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至1935年6月在本村小学与蒲理圣教学并养病。1934年约在旧历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半晌，我村有人传来消息，我村后沟里贺家石村（跟我村有十几里）有土匪来，人数很多。当时村里人很恐惧，议论躲避。我家人也准备躲避，并派我到后村马家楼则村找回四叔父一块躲避。我当时同一堂弟跑到前村寨峁山。天黑后，我们在庄稼地里藏着看到后村火光冲天，当时估计在白家碱村烧着了房屋。天快亮时回家，看到墙上贴有传单，才知道是红军天一黑就来了，先到白家碱村，放火烧了白家村大地主白敬舆的家以后，照原来的路走了。经过我村时，在我家休息后走了，没拿任何东西，连我家给别人染的放在架子上的布和挂在绳上的线，也没短下一丝一毫。1935年春我妻子在绥德四十里铺张家山娘家患麻疹，我去看望，碰见以往同事贺居敬，谈了我结婚欠债在家闲着。贺当即表示，为我设法在国民党八十六师高双成旅部找个事。我表示同意。于是由贺央当地该旅连长李含芳写了介绍信，我同贺带着到了米脂他家中，由贺出面交涉。十天后贺告诉我人家不用。我随后就回到绥德家中。贺当时是该旅军需。约在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上午，我前村传来消息有小组队来，村人和我家的人都在躲避，我也跟着大家跑了。等小组队走后回到家中，当时听说拉走我上村高硷上的‘赵家’，是一个外边人。我前村胡家硷村拉走了俩个人，一个叫李宏业，（平时招赌）一个叫胡来（讨乞`吸大烟）胡来当天就被杀死在我前村。郝家坪村李宏业和‘赵家’俩人，以后听说也杀掉了。我当时在本地没有联系，所以人家跑，我也躲开了。

　　1935年上半年和蒲政文组织村小学，但时间不久便解散了。后托蒲政文找钟仰高替我接党的关系，钟仰高说对我不了解，未接关系。当时在家里向群众传播党的革命主张,教育亲友蒲政仁`蒲政文等树立革命思想,使他们后来相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1935年旧历七月间暑期绥德县教育局举办小学教师学习班，时间约一个月。马昌年介绍我去学习班，为了找个教学职业，我就参加了。到学习班后才知道是党义讲习班。已经到了不便退出。和我同学的有柳长青`张敬斋（绥德完小校长）。课程有三民主义`保甲问题`经济学等。上保甲课的是伪绥德专员杭毅，绥师教员李登霄讲的是经济学，肃反会李犹龙有时也来讲中庸之道的哲学。县党部干事刘焕亭（文蔚）常来讲习班，要大家参加国民党。我当时很不愿意，头一次我婉言推辞了。直到讲习班快要结束时，刘焕亭还不放过，再三催迫。我说我没有介绍人，不能参加。他说他可以介绍。我当时无法推辞，又怕暴露以往参加共产党的问题，人家要我自首。在太原时刘天章同志曾说过，在国民党区工作，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可以参加国民党。于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我被迫与大家一起填了国民党入党登记表，此后再没关系。入党介绍人填的是刘焕亭（绥德县城内东门堰人）`刘光第（陕西佳县人，绥德义合镇邮局工作，岳丈雷家住绥德城内背巷）。我当时的名字叫蒲子衡。参加学习班的教师有数十人，只记得有张敬斋（绥德完小校长或女小校长）`刘光第（听说在绥德义合镇邮局）`刘长青等。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家中，也没得到教学机会，十分后悔。1943年夏季李维汉在边区大礼堂整风反奸大会上号召大家说，即使给国民党填过一次表，虽然不算什麽，也应该交待出来。会后，我便将给国民党填表一事向民政厅支部做了交待，支部同志也说没什麽。

　　1936年在白家硷村小学教学，同事有白登(洪?)宽（解放后任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春季朱侠夫常静楠来我家说，他们想去苏区找刘志丹`谢子长。我说你们去了来信，我也去。于是我找了近红区的亲戚王恩普给他们引路。在当天晚上约好引他俩前去时，他们忽然不去了，因为怕天亮赶不到苏区。第二天他们便去了。在家期间我也曾营救过来往苏区的群众。如君林沟的群众，我村的蒲禄儿，白家硷村的大汉等被反动军队扣押，我将他们保出来。我通过王恩普给苏区买手电布匹等,持续两`三年之久。当时虽然不能进苏区，但内心很向往之，凡有利于革命的事，我都去做。只因找不到熟悉我的同志，未敢轻动。

　　1936年暑期绥德县教育局小学教师讲习班，地址在绥德师范学校。当时的教育局长是刘玉琛。同学有张敬斋`刘光第`马汝忠（绥德吉镇人）田兆良（绥德四十铺萧家塌人）。课程有三民主义教学等。代课人有绥师教员王朴`军队党部刘某等。还上军事操，早晚升降国民党的党旗。肃反会的杨玉峰曾来讲过一次反共的话。1936年农历十月间我老乡榆林中学学生马祥麟(白家硷公社马家砭村人)从榆林来信说，榆林有个边政学校（或蒙政学校）招生，六个月毕业后，旧可得到去内蒙方面去工作的机会，希望我去投考。我接受了他的意见，便从家中动身到榆林。但到榆林后该校招考期已过，于是在马祥麟宿舍住了一两晚，又回到家中。

　　1936年冬绥德县伪肃反会的党仲平（又名党仲平，是我堂弟蒲政存的妻弟）在绥德县政府门口（城内小街上）看到我说，你们小学教员应该见一见李犹龙，便强拉着我，要我到肃反会去见李犹龙。当时在街上我没敢拒绝，抱着应付的心理，跟着党仲平到绥德县政府西院窑洞内见了李犹龙。我坐下后，党仲平介绍说，这是我亲戚，白家硷小学教员。李听了说，你是小学教员吗？你们那里有多远，有共产党吗？我说：‘离城有二十多里，共产党没有听说过。’李随后说，你们小学教员回去后应注意共产党的活动。我应诺而出。以后在未见过，也没任何关系。党仲平这人听说在陕西省公路局汉中段或宝鸡段工作。当时没有暴露自己原来共产党员的身份，算是一时应付过去了，但怕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假若有人要陷害，那就不得了了。因为我在高桂滋部`山西省委`晋西游击队工作，接触的大部分是陕北人，也有绥德人，其中有回来的。这些人万一有变，要出卖人，那是很危险的。于是觉得不能在家住了，所以1937年春伪县教育局通知我去白家硷小学任教，我将通知书退了回去，准备去延安。

　　1937年旧历二月间，我不教学了。利用我妻堂叔张启望回家之便（在子长县南沟），跟着他走小路到子长县蟠龙镇见到陕北省委书记马明芳。他留我住了一晚，谈了过去，也谈到我当时的处境。我说要到党校学习，马说你现在只能住抗大。以前失掉关系后，找到党便接上了。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内心很伤痛，我觉得自己对党是忠诚的。在此情况下，他给我想了两条办法：一是他给郭洪涛写信，介绍我参加抗大；二是你家困难，我给马豫章写信，介绍我到外面亲友处找个职业，在地下找党。我拿了他写的两分信到了延安。首先见到了住抗大的王扑等同志，他们说这里现在也很困难。你家境如困难，现在统一战线已形成，到外边工作中找党也可以。听了他们的说法后，便去找马豫章，让他给在西安的亲友写信给我找个职业。他还介绍我乘贺龙老总去耀县的车到了三原。在三原碰到朱侠夫，叫我到三原县马额镇找田有莘同志。1937年2月至年底住在三原马额保安队田又勤（即田有莘）驻防处，我当时叫蒲衡。田时任三原县保安大队中队长，中共党员。住了一个多月，田说你和从前一样，没有变。我这里的党支部书记是谈国帆（是该中队的分队长），过几天我给谈国帆谈一下，把你党的关系解决了。我很高兴。可是过了几天谈国帆调走了，这事就搁起来了。由春到夏，住得很闷。3月的一天，田有莘对我说，这镇上有畜税，县上招人包收。我看你没有事，咱们把他包下来。我感觉在田处住的时间长了，同时觉得家里有困难，而田又是共产党员，便同意了田的意见。于是由田介绍，以我的名义每月三十元把畜税包过来。当即由田用了房东王老四的妹夫作征收员，逢集由该员征收。约三个多月，收来的款除缴包款外，共三百多大洋。我和田分用，田少我多。三个月后便向县上退包。县上当时刁难，不准退包，而我们以后再未过问这件事。这时我已经给家里捎了一百多百白洋，估计家中生活当时可以维持了。但不收税后自己连大小吃饭的事也找不到了。十一月间和同乡李亚雄1937年十月间我就离开马额到三原闲住，当时在伪三原县保安大队队部工作的李亚雄（绥德人）对我说，他能招集些人成立队伍，让我替他到西安跑一趟。我答应了。于是由他写信介绍我到西安北大街路西一个旅馆（旅馆名现在记不起）找个名叫师直哉的人。我到西安后，按照李所说的地方找到了师直哉，听口音象晋南人，年纪约有四五十岁。我把李的意思告诉师。师对我说的大意是，你回去告诉李亚雄，好好去联络，联络好再来联系。我在旅馆住了一晚，回到三原把话告诉了李亚雄。以后他和师的情形，我就不知到了。记得李亚雄的招人成立队伍没有成功。李亚雄听说现名李逊，曾在河南安阳市任市长。1937年11月间我和李逊在榆林会馆住。上海和南京失守，田有莘从那里回到西安后，也在会馆住，李生茂`常静楠也来过。我们在会馆闲住，约有十几天，也想找个职业，但未找到。不多时，我同田有莘回到三原住了几天。后来我回到延安，见到马明芳要求工作，马拒绝了。于是我就回到绥德家中，

　　1938年2月至1938年5月在家赋闲。1938年春在绥德我碰见阎踊跃（警备司令部参谋）和李义堂，曾谈到要参加革命，他们当时觉得不好办。1938年旧历五月间我从家到了榆林，住在表弟李明贵处（李在国民党廿二军开汽车），也见到贺居敬（时在国民党廿二军任军需）。曾和他们谈过找职业问题，贺表示没有办法。住了几天，李明贵的汽车往西安来，我临时想起再跑到西安找熟人寻求出路。我便乘他们的车到了西安，住在陕北会馆。李是我的姨表弟，解放后在甘肃省交通厅汽车厂当司机。

　　1938年6月间我由榆林到西安住在陕北会馆。当时同屋住有绥德义合镇老马，是个厨师。当时住会馆的还有清涧人师应三（听说是侦缉队的人）`肖德（现在陕西临潼华清池）等。我住了几天后，从杜聿明的二百师来的霍九成（在咸阳某医院）`黄采萍（绥德县人委文教处）`刘满祥`党荣光以上四人来过会馆，和我见过面，说他们拟回陕北。刘满祥和党荣光表示路费不足，我当时也困难，还自顾不暇。后来他们怎麽回陕北，我不知道。对这几个人大都不认识，只有刘满祥好象见过一次。再就1940年我到延安后，几不清那一年在街上看到刘满祥，他说他在某军事学校。1945年秋在绥德县城东门碰到刘满祥，他说他要去前方。在陕北会馆住了十几天，经济上发生困难，有绥德人刘汉兴对我说他在西安战干团有熟人要我同他去看看战干团是否招生，我当时同意了刘的意见，便同他一块到西安战干团去。到战干团一问，人家说不收生了。记得刘说我们把名字留下，以后招生时通知我们。当时我们就在其招生名册上留了姓名后就回来了。以后是否给刘汉兴通知我则不知道。当时我对战干团认识不清，听刘说是抗日的，以后才听说很反动。后在东大街旅馆与同乡刘治琬一块住了几天。这期间遇到朱侠夫，我说我要找党。1938年6月朱侠夫把我介绍给杨信（当时化名刘家驹,北京市十七路军党史办,在万寿路甲字一号），在莲湖公园和我谈话。杨把我考问了一番，讲了些革命道理，以接上党的关系论。1938年7月至1939年5月在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团部任中尉书记，是朱侠夫带我去的。朱侠夫是党支部书记，党员有我和军需李勉之。李是扶风人，团长张瑞庭的老乡。一营连长王警钟也是党员。这是1938年秋天。冬天在三门峡驻防时，朱侠夫回云阳汇报工作，说还会派人来。随后部队从三门峡回陕西蒲城县驻防。1939年春，由云阳中共陕西省委派来一个学生装束的王同志来第一团工作。在一连王警钟处找我谈话，说有事找他。不久队伍从蒲城开往乾县。路过云阳时，我把行李放在朱侠夫处，要求调我回来。队伍到乾县后住没多久，要开往天水。1939年关中夏收期间，伪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团由乾县开往武功兴平途中,在一个小镇休息时，王同志对我们说省委决定开除李勉之，调我回省委。当时反共气氛很高，我听说要开除李勉之，急于要走，王同志也同意我快走。于是我就没有向团长请假，不辞而别。由王同志介绍我回到泾阳县云阳镇陕西省委，与朱侠夫接头。朱向汪锋介绍后，住在省委机关。几天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抗大学习，因身体不好仍回到云阳。后来学习班通知我去学习，住在大庙里。其间朱侠夫告诉我，张德生要我写自传，我写后交给了组织。讲课的有张德生`赵伯平`汪锋等同志。学习一月后，省委曾决定要我随石泉县的同志到秦岭组织游击队，石泉的同志也和我谈过，石泉的同志我也同意去。后来我病了，要走，我没能去。后来汪锋分配我到省委所属服装社工作，党的生活在留守处机关过。党小组有史玉山`李云`李培华等，不记得有老单。李培华是河北人，原饭馆会计。当时省委书记是杨清，组织部长是张德生，宣传部长是赵伯平，汪锋是军委委员，军委干事有杨信`血剑`朱侠夫，干部科长是王德（四川人），总务科长是贺三多。陕西省委当时对外是一一五师留守处.过组织生活时有雷荣（解放后任陕西省政协秘书长）是留守处秘书，黄明(省成套局),朱侠夫(西北局),单志诚(水电厅工程局)管建勋（李云,在省人委办公厅）是供给科长。1939年底服装社撤消，缝纫机和财物交给供应科长李云。1940年2月至1940年5月在中共中央边区委员会组织部招待所休息待分配，填登记表姓名蒲森若。当时马定邦（解放后任国务院某办公室副主任）也在那里。1940年6月至1941年3月在中共边区干部修养所修养，赵生仁（解放后任陕西省政府人事局局长）也在。1941年4月至1942年1月在中共边区政府民政厅抚恤会任科员，同事王士英（解放后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供销合作社）。1942年2月至1943年2月在中共边区政府招待所休息待分配，同住有钟仰高（解放后任中共甘肃省庆阳地委书记）。1943年3月至1944年底在中共边区政府抚恤委员会当招待员，同事任庭辉`蒲光（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陕西总队政委）。1945年1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边区绥德县政府民政科任科员，同事王士英。1945年7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边区绥德市政府市长，同时张方海。1945年10月至1947年10月在中共边区绥德县政府任科员秘书，同事乔兴和（解放后任中共甘肃省天水地委书记）与吴补功。1947年11月至1948年底在中共边区绥德县保健药社任主任，同事耿如香（解放后任中共陕西省绥德县委副书记）。1949年1月至1949年底任中共边区绥德县政府科员及秘书，同事史纪全（解放后任西安铁路局工会主席）`常葆生（解放后在陕西省外贸局）`霍居贵（解放后在中共陕西省榆林地委）。

　　1950年1月至1950年3月和王士英去甘肃兰州寻找弟弟蒲政仁的遗体。1950年4月至1951年7月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工作，同事赵生仁。1951年8月至1952年3月在陕西省曲江池干部休养所疗养，刘俊华（后在陕西延安大学总务处）也在。1952年4月至1952年12月在陕西省政协任人事秘书，同事陈景藩（后任陕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处长）。1952年4月参加西安市中苏友好协会，为会员。1952年12月至1955年9月在陕西省政府人事局华清池疗养院任副主任，同事靳清海（时任陕西省华清池疗养院秘书）。1955年10月至1956年3月在陕西省干部招待所待分配，同事赵生仁。1956年4月至1957年7月在陕西省干部招待所任副主任,同事有周康。1957年8月至1958年3月在陕西省人事局华清池疗养院疗养，还有段文毅（后任陕西省直属党委书记）。1958年4月至1959年3月在陕西省干部招待所，其间去高陵县下乡一次，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9年3月到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

　　1963年`夏`1964秋`1965年夏,吴岱峰来西安住在人民大厦,搞西北红军战史采访工作,曾找我到大厦谈过晋西游击队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朱侠夫住的很近,常有来往.回忆当年在伪四十七军当学兵时的情形,他说他当时担任过该部地下党军委委员.离开该部后,在陕北和刘志丹一起做过革命军事工作;在绥远王英部做过工作.也谈论过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生的闯劲,回忆他年青当学生时那股闹革命的劲头,感慨地说: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什么也干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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