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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林黛玉典型塑造的现实主义特色 作者：杨小沙 发布时间：2010-02-17 10:53:05 来源： 浏览次数：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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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永远放射着奇光异彩，而林黛玉就是作者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创造的典型环境中众多典型人物形象之一。作者从生活出发，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精雕细琢地塑造了这个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做到了概括与个性化高度而完美地统一。 曹雪芹是一个孤高自许、愤世疾俗的人，他所喜欢的是那种有自己的生活理想，照理想执着生活的人，不是那种没有自己生活理想，只能照规矩照例生活的人，黛玉、宝钗的区别，不在于一般人所争论的刚柔、直曲、显隐，而在于黛玉有自己的生活理想，照理想执着热情地生活；宝钗没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只是照规矩照例随和地没有热情地生活。 现实主义的典型化要求作家严格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真实地再现生活，它所创造的典型形象并非真有其人、实有其事，可以概括集中，可以生发虚构，但要求符合生活的逻辑，使读者读之后感到真实。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是这样进行典型化、创造典型形象的。他说他是按照“事体情理”来写的，“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因此，《红楼梦》中描写的人物事件，很象现实生活，其描写的逼真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例如在四十二回中作者借宝钗论画，进一步表达了对艺术创作的观点：“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主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的要藏，该减的要减，该露的要露。”这充分说明作者所提倡的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提高了的艺术真实，而非生活的照样记录。窥一斑可见全豹，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作者进行林黛玉典型塑造的现实主义特色。 １、 林黛玉典型塑造是牢牢竖立在当时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 一是林黛玉虽说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但她能达到的“判逆”、“反封建”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也是非常软弱的。《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古代作品，曹雪芹也只是个古代作家，不可能写出超越时代的东西。林黛玉父母双亡，形成了一个空隙：和宝钗不同，她从宝玉手中读到《西厢记》、《牡丹亭》一类的“杂书”，接触到一些在当时属于“异端”的东西，没有受到那“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第四十三回）的严格的封建主义教育，保留了较多的自由天性。但是，在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是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林黛玉也不例外，即使现代作家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描写林黛玉，林黛玉反封建性仍然是不彻底的，因为现实主义作家描写人物，刻划性格，不能随心所欲，而应该严格地遵循生活的逻辑，人物做什么，怎么做，都是由她所处的特定环境驱使的，而不是作家想叫她怎么样就怎么样。二是林黛玉的诗人气质的形成离不开大观园这个典型环境，而大观园儿女们结社作诗的种种情况，与当时宗室文人、旗人子弟互相吟咏唱酬的活动十分相似。如作者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中就有好些联句，参加作诗者都是他们圈子里的一些诗伴酒友。可见文人相聚联句之风，在清代比以前任何朝代更为流行。（小说中两次写到大观园联句），如果要把这些生活素材转移到小说中去，是不妨改芹圃、 松堂、荇庄等真实名号为黛玉、湘云、宝钗之类芳讳的。如《菊花诗》用一个虚字，一个实字拟成十二题，小说里虽然说是宝钗、湘云想出来的新鲜做诗法，其实也是当时巳存在着的诗风的艺术反映。与作者同时代的宗室文人永恩《诚正堂稿》和永奎（嵩山）《神清室诗稿》中，就有彼此唱和的《菊花咏》诗，诗题有《访菊》、《对菊》、《种菊》《撍菊》、《问菊》、《梦菊》、《供菊》、《残菊》等，小说中几乎和这－样，可见并非向壁虚构。至于小说中写到品评诗的高下，论作诗“三昧”，以及谈读诗的心得体会等等，与其说是为“闺阁昭传”，毋宁说是为文人写照。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黛玉共写了《咏菊》、《问菊》、《菊梦》三首，这三首夺群芳之冠。尤其《问菊》中一句“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真个把菊花问得无言以对，一个诗人气质的孤傲少女形象跃然纸上。林黛玉忧郁性格似“风露清愁”的芙蓉，而其清高品格却如“孤标傲世”的菊花，也就相似于菊花一样的高洁的陶渊明。三是林黛玉是曹雪芹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征就是曹雪芹用他那如椽巨笔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把那些多愁善感，好流泪，爱哭的女孩子，唤作“林黛玉型”──依“共名说”，这也是一个“共名”。林黛玉这种多愁善感的忧郁性格，与前代许多忧郁型诗人的气质是相通的，特别是从明未清初的才女冯小青身上，更能够看到林黛玉的影子。得了“影恋”的冯小青既与林黛玉一样，少年曾被人断言“早慧福薄”、出家为宜，又都是忧思成病，青春早逝。“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见张岱《西湖寻梦.小青佛舍》中冯小青诗），这种多愁善感忧郁的性格特征也就成为了林黛玉诗人气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列夫.托尔斯泰说，我们正是应该从某人那里取来他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特点，并且用观察到另一些人的有代表性的特点来补充，那时才会是典型的。曹雪芹在创造林黛玉这个典型时，没有局限在某个原型身上，而是把另外一些人如冯小青等人的事迹和细节抽象概括到这个原型身上来。这种概括，不是机械地拼凑，而是按照林黛玉的性格，进行再创造。这种概括，是本质化，它使林黛玉这个典型反映封建社会扼杀人性的本质更深刻，同时也使林黛玉的个性非常鲜明,听其声，观其行，读其诗，便知其人。 ２、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典型，曹雪芹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 首先描写了林黛玉“多愁善感”性格的发展过程，随着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故事向前推进，黛玉担心无人作主不能从愿的心病一步一步加重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征，使之愈来愈深化。二是通过写黛玉与宝玉一个又一个矛盾来写他们感情一步一步加深，黛玉和宝玉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矛盾一个接着一个。这个矛盾解决了，那个矛盾又发生了。一个矛盾的解决，把他们的情感向前推进一步，再解决、再推进，就是这样螺旋式上升，把他们的感情推到一个反封建的光辉顶点。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带着这样一种特色：即是矛盾愈激烈愈尖锐，并不标志着他们之间的感情的破裂，而恰恰相反，标志着他们之间感情的更加坚定和深化，三是通过采用内心独白的心理分析方法来对林黛玉进行心理描写，使这个形象更加丰满。如第二十九回， “那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我便时常提这个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只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来两个人原本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像这样的心理描写，全书随处可见，这种心理分析是我国古代小说一种传统的表现形式，是作者与读者在作直接的感情交流，所以较之外国小说作孤立静止的抽象心理分析方法具有不同特点。四是作者还从各个不同方面，如环境、住所、诗词、绰号、语言，甚至点戏抽签等来渲染、烘托黛玉性格。如黛玉所住的潇湘馆是“风尾森森，龙吟细细”，“湘帘垂地，悄无人声”，周围一草一石，都仿佛蕴含着这个孤女的幽怨和哀愁。五是通过对林黛玉这个人物语言的描写，反映了《红楼梦》的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林黛玉语言尖锐犀利，深刻有力，反映出人物个性，透入人物感情深处，使其语言中的潜台词特别多，表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显得韵味无穷，耐人咀嚼，正如第四十二回宝钗评论黛玉的话那样：“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三个字，把昨儿那些形影都现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 ３、从林黛玉这个悲剧人物身上，反映出当时 人对生命的迷芒和浩叹，折射出当时大多数文人包括作者在内大都存在神秘主义和宿命论思想。 林黛玉写的许多诗词，甚至席上行酒令时抽到的花名签，都可以找出一些诗句来作为她后来悲剧命运的写照。 首先，她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作《葬花辞》就是她的悲剧写照。与曹雪芹同时，读过其《红楼梦》抄本的明义，在他的题《红楼梦》诗中就说：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 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 所谓“似谶成真”就是说《葬花辞》仿佛无意之中预先道出了黛玉自己将来的结局。究竟是否如此，这当然要看过曹雪芹写的后来黛玉之死的情节方知。所以，有脂评曾说：自己读此诗后很受感动，正不知如何加批才好，有一位与《石头记》有关之人劝阻他先别忙着加批，俟看过玉兄后再批。他听了这话，“故郑笔以待。”（庚辰本第二十七回眉批，甲戌本略同）。 有的红学专家把有关佚稿情节的脂评和其他资料，与这样带谶语性质的许多诗加以印证、研究，发现曹雪芹笔下的黛玉之死，完全是与续书所定的另一种性质的悲剧。这里只说一个大概：八十回后，贾府发生重大变故──事败、抄没。宝玉遭祸离家，淹留于“狱神庙”不归，很久音讯隔绝，吉凶未卜。黛玉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急痛忧念，日夜悲啼，终于把她衰弱生命中的全部炽热的爱，化为泪水，报答了她平生唯一的知已宝玉。那一年事变发生于秋天，次年春尽花落，黛玉就泪尽夭亡。宝玉回来已是离家一年后的秋天。往日“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景色，已被“落叶萧萧，寒烟漠漠”的惨象所代替，绛芸轩、潇湘馆也都已“蛛丝儿结满雕梁。”人去楼空，红颜已归黄土陇中，天边香丘 ，唯有冷月埋葬花魂。据脂评透露，黛玉“证前缘”后,宝玉“对景悼颦儿”，亦有如 “诔晴雯”之沉痛文字，可惜我们再也读不到这样精彩的篇章了！ 这样看来，《葬花辞》中诸如“三月香巢巳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秋天燕子飞去)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也许就是变故前后的预言。“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也有可能正好写出后来黛玉宁死不愿蒙受垢辱的心情。至于此诗的最后几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在小说中写了宝玉所闻的感受，后来黛玉养的鹦鹉学舌，重复三次提到，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了。上引明义的诗后两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也是佚稿中的黛玉并非如续书所写死于宝玉另娶的明证（在佚稿中，成金玉姻缘是黛玉死后的事）。须知明义读到的小说抄本，如果后来情节亦如续书一样，他就不可能产生最好有回生之术能起黛玉之“沉痼”而为她“续红丝”的幻想！因为黛玉即使能返魂复活，她又和谁去续红丝呢？ 《代别离.秋窗风雨夕》也是未来宝玉决别黛玉后，留下秋闺怨女拭啼痕 (黛玉这一《咏白海棠 》的诗句,脂评巳点出“不脱落自己 ”)情景的预示。这一点从小说描写中也是可以看出作者用笔的深意来的。 “......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 》有《秋闺怨》、《别离怨 》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 》一首，拟《春江花月夜 》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 这里，“心有所感”四字就有文章。如果说黛玉有离家进京、寄人篱下的孤女之感，倒是合情理的。但《秋闺怨》、《别离怨 》或者所拟之唐诗《春江花月夜》，写的一律都是男女相思离别的愁恨。(李白的乐府杂曲《远别离》则写湘妃娥皇、女英哭舜，男女生离死别的故事)。在八十回之前,黛玉还没有这种经历,不能如诗中自称“离人 ”，对秋屏泪烛，说“牵愁照恨动离情”等等，除非是无病呻呤。所以这种“心有所感 ”只能当作一种预感来写。 再如她的《桃花行》写的是“泪干春尽花憔悴”情景。既然《葬花辞》“似谶，薄命”，当然也是不幸夭亡之命运的象征。这一点，我们又从脂评中得到了证实。戚本此回前有评诗说： 空将佛事图相报，已触飘风散万家。 一片精神好佳句，题成谶语任吁嗟。 意思是虽然宝玉后来不顾“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弃而为僧”，皈依佛门，以图报答自己遭厄时、知已黛玉对他生死不渝的爱情，但这也徒然，因为黛玉早如桃花之触风而飞散。批书人读过已佚的半部原稿，他说诗是”谶语”，当然可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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