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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作者：张咏梅、邹佩丛 发布时间：2005-09-17 16:59:13 来源：南雄论坛 浏览次数：7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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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太夫人是一个温雅端庄慈祥恺悌的妇人，而且是很美丽而很有妇德的。她的下颔稍尖，而眉目清秀，虽至老年时代，还是很康健的。她也不免受中国妇人缠足的恶习惯的痛苦。而表示他们民族的显明的分别；这是中国贵妇人的资格所必须，所以虽受痛苦，而不以为意的。 中山曾经郑重地对人说到，我的母亲是中国人，自然是缠足的；我所以这样长久地容忍这种习俗的原因，就是因为敬重我们的母辈。 中山的父亲是留发辫的，他的每（母）亲是缠足的，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很以民族的旧俗自豪的；他们俩终身相爱，在家庭中是很快乐的。 他们家中还有两个很好的妇人，依靠着孙太夫人而生活，她们也同样是缠足的，她们是嫁给孙太公的两个弟弟（的媳妇），都是寡妇了。” “孙家在翠亨也可算是一个望族。他们的生活，是完全合着中国的风俗，也绝对信仰皇帝和村中的偶像。” “缠足的风俗，中国人当时都以为是良好的习惯，可以维持他们的体面。所以不论那一家，都是热诚奉行的。受苦的女儿们，因为小脚是高贵的标记，所以也都愿意忍受的。许多女子，因此毁伤肢体，终身成为废人，也有受血毒而死的。这实在（是）违背生理的一种残酷的风俗。就是那受害较轻的，也不免使脚形变坏，脚踝足趾都受伤害，终身行路非常痛苦。 孙家完全是中国式的，相信种种中国风俗，缠足当然也要奉行的。中山的母亲，曾经受过缠足的痛苦，没有什么危险，还算侥幸。他们对于缠足的风俗，心里也以为有些野蛮，但因为这是中国积习，所以认为好的。于是中山的姊姊，自然也免不了这个痛苦了。她忍受着缠得像铁一样的足带的痛苦，阻碍了足部血液的流通，夜夜转碾反侧的呻吟着，竭力忍受。她坚忍地等候天明，盼望痛苦减少些。但是到了天明，她的全体已疲乏不堪，而悲痛又要开始了。 后来中山对于此事不能再忍受了，因为他爱她的姊姊，所以勇敢地走到他母亲那里说，母亲呵，这个痛苦太厉害了，请不要再缠罢！这是中山对于改造的第一次努力。他的母亲忧愁地摇她的头说，文呀，倘使你姊姊现在不忍受痛苦，伊的脚怎么会成金莲呢！这种痛苦不会十分长久的。倘使我们违背了这个中国的风俗，不替你姊姊缠足，她长大的时候，就要嗔怪我们了。 中山很热心地听他母亲讲述的话，他又复抗议说，中国女子把两足毁伤，实在是毫无理由的。于是他母亲提出客民不缠足的事情来做有力的辩驳。客民是住在广东的外来人种（应为客家民系），广东人并不把他同等看待的。但是这些话不能解决这个辩论。后来他母亲因为既爱她的儿子，又怜她的女儿，于是在村中请了一个女专家，不顾中山继续不断的抗议，依旧把她的足缠小了。 中山后来用了政治上的势力，废除这种风俗，现在侥幸已经过去了。他初次的改造工作，就开始在‘请不要替姊姊缠足罢’这一句，描写这位大改造家早年的品性，是很重要的。” “中山渐长，屡屡搜求真理，惊动了翠亨的父老。中山反对他姊姊缠足的事情，他们已经听见了。倘使他只在家庭内努力改造，那还没有什么妨碍，但是要扰及全村父老的好梦，是他们所不许的。后来中山不但抗议家庭中的种种迷信和愚昧，并且在村中父老面前，也一样地发言，使这班老先生们惊骇不已。” “中山在幼年的时候，便觉得中国人死守着卖儿，溺儿，娶妾，拜神像，缠足，和种种不合理的旧俗，实在不足深责。” “缠足，纳妾，吸鸦片，不卫生，官僚腐败……这种不能因为是旧习惯而原谅。”(35) 其实，上面引文“他母亲提出客民不缠足的事情来做有力的辩驳”一句是中文译者对原文内容进行简述的文字，其英文原文为：“‘Behold the Hakkas! ’declared the mother of Wen.‘No hakka women has bound feet. The Hakkas do not bind their feet as do the Bandis or Chinese. Would you have your sister a Hakka women or a Chinese women ? Would you have her as a stranger or as one of us ?’”邱捷先生译成中文为：“文（中山）的母亲断然地说：‘看看客家人吧！没有一个客家妇女是缠过足的，客家人不象本地人或中国人那样缠足。你想你的姐姐成为一个客家妇女还是一个中国妇女？你想她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还是成为一个外乡人？’”(36)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林百克笔下孙家的风俗与翠亨村民没有什么区别，在涉及缠足问题时，书中还专门讲到客家人是不缠足且受歧视的外来民系，而从林百克的叙述以及孙中山母亲发表见解的语言环境来看，孙家无疑是居于“热诚奉行”妇女缠足这一“自然”的而且绝对不能“违背”的“积习”以求“高贵”的当地人的地位的。如果孙家是客家人，那么孙中山的姐姐自然不必“奉行”当地人缠足的“风俗”，反倒完全有理由“奉行”客家人保持天足的“习惯”了。 四、关于“紫金说”的证据问题 持“紫金说”者包括罗香林先生在内，其“紫金说”的证据主要有三个：一是孙中山的祖籍在“Kung Kun”，二是孙科曾为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作序，三是紫金的琏昌即香山连昌。 (一)关于“Kung Kun"。1925年纽约出版的林百克所撰英文版《孙逸仙传记》中有孙中山关于其家世的叙述：“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 on the East River.” 而1926年上海开智书局出版的徐植仁的中译本译为：“我们的家庙 ，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里。”(37)徐译“Kung Kun”为“龚公”，而“紫金说”的提出者罗香林在提出“紫金说”之前在《客家研究导论》的一个注释中认为徐植仁的翻译有误，罗说“Linebarger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Tung字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民十五年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38)按罗先生这种解释，则是孙中山承认祖籍在东莞的证明。然而，罗先生后来却排除了自己的这个“无疑”的推断，在撰写《国父家世源流考》时，另将“Kung Kun”音译为 “公馆”，而在紫金中坝孙屋排村的《孙氏族谱》中提及一处祖坟的所在地土名“公馆背”，罗先生遂将孙中山的祖籍认定是紫金(39)。而紫金孙氏是客家人，因此罗氏认为孙中山也是客家人。这就是“紫金说”和孙中山是客家人之说的来历。然而，这种推断是很不可靠的，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林百克笔下的“Kung Kun”有没有笔录错误，二是印刷有没有错误，三是根据语言环境能否推断“Kung Kun”所指即为“公馆”，四是林百克笔下孙家的现实生活与罗氏笔下“公馆”人的民系特征是否吻合。对于一、二两个问题，既然罗香林先生认为徐译有误，那么，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该书作者即最权威请教，怎能自作主张地认定“Kung Kun"就是“公馆”呢？据查林百克1939年才逝世，其生前的大部分时光活跃在中国政界与法律界，而罗氏是在30年代之初从事“客家研究导论”时就已开始对孙中山家世进行“源流考”的工作。至于罗先生的“公馆”，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其一，紫金孙屋排孙氏的一处祖坟在“公馆背”，而不是祖祠或家庙在“公馆背”，这与孙中山的自述不吻合，况且这“公馆背”只是土名，孙中山与外国人谈话怎能不讲县名村名，而只讲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土名“公馆背”的地方？并将“公馆背”省略为“公馆”，这不是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吗？而孙屋排村却从来也不叫“公馆村”(40)。其二，紫金中坝孙屋排村位于韩江支流琴江上游，至多算得上是“韩江孙屋排村”，(41)怎能与“东江”联系起来呢？因此，无论“龚公”还是“公馆”，都与孙中山的自述对不上号，而东莞“据其地望推之”，当属东江流域（下游）无疑。至于第四个问题，前面引述《孙逸仙传记》对孙家的描述已明白昭示孙家不是客家人，而是当地人，而罗香林将“Kung Kun”译为“公馆”后则使孙家由当地人“变成”客家人。而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客家人与当地人在语言、妇女足型和婚姻对象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此一来，岂不是意味着林百克对于孙家的描述或者说孙中山对于家庭的自述都有问题了？事实上，林百克的记述与孙中山的自述是非常真实的，而林百克笔下孙中山祖庙所在东江的“Kung Kun”倒着实有点儿问题，而这“Kung Kun”对于《孙逸仙传记》而言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并不重要的地名而已，而罗香林先生却偏偏对这有点儿问题的“Kung Kun”具有浓厚的兴趣，以此作起了孙中山祖籍源流考的大文章，直至获得了孙中山祖籍在紫金、孙中山是客家人的“重大发现”，而他的这一“发现”与林百克对孙家现实生活的描述（或说是孙中山的自述）则是南辕北辙的。 (二)关于孙科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序问题。请名人尤其是政界人物作序，常见的做法是作者拟好序后找名人签名。尽管孙科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了序，但并不能就据此认为孙科认定其祖籍为紫金。而事实却是，孙科对紫金与东莞都不排斥(42)，其对于祖籍东莞的表示有：1、1933年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一书是对1932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内容进行审定从而签注意见的权威性资料，《初稿》记载翠亨孙氏先祖的迁徙过程是：…浙江杭州?南雄珠玑巷?东莞员头山?上沙乡?香山涌口?左沙头?迳仔?翠亨，这与民元5月11日孙中山参加广州孙族恳亲会时孙龙光演说所称孙氏“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的说法是可以互相印证的。(43)而在《签注汇编》中，孙科先生的签注文字被全部收入。可以看出，孙科仅将“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分居左头”，并无其它任何异议(44)；而左头孙氏有确凿证据源于东莞，一直与翠亨孙氏互相承认为同源族亲(45)；且“左”的“”字与“南”的“”字一样，都是当地地名用字，很不常用，但长期在外很少回乡因而并不谙熟家族事物的孙科却能将“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左头”，这说明他对“左”的印象很深，(46)因为正如《长编初稿》所记“左”是他的先祖乐千的“分居”地。2、孙科为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所撰《总理事略》一书题写书名，并为该书亲笔题词“《总理事略》，编订明备”(47)。上述两部书稿都持孙中山祖籍为东莞的观点。3、1947年，孙科还为东莞上沙车站茶亭题写“国父先代故乡”，该茶亭于“文革”期间被毁，留有照片为证(48)。由此可见，孙科本人对紫金与东莞都不排斥，不过，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即孙科在1942年《国父家世源流考》问世以前是坚持东莞说的，1942年后则接受了紫金说，(49)他的这种转变，无疑是因罗香林曾有“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50)这一完全是主观上的推断引起，而罗氏早期的这一推断又与其后来对翠亨孙氏先祖的迁徙路线…紫金忠坝?增城?香山涌口门（不是涌口）?翠亨的推证互相矛盾。因此，孙科先生并不清楚“东莞”与“紫金”两地对于他的祖籍而言是互不相容的关系(51)。但即使他接受紫金说之后，他对东莞也并不排斥，如1947年为上沙茶亭题词，这正说明他从1942年以后对祖籍问题已难以把握，至于他晚年及其夫人陈淑英认定“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当庄政先生（台湾学者）得知陈淑英发表上述见解时，便亲自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探望陈淑英以证实此事，结果得到陈的答复是：“我不能说国父一定是客家人，也不能说一定不是。”(52)可见孙科夫人虽倾向于紫金说，却不能绝对肯定。 (三)紫金琏昌与香山连昌的关系。有关史料证明，孙中山的十二世祖名连昌，而紫金孙氏族谱里则有个孙琏昌，也是十二世。持紫金说者便称紫金的琏昌即是香山的连昌，琏昌是香山孙氏的始祖，(53)其实，这种推断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其一、紫金琏昌系第二房，其父名孙鼎标，而香山连昌则为第三房，其父名孙瑞英，二人房次及其父名不一样。(54)其二，紫金《孙氏族谱》称“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但罗香林先生却称琏昌“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55)。而翠亨《孙氏家谱》载连昌公之五世先祖礼赞、六世先祖乐南在明朝成化年间就已“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不是涌口门村）居住”，至清朝“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村居住”，而迳仔孙连富（连昌之二兄）的后人孙华祥（现居檀香山）所保存的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基本吻合(56)，该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略记》(57)的发现都进一步证实了瑞英与连昌的传代关系，可见罗先生用主观推断的方法把紫金孙屋排《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族生殁纪念部》(58)硬性嫁接，即把紫金琏昌与香山连昌视为同一人，其证据是何等之不足。其三，紫金琏昌曾参加过钟丁先抗清起义，据考钟丁先起义发生在清顺治三年左右，即1646年前后(59)，而香山连昌1669年才出世，因此，紫金琏昌与香山连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一个人。既然香山连昌不是紫金琏昌，那么，紫金琏昌与香山孙氏也就没有源流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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