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母亲河——长江。从几千万年开始的昆仑（陆）大板快——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大陆不断隆起，地球正发生着地理环境的巨变。而到200万年左右，随着印度板块向昆陆板块的挤压增剧，青藏高原的隆起加速，发端于高原的众多河流顺势以奔腾无阻之 势穿越横断山脉向下一级阶梯——云贵高原下切，这种亘古未有的地理大变化才是孕育人类真正的上帝之手。虽然海外昆仑——非洲有了系统的南猿，但非洲始终没有出现让猿进化成人的长期的外部地理环境的“推力”——即西方误认为的“上帝造人之手”。猿进化步入人类殿堂的正是青藏高原隆起后这种 自然推动力后的地理生态大变化：南面喜马拉雅山西东横贯高不可攀，西面葱岭（帕米尔高原）冰寒峭拔，北面干旱少雨风沙茫茫，只有东面成为猿类生存奔赴的天然场所。人类的祖猿从青藏高原越来越少的森林中下得地来长期“劳作”进化，越来越干涸荒漠化的趋势又使得他们本能地沿着河流向东南部的森林湿地前行，也正如那发端于青藏高原的河流向东南下切一样向下一个阶梯——云贵高原、黄土高原，这个过程也正是猿 人更进一步从生理上迈向人类的过程。

　　 而原本青藏、云贵并南亚次大陆部分绵延一块，从上几千万年到800万年到500～300万年的灵长类系统连贯，至于200万年后的人类发展在长江流域更是绵延不绝了。而其它地方纵使有可能进化成人类的猿类，但是没有最后这种不可抗拒的地理的变化环境的推动，如非洲大陆，即使有系统的南猿，但茂密丰富的森林资源又怎能使猿下得地来进行长期前肢后肢的分离“劳作”呢？更遑论其它地方虽可能也有人猿担还非常不系统更别说还没有猿进化成人的必然环境了。

　　 毛主席《贺新郎•咏史》中有“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的诗句，是猿类步入人类殿堂进入石器时代的高度形象概括。从目前所发现的人类进化的材料分析，从5500万年前的湖南衡阳亚洲德氏猴——4500万年前的江苏溧阳中华曙猿——4000万年前的山西垣曲世纪曙猿——3500万年前的埃及法尤姆猿，一幅人类祖猿进化始图已眉清目晰。接下的人类进化链就是：从腊玛古猿——南方古猿——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亚洲发现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的化石猛增，尤以中国滇中高原发现的材料最为丰富，它们的地层年代为1500万年——250万年前。随着考古和科学研究的深入，根据世界各地（主要是亚、非、欧三大洲）所发现的大量古猿骨骼化石，科学家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大约1500万年左右，随着青藏高原的快速隆起，南部西部形成高耸入云的山脉高原、北部形成少雨的干旱沙漠区，气候地理变化越来越迫使古猿从青藏高原腹地向东部边缘转移，开始播下人类进化的种子。进一步的研究的表明，人类起源于亚洲的范围还要进一步缩小，即青藏高原东部、长江黄河流域，很可能是人类起源最有希望的区域，是人类起源的关健区域。其中又以滇中高原、长江流域中游为最重要的化石猿类包括腊玛古猿、西瓦尔古猿、南方古猿、猩猩、长臂猿等演化发展的区域，已形成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化石材料的丰富宝库，基本系列为：开远腊玛古猿、禄丰腊玛古猿、蝴蝶古猿、东方人、巫山人、元谋人及其以后的各个时代的古人类。这种连续、有序的人猿进化链的形成在此独一无二，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非洲难望项背，无法迄及，充分显示了人类起源地的独有特征。到距今5万年至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更是己遍地分布。据《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一书不完全统计，四川省（含重庆市）有5处，贵州省有10余处，云南省有10多处，西藏3处，湖北省4处，江西省2处，安徽省共有旧石器地点12处，江苏省3处，而湖南省则多达60处之多。从5～1万年间的原始石棚、棚架、茅棚、窝棚、高台式建筑，如距今5万年左右的长江三峡江陵鸡公山遗址的圆形石棚，到1.8万年前的湘西北临澧竹马村遗址高台式建筑，再到风靡长江流域及以 南的干栏式建筑，如到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时代“干栏式”建筑跨入技术新时代，铆钉技术已十分成熟，长江西南地区“干栏式”民居建筑——俗称掉脚楼沿续至今。

　　 至于说到人类取火化腥，目前最早的还是追溯到长江流域的元谋人了。当历史的尘埃被风吹雨打去，文明的真相便显现在我们的眼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使长江流域文明进一步大放异彩，其人类起源文明发祥源头显露端倪。重庆市奉节县云雾乡兴隆洞发现了1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时代遗址，出土了鸟形石雕、石哨和有刻画纹的剑齿象牙雕；湖南道县玉蟾洞出土近20000年左右的人工栽培稻遗址，伴有原始陶器、原始编织物；在地层堆积跨度为20000-9000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同样发现了野生和人工栽培水稻、陶器；10000-8000年的浙江上山、湖南常德彭头山稻作文化群，灿若星辰。距今8000年左右的湖南怀化高庙遗址的陶器上所发现的“乾坤卦象图”、“星象图”，遗址地层出土的大量水陆生动物骨骸，其中部分猪牙床经鉴定已属被驯养的家猪，有的陶罐上还绘制有“火焙鱼”形象，无不印证了《易•系辞传》说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记录的准确无误。

　　 至于神农踪迹更是遍布长江流域，以湖南居多。如祁阳、耒阳、嘉禾、桂阳、汝城、耒山耒水、炎陵、茶陵等与神农氏有关的地名比比皆是。湖南郴州《桂阳州志》引《衡湘稽古录》说：“《管子》曰：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九洲之人，乃知谷食。”又云：“天降嘉谷，神农拾之，教耕于骑田岭之北，其地曰禾仓，后以置县。”今日之嘉禾县城，古名禾仓堡，即是纪念神农拾嘉谷教耕之事。神糯拾得嘉谷，又思播耕之法，在郴州汝城耒山发明耒耜。耒为柄，耜为铲。西晋谯周《古史考》说“神农作耜”、“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衡湘稽古录》载：“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耒山。”耒山在郴州汝城县城南五里，即因神农帝在此发明耒耜而得名。湘江上游的耒水因发源于此而得名，耒阳又因城临耒水之阳而得名。《列子•汤问》“楚之南，有炎人国”， 《淮南子•天文训》：“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祝融）”可见，“祝融”一职早期还是辅佐炎帝的，到黄帝完全执掌中央政权后，炎帝司南职责才由祝融完全掌管。到了“三代”后，虽然黄帝势力经营中原已达几千年，长江流域许多科技文化仍然领中华并世界之先河，由长沙马王堆、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所验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远的有燧人、有巢、伏羲、神糯、炎帝纵横驰骋，创造了大九洲全球文明文化一统世界；近有“三代”周朝三位开国帝文王、武王和成王之师的熊鬻、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之师老子、中国第一诗人、世界四大古代诗人之一的爱国主义大诗人屈原，等等。 随着炎帝势力的消弱，黄河势力的进一步迫压，糯民逐渐分化成夷，夷又进一步分化成“百越”、“百濮”，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苗、瑶、壮、土、彝、侗等少数民族，不断潜入深山老林之中，“上峒梅山上山打猎”、“中峒梅山掮棚放鸭”、“下峒梅山打鱼摸虾”，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皇皇始祖从长江走来。炎帝、蚩尤、轩辕族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都是古老伏羲氏族的后裔；神农氏是继伏羲时代后引领人类进入农耕文明的主要文明势力；神农时代是长江流域农耕文明向四周扩散并辗转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时期，也是古史记录的伏羲神农全球大同大九洲时代。《绎史•黄帝纪》：“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今湖南道县玉蟾岩农耕文明遗址向东北不远正是神龙“斫木为耜，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耒阳”（市），再向西南不远有《拾遗记》所载“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的“嘉禾”（县），都印证了古史记载的正确。《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氏族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引领人类步入文明阶段。

　　 炎帝、蚩尤部族以牛为主图腾，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展开来的主体文明势力，当时势力已覆盖中华本土及海外文明地域。《帝王世纪》曰：“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这个姜水，历史上发生误会，以为是西北一带的小河姜水，其实，“姜”者，“江”也，“姜水”，“江水”也，今长江。《方舆览胜》中记载的黄帝登“熊湘”之地，当为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其“熊湘”之山当为今天湘中的大熊山；这一带即是蚩尤势力的老巢，也是轩辕家族的发源地。当神农炎帝晚期，轩辕族强大起来，但蚩尤族做为神农炎帝族的直接继承族裔更具传统权威性，这一点，从黄帝战胜蚩尤后还要假其画像以威镇天下为佐证。《龙鱼河图》载黄帝得玄女兵信神符而擒杀蚩尤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珍服。《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费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赤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微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段记载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的历史信息呢？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五帝本纪》是以黄帝为中心的皇家史，记录者为了这个中心而对历史时序进行了一定的角度处理。正常次序的论述应当是“神农之时”，也就是神农时代的晚期，“神农氏世衰”是说神农氏世的宗主继承者炎帝势力衰微，天下诸侯开始相互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炎帝势力又镇服不了，总之是天下开始大乱了。这段信史的整体背景还是非常清楚的，时间是神农时期，当然以黄帝中心论就搞文字游戏说成了是“轩辕之时”，主要的对手是炎帝、蚩尤、黄帝三股势力；历史的真相应该是炎帝、蚩尤代表传统传承势力，轩辕黄帝代表新生力量，轩辕势力战胜炎帝、蚩尤势力表明新生力量战胜传统势力，形成历史的突破：父系力量战胜母系力量。由于这个信史是在轩辕势力代神农掌管天下为黄帝后的角度来记述的，故才有了这些对炎帝、蚩尤势力的或贬或不实之辞，如“蚩尤最为暴”、炎帝族本为帝系宗主地位怎么“炎帝欲侵陵诸侯”呢，明显感觉这段记录的一些逻辑时序的混乱。

　　 南京市 六和(合)区文物保管所所长蔡明义从2001年开始考证黄帝的岳父敕封六和(合)方山的课题，得出炎帝和黄帝拥有共同的祖先少典，少典氏部落是伏羲神农氏的后代。少典正妃任姒，又名女登，生了炎帝。少典另一子名勗其，勗其的十一世后代即为黄帝轩辕氏。据典籍记载，炎帝的第11世孙姜雷联合轩辕共同打败蚩尤，并且将帝位让给轩辕，使他代替炎帝族成为部落联盟首领，正式命名为黄帝。黄帝又委任姜雷为左相，封为 六和(合)方山侯，并以地赐姓，从此姜雷更姜姓为方姓，成为方姓始祖。后来，黄帝娶了发明植桑、养蚕、织丝的方雷之女嫘祖为正妃，方雷便成为轩辕黄帝的岳父。炎帝和黄帝之间相差11世，这与李学勤研究认为炎帝早于黄帝，其间共历八世时间上虽然有些出入，但大体方向是正确的，是向历史真本的靠拢。历史考证涿鹿、阪泉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说炎黄之战与黄蚩之战实际上即是一次大战，并将大战的主角方炎帝与蚩尤说成是一人。西汉贾谊不止一处说炎黄大战是在“涿鹿之野”，夏曾佑先生在20世纪初撰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亦指出“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争斗涿鹿之野，”有的对照《水经注》和《五帝本纪》分析“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的观点。《水经注》关于涿水的记载：“ 涿水出涿鹿山，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魏土地记》载：“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汉书•刑法志》说：“涿鹿在上谷，今现有阪泉池、黄帝祠。”晋《太康志》记：“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 据此，有学者认为，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就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由是也认为所谓赤帝（或炎帝）就是蚩尤。这些研究无可厚非，但得出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化。用通俗的话做点总结就是，炎帝、蚩尤、黄帝都是伏羲神农氏族的后裔，是部落、部族、首领的号称，是神农时代晚期重要的文明力量，是以长江流域农耕文明为基础开拓四方并在黄河流域进行政治决战的主要对手。随着历史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以族姆传承相继的母系社会越来越受到男性的挑战，轩辕势力就是代表父系势力在黄河流域发起了向传统的以长江流域文明文化为基奠的母系社会宗权族制的持久挑战，先后与炎帝、蚩尤较量，终于赢得胜利，这才是炎黄、黄蚩大战的实质内涵。但无论先祖皇帝们怎样的搏弈，他们都流淌着芈（梅）山的血液，都从长江流域走来，走向中华，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