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修志历史
广西编修地方志源远流长。早在晋代就有《始安记》、《南方草木状》等志书，南朝宋有《南越志》，隋有《桂苑珠丛》，唐有《邕州图经》、《桂林风土记》、《龙城录》等。宋代广西出现了省志类志书，如《广西路图经》、《广西郡邑图志》等，府、州、县志有《静江府图志》、《邕管杂记》、《苍梧志》、《合浦志》等数十种。元有《横州路郡志》、《藤州志》等。以上志书绝大部分已佚。明弘治六年(1493年)由广西提学副使周孟中纂修的第一部《广西通志》(今佚)问世。据记载，明代广西共纂修了10部省志，现存仅2部，即嘉靖十年(1531年)成书、提学黄佐纂的《广西通志》和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成书、苏浚纂的《广西通志》。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广西修纂了府、州、县志共89部，现存8部。其中桂林府有重修或续修本5部，廉州府、太平府和全州均有重修或续修本4部。
清代，修志在广西成为时尚。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土州志、土司志大量涌现。《广西通志》成书4部，存书3部，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成书、郝浴主修的《广西通志》；雍正十一年(1733年)成书、金钅共主修的《广西通志》；嘉庆六年(1801年)成书、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其中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在继承前人修志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马丕瑶称其“体例最善，不冒史裁，遂为二百余年来官书创体”。况周颐誉其“体例精审，征引赅博，为各省志之冠”。梁启超更盛赞“其为省志楷模”。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广西的府、州、县绝大部分修了志书。纂修的府、州、县、厅、土州、土司志共198部。现存的仍有127部。其中多数府、州、县志经多次续修或重修，如《浔州府志》就修有7部，《钦州志》、《宾州志》、《北流县志》均修了5部。
民国时期，广西于1932年成立省修志局，由省主席黄旭初兼该局督办，聘马君武为总纂。1943年改称广西通志馆，封祝祁为馆长，吕一夔、梁岵庐先后为副馆长，罗尔纲、吕集义、黄诚沅、蒙起鹏等专家学者曾在该馆任职。至1949年，修成《广西通志稿》18册，其中地理篇质量较高，受到史志专家推崇。广西通志馆曾编辑出版《广西省通志馆馆刊》，除探讨修志问题外，注重广西史志、民族、地理等方面的地情研究。民国时期有69个县编纂了76部县志，绝大多数为官修，其中《武缘县图经》为壮族史地专家黄诚沅编纂，颇受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修志传统延续下来。1959年8月，时任自治区主席韦国清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会议研究批准成立广西通志馆，馆长由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乃群教授兼任，副馆长由林克武、吕集义、张景宁、史乃展、张先辰、梁岵庐兼任。
广西通志馆成立初期，明确提出中心任务是为编纂《广西通志》做干部准备和资料准备，确定围绕近代几个重大事件搜集资料，并进行学术研究。1960年到1966年，太平天国、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和广西现代革命史4个业务组广泛进行社会调查，收集摘录了1000多万字的档案、地方文献、碑文和口碑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研究、考证。主要学术成果于60年代、80年代分别由中华书局、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如《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等。这些学术成果，尤其是有关太平天国的成果，当时在全国同类研究中处领先地位。
50年代末60年代初，广西有28个市县成立了修志机构，内部铅印或油印、抄写县志28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西修志工作中断，1969年广西通志馆被撤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西通志馆才得以恢复，修志工作才能正常进行。 二、本届修志情况
1978年春，武宣县在广西率先成立县志编写小组。至1980年，大新、横县、邕宁、武鸣、上林、宁明、扶绥等7县也成立了县志编纂机构，中共南宁市委批转了市政协编纂南宁市志的计划。1981年9月，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原广西通志馆馆长莫乃群的提议下，自治区党委决定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广西通志馆，仍由莫乃群兼任馆长，唐崇锦任副馆长。1982年元月，广西首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正式启动。
1982年8月，自治区档案局和自治区通志馆联合召开全区地方志工作座谈会，在会上自治区档案局正式宣布把组织指导市县修志的工作移交给通志馆。
1983年8月，自治区通志馆组织召开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把落实修志班子和制定修志规划放在首位。首先要求各地区行署成立地方志领导小组，由行署一名领导担任组长，在行署办公室设专职干部负责日常工作。与此同时要求各市、县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由市、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任主任。市、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编纂工作。1984年1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把这次会议的纪要转发给各地、市、县，促进了修志机构的建立。
1984年8月，广西通志馆恢复正厅级单位，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的具有行政职能的一级事业单位，为常设机构。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莫乃群仍兼任馆长，副馆长唐崇锦、沈奕巨。此后，任通志馆馆长的有冼光位(1989年12月至1996年8月)，副馆长有罗解三(1986年9月至1991年11月)、刘肇贵(1990年1月至1994年3月)、梁汉坤(1992年7月至1995年4月)。现任通志馆馆长蓝日基(1996年8月—)，副馆长梁超然(1993年8月—)、晏源源(1994年12月—)、雷坚(1998年11月一)。曾任特邀顾问唐志敬，现任顾问冼光位、罗解三、刘肇贵。
1985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它表明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是对历史上由行政长官主持修志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纯束担任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通志馆馆长莫乃群；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林克武；自治区党校校长刘毅生；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韦鼎恒；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委员、社科联顾问谢王岗；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邱如岳；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黎守法；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黄语扬；自治区经委副主任饶栋贤；自治区农委副主任雷进泉；自治区通志馆副馆长、党组书记唐崇锦。委员由自治区直属各厅局、全自治区各地市主要负责人及部分专家学者组成。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广西修志工作进入全面铺开、全面启动的的阶段。至该年底，各市县除防城港外，全部建立了修志机构。
1993年10月、1998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两次调整，先后由自治区主席李兆焯等担任主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马庆生、杨基常，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琦、组织部部长徐爱俐，自治区副主席吴恒，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梁超然，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刘咸岳、潘鸿权，自治区财政厅厅长佘国信，自治区通志馆馆长冼光位、蓝日基任副主任。乔晓光、覃应机、黄云、莫文骅、张声震、陈岸、林克武、罗立斌、骆明、李殷丹、罗尔纲、谢王岗、刘毅生等先后任《广西通志》和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顾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修志工作。讨论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编纂委员会关于〈广西通志〉和市县(市)志审稿、验收、定稿、出版的意见》、《〈广西通志〉编纂方案(草案)若干问题的修订意见》。为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还研究了通志馆的性质、任务，地、市、县修志机构的级别、编制，修志人员的福利待遇及老同志返聘等问题。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1987年12月为广西地方志学术年会题写《修志歌》：“万代千秋业，精修写绘编，唯实生命线，质量最为先”。原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覃应机曾在1987年12月19日召开的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广西通志》顾问联席会议上指出：修志是长期工作，通志馆作为事业单位定下来，不要动。
首届地方志编委会主任、自治区主席韦纯束十分重视修志工作，主动听取地方志工作汇报，多次参加地方志工作会议并讲话。1988年6月6日，他出席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时就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切实把全区的修志工作抓紧抓好”。他指出，要“正确认识修志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把修志作为全面反映区情、市情、县情的大事来抓。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提高志书的质量。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修志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换届后他一直任地方志编委会名誉主任，经常参加三级志书的评稿会，帮助解决修志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为考证有关入志资料深入实地考察。
第二届地方志编委会十分重视、支持修志工作，为新编地方志设立自治区人民政府奖，为修志人员设立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奖。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马庆生、杨基常等领导为获奖的地方志优秀成果和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颁奖，要求各级政府重视修志工作，认真落实李铁映同志提出的“一纳入”“五到位”(把修志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任务中，修志工作要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亲自解决地方志出书经费和广西地方志文献资料中心设备费，并带头读志用志。
第三届地方志编委会主任、自治区主席李兆焯十分关心修志工作，亲自出席1999年地方志专家学者迎春座谈会，慰问修志人员，亲自为广西通志馆编纂的大型地情书《广西市县概况》作序，强调“只有既了解历史，又了解地情，才能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马庆生、杨基常多次听取地方志工作汇报，参加地方志工作会议，并作重要指示，对广西修志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自治区党委十分重视《广西通志·人物志》的编纂工作，对于人物的收录范围，马庆生副书记作了批示，宣传部、组织部进行了认真审定，组织部并向各地、市、县委，区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发出了《关于做好〈广西通志·人物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请各地、市、县委，区直各单位党组(党委)积极配合，按时完成有关人物志稿的撰写任务，并做好审查工作。
据统计，1984年以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政府办公厅先后转发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纪要6个，印发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自治区主席韦纯束等和广西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马庆生在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袁正中在《广西通志·政府志》评稿会上的讲话，共5次。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下发后，自治区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1997年发出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贯彻国务院《通知》的精神，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区直各有关部门进一步重视地方志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将编纂地方志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1998年底以前基本完成本届修志任务，2000年开始续修下一届地方志。
各地、市、县党委和人民政府也十分重视修志工作。南宁地区党委和行署领导到县检查工作，同时了解修志工作情况，帮助县里解决修志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主管修志工作的领导亲自参加县志评稿会，对修志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地区修志工作走在全自治区前列，1994年就基本完成了本届县志编修任务。桂林市经市人大通过，将完成《桂林市志》的编写列为1995年市政府抓的十二件大事之首；1996年，桂林市委、市政府又将完成《桂林市志》总纂、审定和出版任务列为当年两项巨大工程中的一项，从而使《桂林市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97年正式出版，成为广西本届第一部面世的地级市志。
由于自治区党委、政府重视，广西形成了党委重视、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组织实施的编修新方志格局。广西通志馆本着稳步实施的原则，认真抓规划、研讨、培训、编写、总纂、评稿、验收、出版各个环节，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全自治区修志事业健康发展。
本届广西三级地方志(自治区、市、县)计划编写175部，其中《广西通志》88部，市县志87部，分别由自治区各厅局、中央驻桂直属单位和各市县编写。1987年12月，广西第一部新编县志《宾阳县志》正式出版发行。1989年9月，广西第一部新编省级志书《广西通志·体育志》正式出版发行。这标志着在各级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本届社会主义新方志开始结出硕果。至1999年9月，已出版和审验的三级地方志达144部，占计划编纂数的823％。其中《广西通志》69部，占计划编纂数的784％；市县志75部，占计划编纂数的862％。已出版的天等、金秀、忻城、平果、德保、田林、都安、南丹、天峨、东兰等10部县(自治县)志，为该建置内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
广西有17部志书在全国新方志评奖中获一、二、三等奖，其中《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通志·民俗志》、《广西通志·地质矿产志》、《桂平县志》、《昭平县志》获一等奖，《广西通志·财政志》、《广西通志·人口志》、《广西通志·电力工业志》、《象州县志》、《北流县志》、《合浦县志》、《容县志》、《恭城县志》、《都安瑶族自治县志》获二等奖。有31部志书、12部地情书、3部专著、13篇论文获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地方志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有2部志书、2部地情书、2部专著获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奖。
三、对新旧志书及地方史料的存藏、整理、使用
新旧志书都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旧志书的收集、存藏、整理与使用，亦是中国一项传统的学术活动。
广西的旧志共有250种，主要存藏于广西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和广西通志馆。广西有关档案馆、文物管理所、修志办公室曾点校民国《灵山县志》、清乾隆《横州志》等9种旧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献研究室历4年寒暑点校注释的清嘉庆《广西通志》，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1年广西通志馆恢复后，重视对新旧志书的收集、存藏、整理与使用。责成资料室负责收集广西现存的历代旧志和新出版的本届省、市、县三级新志，专门成立旧志整理室，负责对旧志的整理、研究及出版。现广西通志馆已成为广西收藏地方志、地情书与研究地情资料的中心。至1999年9月拥有藏书10万余册，其中历代纂修的《广西通志》、府州县志231种，占广西现存旧志的90％；全国的《一统志》，部分省、市、县(含台湾)的旧志101种；本届全国新编三级志书1813册，其中外省市的新编志书1583册。此外还存藏有地方名人史著、地方少数民族研究专著，本届新方志的评议稿、送审稿、资料长编、资料汇编等。馆藏以广西史料为重点，兼收对研究广西史志有关的文献资料。
1984年起广西通志馆与广西民族学院古籍研究所、广西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室、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后为广西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桂苑书林丛书》和《广西史志资料丛书》，其中汇集了不少广西旧志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与广西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等10家单位联合编写了《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其中著录1949年以前的广西方志(含部分杂志)265种，补充和订正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广西部分；与广西社会科学院情报所联合编制了《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独立编著了《广西方志提要》、《广西方志物产资料选编》等。广西通志馆还与有关单位合作，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广西资料辑录》、《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申报广西资料索引》、《广西文献资料索引》等地方史料。这些史志资料的辑录、整理、编辑、出版，为新方志编纂和史志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受到修志人员青睐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史志专家的好评。
广西通志馆还根据社会需要，组织各级修志部门利用新旧方志资料，整理编辑出版了不少有较高使用价值的地情书，如《广西市县概况》、《广西市县概况(1985—1995)》、《广西概况》、《广西解放纪实》、《广西各市县历代水旱灾害纪实》等，主动为党政部门及社会各界提供地情咨询服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1994年广西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自治区领导急需了解各主要受灾市县历史上发生水灾的情况，广西通志馆即根据刚完成的《广西各市县历代水旱灾害的纪实》书稿，及时提供所需要的数据，供自治区领导作决策参考。广西各级修志部门也结合当地实际编辑出版了不少地情书、年鉴、部门志、厂场志、院校志、乡镇村志等。1993年，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上，反映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和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地情书大受欢迎，如《广西通志·民俗志》、《隆林各族自治县民族志》、《北海交通志》、《百色市物产》等。
1995年，鉴于广西通志馆存藏的新旧志书及各种图书文献资料日增，原存库房不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马庆生和自治区副主席李振潜指示，尽快建成广西地方志文献资料中心。在自治区计委和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下，1998年6月，7层1600平方米广西地方志文献资料中心大楼建成投入使用，大大改善了广西通志馆的资料存藏条件。现有书库10个，报刊阅览室、读者阅览室各1个。购置了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正在筹备采用电脑和现代化通讯技术，以网络化形式为社会提供地情信息服务。
四、修志先进人物
广西本届修志，形成了一支数千人的修志队伍。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专职修志队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73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211人；兼职修志队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34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118人。广大修志人员甘坐冷板凳，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为修志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90年、1993年、1996年，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三次共表彰了103个(次)先进集体和279名(次)先进个人。林敏、周绍文、谭开先、谢春明、韦甘睦、杨茂春、胡方明为其中较突出的代表。
林敏是位离休老干部，1993年被聘为《南宁市志》编纂委员会顾问。他认为修好志书要靠志德、志观和史料，其中职业道德是大前提。当他从一些史料中得知，部份传媒对解放后南宁首任市委书记和首任市长的任职人报道不准，如果不加以改正而写入史志中，就会贻误后人。于是他下决心给市委写专题报告。这样做，可能会遭到一些位高权重的老同志误解或指责 ，但为使志书存真求实，他宁可受点委屈。此事在市委领导的支持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获取了第一手资料，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6年来，他为市志审稿上千万字，纠正错误和补充史实近3000处。几次因病住院，他都把修志资料搬到病床上。到病房问候的宋福民市长发现后，多次在市党政部门领导会上赞扬他的敬业精神。1996年林敏被评为广西地方志先进工作者。
周绍文是位80多岁高龄的老工程师，解放前就担任桂林市政府建设科科长，解放后任市城建局副局长，对该市建设情况非常熟悉，被称为“活字典”、“老周工”。1989年，已经76岁高龄的他被任命为《桂林市城市建设管理志》主编后，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修志工作上，一年到头从没有误过班。生病住院，医生要他回家后静养一个月，他出院第一天就到办公室了解修志进度并布置工作。大家劝他休息。他说：“任务不完成，呆在家里也休息不好”。他除了抓全志整体工作外，还亲自撰写概述、历代基础设施、大事记等内容。他审核修改志稿一字一句地斟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实。真正做到“极端地负责任”。例如志稿中有段文字记述1950～1956年以工代赈翻修60条道路36公里29万平方米。为了核实这三组数字，他整整花了两天时间，从各种资料中找出这60条道路的名称、每条道路的长和宽，然后算出总面积。他说：志书一定要确保质量，如果写进不真实、不准确的东西，就对不起后人。
广西军区工程处原政委谭开先，1985年离任后即从事《广西通志·军事志》的编纂工作。他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自治区图书馆和档案馆，经常可以看到他带着面包、咸菜，一整天一整天泡在那里摘抄资料。为了准确记载历史战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他常常到实地考察。他先后深入70多个县市调查，拜访革命烈士家属，采访知情人。偏僻山寨不通车，就步行前往。最远的一次步行了120多公里，最久的一次在十万大山考察了170多天。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主编的《广西通志·军事志》获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成果三等奖，他任编剧和总制片的十二集电视剧《大围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八套和广西电视台一台、二台连续播映。至1998年，他组织并参予编写了《广西军事人物》、《广西军事大事编年》、《广西军区发展史》、《广西军区历史图集》等23种史料书，共4100多万字；策划、编审了广西8个军分区、3个边防师的发展史；发表论文43篇。他由一名军人，成为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料学会理事，跻身于史志学术之林。他以修志的突出成绩，1992年退休之后仍破例被广西军区党委授予三等功，3次被评为广西地方志先进工作者。
《广西通志·宗教志》副主编谢春明，1987年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就承担起编纂《宗教志》的任务，一干就是7年。7年里，一起编纂《宗教志》的几位60岁左右的老同志陆续离开了修志岗位，只有她一直坚持着。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凭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甘坐冷板凳，把整个身心扑到方志事业中。为了收集广西3个道教洞天的第一手资料，她顶烈日，冒酷暑，爬都峤山，上勾漏洞，登白石山。有时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时，一伏案写志稿就是一整天，中午只以速食面应付。经过几年的实践，她从对方志一无所知，成长为方志行家，收集了近300万字资料，承担了天主教篇、大事纪略和附录的编纂任务，参与了基督教篇、伊斯兰教篇的修改。1992年，单位领导将《广西通志·宗教志》的统稿和总纂任务交给她，她勇敢地担起来，并获得了成功。《广西通志·宗教志》出版后，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国家宗教局有关权威人士和宗教界的好评，被广西大学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作为培训宗教干部的教材，并获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优秀成果三等奖。谢春明本人，也被评为广西地方志先进工作者。
今年84岁的《宜州市志》主编韦甘睦，早年毕业于朝阳大学，抗战期间曾与蒋经国共事，民国期间的宜山史事他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不少，文史知识丰富。1987年他欣然接受任务，从县政协副主席任上调到县志办负责修志工作。他参考多种市、县志，结合宜州特点制定志书篇目，经多方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最后才定稿。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当时70多岁的韦老常常骑自行车一天跑百余里路，实地采访、考察。宜州几乎所有的乡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负责志书总纂，不惮其烦地反复修改，精益求精，还根据资料编绘多种历史地图，明了实用。他先后被评为宜州市先进工作者、十佳政协委员和广西地方志先进工作者。
1988年7月26日，那坡县志办公室的杨茂春同志昏倒在案桌上。送住医院救治，5天后终因心肌梗塞，瞌然长逝。杨春茂原为县文化局副局长，1981年调到修志岗位。他边工作，边学习，60多岁仍主动报名去读方志研讨班，还常到修志先进县取经，平时爱阅读方志刊物和史志书籍，肯钻研理论问题。他撰稿一丝不苟，努力做到不沿旧志之误，不循旧乘之讹。他有心脏病，身边备着急救药，仍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伏案工作，脸浮脚肿全不顾，硬是把自己承担的篇章全都写出了初稿。人们问他，你这么一把年纪了，身体又有病，还那么拼命图个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为那坡把县志修出来。
1987年10月，《广西通志·农业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主编胡方明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他没有来得及为亲属留下遗嘱，却为修志工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胡方明同志长期在农业部门任职，对广西农业有全面了解。从事修志工作后，他一次次深入各部门做思想工作，协助农业厅领导组建起有29名专职人员的修志班子，并聘请了152名兼职人员，为全面起动修志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每天工作时间总在14小时以上，查阅资料，修订篇目，探讨新方志理论，研究《农业志》编纂问题。因病住院期间，他仍在病房听取修志情况汇报，利用电话安排和检查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忍受着巨大痛苦，由女儿笔记，口授了《广西通志·农业志》的今后工作计划和意见。为了修志事业，他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