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9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各地迅速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水利冬修和积肥运动。1957年冬，县委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和冬季积肥运动，拉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县委贯彻中央精神，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农业生产的高指标，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运动中，县委多次修改提高农业生产跃进指标，掀起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先后要求五年、三年和一年农业生产跨《纲要》。随着生产指标的不断提高，加上组织措施的压力，“浮夸风”盛行。县委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夸大主观能动性，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动辄“翻番”、“跃进”、“继续跃进”，以致反复折腾，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跨《纲要》高潮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

　　解放后，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渴望经济上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尽可能地把建设搞快一点，这是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1956年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1953年到1956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较快发展。1957年，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最好的年份之一。桃江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工农业生产都有较快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6年增加578万元，提高12%，为1949年的189%；粮食获得大丰收，1957年总产量比1956年增产697万斤，提高18%；到1958年3月止，全县兴建水库56座（其中有雪峰山、花果山两座小Ⅰ型水库），山塘1500多口，河堤坝400多处，蓄水量达11900多万立方，灌溉面积达到56万多亩，其中38万亩稻田抗旱能力提高到30天以上。这是桃江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奇迹 。
　　 在迅速取得的成绩面前，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县委当时也认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和思想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就有了万能的法宝。低估了改变桃江落后面貌的艰巨性，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
　　 1958年1月8日，县委召开第一届二次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县委第一书记王志文作了《认真贯彻省党代会精神，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全力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报告，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政治气氛中，讨论实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去年农田水利建设和冬季积肥高潮一来，反“右倾保守”的空气一膨胀，县委对农业生产“大跃进”充满了信心。会议认为在桃江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条件已经具备，各地各部门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证农业生产跨《纲要》。会后，全县上下在反“右倾保守”的紧锣密鼓声中，考虑如何提高指标，加快速度。县委组织了25万多人参加的春季积肥运动，共积各种肥料56592万担，每亩平均积肥943担。为了进一步落实58年农业“大跃进”的计划，2月17日至25日，县委再次召开县、乡、社三级干部大会，到会干部2400多人。会议传达了省委农业生产会议精神，听取县委关于提早实现农业生产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报告。会议提出“十年规划，五年完成”的口号，要求58年粮食亩产跨“纲要”（亩产800斤），总产比57年增产40%。这些生产指标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实际可能性。5月27日至29日，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修改《1958-1967年桃江县建设社会主义规划（草案）》，又将计划修改为“十年规划，一年完成”，提出“苦战三年，彻底改变桃江面貌”的口号。要求58年亩产稻谷1000斤（1957年亩产稻谷360斤），红薯亩产10000斤，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保证书”。
　　会后，全县各地贯彻会议精神，掀起了农业生产的更大高潮。1958年农业“大跃进”中，全县有33万多人投入农业生产。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搞，亩产千斤不可少”、“亩亩积足千担肥，实现亩产千斤粮”。当时有人编了一首歌谣：“月亮已经落山边，劳动大军不休眠。川流不息闹田野，劳动歌声唱翻天”。正当各级大力宣传、全力落实农业“大跃进”的各项任务的时候，县委于6月12日，在泗里河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王志文传达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跃线精神。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的讲话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等方面的论述。参加会议的８0多名干部对会议精神反应强烈，纷纷提出本部门、本单位的“跃进”计划，不断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这种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自上而下刮大风式的推动工作的领导方法，引发出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这股风的特征是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当时，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违背唯物主义常识的言论，天天报导高额丰产的典型（称为“放卫星”）。县委为了给农业“大跃进”造势，全县组织一支40758人的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庞大队伍，进行各种文艺形式的宣传，还写出标语21万多张，黑板报3500多块。当时已是夏粮收获季节，各地正规划晚稻生产，全县兴起一股浮夸产量，大放“卫星”的浪潮。8月5日，《桃江报》、《桃江农村》放出了王志文在花桥乡第一分社种的6.7亩试验田的高产“卫星”：计划晚稻亩产1万斤，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离奇的高产卫星，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即把许多的茁壮的成熟的庄稼移栽到一块田里；也有一些是按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7月1日，县委召开“晚稻超早稻誓师大会”。会议提出“加干劲、加措施、不断革命、一跃再跃，力争全县实现亩产稻谷双千斤”的口号。1957年亩产只有360斤。县委在几个月内几次修改提高指标，要求全县实现亩产双千斤。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这确实是当年县委发出的号召，它说明如果在决策指导上、理论认识上发生重大失误，在实践中后果是严重 的，什么贻笑后人的事情都有可能产生出来的。当时，会上各级干部纷纷提出“跃进”规划向县委表示决心。桥头河乡提出58年田土平均亩产粮食4200斤。力争在常德地区插上十面红旗的“跃进”计划，受到县委的表扬。8月16日，县委又召开有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余人的大种晚稻“试验田”动员大会。会议号召大家普种试验田，放高产“卫星”。会上谁的试验田产量吹得最高，谁的措施最脱离实际，就是谁的“卫星”放得最大，就给谁插红旗。这样晚稻亩产竞被浮夸到几千斤，甚至几万斤。密植由4×5寸发展到1×1寸，一亩插5.6万蔸 ，深耕由8寸扩展到3尺，积肥由一亩1000担到2000担。当时就有部分干部群众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肥多一把草”、“禾密只有狗脚踩得草”，被当作“右倾保守思想”批判，而那种不讲科学的荒唐作法，竟被誉为“敢想、敢说、敢干”的先进。对那些比较实事求是，对“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干部公开进行横蛮指责，说他们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不是“红旗”、而是“白旗”，要“拔白旗”，“树红旗”。
　　浮夸作风使得县委决策严重失误。11月8日、11日，县委连续发出《关于深入扎实开展土地深耕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大规模开展水利冬修运动的指示》。《深耕指示》要求：全县76万亩田地普遍深耕一尺以上，其中棉田要深耕1.5尺，试验田深耕2尺以上，试验土深耕3尺以上。为了完成深耕任务，县委决定大力推广深耕工具，计划推广绳索牵引机1300部，深耕犁15000部。县委认为深耕田土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大革命，同时又是一次战胜“右倾保守”的思想革命。在《水利冬修运动的指示》中，县委要求今冬明春开展一个巨大的水利冬修运动，苦战一冬春，基本上实现全县水利化，修建中型水库18座，小型水库680座，山塘河坝等其它工程1449处。为了实现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非科学的设想，县委要求每个公社建立铁木工厂、水泥厂、炸药厂和石灰厂等。全县建立40个水泥厂、37个炸药厂。在兴修水利中实现运土车子化，索道化和轨道化，碎石半机槭化，压土半自动化。这种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很大的浪费。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脱离客观条件去盲目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不受客观规律的惩罚的。为了追求高指标，11月27日，县委召开冬季扩干会，总结58年农业“大跃进”的成绩，号召各级“报高产”“插红旗”。许多社队干部为满足县委的意图和要求，望风使舵，层层加码虚报，造成粮食产量的巨大亏空。会议对各地放出的“高产卫星”大加肯定，会上先后贴出“喜报”2763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亩产早稻3067斤的良箱农业社，亩产红薯5.8万斤的黄金洲农业社，亩产包谷1000斤的武潭乡，还有亩产7050斤中稻和12万斤芋头的“高产”典型等。县委依据各乡汇报的“跃进”产量，认定全县田土粮食亩产达到1014斤，宣布1958年粮食亩产“超纲要”，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后来，国务院给桃江县颁发了锦旗。会议根据各地虚报的产量，评选出先进乡4个，先进农业社123个，先进乡党委书记9个，先进脱产干部33个和非特产干部178个。由县委授予先进单位和“红旗”干部称号。对那些敢于讲真话、实事求是的干部，一概斥之为“白旗”干部。采取“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对他们围攻批判，迫使49个“白旗”干部当众认错检讨。会后，各地纷纷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打击了一大批脚踏实地的好干部，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的蔓延，使“左”倾错误在全县进一步泛滥。
　　1959年3月3日至6日，中共桃江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279名，列席代表195名。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全面落实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研究增产措施，为实现1959年全面“大跃进”而斗争。会议选举了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7人，候补委员5人。第一次会议选出王志文、李企孟、吕书元、龚瑞林、崔祥为常务委员。经上级批准设立书记处，由王志文任第一书记，李企孟、吕书元任书记。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人民公社现阶段仍为集体所有制，保留按劳分配制度。批判了那种无根椐地“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进入共产主义”的作法，澄清了党员干部对所有制和分配关系方面的误解。但是会议对当时已经严重泛滥的“五风”错误，特别是“浮夸风”不但不制止，反而作为推动生产发展的经验加以肯定。会议在对1958年粮食总产量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后，对1959年计划 的粮食产量提出了更高的指标。错误地提出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口号。大会认为，1959年是“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全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必须鼓足干劲攻八关（农业五关：粮食、棉花、油料、肉食、现金；工业三关：炼铁、煤炭、农械），保证粮食亩产双千斤。会后，根据县委的要求，全县90%以上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的报喜运动，大放“高产卫星”。
　　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党中央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间进行了纠“左”的初步努力，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仍然完全肯定。县委在这期间也做了一些纠“左”的工作，但由于当时“五风”盛行，仍未摆脱高指标高估产的迷误，一些纠“左”的措施也没有落实，形势没有大的好转。

　　
　　继续“大跃进”及其后果
　　干部群众共渡难关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形势又出现逆转。1959年8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庐山会议”精神。部署在全省开展“反右倾”斗争。9月23日至10月4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斗争。会议在学习了八届八中全会的两个《决议》后，错误地组织了对县委书记、县长李企孟及县委委员贺隆配、罗范村、陈白清的批判。李企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后，在下放劳动中折磨成疾身亡。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对党忠诚的好干部李企孟把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的“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和流弊，向县委坦陈自已的忧虑和意见，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而县委把他反映的意见作为右倾反党的言论，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帽子。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一方面只反右不反“左”，正确的东西被扭曲，被弄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在“大跃进”中，各级领导十分重视生产指标、增产措施和群众干劲。在党内斗争中，随大流，跟“风”跑，“墙倒众人推”，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当时党内生活中常遇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会议对县委发动批判李企孟这一不正常、不正确的行动“一呼百应”，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唯上是从”，不敢说真话，这是根源所在。
　　1959年11月5日至15日，县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全面部署以“反右倾，鼓干劲”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在全县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左”的进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有所察觉，有待纠正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大跃进”再次掀起高潮，各种“大办”一拥而上。11月21日，常德地委、行署在桃江召开青年“突击队”垦荒造林现场会。会议参观了桃花江人民公社的“浮邱山共青林场”和石井头大队女青年的“百花林场”。会上 ，县委提出“苦战一冬，绿化桃江”的口号。要求新开荒50万亩，造林50万亩，粮林间作50万亩。会后，全县每天出动15万劳力，开展了大规模的开荒造林运动，经过10多天的苦战，共开荒518692亩，造林35万亩，植树245万株，几十万亩山林全部实现梯土化。由于毁掉大量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危害。此时，全县突击建立社、队林场195个，园艺场197个，山林面积达574820亩，实现了社社林场化。
　　1960年2月28日，中共桃江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认为1959年比1958年大跃进取得了更好更全面的胜利，会议对5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作出了比58年增长55%的虚高的估计，作出《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大跃进”的决议》。会议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为钢为纲，全面跃进，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从现在的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1亿元以上，其中农付业总产值7500-10000万元，粮食总产量达到10亿斤，牲猪65-75万头。会议认为，实现60年的跃进规划，将使桃江的面貌根本改观。会议提出了“彻底反右倾，全民鼓干劲，粮食是中心，全面大跃进，样样争高产，处处插红旗，规划30项，项项争第一”的口号。要求各级领导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大法宝”指导农业“大跃进”运动，县直各部门、单位要把支援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四面八方，千方百计，一切为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会后，全县迅速掀起了以春收春耕为中心的农业“大跃进”运动。县属各部门抽出三分之一的干部，公社抽出三分之二以上的干部突击抓开荒50万亩，扩种粮食30万亩，突击积肥，突击低产田的改造，突击完成水利工程。大搞“亩亩千斤，丘丘一样，田土并举，平衡增产”的高产丰收群众运动，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大抓农具、工具改革。六路进军（农业耕作、交通运输、公共食堂、畜牧场、厂矿、农副产品加工）改革工具。突击制作1万部插秧机，培训2万名插秧机手。开展大竞赛、大检查，大评比。大插红旗和大树标兵活动，农业“大跃进”运动一个高潮紧接一个高潮。
　　1960年1月11日，县委召开畜牧工作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会上，县委发出了“反右倾，鼓干劲，大办万千百猪场”的号召，提出了“集体饲养为主，公养私养并举”的养猪方针，并明确规定集体养猪要占养猪总数的90%，要求全县发展牲猪65-75万头。实现“一人一头猪，一亩田土一头猪”。会后，县委成立了生猪生产办公室。全县迅速掀起了大办养猪场的群众运动。各地大拆民房建养猪场，将私养猪集中公养，使得早已严重的“共产风”更加泛滥。全县修建万头猪场14个，千头猪场206个，百头猪场1244个。为了掀起生猪生产的更大高潮，县委先后发出《通知》、《指示》、《批示》、《意见》等文件20多个。县委明确公社书记、大队总支书记专职抓生猪生产。公社万头猪场、大队千头猪场建立党团支部。县委先后确定17个公社党委书记，70个公社专职干部，372个大队总支副书记和大队专职干部，1815个生产队干部住到养猪场。全县养猪场饲养员达7800多个。县委要求万头猪场要实现养猪八法（切草机械化、运潲车子化、用水自流化、尿粪自流化、环境绿化、猪栏白化、饲料全霉素化、管理制度化），千头猪场五化，百头猪场三化。3月8日，县委召开公社畜牧书记会议，会议要求，生猪生产要层层搞重点，人人搞试验。会后，县委书记龚瑞庭带领500多人的检查团对全县的生猪生产进行了大检查。此后，县委先后组织了四次大检查大评比。
　　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反复折腾，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粮食总产量3.1亿斤，比1958年下降5000万斤，而当时却虚报为4.6亿斤。由于严重的高估产，59年征购粮食反而比58年增加2000万斤，达到9000多万斤，差不多占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粮食产量更是下降到2.04亿斤,比1949年总产量2.35万斤,还少3000多万斤。生猪、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的产量都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桃江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难。1960年春，经粮食部门清仓查库核实，全县仅存粮食4119万斤，除去种子、饲料粮外，仅存口粮2091万斤，平均每人每月只有口粮13斤。当时全县183个大队有162个面临严重饥荒。社员的营养状况普遍显著恶化。据1960年1-7月份检查统计，在这段时间内发生水肿、疳积、脱肛和妇科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的有8993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其中因病导致死亡的11348人，占总人口的2.3%。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导致少数社、队干部对群众实行非法斗争，捆绑、吊打、扣粮、停餐，以致造成打伤群众逼死人命的严重事件，最严重的武潭公社，非正常死亡113人。当时，桃江死人严重的情况引起省委的高度关注，7月15日，省监委和地委电话指示桃江县委迅速查明情况上报。查实的情况表明，高估产、虚报浮夸造成社员饥荒，少数社、队干部工作作风恶劣以及社员劳动强度大是死人的主要原因。武潭公社死人最多，七个月共死亡2118人，占总人口的3.9%。
　　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要求各级党委迅速纠正“共产风”，落实“12条”意见。12月，县委贯彻中央《紧急批示信》精神，开展以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同时动员农村、机关、学校抢住季节，大种蔬菜。塘边、山边的空坪隙地划给社员私人种菜。1960年12月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大搞代食品。随后，县委成立代食品领导小组，提出“全民动员、食堂为主，以土为主，土洋结合”的大搞代食品方针和“谁劳谁得”的分配办法。会后，县、社、队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动员和组织社员上山下水，采集野生食物。以蕨根、稻草为原料，制作淀粉、“人造肉”、“稻草饼干”等。全力以赴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与此同时，县委发出“千方百计，保命第一”的号召，要求全县上下全力扑灭“三病”。县委组织850名（其中县里600多名，省、地抽调236名）医务人员深入社队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全县设立公社中心疗养院12个（当时只有12个公社），大队疗养院199个，集中收治水肿病、小儿疳积、妇科病等三种病人2万多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到1960年底，全县治愈“三病”病人20756个，“三病”基本得到根治。这一工作得到省委和地委的肯定，并在全省作了经验介绍。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1961年3月10日，县委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经济问题的处理意见》，划给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从事小规模家庭副业。4月，全县共划出16000多亩自留地，社员开始种菜渡荒，与饥荒抗争。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从常德经武潭到达桃江县城。他在县三级干部会上说：“现时的公共食堂弊端很多，群众不习惯，可以解散”。会后不到5天，全县4759个公共食堂全部解散，干部群众恢复家庭生活方式。

　　¬历史的必然与今天的思考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大跃进”，给桃江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据统计，1960年全县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25962人。在和平建设时期出现这种情况，实在是愧对百姓，人们应该永志不忘这段惨痛的教训！或许人们这样想，假如不搞“大跃进”，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新政策，正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类严重的历史悲剧中吸取了很多教益。
　　农业“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影响之深之广之剧烈，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首先应该看到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要以尽快的速度，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大跃进”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也说明了毛泽东、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当时，桃江县委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党代会精神，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也是应当的，无可厚非的，而且桃江迅速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也说明了桃江人民要求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要求。其次，农业生产指标，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得很高的。以后的一再修改提高，有当时的历史背景，而不是当时桃江县委的一时头脑发热。再次，在农业“大跃进”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碧螺水库、花果山水库、克上冲水库的兴建以及一些山塘河坝的修建，桃灰公路的修建、红旗机械厂的兴办，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作用，有的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桃江工业建设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许多工作，是在“大跃进”年代开始布局的。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从总体上来说，农业“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然而，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在桃江县委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在农业“大跃进”中所表现出来的战天斗地、战胜困难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应当载入桃江史册的。桃花江上十二英全省闻名。桃江县剧团把她们的事迹编成花鼓戏，在长沙上演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这个由桃花江公社桃谷山大队郭家冲生产队倔强的姑娘组成的突击队，在“大跃进”中成了生产队的主要劳力（当时21个男劳力炼铁、烧石灰），承担280亩田的积肥、翻耕等主要农活。表现出了不怕任何困难、艰苦奋战的精神，树立了妇女解放的旗帜。“大跃进”中，桃江人民战干旱，与自然开战的英雄气概更令人赞叹。特别是1959年7月发生的全县范围的大干旱，县委发出紧急动员令，全县人民全力以赴，经过近一个月苦战，取得了抗旱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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