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座不寻常亭子是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冬十月壬子，命工曹在七日之内建造并亲自命名的，到落成之际恰逢宋濂退休来朝，朱元璋就召他同游，并对他说了建亭的缘由；“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日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庙、社稷，尤用袛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并且还要宋濂为此亭作记，以传示后裔。从宋濂的“观心亭记”中可得知此亭的建筑结构，是用砖砌的墙，再涂赭泥，亭中安放带屏风的御座，座前辟彤户。又据　（明）丰坊 撰《书诀》知“观心亭”这三个榜额是由当时榜书大家婺源人詹希源所书，也称得上是三绝亭。可惜的是不但亭子早已灰飞烟散，就连知道明故宫有此亭的人也寥若晨星。至今空余“观心亭”记还散发着墨香，静静地向后人述说着她的来胧去脈。

　　“观心”一词本来是佛教术语，说的是观察心性如何。心仍为万法之主，无一事漏于心者，故观察心，即观察一切。因而凡究事观理，尽称为观心。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故以佛家理念去释“观心”二字应当不会有错。

　　心随身而生，未必随身死而去。心可游离身之外，所谓孔子死而六艺存。但心为虚，身为实，处庙堂之上的心和处江湖之远的心所观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享富贵之福的心和遭贫穷之苦之心所究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劳心者的观心和劳力者的观心能是一样的吗？事实证明他们是不可能一样的，既然如此，那么朱元璋的“吾身，吾心即在是” 的“却虑凝神，精一不二。”与国何用？与民何利？远的不说，就说宋濂和詹希源，一个是“观心亭”记的作者，一个是榜额的书写者都没有逃脱了朱元璋的杀戮。他开明朝法外用刑的先例，除大明律外又亲自主持制定四篇《大诰》，以此残杀了多少无辜的官民。失去自由的民族必然缺乏创造力，没有旺盛创造力的民族焉能立于世界民族之先列。而正值此时西方文艺复兴方兴未艾，自由民主之声响彻云霄，而我们却还被禁锢在封建的牢笼中失去参与的自由，以至于落后于世界的潮流。这难道就是朱元璋所谓虔诚“观心”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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