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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故宫的承天门和“凸”字形广场

作者:無爲齋閑話 发布时间:2009-01-15 09:13:43 来源:作者投稿 浏览次数:839

 

  明故宫的整体称之为皇城,而宫城是皇城中的核心部分。皇城与外界相通以便进出的城门共有四座,其东面有东安门,西面有西安门,北面有北安门,而南面的城门最为重要和壮观,那就是—承天门。承天门一名是沿用唐代皇城正门的旧称,表示皇帝“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意思。

  明故宫的承天门是和皇城城墙相连而成为一个整体工程,而承天门的修建仅是整体工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将皇城城墙及其相关的城门和附属建筑的修建日期合而为一,而这一整体工程的开始修建日期就是洪武六年六月,这在《明故宫二次扩建日期考》中已有论证。而承天门也在此时开始修建,到《太祖实录*券115》“洪武十年十月,是月改作大内宫殿成”的时候,承天门,东、西长安门都已完工,这从《太祖实录*券241》的:“洪武十年十二月戊申置皇城门官:端门、承天门、东长安门、西长安门……门设正、正七品,付、从七品。”就能一目了然,还可从《全明文*朱元璋七》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午时,直门内使报,占城国王所进象马至於承天门”知承天门已对外使用了。承天门它不仅是一座供人进出的城门,它实质上就是国与家的纽带,承天门之内是朱元璋及其一家人的家,前朝办公,后宫居住的—皇城,而承天门之外则是为朱氏一家服务的国的机构所在地—五府六部。因此承天门之外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建筑群,她们主要是:

  承天门:

  初建日期是洪武六年六月,竣工日期是在洪武十年十月之前。形制上仅有砖砌的五券门城台结构。第二次改建日期是《太祖实录*券223》在“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是岁,建端门、承天门楼各五间”,这时承天门的城台上才有了面阔五间的重檐歇山式门楼。

  “凸”字形广场:

  用“凸”字去描述承天门前的广场是最形象最能说明问题的,由承天门(即“凸”字底部)向南延伸是用砖墙而围成的半封闭式“凸”字形广场,共开设有三座城门。“凸”形下部过外金水桥后有东、西长安门,贯通东、西长安门的大道被称之为天街,天街南侧依墙建有千步廊。“凸”形上部顶端有洪武门。在“凸”字形上部即由洪武门向北的窄形空间为御道,其两侧依墙也建有千步廊,御道千步廊和天街千步廊相接形成一个整体。在“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辛亥”《太祖实录*券243》刊行的《洪武京城图志》中虽然没有提到千步廊,但在其《图志》中的“皇城图”里确清晰的绘有千步廊。所以我们借助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即可知大概,书中写道“御道千步廊,东、西各110间,天街千步廊,东、西各34间。”

  千步廊:

  千步廊的位置和间数如上所述,那么千步廊的长度是千步吗?我们先不急于得出结论,按古今度制换算后再看结果如何!千步廊起源于宋朝,在同济大学《中国城市建设史》有“历代每尺长度折合公制表”—宋朝:0.309—0.329。明朝:0.320。而每步为5尺,1里为360步或为1800尺。

  可见宋朝(0.309+0.329)/2=0.319。平均数和明朝的0.320基本相和,所以直接用明制换算应误差不会太大。那么:

  千步=1000/360*1800*0.32=1600米。这就意味着从外金水桥到洪武门的直线距离有1600米(尚不包含天街和桥面宽度),可是南京明故宫遗址上的午门尚在,从午门到外金水桥的实测距离为560米。而午门到光华门(即洪武时的正阳门)实际的距离为2300米。那么,560+1600=2160米。如果再加上天街和桥面的宽度这岂不是说洪武门和正阳门几乎重叠,可能吗?因此,这里千步廊的千步可能有另外的计算方法(包含明中都和北京)。下面用三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可能有一种付合:

  (1);俗语称:人行千步为一里。则千步廊的直线距离仅为1里。

  1里=360步=1800*0.32=576米。再加上天街的宽度,那么洪武门到外金水桥的直线距离就可能为600米左右。而洪武门到承天门的直线距离就可能为650米左右。

  (2):千步廊的周长为千步。千步廊共有廊房为:110*2+34*2=288间。

  千步=1600米。1600/288=5.556米。即每间面阔:5.556米。

  而御道两侧各110间,则御道的直线距离:5.556*110=611米。

  这样再加上天街的宽度,就有可能是650米左右。那么洪武门到外金水桥的直线距离就可能为650左右米。而洪武门到承天门的直线距离就可能为700米左右,外金水桥几乎在午门和洪武门的中间。

   (3):按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和《中国城市建筑史》的中国历代尺度换算中没有周尺仅有商尺:0.169米。那么我们以此测算千步廊的尺寸如下:

  《明史/志第四十四/舆服四》“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正南曰大明门,中为驰道,东西长廊各千步”。长廊每侧“千步”,那么每侧的尺寸为:1000/360*1800*0.169=845米。845米/144间=5.87米,千步廊开间为5.875米。其直线长度为5.875米*110间=646米。这样洪武门到承天门的直线距离就可能是750米左右。

  现在颐和园有个长廊名叫千步廊,长728米,共273间,为我国最长的长廊。名叫千步廊,其实也没有1600米就是活的例证。而北京的中华门(明朝大明门)到天安门(明朝承天门)实际距离为695米。就更能说明千步廊的长度很有可能是上述三种计算方法中的一种。《明史/舆服志》说“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正南曰大明门,中为驰道,东西长廊各千步。”如按此说中华门到天安门的距离为何实测仅695米呢?所以要么“各千步”的“各”字有误,要么“千步”非度制之“步”,要么按商尺测算,不然无法解释现存的客观现象。

  东(左)、西(右)长安门:

  从《图志》上看它们是单檐歇山式门楼,有三个券门。也是进出最频繁的两座城门,据明*万历蒋一葵著《长安客话》说:“每日百官奏进,俱从长安门入,守者常数十百人,皆禁军也。”而从门官的职称看,也都相当于七品县令,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壬子置皇城长安、东安、西安、北安四门仓,储粮以给守御军士。”登闻鼓楼就设在西长安门外,著名的“青文胜自缢于登闻鼓楼下”一事就发生在这里。

  东、西公生门:

  “公生”取自《荀子》:“公生明、偏生暗”之说。由《图志》的记载“翰林院在长安左门外、公生门南,通政司在长安右门外、公生门南”可知在长安东、西门外尚建有东、西公生门。而后人多以为只有北京故宫有此门,殊不知其仍来源於南京的明故宫,明*陆容《菽园杂记》写道:“本名公生门。予官南京时于一铺面见之……,问之工部官,以予为然。”,公生门在长安门外,东、西各一座,是通往五府六部的大门。

  洪武门:

  在洪武二十八年刊行的《洪武京城图志》中正式将皇城最南面的城门定名为洪武门。从《图志》上看它也是单檐歇山式门楼,有三个券门。它的修建日期从《太祖实录*券179》的:“洪武十九年十二月诏中军都督府督造通济、聚宝、三山、洪武等门,”和:《太祖实录*券191》“洪武二十一年六月癸卯朔,晡,暴风雷震洪武门兽吻。”这两条史料即能推断出来,洪武门可能是在洪武二十年到二十一年间修建和完工的。而洪武门的完工就意味着承天门前的“凸”字形广场及内部的千步廊等建筑也都全部竣工。按照《长安客话》所言:“凡国家大事则启大明门(洪武门)出,不则,常扃不开。”

  外金水桥:见《明故宫的金水桥》一文。

  五府六部衙门:

  《太祖实录*券220》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戍朔,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上喻廷臣曰:南方为离明之位,人君南面以听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向,人臣则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礼也。五府六部官置,宜东、西并列,共建:六部於广敬门(洪武门)之东,皆西向。建五府於广敬门(洪武门)之西,皆东向。”于是在洪武门之东就有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翰林院、詹事府、太医院、东城兵马司等衙门,座东面西。在洪武门之西则有了: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都督府,太常司等衙门,座西面东。这就是洪武时杜泽在《图志》序中所写:“六卿居左,经纬以文;五府处西,镇静以武。”的布局。

  明故宫的承天门系统实质上是明初洪武朝的中枢衙门所在地,当时的实际情况远较以上复杂得多,限于史料的缺失,只能大略述之。自明太祖驾崩后,在建文朝二年承天门就遭受到灾难,苦于战事,建文帝仅将其改为皋门并未大修,以为就此能化险为夷,那知仅苟活了两年就让位於其叔朱棣,天意还是人为?孰是抑或孰非?任历史去明断!而承天门的毁坏直到永乐四年才得以复建。在《太宗实录*券51》记载说“永乐四年二月庚午,复建承天门。建文时,门灾,上初即位,群臣请复建,上以民力未苏,故缓。而致是始建云”可这距其时已历六年矣。

  自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而南京降为留都后,承天门及其中枢衙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下,逐渐走向破落。《明史*志》记载“弘治元年五月丙子,辰刻,南京震雷坏洪武门兽吻。嘉靖四年七月己丑,雷击南京长安左门兽吻。万历六年七月壬子,雷击南京承天门左檐”也就是说,在1488年时的洪武门,1525年时的长安左门,1578年时的承天门保护尚完好。而千步廊在《明史》的记载中就修理过2次,其中最大的一次就数《孝宗实录》记载的“弘治十四年闰七月修南京内府千步廊等处房屋三百四十六间”。可是到了万历年的中、后期就显示出国力的不足,明故宫和中枢衙门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万历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而又是南京人的顾起元,在所作《客座赘语*券8》中就写道“萬曆中,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內承天門樓。余座師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質於大司馬郝公杰。郝公以會典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內宮殿不許重修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竊意唐重東都,宋重西京,僅置留守,與今日南京奉陵廟、備百官者殊例,宮門任其頹敝,恐亦非國家重根本意也。”而做为天启年间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的浙江乌程人朱国祯在其《涌幢小品*券9》中也写道“南院(南京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岁久塌坏,名为衙舍,木石俱尽。已亥年(万历27年),余以使事过南中,密往观之,荒地亩许而已”连翰林院尚且如此,其它衙门就可想而知了。还是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写的形象:“这个皇帝的居处(指北京)不如南京皇宫宽阔,……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经逐渐衰微,象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虽然它仅是一具“没有精神的躯壳”,但承天门和它前面的“凸”字形广场依然无精打彩的保存到明朝的末年。据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券之九南都甲乙纪(续)》记载:在明末弘光元年也即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大开洪武门。二大僚统百官献册,行四拜礼。赵之龙叩首,请豫王进城。……十七日,礼部引大清官二员从五百骑由洪武门入,骑谓城上人曰:‘勿放炮’。礼部向帝阙四拜,因泪下。……候正阳门开,索匙不得;礼部引进东长安门。盘九库见银九万两,即命此官驻皇城内守之”。可见此时洪武门、东长安门还在发挥着它们的作用,而它们的彻底毁坏应是后来改为清驻防城时所为。但这一由明太祖亲自设计的建筑布局确仍在北京又延续了三百年之久,直至封建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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