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鼓设置以后到洪武三十一年间却也时有击鼓事件发生，最为震惊朝野内外的即是发生在洪武二十四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五月份：“青文胜自缢于登闻鼓楼下”。

　　青文胜（1359—1391），字质夫，四川夔州人。明洪武十九年以贡生起为湖南龙阳县（今汉寿县）典史，典史也就是在知县手下做一名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而该县地滨洞庭，干旱与洪水连年为灾，苛政和重赋使得洞庭湖地区的百姓始终都垂死挣扎在死亡线上。青文胜，目睹残境，痛心疾首，越级向朝廷连上三疏，为民请命，然而三道奏疏都石沉大海。他不忍坐视民困，仅带一仆人来到南京面奏皇帝。因其官小，被挡殿于外。于是他又借早朝之机，跪禀上朝大臣的轿马前，请为代奏，还是均遭拒绝。他无奈地叹道：“半途而废，有何面目归见父老”，决心舍身活民。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初一，青文胜“系疏于发髻”，自缢于登闻鼓下，时年32岁。翌日，事情传满京城，满朝文武无不为之震惊，朱元璋急命钦差赶赴龙阳巡察，只见“水毁金矶，鱼行陆地”。朱元璋感悯于青文胜为民献身，诏谕减免龙阳赋税三分之二，年纳稻谷二万四千石，永为定额。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七月份：“龙江卫吏带罪居丧”。南京的龙江卫吏因过失而被罚役。正值此时其母去世，他就请求为母守制，而时任吏部尚书的詹徽不批，他立马击登闻鼓上诉，朱元璋即召詹徽问明前因后果后，狠狠地训斥了詹徽一顿，并且说：“该吏虽然受罚役，但是天伦不可废，他的母亲死去而不让其居丧，他会终身感到歉疚。平时犹恐人不善而劝其善，今有思善而又阻止他，那么以后又如何劝人行善呢？诗曰：孝子行善不停止，祖宗赐你好处多可喜。而你却反其道而行之。”就这样龙江卫吏击鼓成功“带罪居丧”。龙江卫吏击鼓的成功估计应与五月份的“青文胜自缢于登闻鼓楼下”一事有关，别看些小皂吏，智慧过人。时机的恰当胜过事件的本身，试想，如果该事发生在“青文胜自缢于登闻鼓楼下”之前，成功与否可能又要另当别论。

　　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相隔很近，“青文胜自缢于登闻鼓楼下”无论其性质和影响都远较“龙江卫吏带罪居丧”为大，然而《明太祖实录》只记载“龙江卫吏带罪居丧”而不记载“青文胜自缢于登闻鼓楼下”,只是在《明史. 青文胜传》中才有较详细的陈述。而当时阻止或不报的那些达官贵人事后如何处理也未见下文。据青文胜嗣孙宗益《疏稿拾遗撮要记》载：“其时携一仆，闻变仓卒裹尸而归”。之后以死相谏的青文胜被追封为“惠烈公”，朱元璋亲自抚慰御葬他于汉寿县珠木山乡，并派专人给他修了一座规格很高的墓。县民感恩戴德，建惠烈祠于城东，祠内题联："一点丹心全赤子，九重红日照青祠"，以昭烈荫后。明明是“九重红日”逼死“赤子”，反到成了“照青祠”，青文胜为制度的不公而死，其后人反而要感恩制度的制定者。现在“青文胜墓”已列入汉寿县市级历史文物保护范围。

　　登闻鼓是原始民主的一种形式，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的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请大家来进行评议。登闻鼓发展到后来就成为古代统治者为了表示听取臣民谏议之言或怨抑之情，从县、府、州直至皇宫外，都设有“登闻鼓”，这就是所谓的“击鼓鸣冤”。人们普遍地认为在其演变的过程中，随着腐败，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有的人击这个鼓，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有句谚语叫：“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其实这样的评论是有失公允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上晏子回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移栽到淮北，就变成了枳，又酸又小，为什么呢？因为土壤不同”。封建集权制的政治统治的土壤不变，就存在着专断弄权，有了专断弄权腐败就会滋生，腐败的滋生就使得一切美好的语言变得空洞乏味，甚至是自我的嘲讽。所以腐败是标，土壤是本，本不变，标就不可能根除，周期性的阵发是其固有的特征，前有“青文胜自缢于登闻鼓楼下”后有“海瑞抬棺击鼓”就是明证。明朝《湧幢小品》中写到：“登闻鼓。国朝以给事中，锦衣卫各一员直之，而无专职，名而已矣。大约奏者不真，真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刎鼓下而不能穷其实者，即不设可也”，此说当为实话。那么再多的登闻鼓也不可能解决民间的词讼和冤抑重事，只是一种摆设而已，甚至就象“华表”那样完全成为一种装饰品，人们几乎忘记了他的本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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