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南樵诗词资料网> 诗词探讨>理论探讨>
   

话说中锋

作者:毛翰 发布时间:2005-11-26 17:32:50 来源:作者投稿 浏览次数:4654

 
  现代派以“现代”自诩,其实并没有多少现代性可言,“现代派”(“现代诗”、“现代主义”)这个名目只是基于时序所取,与其流派特征完全无关。或者,鉴于中国诗史上早已有一个“玄言诗”的现成名目,不妨沿用,所谓现代派,不如称之为“后玄言派”,倒还有利于标明其流派特征和历史源流,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现代派们总以为别人都是传统的顽固守旧的,只有他们自己是反传统的锐意创新的。他们怎么也不曾想到,他们自己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竟也是“传统”的,作为它的原型,玄言诗在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魏晋时代还曾经是诗坛的主流派,只不过他们的那个“传统”却早已不幸成为了“失传之统”、“不传之统”,在艺术世界的生存竞争中被适者生存的法则给无情地淘汰了,他们坚守那一套才真正是顽固守旧呢!文学艺术的许多观念、理论、风格、流派,在文学艺术史上都是能找到它们的原型的。文学艺术历经几千年发展,到今天,恐怕任何认为自己的一套乃是全新的、从零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创造之所谓“首创论”、“空白论”,都只能是幼稚的妄言。──我不大有把握这一判断是否有例外,但我相信,即便有,也不属于新诗现代派。
  新诗在当今中国受到读者的空前冷遇,现代派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因为其理论的鼓吹和作品的充斥,在参与扫荡了十年浩劫登峰造极的极左派的假大空话语之后,又从另一个极端搅乱了诗坛的是非,败坏了新诗的声誉。近日,一位报考鄙所诗学研究生的湖北某中学语文教师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校一些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语文教师,平素是从来不看诗歌的,问之则曰‘不知在胡弄些什么,我看它干嘛?’诗歌创作无人喝彩。这该是多么尴尬的情形!”这决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现代派的弊端天人共鉴,整个诗国怨声四起,有艺术良知的人们不会视而不见。然而,尽管许多人幡然醒悟,从其阵营中分裂出来,甚至其领袖级人物也频频发言指斥其积弊,现代派的若干新老盟友却仍然痴心不改,苦苦地坚守着阵地。
  其中一个“建设性的”举动便是抬出穆旦 ,将他拥上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第一把交椅。七鼓八噪,如今,穆旦研究已成为热点了,穆旦的地位已不亚于当年东晋的玄言诗大师孙绰了,穆旦的诗集已是注家蜂起了,穆旦门下如今也差不多是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了。我却总也弄不明白,现代诗为什么要写得比古诗还难懂?为什么现代人写的诗给现代人看,还要借助于冗长的注解导读?穆旦篇幅有限的《诗八首》(八八六十四行,据说是情诗),为什么需要数千字、数万字的长文来作反反复复的“细读”?我怀疑是否真有什么用平易流畅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深邃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感?既然一种语言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同一种语言内的艰涩表达难道就不能译为平易表达?是的,诗人应该是思想者,但思想者是否就是诗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水泊梁山,如果缺少晁天王,就让它缺少好了,用不着匆忙拥立谁或改立谁。神化穆旦救不了玄言诗。才从现代迷信的香火中逃出来的我们,不免对一切新的造神运动过敏。
  诚然,玄言诗的某些作派,如逃避现实谈玄究理,可能是时势使然,有时也不妨理解为一种消极的抗议;如幽微晦涩的语言风格,有时可能是为藏锋避讳,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曲折表达方式的需要;如形式主义,有时也可能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艺术探索。可是,当少数不失真诚的探索者身后聚起庞杂的等而下之的追随者,当一切语病、黑话、结巴、晦涩、怪诞、苍白、猥琐、浅薄、痞气、唯丑、没文化、没教养、下半身……都瘟疫般地集合于探索者的旗下,探索者却不加甄别地引以为党羽,一往情深地予以呵护,喜剧效果便发生了。
  有时我甚至想,现代主义最大的敌人也许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皈依到现代派旗下的诗人自己,因为正是他们的作品(《石室之死亡》《0档案》之类)更加败坏了现代主义的声誉。“没有偏激就没有深刻”这一命题是不能到处滥用的,我们不要忘了另一至理名言:“真理再往前跨出一步就是谬误!”说深耕就掘地三尺,说密植就密不透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人的狂热和瞎指挥对于中国农业的伤害,使我老家的农民至今提起来还痛恨不已。将现代主义的某些不无合理因素的理论主张推向极端即推向谬误。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可能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自称为最激进、最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四人帮”和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之流一样。马克思主义难道就不能不与专制和恐怖搅到一起吗?现代主义难道就不能不与晦涩和怪诞搅到一起吗?君不见,被公认为台湾现代诗始作俑者的纪弦,其晚年也颇有悔意,说“从前在台湾,有人故意逃避情绪,切断联想,把诗写得十分晦涩难懂,而自认为很‘前卫’。我大不以为然,决不点头。说现代诗是‘难懂的诗’,如果不‘难懂’,就不‘现代’了,那真是一大笑话!”
  还有所谓后现代,其调侃一切、亵渎一切的痞子口吻,与文革之初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红卫兵精神是一脉相传的。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们应该知道建构什么,解构什么,知道破坏之后还须建设,解构之后还须重新建构。人毕竟要有理想,人类的理想未来不能寄于乌托邦,也不能存于荒漠或废墟。况且,并不是任何既有的建构都是可以亵渎和解构的,譬如爱国情怀,譬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着黄河洒泡尿的小痞子作派终究是难以容忍的。
  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在一个宽容和多元的诗坛上,玄言诗、后现代其实都不妨存在,不妨聊备一格。“不管它多么怪异,多么令人倒胃口,都有它们存在的权利,正如癞蛤蟆和赤练蛇都有存在的权利一样。看不懂癞蛤蟆和赤练蛇并不是生物学家的光荣,看不懂某些后现代诗也不是诗歌评论家的自豪的本钱。” 可是,癞蛤蟆和赤练蛇有存在的权利,却没有主宰生物圈的权利,没有成为生物圈中巨无霸的权利,没有吃天鹅肉,剥夺天鹅和夜莺们生存权的权利。而“癞蛤蟆和赤练蛇”在某些理论家那里一贯被唤作“第三代”(如果把艾青等当年的归来者算作第一代,朦胧诗算作第二代,第三代就只有“癞蛤蟆和赤练蛇”吗?)备受鼓噪,正是试图赋予它这种权利,张扬着它的这种权利欲。而对于非生物学非诗学职业的,不愿意自讨苦吃自找罪受的一般动物观赏者和诗歌爱好者,咱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也像咱们一样忍受着痛苦和恐怖,倒着胃口,去看直到懂咱们这丑陋可怖的癞蛤蟆、赤练蛇和第×代的诗呢?而论者立论,是不能不照顾一般观赏者、读者的审美心理,只以一己偏好和怪癖为依据的。
  温故而知新。魏晋玄言诗早已被诗史所遗弃,“后玄言诗”在诗史上的命运,也不会比它的上一轮回更为美好。如果不满足于聊备一格,而奢望着主导诗坛的话。

                     3

  今日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艺术界,“先锋派”的名称约定俗成,其诗群风貌人们耳熟能详。不过,“先锋”一词并未标识出它所命名的这个诗群的艺术特征。着眼于空间次序的“先锋”(与“后卫”相对)这个名称,可能是从着眼于时间次序的名称“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相对)派生出来的,二者大致是同义语。
  从世界范围讲,“现代主义”的创作和理论是针对鼎盛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某些暮气(流派意义上的。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则永远不会过时,也无所谓暮气。)而推出的,因其花样繁多,一时找不到一个名目能概括其形形色色的主张,只好以一个不涉及艺术特征而仅仅着眼于时序的名词“现代主义”笼统称之。其实,如果鉴于其有意反拨、补救传统现实主义的某些暮气的初衷,笼统称之为“非现实主义”,倒是大致切近其艺术追求的。
  现代主义被引入中国诗坛,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已开始了的,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以及“九叶诗派”相继出现,现代主义在中国曾经代不乏人。及至五十年代,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现代主义遂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或许真的应验了“愈禁愈香”那条规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迅速崛起,从尚未褪去社会使命意识的传统色彩的“朦胧诗”,到叫嚷“Pass北岛”的更为纯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暴动”,先锋派来势凶猛,尽管其宣言的分贝数远大于创作实绩,先锋诗的阐释和鼓吹却很快成为“显学”。
  随着先锋派的崛起,此前在诗坛居正统地位的一派便成为传统派(左翼传统派)。但传统派拒不承认先锋派的合法存在,一直在攻击着先锋派的美学原则,如“表现自我”、“诗与政治无关”等。面对传统派的某些偏狭和僵化,先锋派也往往表现出偏激的情绪,以其叛逆精神自诩,以其探索精神自大,以其“超前性”自得,对传统派轻蔑有加。
  就在“先锋”与“传统”两大诗群唇枪舌剑论战不休之际,诗的阵营实际上在急剧地改组着,在先锋与传统的边缘地带迅速集结起一个中间诗群。他们既与非现实主义的先锋派保持着距离,也与现实主义(包括伪现实主义)的传统派拉开了间隔,这便是当今诗坛的第二方阵。这一方阵是由于“一面向着魔幻诡谲的晦涩难懂的文字形式告别,一面向着抒情平面,形象平面,想象空间狭窄,缺乏多层次感受性能的陈旧、贫瘠的艺术观念告别” 而集合的。相对于先锋派的“言过其实”(宣言超过其实绩),他们倒一直是“实过其言”。他们有时也介入论争,那景观便是“左右开弓”(程光炜评杨光治论争姿态用语)。这一方阵实际上已经是今日诗旅之主力所在、重心所在。不过,这一方阵至今尚无公认的名目。
  八十年代以来,在诗评、诗论及诗史的文字里,“先锋派”开始独占鳌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致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诗发展可以这样描述:归来者的诗、朦胧诗、现代诗、后现代诗。后三者又总称为“新诗潮”或“先锋诗”。给人的印象是,艾青一代之后就是先锋诗独领风骚,先锋诗就是这二十年来的诗歌主潮。其实,这多半是一种幻象或错觉。只要逐期翻阅一下七十年代末以来出版的《诗刊》,你会发现其中发表的“先锋诗”不会超过总篇目的百分之十,即使是后来作为先锋诗大本营的《诗歌报》,其中发表的“先锋诗”也不会超过其总篇目的三分之一,更多的诗歌创作则主要是属于第二方阵的。第二方阵在诗坛早已是一个巨大存在,一个中坚阵营,却因为多年来没有一个响亮的名称,没有揭起一面大旗,显得“没名堂”而久受忽视。
  作为这一方阵的理论代表,吕进、朱先树、杨光治、袁忠岳和阿红等几位诗评家,八十年代中期两度聚会北京上园饭店,出版论文合集《上园谈诗》,有人遂称之为“上园派”。但这一称谓显然是随机的,未经斟酌的,近乎戏称,且并不涵盖创作。
  那么,该给这一方阵取一个怎样的名称呢?依据艺术特征,在现实主义(包括伪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为之寻求一个精妙入微的名目是困难的。而回避艺术特征,着眼于时间次序,试图在古典主义(也不准确)与现代主义之间为之寻求一个名目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回避艺术特征,着眼于空间次序为之命名。以我浅见,鉴于这一方阵在先锋派与传统派之间所处的位置,及其以传统为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前瞻性或前倾姿态,不妨称之为“中锋”、“中锋派”或“中锋诗群”。
  下面,我就试着探讨一下所谓先锋派──中锋派──传统派三者的关系模式及中锋诗的艺术特征,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表现自我与教化读者
  诗人何为?诗歌何为?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写诗?诗具有哪些功能?文学原理教科书上说,文学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这显然是指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对于读者大众所产生的客观功能。就诗而言,传播知识非其所长,所谓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不妨表述为教化功能,审美功能则不妨分解为陶冶功能和娱悦功能。但这还只是诗歌功能的一方面。诗歌的另一方面的功能是,对于作者主观方面来说,它体现为发泄功能,自我表现和自我娱悦的功能。
  对于这主、客观两方面的功能,传统派强调的是客观方面,主要是教化功能,所谓“诗教”,希望通过诗歌激发社会大众的政治热情,优化其精神境界,使之成为“化内之民”。先锋派强调的是主观方面,是“表现自我”(前人谓之“独抒性灵”),是希望通过诗歌张扬自我的存在。为了实现教化功能,传统派强调“文以载道”,抒人民之情(有时也难免假冒人民之名),诗中抒情主人公是所谓“大我”,有英雄主义倾向;为了实现发泄功能和自我表现的功能,先锋派强调的是“文以载欲”(恕笔者杜撰。欲,当包括意识和潜意识中的表现欲、创造欲、性原欲等),诗中抒情主人公是“小我”,有时还特别标榜反英雄,反崇高。
  

共 3 页 当前第 2 页 首页 上页 1 [2] 3 下页 尾页

关闭窗口


【作者相关文章】
  “超文本”诗集《天籁如斯》问世
  狼牙山
  “9.11”三周年祭
  诗人毛泽东
  中国当代诗坛中锋·十家诗选


【网友评论】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用户名 密码
没有账号请注册
 
 
南樵诗词资料网
联系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