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间我由煤矿调回省委，分配到晋西工农红军游击队当队员。7月是黄子文带我去的。起程前一天,黄子文在太原街上买了两只驳壳枪木套,两条皮子弹带,当时叫九龙带.黄子文又给了我一些冲锋枪子弹和文件,让我收拾在一块带上.起程时我买了两块白布,把这些东西扎成两个包袱,并和黄子文相约第二天在太原新南门外汽车站接头.第二天早晨,我吃了饭,穿上王硕甫同志退伍回家的灰军服护照,雇了人力车,带了枪弹文件包袱径赴汽车站.出南门时,看到高桂滋的随从副官曹存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从新南门进来,向城内新南门街行进.可他不认识我,我便顺利出了城,但心中暗为提防.当我上了汽车,把包袱放在坐位下面时,就有宪兵来查.我随即把护照递给他们.他们看过后又给了我,也没盘问啥就走了.当时我坐的汽车后面还停了一辆汽车,车上坐有两个绥德老乡崔玉成和雷云亭,是贩大烟的土客.当汽车在站停留待发时,我看到黄子文和苗存柯从新南门出来了,但不到汽车 跟前来,而是站得远远的望着汽车.我不了解情况,还在汽车上向黄子文招手,意思是让他过来,因为车快开了.但黄只是在那里站着,不到车前来.直到车开了他还站在那里.这样,我对他不上车来感到莫名其妙,一路上都在想,不知这是为什么.当汽车到达文水车站休息时,后车的崔玉成老乡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今天真危险!今天早晨高桂滋的副官曹存带了几个兵,来交通旅社(在太原火车站)查问你.我们说不知道.他们是来抓你哩.所以我们看到你坐在我们前面那辆汽车时,为你捏了一把汗.现在算是脱险了.要注意!”这时我才明白黄子文不来和我同行,是怕抓我时,带累了他,因而不敢接近我.当天中午到了汾阳,住在东关万义客栈,掌柜闫万青和我家长相识,所以他才让我住下.但所带军用物品要存柜时,他拒绝了而只是把护照存在柜上.同时给我找了一间大房子,让我一个人住在里头.床上办铺了一条褥子,我带的军用物品就放在褥子旁边.我担心有人来查店时,我借的别人的退伍护照不管用,难免要出事.所以虽然走路累了,老是睡不着,为所带的东西寻不出安全处理而担忧.

　　这天午后,我下在忧虑中过活,忽然杨重远带着墨眼镜,推了一辆自行车来着我.谈话后,他起身走到门边时,驻军查店的人来了,挡住他查问了一番.幸有店家帮忙解释,才放了他.随即店家从房内把我叫到院中.查店六`七名军人由军官带着,持着上了刺刀齐对着我,拿我的护照询问了一番,没把我问住,于是就走了.我心中暗喜,这些人没到我住房去,实是万幸.也许店家有意照顾.我实在谢天谢地.天黑了,黄子文穿着长衫子,带着一架油印机来到汾阳,因为没有带被铺盖,人家不留他住宿.后来经我请闫掌柜想办法,才住在对面一家店里.第二天中午我同黄子文到冀村汽车站,见一到白锡令已先在那里.中午我们同在那里休息.夕阳时闫红彦去永安镇冯玉祥部教导团里搞革命兵变去了.深夜我和黄子文`高鹏程`刘光第等从永安镇带了两支长枪和原来带的东西,从汾阳东边有树林的堤岸上一直走到天明,才到了记汾阳十多里路的佛塔下休息.我整理枪时,欠小心,以致走火,响了一声,惊得许多下地农民朝我们这边张望.于是我们就沿着田埂急速往前行进,很快进入山中.天黑时走到一个小村子里头,村人正在硷畔上端着碗吃饭.黄子文就上前向人家打问游击队是否在宋庄,人家说不知道.我们就没敢往前走,为了掩人耳目,就照原路往回走.离开村子没走多远,就爬上了土山.抱着枪,山上溜到偏僻的小沟里,当即把枪埋在山窝里了.这时高鹏飞和刘光第觉得,打不到队伍要走回陕北去.于是他们当时就走了.我和黄子文穿着单衣睡在山坡上,早晨冻醒来了.我俩仍回汾阳,打问消息.回到汾阳后,见到刘作林从山上下来,说游击战仍在宋庄.于是第二天,我和黄子文`曹鸿北同乘一辆轿车出发,到山根下了车,直奔埋枪的地方,取了枪就往宋庄去了.进庄碰见刘汉昌正在给红旗上写番号,说刚来了一批起义部队,游击队正准备转移.

　　西宋庄是靠近吕梁山山顶的一个大村庄,地处险要,人口较多.游击队移住这里后,由农会帮助,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当年的学生王崇祥`郭成柄`武光锁`武正乾等同志都还健在,现在年令已在六十岁以上.儿童入学一律免费,由队委党永亮同志负责主办.游击队员轮流讲课,教唱国际歌.游击队还办了一个农民夜校,吸收附近农会干部和贫苦农民参加学习,由游击队员分担课程.讲地主如何剥削压迫穷人,穷人为什么穷;讲怎么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启发阶级觉悟,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同反动派作斗争,为成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培养了骨干.这一带很快开展了打土豪,分牛羊,分浮财的斗争.劳苦群众笑逐颜开,青年小伙子积极参军.游击队指战员在农忙时,常到贫苦农户家去帮着干活,送肥`翻地`整田.还给无劳力的穷人家砍柴挑水等.队员们和群众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感情.敌人如有活动,群众会很快向游击队报告.部队除了打仗,宣传组织群众,帮老乡干活之外,还经常抓紧时间搞各种军事训练,如爬山`瞄准`射击`劈刺`投弹.学习毛主席的游击战术,讲如何利用地形以及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使游击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由于党的开展的各项工作,很快建立了以宋庄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组织了贫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青年团;开展了抗粮`抗税`抗款斗争.

　　当时,大队长是拓荒(克宽),副大队长闫红彦和吴岱峰,政委黄成章(子文),总支书记杨重远,财经员白树梅.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闫红彦,辖胡廷俊,李成兰等三个班;第二中队队长白锡林,辖陈玉清`周维仁等三个班.游击队员的来源是:高桂滋部调来有拓克宽`杨重远`党永亮`李成兰`胡廷俊`蒲正平`田有莘`霍某某(以上是绥德人)`周维仁`曹鸿北`李生茂`常某某(以上是米脂人)`吴岱峰`刘昌汉(子长人)`符友坚佳县人`陈玉清延川人`史俊才子洲人`白树梅清涧人,中共陕北特委派来的有闫红彦子长人`白锡林清涧人`张免芝`杜鸿亮`杜兴垣`张琪`张忠继`(以上是米脂人) `李发荣榆林人`李云素`王俊杰`胡廷壁(绥德人,前两是农民,后一是工人)`董金芝`寇世仁`李秉彦(以上是吴堡人,农民),中共山西省委派来的有黄子文陕西三原人`农民自愿参加的有李易儿吴堡人`张应琪`某某某(以上是山西离县人)`戴秉章山西中阳人`郝金标山西平遥人是牧童,学生自愿参加的有米某某清涧米家硷人,太原兵工厂调来的有马佩勋孝义人`安世仁太原人`尹志安山西人`魏明河北人,起义加入的有牟排长河北人, 冯金福河南武安县人赵文`王某某(这三人都是班长).以上是根据记忆,只是部分人员.

　　起义部队是闫红彦（解放后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云南军区第一政委）等同志在永安镇冯玉祥部搞来的.后来转移到一个地方,开了一个欢迎起义士兵大会.致欢迎辞后宣布:愿留队者留下搞革命,愿回家者发给足够路费.当即有几个表示愿意回家,游击队给每人发了几十元路费让其回家,枪支留下.当时留下搞革命的多,回家的少.为了配合部队行动,扩大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队里常派我和党永亮等同志专门负责组织人员沿途刷写革命标语.标语的主要有: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农村政权;没收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等.有一次行军到中阳县暖泉镇,我们扎在基督教堂里,晚上就睡在教堂地上,什么也没铺.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一条腿不能动了.闫红彦跑到暖泉沟对面的兑九峪药铺买了一张狗皮膏药,贴在腿上才能动了,慢慢地也能走了.以后转了几天,到达中阳县上桥镇.上桥镇有个土豪叫杜寿高,有土地两条山,年雇长短工三十余人,剥削农民十分凶残,周围几十里地的群众都对他切齿痛恨.游击队帮助农会发动群众,斗争这个地主,把他家的粮食衣物等分配给了劳动群众.同时出了布告,忆写了革命标语号.下午离开该镇,在一个村子遇到一个青年农民,想参加游击队,当时就收下了.

　　游击队在上桥村打了土豪杜高寿之后,转回根据地路过孝义楚家焉.这个村子在孝义县和中阳县的交界处,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先一天出发时,领导宣布要遵守群众纪律,晚上走路不要踏了庄稼.大家都很注意,一路上很好.行军走了一夜,约有一百好几十里路.第二天上午太阳高照,有些热,大家觉得很疲乏,都想休息一下.于是将队伍停在山梁上,派了几个队员下村里(楚家焉)去侦察.据侦察员回来报告,他们发现两个团丁他们到村后,团丁就跑了.再无其它情况.于是我们就下山,在山沟坡地大核桃树义下休息.许多同志因行军疲劳和天气炎热,都挤在核桃树荫下睡着了.我因为口渴,带了几起义兵到半山腰村民土窑内烧水喝,并把枪支卸开擦洗.楚家焉南面是高高的土山梁,紧靠着这个山梁的山梁上是成片的森林和灌木,下面是沟和小坡, 坡上是大核桃树,部队就在大核桃树下乘凉休息.越过沟渠是山坡台地,一台一台上去是大山腰中的村窑洞,坐北向南.窑洞上面是大山,长满了细草,荒凉一片.窑洞前面是一台一台的玉米地,.在这秋天里长得绿没油油的,有一人高.台地一台一台的通到沟底,敌人不知何时出现在窑洞上，枪声大作，院中弹如雨下,尘土飞扬。我当时拿着枪带着行李站在门口,几个起义士兵用眼盯着我,年看我怎么办.我想一定要冒险冲出去,到沟里去找大队,不然窑 上面的敌人下来就把我们活捉去了.于是我在窑中观察片刻，冒着弹雨第一个冲出去，猛穿过院子跳进了玉米林。我吸引了敌人的火力，紧接着几个起义兵也随后冲进了玉米林。我们冲出后，跳下一个个梯田，进入沟底,无人受伤。在沟底碰见前几天参军斩那个青年农民,牵着我们队里驮行李的骡子,吓的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我拉他让他赶快牵着骡子顺沟往西走,跟上大队.当时大队已从沟里往西走了,虽然我没看见,但估计他们是向西撤了.那个青年已经吓得昏迷了,还是呆着不动.当时敌人的枪弹密集地向沟底射来,不得已,我就钻进了有森林的小山梁里.在那里碰到了杨重远和白锡林两同志,当时我端起枪向我离开的窑洞上密集的敌人,放了一排子弹.敌人着了射击,散开队形,从窑洞上冲下沟来,向我还击.我的腿上中了一弹.当时我只觉得腿部刺痛,以为是枣刺戳了.但白锡林发现我腿部流血,才知道是中了枪弹.当时叫杨重远给我包扎,而杨的手颤的不能包,于是由我自己解开绑腿,把受伤处绑了起来.当时我三人顺着沟往西跑,而山梁上的民团端着枪对着我们三人放枪.当时太阳西下,阳光只照到山头,沟底黑黢黢的，敌人看不见我们，但弹雨还是紧追着我们。敌人的子弹射来,打在沟底的石头上,火花飞溅,就在我们的脚前脚后.我们跑得快,子弹也来得快.就这样跑了很长一道沟,也没中弹受伤.在沟里跑着,也看到地上滴下许多血,知道前面有人负伤.跑到沟尽头才上了山,碰到队里放哨的,指引我们到了大队住的村子里,天已漆黑.同志们把我迎回去,给我喝水,抽烟止痛,并杀了一只鸡,把鸡皮贴在我右腿的伤口上,以防感染.还有一位起义班长也受了伤,比我重,伤了骨头,疼得直喊叫.

　　那次遭遇战,其他同志们的情况是这样的:队伍停下来休息后,敌军也向这里开来,事先双方都没有觉察.直到敌人走近我们哨兵时,才被担任警戒的杜兴垣同志发现,鸣枪报警..这里山高林密,敌人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我们住的村庄猛烈射击.红彦同志临危不慌,命令部队分组抢占了西面和北面的山头,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只注意到西边和我们相持激战,红彦同志在北山组织了一个枪法好的突击队,由白锡林带领,绕到敌人侧翼,向敌人马队激烈射击.特等射手白锡林将敌指挥官击中掉下马来.一时敌人乱了阵脚.红彦同志乘机吹起了冲锋号,我们分散各山人员一齐射击,枪声四起.这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敌人不知我方虚实,各自搞撤离.战斗中牟中队长牺牲了.

　　夜深了,黄子文宣布,已经雇好了一个老乡,带一头毛驴,让重伤的班长骑上,队里的驮行李的骡子让我骑上.由老乡送到离汾阳几十里的三泉后,再由老乡雇脚送到汾阳.到汾阳后自己设法去治疗.我们带了一些钱,如果不够,到太原后可向闫红彦去要,因为队里的钱已由闫红彦带去了.于是我们就由一个老汉护送出发了.天上阴云很厚,夜深天黑,并有小雨,行路困难,并要经过上桥.我当时希望趁黑夜通过上桥,唯恐天亮了,碰上人,发生麻烦.因我当时骑在骡子上,腿都麻木得不能动,只觉得困痛.万一出事,只有被俘,任人宰割没有一点办法.幸而过上桥时,天还黑着,没碰到一个人,顺利通过.赶中午到了三泉镇.老乡把我们安置在很偏僻的土窑内休息,他却去雇脚去了.一会儿他带来一辆骡套轿车,把我俩扶上轿车,将我骑的骡子栓在轿车后面.通过三泉街道时,街道两旁许多人在看我们,.我们则担心前面胡同有民团放哨,怕出问题.但到了胡同时,团丁在胡同上面高处站着,面目也看不清.他在上面问话,赶车的人答是客商.他也没有刁难,就放我们过去了.通过胡同我们就向汾阳进发了.及到汾阳东关稍门时,夜已深了,稍门已经上锁,不得进去.黑夜里天气冷,同时在野外等天亮也不是办法.于是我给车夫五元的一张的票子,让他从门缝里塞进去,请看门的把放我们进去.这一招很灵验,钱进去门就开了,我们这才进了东关.进了城又为找客栈转了很多时,最后才找到万亿客栈斜对过的一家客栈,当车到客栈院内时,我俩伤痛得不能下车, 还是车夫把我们背到一进两开的后窑里住下,.那位班长一直在哼,我虽痛,不敢吭声,只有咬牙硬挨着.黑夜已过,天已大亮,万义客栈虽在对面,但人生面不熟,谁去传递消息呢?正在着急之际,闫锡山匪军的一个副官来客栈号房子,声称来了一个团,去晋西剿赤匪,现已在东关汽车站休息,一会就开进客栈来住.听了这消息,越发着急,惟恐进栈,看到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抓起来.于是找了一个客栈里的店员,前去万义客栈找吴岱峰同志.一会儿吴岱峰同志和符又坚同志来了,他们把我俩用骡子和人力车送到汾阳医院住院换药.这时朱鸿同志也来了.,我说:”朱鸿同志,赶快去雇一辆轿车,我换完药后即去太原,这里我不住!”朱鸿走后,吴岱峰和符又坚二同志把那位重伤班长安置住了院.这时朱鸿同志把轿车引来,已在医院后门口.他们很快把我扶上车.我和朱鸿乘车直奔汽车站而去到站赶快买票上车,前往太原.后听说,我和朱鸿刚走,敌人警保人员即去医院抓人,声称晋西来了两名负伤赤匪到医院治疗.当时吴岱峰和符又坚同志分别从后门逃跑了,只剩下那位班长呻吟在床第.敌警也没办法. 吴岱峰逃出后,就到游击队去了。我到太原后,组织上让我好好把伤养伤好再谈工作.

　　1931年八`九月间我到太原后住在旅馆里,第二天在桥头街上碰到阎红彦，给了我些钱。过了几天，当时山西省委负责人刘天章和老梁都来看我，谈些革命道理`游击战术和疗养创伤的方法。不久便不见来了，后听说他们到陕北找红二十四军去了。当时也看到薛向晨`阎增祥。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件后，党领导太原学生游行，要求抗日。反动当局实行镇压，开始白色恐怖，山西党组织被破坏，许多人被捕。这时曾在太原市海子边碰见马子敬`马汝骥叔侄，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俩说我们准备离开太原，你自己可想办法离开这里为好。又听阎增祥说薛向晨也被捕了，以后连原先和我联系的阎增祥也不见了，便和党失掉联系。解放后听说阎增祥在国务院某工业部工作。还碰见游击队员老安，他说军警到他家中捕他，他翻后墙猛冲出来，想找组织。我说我也找不到组织。以后再没见到他。于是我就决定回陕北，于是从同乡商人处借了钱作路费。10月由太原起程，11月到家。这是第一次失掉党的关系。我从太原出逃前,黄子文拿来一箱党的文件,还说走时要来送我,但走时我左等右等他没有来.我拿上文件坐黄包车出城门时，迎面碰上高贵滋派来抓我的侦缉队的七八个人，队长是曹某。当时我穿长袍，戴礼帽`墨镜，擦身而过，敌人没发现。我便直捷去了火车站，我上了火车看到黄子文远远看着我。我正在纳闷，忽然看见曹某带着侦缉队那些人到了站口，头他们进站，车已经开了。黄子文远远向我招手。车上还遇见地宪兵的检查，我穿一身军服，拿着军人证，也就混过去了。我坐下就是那个文件箱，真是有些悬。

　　回到家中，家长对我很不满，不给路费。于是从亲戚处转借还老乡。为了还债，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由表兄刘世雄以蒲泽生的名字，介绍给国民革命军八十六师贺介尔营部（在绥德）当文书，贺居敬（解放后在陕西省供销合作社储运处）是军需。原约定月薪二十元，我想这样作，两月就可还完借债，可以再出去找党了。不料到营部后，每月只给我三元钱，我想这样还不了债。1932年正月间我便由伪廿二军贺介尔开小差出来，1932年2月3月与田有莘（原名田克恭）`刘雄张（是我老师的长子,绥德柳家庄人）由绥德起程，历时半月到关中找党。3月的一天,行至渭河北岸草滩镇渡口，碰见黄子文和刘志丹`申世先三人。黄写信介绍我们三人到西安去找陕西省委。到西安后先住在易俗社旁边一个车店里，后又搬住在赵澍生家里。赵在西大街路北某小街巷里，记不清是否香米园。赵澍生系刘雄张（绥德柳家庄人，1962年时在绥德县南关田家后沟住）在高桂滋部工作的同事我也认得，当时是共产党员。我们所带黄子文给省委的信，记得是由田有莘送交西安二中教员梁益堂转交省委的。随后省委派霍世杰同志，在陕北会馆同我们三人谈话。霍问了我们的情况后，就问我们准备怎麽办。我们说想去甘肃西峰镇国民党新编十一旅作军队工作。霍当时同意，并说去了要抓武装等话。几天后我们就离开西安，前往陇东。行至陕西醴泉时，碰见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李成兰，负伤要到西安去治疗，李要田有莘护送他回去。田就护送李回西安去了。

　　1932年3月下旬,我同刘雄张前往陇东西峰镇国民党新编十一旅。4中旬到达后见到马子敬由马子敬介绍给地下党负责人马子敬和马子明。马子明世(米脂县米脂沟人)分配我们到高鹏飞连去工作。高当时在甘肃曲子镇住。我们到达曲子镇后，刘雄张觉得自己年纪大，不愿意下连去。我因他是师兄，我顺了他意，未去高连。因而第二次失掉了党的关系。回头到我认识的张祺（原晋西游击队队员，党员,陕西米脂县米脂沟人）所在的国民党陇东游击司令部工作。正司令朱光科是个宁夏老头。副司令赵子员是陕西米脂人。张祺当时以参谋处长名义，给我以参谋名义，给刘雄张以军需名义办些粮草，还有个军需主任是宁夏人，忘其姓名。这个司令部是新成立的一个空架子，连勤务员算上不过十个人。只给饭吃，没有薪饷。所属是收编来的赵老五的土匪队伍，有一二百人，也是准管不准调，要工作也插不进去。军需们办些粮草，其他人也没什麽事做。我在该司令部出过一次差，就是镇原县原上有个排长，带了几十个溃兵，派人到曲子镇伪陇东游击司令部来，说是他们的队伍愿意接受司令部收编，司令部派我带了些纸烟去联系。用了一天时间，我就回来了，但溃兵后来也没到曲子镇来。我在司令部再没作其他事。这个司令部是杨虎城解决了陈贵章部后，专为收容溃兵而设立的一个机构。我们在那里无事可作，于是又由张祺向伪环县政府要来公安局名义，想借此成立一支队伍，拉出去打游击，结果没有成功。当时张祺兼局长，朱子春（榆林县正川堡人，后在宁夏工作）是巡官，我兼文书，再无其他人。在曲子镇找了两间房子，门前贴了个纸条子，写上公安局几个字。朱子春曾在该镇编订过一次门牌，再没作过其他事。当时还成立有党支部，朱`蒲`张`刘共四人。朱子春是支书，这人当时是从住在曲子镇伪十一旅一个营里来的。后来因赵老五哗变，大家离开了曲子镇。我在曲子镇住了有一个半月时间。5月赵老五的土匪队伍哗变前，张祺找我说：‘赵老五有哗变迹象和消息，咱们在这里不能呆了。我打发你先走，以打听师储杰的下落为名，先到庆阳，然后到平凉。咱们在平凉会面。这事请你不要对别人说，传开了不好办。’我当时就说刘雄张怎麽办？因为刘雄张是同志，是我老师的儿子，又是我们从绥德同行到曲子镇的。张则说：‘现在只能托名单个人走。如果人多了，恐怕人家怀疑，反而不好。你先不说，刘雄张等我走时通知他一块走。’于是我走时只对刘雄张说，我到庆阳打听师储杰的下落，没说其它的话。后来我到平凉见到张祺，但不见刘雄张。我问张祺时，张却说：‘因走时仓促，没找到刘雄张。’我当时埋怨张祺，但已迟了。而刘雄张竟因此被土匪裹胁去，受了风险。后来刘雄张对我离开曲子镇时没有告诉他真实情况对我不满.我是对不起刘雄张的，至今想起来很难受。以后我同张祺由平凉到了兰州，刘雄张从甘肃静远给我来信说，他没出什麽危险，现在王子元部的起义部队中工作，要我也到静远去。我也准备去，但不久传来该起义部队失败了的消息。因而未去。我和马子詹(文革时在陕西扶风县绛帐)在兰州佛照楼旅馆住了一个多月。约在1932年6`7月间有米脂人郑屏侯，到甘肃成县去当公安局长，邀马子明和他同去工作。马子明听说成县公安局枪支多，要我也去，意思想去抓武装。7月于是同郑屏侯到成县。到成县后，因公安局人满，插不进去。马子明和我在成县旅店住了几天，卖了些行李，背着铺盖，离开成县。1932年5月至8月我与张祺`马子明由曲子镇经平凉`兰州`陇南步行到凤翔。路费完了，马子明找到同学武丕汉（是当地驻军连长）。凤翔时正值大疫，道有死人。在武丕汉处住了十几天，要得钱后又步行到西安。1932年旧历八月十五日我同马子明到西安后，住在骡马市陕北会馆，约有一周左右。当时住在会馆的有姬世道(子洲车家沟人)，是马子明的同学，还有李承藻也在会馆住。我们住了几天后，马子明找到陕西省委，省委把我们介绍到汉中去。职业由马子明通过常汉三介绍到伪汉中税务局。

　　1932年旧历九月间我同马子明带着党的文件和介绍信，背着行李步行到汉中。到了汉中，与汉中共立中学校长周秉如接头，把党的文件交给周秉如，到国民党汉中税务局住下等分配。马子明被分配到洋县税局，我被分配到南郑南门税所。因我对当时这种职业不满，所以呆了三四天就自动力开了，困居在南郑街上一个小店子里，靠卖行李度日。那时记得是穿上棉衣的时候了同时给马子明写信，请他给我想办法。马子明当时给南郑县长韩兆鹗（解放后在陕西省政协），请韩给我谋个糊口处。韩当时把我叫到国民党县政府住了十几天，11月把我介绍到洋县国民革命军警备师一旅旅部郭霈霖处。初到该旅在副官处闲住，后来给我以上尉服务员名义（是额外人员，没有薪饷）在参谋处服务,名义上叫参谋。该参谋处只有一个正式上尉参谋，叫薄超伦，负责参谋处工作。我有时给缮写些公文，也不多，再没其它什么事。薄超伦听口音好象汉中一带人，实际上是什么地方人，我说不上来，与薄相处不到一月。参谋长是郭道则，甘肃狄道人。旅书记胥疏萍城固人。约在旧历年前后该旅派周新亚（蓝田人）去汉中成立该旅驻汉中办事处，让我跟周新亚到办事处作文书工作。当时办事处只有周新亚和我，周的勤务兵共四人。春节前马子明从洋县回来，介绍我与地下党负责人杨三单线联系。杨三在我的护照中要了三十多张，说是给同志们来往使用。那时正是红四方面军和国民党军在汉中对峙中。我要杨三介绍我去当红军，杨三不同意，说在敌军中工作也很重要。于是作罢。这是1932年冬季的事。在1933年农历二三月间，该旅要回西安，办事处撤销。1932年11月至1933年3月都在那里。1933年春在汉中我们部队开拔前一天，地下党员杨三同志（既后来的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陕西蓝田人）送来党内文件，叫我回西安交给伪警卫团军械官史唯然同志，说第二天一早来给我送介绍信。但第二天中午部队出发时还没见来，又不知他住处，我就随部队出发而失掉联系。我随旅部由汉中经褒城住了一个时期，就开往西安。4月到西安后，住西关营房。后我将所带党内文件交与史唯然。因无介绍信又和史唯然不熟悉，就再未找史唯然，因此没有接上党的关系。我因失掉党的关系，自己又是额外人远，也无薪饷，感觉呆着无味，便自动离开该旅。5月离开后困居在西安骡马市一个小旅馆，同新认识的米脂人常静南(陕西省文史馆工作)能谈在一块。他说他在静远起义失败后回到西安，同行有谢子长。子长因病到上海。常说他认识高朗亭，约我同去陕北延川找高朗亭带的游击队，我很同意，时间约在旧历五月间。我卖掉我的被褥作路费，他也筹了自己的路费。于是我们便从西安起程，步行到延川。但到延川后没找到游击队，于是又到米脂去找党。适值白色恐怖，也没找到，因而在6月各回各家。分别时，常说他找到时告诉我，但我回到绥德家中一直没得到常的消息。在家很苦闷，当年冬季患了一次重病，卧床不起。第二年稍好后，便一面养病一面在村小学帮教。这年下半年村小学教员蒲政仁蒲政武考上绥德师范住校学习，我便在村小学正式教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