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有一位顺德籍华侨，出生于海外，以精通西方法律、坚持强烈的反帝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著称的华侨革命外交家。也被称为“一位不懂中文，却创造了近代中国外交的神话的外交家”，也是顺德唯一一位逝世后，荣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人物，他就是，享有“铁血外交”之誉的革命外交家——陈友仁

陈友仁（1878—1944年），外国姓名是尤琴·贝纳特·阿陈，原籍顺德人。是中国现代外交史上，一位出生于海外，以精通西方法律、坚持强烈的反帝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著称的华侨革命外交家。也被称为“一位不懂中文，却创造了近代中国外交的神话的外交家”。

陈友仁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华侨称之为千里达）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陈桂新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来辗转流落到特立尼达岛，但仍然忘却不了故国旧事，经常对儿子说起故国那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当时的特立尼达，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所以陈友仁从小就学习和使用英语进行交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友仁的父母也不教他中文，所以一直到陈友仁成年，也不会说一句中文。陈友仁自小受英文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毕业于该地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进入一家律所当学徒。经过5年时间的学习与历练，也算是小有所成，离开这家律所以后，陈友仁便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成为当地第一位华人律师。陈友仁以友好的态度，诚实的信誉，较好的业绩，深得客户的信赖，建立的良好的口碑。

宣统三年（1911年），陈友仁去英国伦敦度假。并决定留在伦敦发展。这时，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伦敦，正在伦敦的孙中山发表演说，激励陈友仁返回祖国。本来就已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陈友仁，为了报效祖国，与老朋友、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和菲利普·陶一起商议，决定马上从伦敦回中国。为了不被儿女情长所困，陈友仁咬一咬牙，连家也不回，只是给妻子发了封电报，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这个时候的陈友仁，不仅不懂中国话，对中国国情更是一无所知。但陈友仁对英国历史和西方法律非常熟悉，中国恰恰奇缺这方面的人才。

　　宣统三年（1911年）底陈友仁回到中国。民国元年（1912年）初到北京，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法律顾问。由于政见不合，陈友仁不久就辞职离开。民国3年（1914年），任北京英文报纸《每日新闻》编辑。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中国政府宣布支持协约国，陈友仁发表不同意见，他赞成采取中立政策，他认为“日本可能利用它的协约国地位，把德国人从山东半岛驱逐出去，并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犯中国的主权。”他的这一言论直接违背了官方立场，并被迫辞去了职务。不久，他创办了英文报《京报》，自任总编辑。陈友仁因激进言辞，犀利言语的写作风格而闻名。所以文章深受读者大众喜爱。

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梁启超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当时因为很多人忌惮袁世凯的势力，而不敢宣传此篇文章，只有陈友仁的《京报》独家刊登此文，轰动一时。《京报》被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进步人士所看重。陈友仁因此“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牢狱生活，《京报》内容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严格把控。出狱之后的陈友仁并没有因为军阀势力就此默不作声，反而依旧大肆抨击当时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民国7年（1918年）5月，陈友仁在《京报》发表《出卖中国》，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借款1亿元的丑举，指责段祺瑞是卖国贼，结果被段以“妨碍公务罪”将他逮捕入狱，判处4个月监禁，报纸被查封。再次出狱后，陈友仁听从廖仲恺建议下选择南下，在上海法租界见到了孙中山先生。由于有着相近的民主思想和文化政治修养，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孙中山对陈友仁说过：“办报纸办得好，就等于十万军队。”孙中山评价他说，中国只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是辜鸿铭，一个是伍朝枢，另一个就是陈友仁(还有半个可能是自指)。是年秋他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广东军政府，担任外交及法律顾问，与廖仲恺等同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

　　民国8年（1919年），陈友仁作为南方政府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会议上就日本在中国山东权益问题争论不休。消息传回国内，还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最终以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而告终。巴黎和会结束后，次年夏回国后陈友仁奉孙中山命回到上海创办了《上海时报》，该报延续了之前《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办报风格。为了解决办报经费的问题，陈友仁甚至致电妻子，让妻子将特立尼达的家业全部变卖，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民国10年（1921年）2月，在孙中山先生任民国大总统后，陈友仁便担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并陪同孙中山参与苏俄会谈，结识了苏俄顾问鲍罗廷，并成为挚友。民国11年（1922年）任大本营航空局局长和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参加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的会谈，积极促进争取苏联援助中国革命。此后成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民国13年（1924年）11月，任孙中山英文秘书，随孙北上天津、北京。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商议国是，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民国14年（1925年）3月11日，在孙中山病逝前一天，陈友仁代孙中山起草《致苏联遗书》，重申中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并阐述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这封遗书经宋子文宣读后，由孙中山签署。这个文件后来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争论，有些人认为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不可能充分考虑这份文件的内容。

　　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仍留在北京，主编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的国民党的《民报》。8月，该报误刊张作霖死讯，陈友仁曾把张作霖称为“屠夫”，因此陈友仁被捕，解送天津监禁。12月，冯玉祥的部队进占天津，陈友仁重获自由。他回到广州。

民国14年（1925年）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等多个行业共近25万人举行了大罢工，要求维护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17项”条件，并针对英国帝国主义，在香港实行歧视华人的政策提出自由、平等、减少房租等六项要求。6月21日，香港、广州沙面工人纷纷离职返回广州。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五卅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密集的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示威群众惨重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事件中有52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史称“沙基惨案”。同日香港25万工人举行全面总罢工，并有13万人陆续撤回广州。民国15年（1926年）1月陈友仁回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他接任胡汉民的外交部长一职，立即准备与港英当局就沙基惨案和省港罢工的善后问题进行谈判。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时代，陈友仁用自己的强硬态度，为当时的中国开启铁血外交事业。陈友仁作为中方代表，且熟知西方的民法典，先后和英国当局进行多达16次的谈判。一针见血的指出英国不合理的制度。是造成此次案件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国民政府关于解除香港封锁的四项办法》，促使英国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期间，他的原配梁玛丽在特立尼达病危，家里给他发急电，希望他能回家看望，但此时陈友仁刚刚接任外交部长，谈判困难重重，强烈的责任感让他未能成行，妻子终于在等待中告别人世，让陈友仁内疚不已。

　　民国15年（1926年）底随政府迁都武汉，仍任外交部部长。积极支持北伐战争和反帝反殖民统治的斗争。民国16年（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钟楼旁讲演。全副武装的英军水兵冲出租界，扑向手无寸铁的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一人，打伤30多人，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长期郁积在武汉人民心里的熊熊怒火。1月4日，湖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等200多个团体的500多名代表提出了请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严重抗议、由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八项决议。1月5日，武汉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并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向英租界挺进。1月6日，江西九江各界群众集会游行，九江工人和市民在武汉群众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冲进租界，并占领了九江英租界。

陈友仁被国民政府指派为谈判代表与英方紧急磋商。就在经过16轮谈判达成初步一致时，英国却突然从本国和印度急调1.2万名“中国远征队”向上海进发，同时还照会美国政府共同出兵保卫上海租界，暴露出武力恫吓的真面目。陈友仁断然决定中止谈判，拒绝在业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向英方施压，并对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严词辩驳。陈友仁召见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要他马上把军队撤回到兵舰上去，否则“中国人民有力量把这块地方变为无用的沙漠”。陈友仁发表的宣言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美国、法国、意大利均表示不愿意参与英国的行动。陈友仁拒绝签字，在英国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曼彻斯特市政局甚至议决要求政府撤回对华军队。

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于2月19日和20日分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至此，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因为在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特殊功绩。这也是他外交生涯上最辉煌的一笔。堪称开创了民国外交新纪元的神来之笔。通过陈友仁签署的一系列文件就可以看出他为我国外交事业呕心沥血，因为他一贯的犀利言辞，当时被称为“革命外交家”，享有“铁血外交”之誉。那段时间，陈友仁的名字被刊登在各大板报的头版头条，甚至还有人称那是“陈友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