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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简介 作者：古风网志苑春秋 发布时间：2026-06-28 16:05:40 来源： 浏览次数：66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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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究竟源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导源于《周官》，据《周礼·春官·外史》云“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有的主张起源于《尚书·禹贡》，认为《禹贡》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地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有的认为渊源于《山海经》，其所载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有的主张渊源于古代诸侯国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有的主张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认为这些文献多载当地掌故，是邦国史志之一种；有的则提出方志多源论，如《周官》之外还提到了《九丘》。《九丘》早佚，惟《尚书·序》中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因后世方志的发展与舆图也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故有人主张方志起源于图经、风物志、风土记等。上述方志起源的多源论，反映出方志事业的传承延续，多方面汲取营养，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的历程，同时也说明方志纂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到宋元时期，方志纂修趋于定型和稳定，体例格式渐臻完备。随着内容的不断充实丰富，有了“旧志”与“新志”的区别，出现了“新修”、“续修”、“重修”、“增修”等名目。 明代继承宋元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明代方志无论从内容到体例，还是从编纂原则到修志理论的形成，都超越了宋元时代。在继承与创新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存的明代方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方面研究领域的拓展，区域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利用方志进行研究，是近年海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视角，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葛剑雄主编、曹树基撰《中国人口史（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就利用了数百种的方志资料进行人口研究；日本的谷口规矩雄撰写《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五十四，日本东京同朋舍，1998年2月出版发行），也注意对明代方志的利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一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利用明代方志资料，对明代祠庙祭祖礼俗、徽州宗祠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常建华《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一文（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20辑，2002年版），通过明代方志的记述，透视女性的活动。王薇《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利用方志资料，分析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发展、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作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代北方地区教育发展状况。南炳文《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从方志记载明人崔恭的资料为例，分析了方志对研究人物的价值。范立舟《明弘治〈衢州府志〉所彰显的程朱理学思想》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3期），分析了(弘治)《衢州府志》的《风俗》、《学校》、《书院》、《诗文》等内容，探讨了程朱理学对后世史学、方志编纂的影响。 目前，利用方志进行明史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时尚，而且日渐拓展和深入，但对明代方志文献本身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成果寥寥，对于方志编修最多的南直隶区域的方志研究更是鲜有涉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国范围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为培养修志人才，一些学者著述撰文，介绍中国方志的渊源、体例、体裁、流派、性质、内容以及方志的理论和价值功用等，出版了一些方志研究的教材和著述，如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邸富生《中国方志学史》（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11月第1版）及其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张革非（主编）《中国方志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吕志毅《方志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等。 这些著述的有关章节均涉及明代方志的发展与演变，对明代方志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对其研究有所推进。然而这些著述对明代方志知识的普及与介绍着墨较多，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尚有待展开，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更显得不足。 综观明代方志研究的基本情况，由于明代方志散佚严重，故对明代方志目录的整理，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出版的有关著述有林平、张纪亮的《明代方志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这是第一部系统收录明代地方志书目的著述，但因缺乏精准的考证和系统研究，舛误不少。如第182页 《颍州府志》二条，著录二志修于明正德六年（1511）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然明代颍州称州，隶南直隶，至清代始称府。因此称府志二修于明代，显然与史实不符；对明代志书的存佚情况，该书也未能做到清晰明了，有的张冠李戴，有的可能仍存世的志书却成为“佚”志，甚至连《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记载的也未能全面反映，这必然给利用者带来一定的麻烦。 关于区域性的考证或书目著述，有王启宇、罗友松等《上海地方志概述》（《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之十四，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3月出版），刘尚恒《安徽方志考略》（《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之十七，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3月出版），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来新夏（主编）《河北方志提要》（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徐复、季文通（主编）《江苏旧方志提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黎传纪、易平《江西方志考》（黄山书社，1998年8月第1版）等，均是研究、整理明代方志目录的阶段性成果。 流散在境外的方志很多，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只记载了已知的极少数孤本、珍本。对此，不少学者予以重视，而且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据1967年昌彼得和乔衍琯合编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所藏明代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台湾地区收藏的明代地方志有460种。美国国会图书馆从1918年开始收集中国地方志，到1942年美国政府印书局石印出版朱士嘉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其中明代有68种，一些珍本在国内已不多见美国大学图书馆以哈佛、芝加哥大学收藏较丰。哈佛燕京图书馆从1930年开始收集中国方志，目前已达3858种，计70550卷，其中明代579种，有原刊本61种，馆藏刊本最早的是明正德元年（1506）刻印的《姑苏志》六十卷。 流散到欧洲的中国地方志以法国最多，据1957年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出版的(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欧洲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记载，欧洲英、法、意、德、比、荷、瑞典7国25家藏书单位，共有中国地方志2590种，除去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的(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收录了大英博物馆及牛津、剑桥大学图书馆所收的2516种方志。其中均有明代方志的收藏。 日本是中国地方志收藏较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方志流传到日本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有人根据各种目录调查，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到嘉庆十二年（1807）的100余年，流入日本的中国府州县志就有800余部，涉及18个省份。如庆应义塾大学就收藏明代方志383种。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山根幸夫1962年根据日本旧上野图书馆（今属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库、天理图书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蓬左文库馆所藏明代地方志，进行整理，编辑出版了《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之后，不断充实修订，1995年又编辑出版了《新编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收录明代地方志715种。 对明代方志存佚情况的清理，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反映了目录学研究与方志整理的一定水平，而且使明代方志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如对明代方志的编纂，一些学者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不同侧面进行研究，力图展现明代修志的基本面貌，其中有张升《卫所志初探》（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明代方志数质疑》（载《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3期）两文，对明代特有的卫所志的编纂进行探讨，并对明代修志数量的成说提出质疑。庞乃明《明代河南儒学与方志编纂》一文（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论述了明代河南儒学与方志编纂的关系。刘道胜《明代徽州方志述论》一文（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论述了明代徽州方志发展的成就。张新民《大一统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明代贵州方志成就探析》一文（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论述了明代贵州方志编纂所取得的成就。郭红《别具特色的地理单元的体现——明清卫所方志》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2期），则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卫所志的发展及其体例、内容和价值之重要，使明代方志研究更趋丰富和广泛。巴兆祥《论明代方志的数量——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通过作者多年的调查研究，对明代方志数量进行重新统计，并归纳出官定体例、申详呈报、乡绅呈请、公告等修志制度。刘益龄《明代山西方志编纂考略》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0期），论述了明代山西方志编纂勃兴的历史原因、修志状况以及体例内容的记述、编修的组织形式、修志理论的发展，对于了解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方志编纂也无不具有鉴戒意义。 对明代方志理论，也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吴奈夫《明代学者方志理论研究述略》一文（载《江苏地方志》，1987年第1期），对明代学者在方志的源流、性质、功用、内容、体例和编纂方法等方面所从事的探索工作，进行了梳理，认为明代学者对方志纂修的理论研究散见于明代方志的序言和题跋中；洪焕椿《明代府县志的普及和江苏方志学家》一文（载《江苏地方志》，1989年第1期），认为明代修志很重视志书的作用，在结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上有所创新，学术价值极高，在地方志的编纂中，明代江苏地区的学者作出了贡献；范金民《明清时期江苏地方志编纂的三个高潮》一文（载《江苏地方志》，1989年第1期），着重探讨了明代地方修志的特点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对方志纂修的影响；巴兆祥《明代方志类型、流派述略》一文（载《江苏地方志》，1992年第3期），对明代方志的类型以及历史、地理、实用三个流派的作用及影响作了详细论述；饶展雄、程慧《明代方志与方志学的发展》一文（载《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系统论述了明代方志的种类、体例的创新与发展，以及明人对方志的性质、作用、史志区别、修志的目的与方法的认识等，肯定了明人对方志发展的贡献；香港马楚坚《略论明人之修志主张》一文（载《明清人物史事论析》一书，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第1版），从方志性质、方志功用、编纂主张等方面，论述了明人对修志的见解和编纂方法，认为明代是我国方志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方骏《明代南京诸司的官署志》一文(载《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探讨了南京各部门官署志的起源、编撰内容及史料价值，从修志的功能揭示了明代修志的特点。 对明人与方志的关系研究，发表的文章有若谷《明嘉靖〈广西通志〉蒋冕序释》（载《广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6期）、余三乐《孙承宗与(天启)〈高阳县志〉》（载《河北地方志》，1987年第2期）、沈嘉荣《顾炎武与方志学》（载《江苏地方志》，1991年第2期）、梁滨久《徐霞客与地方志》（载《江苏地方志》，1992年第1期）等，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蒋冕、孙承宗、顾炎武、徐霞客等人对地方志理论的贡献以及躬身修志实践、读志用志的思想发展脉络；刘雁翔《明代陇右学者胡缵宗生平事迹及方志著述考》（《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5期），对胡缵宗的生平、著述及方志理论进行了专门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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