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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 作者：张国安 发布时间：2005-12-28 12:25:16 来源：作者投稿 浏览次数：2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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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曲礼》有“六大”和“五官”的说法：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 以上官制，杨宽在其《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中，据《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以鸟名官”的传说推测，“虽然出于后人记述，但是它的来源比较原始，它把‘六大’称为‘天官’，看作神职，是有来历的。”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只是“六大”天官显然不全是神职。大宰、大宗、大士就无法视作神职。尽管从原始的意义上来说宰、宗人都与祭祀、神事有关，但在周代作为职官，其所职司，显然已脱离原始意义。更合理的推测应是其中或许包含了周代官制的信息。因为依其排序，神职的意义在“六大”中，显然次于“大宰”、“大宗”。 西周早期小盂鼎有“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的铭文。何谓三左三右，郭沫若根据《尚书·顾命》推测即为“六大”，三左为“大卜、大祝、大史”，三右为“大宰、大宗、大士”；张亚初、刘雨因六大“无一是行政官，多为宗教官，似亦不合逻辑”，又根据“太史寮”（金文不见其名）的推测，将三左释为大史、大祝、大卜，属“太史寮”召公统领，三右为三事大夫（其中司马、司工，早期金文不见其名）；而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年1月版）则从陈梦家说，认为将三左三右理解为诸候分左右入朝比较合理。本文取郭说。张、刘二人对郭说的怀疑不能成立，以“不合逻辑”相质，显然无力。其实张、刘的解释未必就合逻辑。三左三右显然是指周王之左右，矢令方彝说得很清楚，“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大夫”其位置在明保之下，如何能为王左右呢。至于陈说，太含糊，若依其说“三左三右”之三又如何落实，难道是三诸候左边入，三诸候右边入，显然不通。郭的解释应更为合理。六大为“天官”，“天官”之意未必就是“神职”之意，以“王之左右”释“天官”，合乎情理，也是符合“以君象天”的自然思维模式的。 大史、大祝、大卜早期铭文，能见其名，随王左右，也是惯例，很好理解。太宰之名不见于早期铭文，但宰常见。从宰所职司看与宫内事务有关，后人或以为其职事无关紧要，其实不然，须知，宫内事务不仅包括了王之饮食起居，更重要的是系王之安危，亦包括王亲国子之教育与日常之礼仪。因而宰有更高之统领，当合乎情理。“大宰”一名尽管不见于金文，但从大史、大祝 的用例看，其设职及职司之人肯定有之。“士”之金文用例，早期偶见，整个西周情形相仿，其职司模糊，不尽与文献合。《尚书·舜典》有士官一职，“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五刑有限，汝作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显然“士”主刑赏之法，此种“士”，东周时期才有明确记载。尽管如此，刑赏之事，意义重大，西周早期不会与此无涉，我们先不妨假设，其职与职司之人，西周早期皆有之。至于“大宗”西周早期铭文亦不见。不过西周中后期的铭文有“公族”一职，其位甚高，主掌宗族事务，“大宗”之职司或与此相似。在宗法社会，其意义自可想象，西周早期不会与此无涉。“大宗”之职司皆有之，应是合理的推测。当然，这里毕竟还只是假设，人们自然会问，既然如此，金文为何没有反映，其职司之人为何不见于任何相关文献。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的假设才能成立。 众所周知，周初有“师”“保”之职，“师”、“保都”尊称为“公”，周公、召公、太公都曾任过“师”、“保”之职，金文传世文献都有明确的反映，无须赘言。据扬宽《西周史》的研究，周初的“师保制”是从古老的贵族家内的保育、监护制度发展而来的。太保、太师具有对太子和年少国君教养、监护，以及辅佐国君掌握政权的职责。师保之制，作为古制的损益在周初是认真地实行过的。师、保为王左右，理所当然，只是与大史、大祝、大卜为王左右相比，其意义自然不同，师、保不仅是“臣”更是“亲”、“师”。明此关节，上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完全可以说，周初之“大宰”一职由周公以师职兼任。《帝王世纪》说“周公为冢宰摄政”（《艺文类聚 卷十二 帝王部 周成王》引），其渊源有之，不应看成空穴来风。至于“大宗”，从金文反映出来的召公父子与史的关系看，大宗应由召公以保职兼任，因为史与宗族事务密切相关。至于“大士”，应由太公以师职兼之。尽管周初的重大军事行动都由周召二公统帅，但真正的军事行动从武王至周初，实际的执行者都是太公。《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及成王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此例可证。古代刑兵不分，太公兼掌此职亦顺理成章，尽管异姓，但毕竟姬姜有世代血缘关系，再加之其开国之功，为王左右合乎自然。当然，太公作为“师”职，其实际权力远在周、召二公之下，从《史记》叙事亦可看出。太公的“师”职作为荣誉头衔远大于其实际意义，参与王家事务的除对外军事行动外，兼“大士”主要还是宫廷内部的安全事务，至于贵族大臣的刑赏权，可能更多地还取决于周王、周召二公。故早期金文“士”职之名难寻，因为太公兼“大士”，其下并无可供其统领的常设机构。由于三大都由“师”“保”兼，所以金文不可能有所反映，铭文记职官爵禄，若有多任的话，取其尊不取其卑，这是成例，亦在情理之中，可见“天官”之制，周初是实际存在的，只是与师保之制交叉重叠而已，这是周初制度形成期的一种特殊形态。以上反映出来的设官思想与《尚书·周官》“官不必备，惟其人”的因人设官的原则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金文不见“太史寮”，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周初“太史僚”的常设机构，还尚未建立，“太史僚”职司应尚属天官系统。不同的是，损益“五官制”已形成了“卿事寮”，今人据西周中晚期的官制，推测有与“卿事寮”平行的“太史僚”，可能不符合周初的实际。康王标准器作册大鼎及太史友 表明召公作为太保确与作册、史有关系，召公子友确实任太史一职。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太史僚”的常设机构由太保召公掌管。矢令方彝中，周公子明就以保职执掌卿事寮，统领诸侯百官，就是一证。这同时亦表明，后世，所谓的周公、召公二公或周公、召公、太公三公联合执政的说法，可能与周初实际都是有出入的。《尚书·书序有》“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的说法，也许倒是说出了几分真相。无论是从金文，还是从《诗》、《书》等传世文献都可看出，周公的权力以及对于周初王朝的意义都是远远大于召公的。《帝王世纪》说“周公为冢宰摄政”应该说是实是求是的。 行文至此，关于《周礼》“天官”系统的设置，久已萦绕在人们心头上的“头重脚轻”的困惑，应该烟销云散了。“天官”系统的设置无疑表明了《周礼》的编纂者论“周官”，追本溯源，“法先王”的深意。这是《周礼》追忆体认性质的表现，但《周礼》毕竟是作者的创构，其创构的性质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周代官制，其基本精神是宗法制，设官的原则--因人设官，是“人治”（两者之间本来就有内在的矛盾）。整个西周都是这样，西周中后期以宰为首的“内府”系统的权势的激增无疑是对宗法制的僭越，也是人治的必然结果，由《宰舀铭文》可看出这一点，《舀壶》铭文云：“更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师”，《舀鼎》铭文又云：“更乃祖考司卜事”。宰舀一身多任，是周礼“人治”的延续，显然也是对宗法制的僭越。以宗法制、人治为基础的周代官制，一身多任，机构交叉重叠，职司不明，运转效率必差，弊端必多。对于这一点，《周礼》编纂者是有深刻的体察与反思的。《周礼》所构设的职司分明、官属官联，极富条理的六官体系正是其体察反思的结果，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创构。创构的性质意味着《周礼》在对“周官”的追忆体认的肯定中也暗含了对宗法制，“人治”的部分否定，因为，它突出了制度本身的意义。这正是今天的《周礼》研究，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当然《周礼》“天官”设置将“六大”中的“五大”排斥在外，突出“宰”职，这应该流露了编纂者的情感倾向，由此我们不妨作一次大胆的推想：《周礼》的作者，应该是西周中晚期的某个宰官或膳夫的后裔。 叁、结束语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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