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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作者：胡 戟 发布时间：2006-11-21 15:06:17 来源：历史帝国 浏览次数：38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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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位国学大师,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独特的理性思维,深邃的学术眼光,系统的专业建树等应有的学养与贡献。从事国学研究的人,大都能在其论著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受到他的启发。 六 在全面评说一位史学大师的学术贡献时,也应该不讳言其治学难免的不足之处。本文将这些意见贡献给陈学的倾慕者和研究者。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陈寅恪终究是一位有儒雅风度气质的传统文人,工作作风与计划周密的科学家不同,读书和研究往往是随兴致所至,随机随缘而做,虽能左右逢源,但有些选题显得零碎。工作缺乏通盘考虑,不仅最终想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宏愿落空,早年游学国外饱学的浑身本事后来大都弃置不用,许多绝学未能传给国人。像他这样一位司马光之后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一人(周一良先生语),未能留传更多学问,未能更充分体现其千年一人的价值,令人扼腕痛惜。建立科学化的工作方式和投入产出新观念,当是后学应汲取的教训 其二,陈寅恪历史观是否悲观主义的问题,见到有文章为之辩护,我以为不必,应该承认其史笔常有悲观色彩流露。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生卒年均晚于陈十余年,大致可算是同时代人,都有亲历二战的苦难经历,感受到法国命运的悲惨。布罗代尔坦承自己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陈寅恪先生也这样,是可以理解的。更兼“读书久识人生苦”*,既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危亡,复不能自救个人家庭于病废困厄,不免感叹“最是文人不自由”*,“九儒列等真邻丐”*,进而“悔恨平生识一丁”*。偶忆项鸿祚诗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叹道:“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最后难逃自己早已想到的命运:“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经常流于笔端的心声反映出的无奈和悲哀,必然会影响其历史观,并带进论著中。他对“思想最为自由”的六朝及天水一代的称赞,对产生了宋学的宋朝的讴歌,显然也是挟有向往之心的感情宣泄。纵有如读陈玉书《辽史补注》时那种“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的一时解脱,然在论及中国将来之学术时,陈未能从十月革命后勃兴的普罗文化中找到前途,于是仍回首“不古不今”之世的宋代,把希望的目标定格在“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上。如同艺术作品中,悲剧可能比喜剧更伟大一样,历史的悲观主义或许比乐观更深刻,但审慎的乐观和对未来抱有信心,对于史学家的身心健康和帮助缔造社会的健全心态都是必要的。这对恶劣处境下的陈寅恪先生可能是苛求了。 其三,作为一个20世纪的学者,著述应遵守的通行学术规范中,有一点陈寅恪先生似有所忽略,即使用已为人公认的专业用语概念范畴,不甚严密。比如“阶级”一词,已有了严格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的意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而陈的论著中,无论早期、晚期,仍均按汉语传统把阶级当做等级的意义运用,除了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用为“社会阶级”*、“士族阶级”,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为“士大夫阶级”(49页),在上引《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中还用为“北语阶级”、“吴语阶级”*。这些似应有阶层、集团、群体、人众的区别,选择适当词语表述为好,混用一个“阶级”,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其四,陈寅恪先生治史偏重政治,关注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虽然一再强调了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但除财政赋税外,较少具体研究经济,生产和生产力的研究殆为空白,不免是一缺环。 其五,关于研究依据的资料,陈讲到过利用实物即非文字之史料以资考证:“今唐蕃两地载籍互相差异,非得书册以外之实物以资考证,则无以判别二者之是非,兼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也。”瑏瑠“敦煌画本,尚在人间,云岗石刻,犹存代北,当时文化艺术藉以想像推知,故应视为非文字之史料,而与此演义残卷,可以互相印证发明者也。”瑏瑡反过来也讲过治金石学必深研经史:“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在具体研究中,他对碑志简牍、敦煌遗书非常用心,但殊少用其他文物资料来证史,他总结的王国维三条治学方法,其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未多见体现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其六,个别具体论断是否确当,似有可讨论的余地。 如为唐文宗深恶的朋党,确实在唐后期存在并为害不浅,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受《资治通鉴》影响,误释为牛李党争,并视为山东士族与科举出身的新兴阶级之争。司马光的论述失实、失当之处,范祖禹的《唐鉴》、胡三省的注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早有批评。岑仲勉的《隋唐史》等许多论著也努力澄清了所谓牛李党争起于元和之世对策案之误*,力辨李德裕无党*;认为李德裕不是否定科举本身,而是厌恶进士浮薄的流弊*;两党的重要差别在地域之分,李党多系山东士族,而被视为新兴词科代表的牛党应是关陇士族的代表*;或者除了某些政见分歧外,基本上是派性之争。牛李党争是学者们对陈寅恪的学术见解商榷最多的问题。诚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又如李唐氏族问题,陈先生曾在1931、1933年和1935年写了三篇文章与朱希祖、金井之忠氏反复讨论辩难,尔后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全面论述,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16页)结论十分重要,令人信服。惟其坚持李唐出自赵郡李氏,判断称家于武川是附会伪托这两点,难得通解。 其意见是:“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前篇李买得既已战死,何能复镇武川,又家于其地?今知李氏父子皆葬广阿,实无家于武川之事,然则李唐之自称来自武川者,或是贺拔岳宇文泰皆家世武川,因亦诡托于关西霸主乡邑之旧耶?以李唐世系改易伪托之多端,则此来自武川一事非史实,亦不足为异矣。”*所论似有几点可以商榷。认定李唐为赵郡李的依据,主要是《唐光业寺碑》,碑文为开元十三年宣义郎前行象城县尉杨晋所撰。县尉是从九品下的最低级品官,他的撰文中“维王桑梓”一句,是否能作为“其家世居住之地,绝无疑义”瑏瑠的证据,似尚不宜遽断。这建初、启运二陵,虽是李唐开国时设定,起先偶有祭祀,以后李唐皇室诸帝并不怎么把此二陵当一回事,唐玄宗时也只有杨晋这样小到不能再小的官员来一下;且建初陵的主人李熙,即李渊的高祖,李世民的五世祖,是死在武川,“终于位”上的*,并不死在昭庆。推测应是在六镇起兵失败后,李虎也被安置往冀、定、瀛州时,将父、祖迁葬附近的赵州昭庆,或仅是设衣冠冢以祭祀,因此二陵所在之地,并不能肯定便是世居的桑梓之地。此其一。 接着的问题是陈寅恪也有疑问的:“李唐岂真出于赵郡李氏耶?若果为赵郡李氏,是亦华夏名家也,又何必自称出于陇西耶?”*其回答,一是:李唐先世并非赵郡李氏大户,而是“破落户”或“假冒牌”;二是:“盖贺拔岳宇文泰初入关之时,其徒党姓望犹系山东旧郡之名,迨其后东西分立之局既成,内外轻重之见转甚,遂使昔日之远附山东旧望者,皆一变而改称关右名家矣。此李唐所以先称赵郡,后改陇西之故也。”*这两点固不失为一种解释,然而却无法解释唐太宗为何一贯敌视山东士人,为何“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为何要敕撰“专为摧抑中原甲姓之工具”的《氏族志》?为何要讲“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这样很生分的话?而且用定为“禁婚家”的办法,惩治包括晋赵郡李楷在内的最高门七姓十家。如果李唐果真出自赵郡李氏,唐太宗敌视山东人的情绪和下诏限制打击“禁婚家”,岂非和自己过不去。这是李唐出自赵郡说不可解之重点。此其二。 上述两点得不到完满解释,李唐出自赵郡说恐卒难成立。李唐只能出自武川,更早的情况说不清楚,李初古拔与李唐即或有渊源关系,但至少从李渊高祖李熙就职武川开始,“遂家焉”。《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和两唐书《高祖本纪》等正史上明确记载的这李唐先世出自武川的定论,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是不能推翻的。李虎在西魏时能踞八柱国之高位,为子孙占据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最高门的显赫位置,奠下日后争夺帝位的资本,和他来自武川,在关陇集团中有身价最尊贵的武川系军人背景有关。与李渊境况十分相像的杨坚,也是仗其父亲杨忠有十二大将军之一的身份才发迹的。杨隋先世家于武川,史有明文。《周书·杨忠传》并有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年)杨忠由北道攻北齐晋阳时,“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飨将士”的记载。清清楚楚,居家和祖茔都在武川。李唐先世在武川的境况与杨隋相似,是很自然的。愚以为,关于“李氏武川镇人”,即“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一事,陈先生三论的第一篇《李唐氏族之推测》一文中本来是那样清楚地说对了的,可参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7、291页之原文。但在尔后的后记和论李唐氏族的后两篇论文中,或许是失之深刻,反而改错了。 〔作者胡戟,1941年生,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710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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