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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律体新诗的曲折历程 作者:万龙生 发布时间:2006-08-11 09:34:18 来源: 浏览次数:5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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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之琳:《人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 许可:《现代格律诗鼓吹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许霆、鲁德俊:《新格律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陈本益:《汉语诗歌的节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 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 万龙生:《诗路之思》(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程文、程雪峰:《汉语新诗格律学》(雅园出版公司,2000); 周仲器、周渡:《中国新格律诗研究》(雅园出版公司,2005)…… 那么,在理论研究上究竟取得了什么突出的成果呢? 首先,在文体命名上,过去有“现代格律诗”、“白话新体诗”、“新格律诗”等多种提法,去年首先由“东方诗风”诗歌论坛提出了“格律体新诗”的概念,得到了许多同道的认可,以吕进为首的〈〈新诗诗体研究〉〉课题组已经采用,该书将于明年出版。如果此名得以通用,将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便利。 其他的重要成果有:“无限可操作性”的提出与论证,对于破除格律体新诗是硬切的“豆腐干”的误解与成见,以及克服一部分格律诗作者自身的错误认识具有重大意义。由邹绛开始,尔后由万龙生、程文、孙逐明等逐步完善的分类研究,是在已有的品类丰富的作品基础上,勾勒了格律体新诗的总体框架,即把格律体新诗按照各自的节奏规律,划分为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式,再加上目前已经比较通行的固定诗体:四行诗,八行诗和十四行诗,这样,就组成了格律体新诗的大家族。这些诗体运用起来,的确变化无穷,真正能做到闻一多当年所设想的“相体裁衣”,体现了“无限可操作性”。对此,《新诗格律研究》设专章作了详尽的论述。(5)有研究者还进一步把整齐式、参差式就其形式特征分别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词对应起来,把四行诗、八行诗、十四行诗就其容量分别与古代近体诗中的绝句、五律、七律对应起来,使格律体新诗在中国的传统诗歌中找到了契合点,找到了源头。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其深入与细化的程度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比如骆寒超在《20世纪新诗综论》(学林出版社,2001)第三部分《形式论》中,对格律体新诗作了纵向的宏观的“史”的研究;陈本益采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参照中国古代和外国诗歌,来考察格律体新诗的节奏,写出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许霆、鲁德俊对于十四行诗在中国移植、“驯化”历史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几代中国诗人十四行诗的创作成就,雄辩地纠正了这种外来诗体“不适合中国”的谬见;外国诗歌翻译与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关系,对译诗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的剖析,是这一时期触及的崭新课题;程文、程雪峰《汉语新诗格律学》所作的的分类研究,细致到穷尽了各种字数的诗行包含的顿数的所有可能性;他们还提出了同一首整齐式作品中,每个诗行必须顿数与字数完全相等的“完全限步”说;在诗人论领域,徐志摩、朱湘、卞之琳的研究比较盛行,其中不少涉及他们的格律体新诗的理论与创作,对其他重要格律诗人如邹绛、屠岸、黄淮、丁芒、万龙生的评论也时有出现。凡此种种,充分证明了格律体新诗的理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可喜进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一大亮点。同卞之琳一样,不少研究者如邹绛、丁芒、黄淮、万龙生、程文,同时也是诗人,把理论用于创作,而创作又启发了理论思考。而有待印理论专著《新诗格律问题》的丁鲁,则是诗歌翻译家,为译诗而进行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对两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关于把“的”“地”后靠,以消解四字顿的办法,就是胡乔木与卞之琳在创作基础上互相探讨,琢磨出来的。 理论家同时充任选家,也是一大优点,对于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大有裨益。有好几个成功的范例不容忽视:许霆、鲁德俊在撰著《十四行体在中国》的同时,就编选了《中国十四行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与之互相印证。屠岸的序言和编者的后记学术性很强,对阅读具有指导意义。此前,钱光培也编选了一本《中国十四行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8年出版,每首作品都附有简短评析。前有长序,后有附录(中国十四行诗人谈十四行诗),也是选、论结合的优秀选本。 格律体新诗的宏观性选本迄今已达4种。 1985年,一东一西,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填补空白的格律体新诗选本:邹绛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重庆出版社)和周仲器、钱仓水编选的《中国新格律诗选》(江苏文艺出版社)。邹绛的长篇代序《浅谈现代格律诗及其发展》是本阶段的重要学术论文,首次把格律体新诗分为五类,并且照此编排,具有开创意义。后者的骆寒超序同样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言简意赅地回顾了格律体新诗的历史,阐述了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其格律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指出就是句法、章法和韵法三大块,而以前二者为要。这两个选本当时都颇受读者青睐,在发行上取得了佳绩。 程文、程雪峰为了配合其专著,配套编选了《中国新格律诗大观》(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并根据他们的研究心得,进行比之邹绛更为详细的分类方式编排入选作品。不但对每一类别均有分析介绍,对有的入选诗作也进行了格律个案简析。 周仲器、丁元、黄淮、思宇也于2005年编选出版了《中国新格律诗选萃》,由吉林大学出版。此书入选作品系以诗人生年先后为序,书前冠以周仲器长序《新格律诗探索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流向》,可以看出格律体新诗肇始至今的发展脉络。这同样不仅仅是一种欣赏性读本,也是与研究密切结合的产物。 以上四个大型选本,比较充分、准确地展示了近百年来格律体新诗的创作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创作实绩向世人宣告了格律体新诗存在的基础,并且预示了她的美好发展前景。在进入对本阶段创作的论述之前,需要指出,这四个选本,无一例外,都包含了本阶段的优秀成果。 二、创作态势令人鼓舞 这一阶段的格律体新诗创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创作中对于格律体新诗有着诗体自觉的诗人明显增多,出版的诗集中,格律体新诗的专集或者以格律体新诗为主的当然也相应增多。而且因为受格律的约束,迫使诗人在语言、技巧上下功夫,其中很少粗制滥造的率意之作。两位格律体新诗的领袖诗人,何其芳来不及施展才情就不幸辞世,令人惋惜;卞之琳去世前仍然关心诗坛,扶掖后进,却吟咏极少。不过,他的格律体新诗自选集《雕虫纪历》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格律体新诗的复苏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三、格律体新诗的一片热土 目前的诗坛现状,使格律体新诗的发表和出版都很困难,影响到她的进一步发展。不曾料到她竟然找到了一片热土,一块小小的绿洲。这就是一个名叫“东方诗风”的诗歌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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