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并倡导新方志编纂工作。1959年7月，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地方志工作，并成立五人小组，负责起草方案，修志工作在省内开展起来。1959年，盂县人民志起草委员会编的《盂县人民志》内部刊印。60年代，山西先后编辑刊印了《晋城县志》(初稿)、《祁县志》(上册)、《陵川县志}(未定稿)、《闻喜县志·革命斗争史》、《闻喜县志·革命烈士》、《昔阳县志》、《山西矿产志}等。同时，大同、榆社、和顺、河津、岚县、五寨、岢岚等县翻印部分旧志版本。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末60年代初，山西除已刊印的上述志书(稿)外，尚有30余县基本完成初稿．并打印成册，如沁水、寿阳、平顺、壶关、兴县、和顺、平定、阳高、原平等；有50余县完成部分初稿，其余少数县也收集了大量资料。这一时期的方志工作，尽管受“大跃进”极左思潮的影响，但毕竟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创修作了一定的探讨和尝试，可惜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方志事业焕发了生机。山西作为新时期最早开展地方志工作的省份之一、80年代初全国地方志工作的联络中心、培训业务骨干的基地和举办各种专题学术研讨会的场所，被方志界同仁誉为“新方志的摇篮”。截至2000年，山西新一届(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修志工作已近尾声，成就斐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山西省方志各级各部门所修志书(包括省、地、县三级志书以及专业志、部门志、区域志、年鉴和其他地情书籍)已达1000余部、4亿多字，远远超过了历代所修志书的总和。
　　1、省、地、县三级志书大部问世。新编《山西通志》规划50卷、66册，5000余万字，除《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二册)、《文物志》、《人物志》、《附录》4卷、5册外，已出版问世46卷、61册。地(市)、县(市、区)级志书规划127部，已出版108部，约1亿5千万字，完成规划任务的35％以上；阳泉、晋城、运城、晋中、忻州、朔州等地市的志书已全部出齐。
　　2、大批地情书籍出版问世。《山西年鉴》198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出版15部；全省先后编纂出版各级各类年鉴200余部、1亿2千万字。各级方志部门还编辑出版了一批部门志、行业志、企业志、山水志、寺庙志、人物志、风物志、乡镇村志以及地方百科全书等专志专史数百种1亿余字。反映山西全貌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山西大典》也已通过终审，即将出版发行。
　　3、搜集整理、点校出版旧志100余种，计5000余万字，其中不乏旧志中的精晶。还编印《山西地方志综录》(祁明编)和《<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池秀云编)两部工具书，推出三种旧志辑佚之作：《汉唐方志辑佚》(刘纬毅)、《山西古方志辑佚》(李裕民)、《晋志钩沉》(李裕民)。地方志部门还编辑出版了《清实录山西资料汇编》，翻译出版了中译版《山西省志》、《山西大观》等。
　　4、地方志成果不仅丰富，且不乏精晶之作。1993年以来，先后有18部志书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奖。其中获一等奖的有《山西通志·地震志》、《山西通志·金融志》、《山西通志·民政志》及《平定县志》、《孝义县志》、《榆次市志》；还有249部志书和地情书籍获山西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其中，《山西通志·党派群团志》、《山西通志·体育志》、《山西通志·粮食志》、《山西通志·军事志》及《晋中地区志》、《交城县志》、《古交志》、《平遥县志》等54部志书获省一等奖。《山西年鉴》1999年举办的全国年鉴评比中，获两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
　　二、历代志书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结果，但本届修志的创新却是带有根本性的，集中的表现是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广泛应用。
　　1、内容方面。新方志继承了历代方志作为“一方之全书”、“史、地两性兼而有之”的传统，但其丰富详尽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志书：(1)经济部类内容在志书篇幅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一般为40％以上，许多志书在按行业分述工、农、商之外，又加了第三产业的其它许多新内容和旅游经济，这是空前的。(2)大量吸收了现代科技的研究成果，如地理方面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测绘、地质、水文、土壤、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方面的研究成果，历史方面的考古学成果，经济方面的统计资料和科技成果以及人口统计资料，等等。这显然是历代旧志不能做到的。尤为突出的是“地震”由“天人感应”的灾异一变而成为科学的记述与研究成果，更是由封建迷信到现代科学转变的典型例证。(3)纵贯上下限的《大事记》记述一方历史发展的脉络，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全书起到统合作用，不但远远超过古代志书中“纪”的内容，而且超越民国时期一些志书的“大事记”的内容，且地位更加重要。(4)时代性更强，如各地新修志书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变化的详细记述，各级志书对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详细记述，都是为了强化时代特色。(5)地方特色更突出。旧志通过对山川、物产、民俗等的记载，体现地方特色，但新志更通过设置专志突出地方特色，如《山西通志》中专设《煤炭工业志》，《运城地区志》中专设《关公文化志》、《盐池志》，《大同市志》中专设《云冈志》，《曲沃县志》中专设《烟草志》等，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创新与突破。
　　2、体例方面。这是新修志书对历代志书传统的继承最为明显的方面，如体裁中的记、志、传、图、表、序，结构方面的有纲有目、横排竖写、横不缺项、竖不断线以及框架设计、层次安排和门类设置等等，但同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和突破。例如在横排竖写方面，总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但在各专志中则有所变通，宜竖则竖，宜横则横，有先横后竖的，也有先竖后横的。结构上，本届修志虽有大编、中编、小编体之不同，但多数都采用了现代著作中明确标设篇(编)、章、节、目的方法，行文中全部采用条目体的是少数，多数采用了自然分段的记述体。在门类的设置上，按事物和思维的逻辑分类，与旧志一脉相承，但在分类方法上，完全采用了现代科学的分类法，有的还吸收运用了系统论的方法，则与旧志大相径庭。另外，旧志一般是以类设卷，而新志除了以类设卷外，还辅之以业设卷的处理方法，以适应现代行业分工与发展的需要。在门类归属上也有突破，如山西雁北地方志办公室提出了“子大分家”的主张，后被山西许多同仁所认同。在实践中如省志专设《煤炭工业志》，既包括煤炭资源的内容，又包括煤炭生产、运销的内容；《阳泉市志》在军事篇中，把本来包含在战事中的突出战例分列出来，二者并置，体现了多角度、多视点的特色。
　　3、编写原则和方法方面。在这方面，除了指导思想的根本变化和从文言文到语体文的重大变化之外，多数情况是具体而微，这里仅举数例加以说明。一是关于“述而不论”，这是志与史的重大区别之一。旧志也有倾向性，多体现为“微言大义”。新修地方志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注重如实记述，不加评论，但是为了便于读者提纲挈领地掌握记述的内容，也为了强化“资治”和“教化”的功能，有许多志书在卷首设了《概述》或《绪言》，篇章中设了“无题小序”，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新修《山西通志》则把《概述》列为50卷之首，以其横的综述与《大事记》纵的记事相呼应，统摄全书。“概述”与“无题小序”仍然保持了记述体，以事实说话，没有脱离“述而不论”的传统轨道，但却体现了修志者的观点和论点，对“述而不论”作了突破。再是关于“生不立传”，新修志书的《人物传》继承了旧志的这一传统，但这一原则的局限无疑带给人们很多遗憾。鉴于此?有关志书除了在志中相应部分采取强化“以事系人”的办法外，在相宜处增设“人物介绍”或“知名人物”等章节，并设置和扩充了“人物表”、“名录”等栏目。还有则是关于方志不能“越地而书”，《阳泉市志》的主编认为，要想强化志书功能，在记述一地的经济科技状况时就必须既作纵向比较，也作横向比较，于是他们在《阳泉市志》经济部类的概述中专门列表把阳泉同全国其它24个同等规模城市的情况作了对比。其它一些志书中也有类似作法。这也是一种有分寸的突破。旧志中多有考证，新修志书中除了在采录资料时反复核实订正外，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沿用了这一好的作法。如《山西通志·大事记》为了存真求实，对某些不确切而有影响的说法，加以考异澄清；无法定夺者则异说并存。又如山西《阳城县志》专设“旧志勘误”一目。此外，新修志书在继承旧志首置凡例、篇目及图表的基础上，增加了航摄地形图、大量卷首照片和随文附入的照片，作到了图文并茂；增设了外语翻译目录、主题索引，适应了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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