一统志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明人丘濬所阐述：“此舆地之书，关系甚大”，故“特诏文学之士纂述……遍阅累朝之史，旁搜百氏之言……靡不网罗，举皆搜采，缀贯群籍，约为成书。义类凡例，悉有据依，信疑是非，壹加订正……所以……纲举而目张，有伦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疏，自有地志，未之前闻”（28）。不仅说明编修一统志的目的在于“广圣道之咸容，示皇威于无外”，对巩固皇权与政统地位所具有的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了一统志，便可以做到“海内广轮如指掌而斯见，天下险易不出户而可知”。《大明一统志图叙》中亦云：“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征云。”强调的就是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这是编修一统志的前提。
　　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后，朱元璋为加强对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命置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改所属诸路为府……设官吏以抚安其民。复命儒臣考按图籍及前代所有志书，更定而删正之”（29），修成《云南志》六十一卷，“上分天文，下奠星土，贯穿礼乐、禋祀、疆场、食货、艺文之事，虽不足征前史之万一，然一方之大概亦可见其十六七”（30）。洪武二十九年（1396）王景常再修，这是明代最早的通志。同时，为“控驭十四土司计，省州入卫……亟欲用夏变夷，新此一方”（31），令卫所修志。于是，一些边远地区如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原来无志，此时也有了志书，“皇明御宇……所以觊即叙之效，而视中国大一统之盛者”（32），折射出大一统的理念向边远地区进一步推进的趋势，也反映了方志编纂作为一项重要文化学术活动，在全国范围乃至边徼地区的普及。“圣朝统天络地，范围之以礼乐，弥隆之以政教，其典章文物之纪，舆图简册之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罔有阙失”（33），强调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成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遵循的准则和地方修志的依据。
　　《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成书后，明代宗和英宗都亲撰序文，说明编修一统志的目的是为维护明朝的统治服务。如代宗在序文中云：“太宗文皇帝尝思广如神之智，贻谋子孙以及天下后世，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实之凡有关于兴者采录以进，付诸编辑。事方伊始，而龙驭上宾。因循至今，而先至未毕，则所以成夫继述之美者，朕焉得而缓乎？窃尝观之，善其事者莫先于智，智者所谓务其已然之迹也……此朕于是编，所为惓惓而不敢少缓也。间与二三儒臣商之，使或先后有一未备，不足以全其美，乃复遣人采足其继，俾辑成编……藏之秘府，而颁行天下。”说明此次修志，不仅在于完成明成祖未竟之业，而且“察古今事物之异……以左右民之志于悠久”，“盖不独以广朕一己之知，而使偏方下邑、荒服远夷，素无闻见之人，咸得悉睹而遍知焉。”（34）英宗在序文中阐述：“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谨当记述。乃命文学之臣，重加编辑，俾繁简适宜，去取惟当，务臻精要，用底全书。庶可继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统之盛。而泛求约取，参极群书，三阅寒暑，乃克成编，名曰《大明一统志》，著其实也。朕于万几之暇，试览阅之，则海宇之广，古今之迹，了然尽在胸中矣。既藏之秘府，复命工锓梓以传。呜呼！是书之传也，不独使我子孙世世相承者，知祖宗开创之功广大如是，思所以保守之惟谨，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古今故实，增其闻见，广其知识，有所感发兴起，出为用世，以辅成雍熙泰和之治，相与维持我国家一统之盛于无穷，虽与天地同其长久可也。”（35）更明确道出修志在维护国家一统统治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到嘉靖初年，大学士桂萼“欲佐上（即世宗）知舆图广轮之盛”，乃以吏部侍郎李默所绘制《皇明舆地图》，“各为叙纪于首，条其风俗、阨塞、兵赋、藩封”，成《大明舆地指掌图》一卷纂进，得到世宗的首肯，并“留中览观”（36）。该图将“天下分为十七图，各具叙记府州卫所之额，王府之制，户口钱粮、军马之数，四夷附末，以见大一统之义也”（37）。由此可见，方志编修的意识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大大加强，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已深入明朝各行政区域，形成中央与地方联系的重要纽带。
　　2． 体现了明朝官修方志的制度
　　中国方志发展的突出标志，就是官修制度的确立。官修制度的确立，不仅是方志编修正常化和规范化的显现，而且更为修志活动提供了人财物诸方面的保障。从隋唐开始，方志由私撰为主变成了以官修为主。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为编修《九域志》朝廷下令设置九域图志局，此为国家设局修志之始。元代为编修一统志，不仅制定统一的范例，而且督令地方撰送图志，并设置专门机构，组织专门人员从事此事。明朝继承前代制度，其一统志的编修无论是人员的筛选、资料的搜集，还是编修凡例的制定，都是在皇帝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
　　明初对于修志者的待遇是很优渥的，如洪武三年（1370），《大明志书》成，儒士魏俊民等“皆授以官”（38）；景泰七年（1456）五月，《寰宇通志》修成，明代宗“命少保、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兼华盖殿大学士；少保、太子太傅、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榖，少保、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文，俱兼谨身殿大学士”（39），其他参与编修者也各加官授衔，给予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的编修，设立了一统志馆，并设有总裁、副总裁、纂修、催纂、誊录等人，形成一套系统的编写班子，这一模式不仅影响了《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而且使府州县地方志书的编修制度有所遵循。如清雍正年间，为编修一统志由内阁制定一统志馆行查事项，作出规范的要求。明朝地方修志从主修、主纂、同修、同纂到搜集资料、缮写誊录、校对以至后勤管理各个环节，都有专人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形成了一个严密有序的运作体制。如〔万历〕《嘉定县志》参与者达45人。又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张用熙《续增高邮州志叙》记载，当时修志“开局于今年二月，定稿于今年八月……既成而览之，三十年间事朗若列眉……”（40）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总结历代修志制度后，甚至指出“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而且立为成法”（41），提出设立专门的机构和相应的规制“成法”，从而使得事办有专人、运作有专科、经费有专设、任则有专规、统领有专官、编修有专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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