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一、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山西共修志书825种，其中，行政区划性质的志书(不含专志)有792种(现存471种，散佚321种)，专志有33种(现存25种，散佚8种)。
　　山西现存的471种行政区划性质的方志，约占全国方志数的二十分之一，居全国各省、市、区第八位。按时代分：蒙古、元代1种，明代59种，清代340种，民国71种；按行政区划分：省10种，太原市20种，大同市28种，朔州市11种，阳泉市12种，长治市49种，晋城市27种，忻州地区45种，晋中地区57种，吕梁地区36种，临汾地区87种，运城地区89种；按方志级别分：省志10种，府、州志91种，县志(含所志及一度废县为乡的乡志，如《平顺乡志》、《清源乡志》）364种，乡村志5种。
　　以体裁论，现存方志大多采用记叙体，间有议论，个别采用诗歌体，如《灵石县西河底村四字联语志》、《平陆县图志歌略》。
　　观其版本，有手稿本、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传世者以木刻本居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著录的版本，到目前已发现有疏漏与变化。如刻本中缺录清乾隆《崞县志续编》刻本。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山西现存方志429种，除明代《三关志》外，其余428种均为省、府、州，、县、乡各级方志，据有关资料统计，尚可补充43种，即：民国《山西风土记》、民国《山西省新志稿》、洪武《太原志》、宣统《阳曲乡土历史》、民国《太原县柳子峪志》、民国《太原县明仙峪志》、民国《大同县志》、弘治《应州志》、雍正《右玉县志》、民国《左云乡土志》、民国《左云县要览》、民国《平定县志》、民国《榆次县志歌略》、民国《和顺乡土传》、乾隆《太谷县志》、乾隆《平遥县志》、民国《平遥地志》、民国《灵石县西河底村四字联语志》、万历《祁县志》、民国《定襄纪事》、民国《崞县志修订原稿》、万历《繁峙县志》、乾隆《保德州风土记》、嘉庆《五寨县志》、民国《汾阳县乡土志》、民国《汾阳遗事》、民国《汾阳县地理调查概要》、民国《汾阳县地理》、民国《黎城地理概要》、万历《沁源县志》、蒙古《泽州图记》、民国《阳城县地理概要》、民国《阳城大宁乡小志初稿》、洪武《平阳志》、民国《洪洞县蜀村志》、民国《赵城县志》、弘治《襄陵县志》、万历《乡宁县志》、康熙《河汾集略》、民国《续辑安邑志》、民国《虞乡第三区黄旗营治村志)、民国《万泉县志》、光绪《平陆县志歌略》。
　　二、山西最早的方志为《上党记》，其作者及成书时间不详。但据历代书籍的征引情况及专家考证，认为其为晋人所作。该书现存佚文20多条，记载到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围壶关之事。书中记述了上党郡所属各县的地理形势。
　　东晋太兴二年(319)，武乡羯人石勒称帝，建国号曰赵，“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
　　北魏王遵业，太原人，官司徒佐常侍，著有《三晋记》10卷。今仅见《太平寰宇记》有引文一条。
　　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在全国性的修志活动中，李播撰写了《方志图》；其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明初尤存，后佚。
　　唐代山西方志事业发展较快，这与唐高祖李渊发迹于太原有关。据考证发现，当时修志7种，其中，全省性的有《并州记》、《河东图》、《河东记》，府州方志有《太原事迹记》(也名《晋阳事迹杂记》、《晋阳记》)、《代州图经》、《岚州图经》，专志有《古清凉传》。诸志中(太原事迹记》价值较大，该书由唐大中八年(854)河东节度使李璋撰，原书14卷，宋英宗治平年间刻印时删为10卷，并增加了晚唐、五代的内容。该书佚文40余条，是研究唐代北都——太原的重要资料，有关李渊晋阳起兵时发号施令地点的记述，可补正史之不足。专志《古清凉传》则是山西现存最早的志书，是研究早期五台山佛教史最可信据的资料。
　　宋代山西方志有14种。全省性的有1种：《河东路图经》，府、州方志有9种：《太原地记》、《平晋图经》、《辽州图经》、《宪州图经》、《汾州图经》、《上党图经》、《潞州图经》、(隰州图经》、《绛州图志》，专志有4种：《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盐池录》、《龙门记》。这些志书多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官修方志，其中《河东路图经》多达114卷，为山西元代以前方志中之巨制。传至今天的志书为：《广清凉传》、《续清凉传》。
　　金代山西方志有7种：《晋阳志》、《五台县志》、《泽州图经》、《阳城图经》、《浑源州记》、《应州记》、《盐池记》。这一时期，山西出现了县志，如《五台县志》，且有名家参与修志。如《浑源州记》、《应州记》的撰者朱弁为南宋初著名学者，著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等，南宋初出使金国被扣，寓居大同，志即其时所作。
　　蒙古、元朝有志11种，即《泽州图记》、《河津县地图记》、《平定州志》、《朔州志》、《代州志》(康熙《山西通志》引)、《代州志》(《清一统志》引)、《平阳志》、《汾州志》、《汾西县志》、《河中志》、《应州图经》。其中《泽州图记》是由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李俊民所撰。全书共一千五百言，未分门目，记述了泽州(今晋城)及所属县的地理沿革，间载历史大事。因其完整地保存在《庄靖集》中，故成为今存国内唯一作于蒙古时期的方志。
　　以现有资料看，元以前的山西方志，文字都很简短，多系地理形势、建置沿革的记载，内容不及后世方志那么完备详尽。
　　三、明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十分重视地方志的征集和编纂，中国方志事业开始步入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共有方志309种，其中，永乐朝最多，达100种，次为万历朝91种，嘉靖朝44种。此时，修志范围扩展到省内的每个府、州、县，志书体例相当一致，志书内容在深度上也达到空前的水平。这标志着山西方志编纂体例上走向完备，记述上趋于成熟。但因缺乏借鉴，明代志书也难免有所疏漏。如对王莽篡权后山西县名的更易，都未载录。但总的说来，因为明代方志有刻本传世，且“传例完善、详略得体”，对以后方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特别是山西的方志理论，更为清代修志者所推重。
　　明代，山西一些学者在修志的同时，开始进行方志理论的研究。关于方志的属性，许多人认为，“志者，史之属也”。曾任陕西巡抚的猗氏(今属临猗)人乔应甲指出：“邑之有志，即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不谱之家无统，不史之国何征?”明确强调了史志性质上的相近之处以及修志的必要性。关于方志的功用，明儒认为，“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可以使官宦绅士“洞隆替之源，而施补救之术”，加强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关于佳志标准，嘉靖《曲沃县志》主修刘鲁生明确指出，应该是“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他还指出，要编好一部志书，“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后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尤为可贵的是，“实录直书”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嘉靖《太原县志·凡例》要求“据事直书，而意自见，不著论断。”襄陵教谕吕调元也说：“郡邑有志，犹国有史，所以彰往昭来，贵实录也。”上述种种论述，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且多散见于各志的序跋之中，但许多观点，直至今日仍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清代是山西古代方志史上的极盛时期，共修志书397种，其中康熙朝最多，达98种，光绪朝、乾隆朝分别为96种和84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1、涌现出一批以考据见长的方志。如戴震参与编写的《汾阳府志》、杨深秀的《闻喜县志斠》、张佩芳的《平定郡志考正》等，志书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王轩、杨笃等纂修的光绪《山西通志》被公推为良志，名闻省内外。
　　2、出现了终身致力于修志事业的专家。如杨笃(1834～1894)，字雅利，号巩同，又号称湄，山西乡宁人。同治甲子举人，通经史，工金石书法，一生主要精力用在编纂方志上。他从为直隶西宁县纂修《西宁新志》始，先后编纂了《蔚州志》、《代州志》、《长子县志》、《屯留县志》、《五台新志》、《壶关县续志》、《黎城县志》、《长治县志》等11种州县志书。到其45岁时，受聘为《山西通志》纂修官。该志总纂王轩病故后，他力挑重担，总揽全盘，“亲手编纂，又兼督工作，昕夕无间。至严冬霜雪，犹冷砚孤灯，若忘其苦。甚至指肿如椎，血溢爪脱不肯休。”尝概然曰：“一身之寿天，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光绪十八年(1892)志出，笃由此出名。
　　3、出现了一批用作学堂教材的乡土志。如《保德州乡土志》、《崞县乡土志》、《山西乡土志》、《阳城县乡土志》、《文水县乡土志》等，这些依光绪部颁乡土志例目编纂的志书，使地方志知识普及到了学校。
　　4、乡村开始修志，如汾阳陈家庄就较早修了乡土志。
　　5、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专志，说明其品类之繁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专志有《晋祠志》。《晋祠志》40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大鹏撰。该志不但详述古迹，于水利之保护与利用、各村设渠长与水甲、有关碑刻、联合行动时发的各种通知单等，无所不记，填补了有关晋祠历史的空缺。
　　清代山西方志事业之所以盛行和发达，与清政府多次通令修志有很大关系；也同一些山西籍的官员与学者对地方志的高度重视有直接关系。曲沃人卫周祚，康熙初年任清政府的首铺——保和殿大学土，康熙皇帝就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十一年(1672)通令全国修纂地方志的。
　　在无皇帝诏谕的情况下，重臣(主要是总督、巡抚)奏请修志是晚清(1840年以后)修志的主要形式。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付梓。
　　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清初卫周祚在为《曲沃县志》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了修志“三长”说。他认为：“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要求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做到“正”；虚己受人，广泛采纳众人意见，不主观，不武断，做到“虚”；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左右，做到“公”。这样，才能编修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志书来。
　　清末(1840年以后)，随着志书的大量编纂刊行，特别是以光绪《山西通志》为代表的一批上乘佳志的问世，文人学者对方志理论的研究探讨愈加广泛深入。有突出成就的有杨笃、王轩、杨深秀、徐继畲等。
　　杨笃在其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见解。他认为，编纂志书最重要的“莫先地理，必明于古今形势，而后攻守利害有所述；必详于都邑之变迁，而后文献掌故有所稽”，绝不能“循名求合，凿空为说”。“州、县之志为一方政治所关，风教所系，非徒取备游览佐缀”，在体例上，“当仿正史，不宜效图经。”但他又说：“纪、表、志、传乃文学纪事之法，非史官载笔定例”，主张志书在体例上力求完备，“其体不备，不足以网罗一代之典制人文。”他认为，“史不必图，而志则非图下明，图悉界方，依元和志例冠之卷首，示要也；史必先纪，而志则无纪可言，易而为记，依晋书载记例第之篇末，避僭也，亦以补志传之阙。”他主张对旧志书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他说：“志乘之作，宜仿自古”，但“……山川形势终古不移，制度人文随时有异，往古即难备征而顾，令耳目所及亦听其沈(沉)湮，甚非达政治昭劝惩之义也。”
　　王轩(1823—1887)，字霞举，号顾斋，山西洪洞县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光绪五年(1879)受曾国荃之聘，任《山西通志》总纂。他博采旧志及他省志书之长，制定新的体例，将《山西通志》分为图、谱、考、略、记、录六门。其中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纪今，记以述事，录以存人。六门之下又分37类，类以下再分子目或附目，使志书体例完善，条理清晰。此种新体例的开创，当时就受到朝野赞许。他主张在内容上废除“与地志无涉”的星野，而代之以经纬晷度。他在方志编纂上之独见，是当时方志学探讨中的一种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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