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新诗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正式诞生的。与生俱来，它便担负着除旧布新和文化启蒙的使命，扮演着呐喊和鼓吹的角色。
及至红色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起，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和贯彻，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艺形式被有效地整合到为政治斗争服务的编制，于是便有了殷夫的《别了，哥哥》和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为代表的红色诗潮，便有了五六十年代郭小川、贺敬之式的颂歌和战歌的独领风骚。“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诗的使命的规定性是再明确不过了。而当文化启蒙的使命被完全代之以政治宣传，当一种原本偏激的诗风更被时势推向极端 ，便是诗的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的偏瘫，忧国忧民精神的畸化，甚至只剩下阿谀权势、粉饰太平、诅咒政敌、渲染某些恩怨情仇，成为“假大空”和“瞒与骗”的东西。就连其意象和语言也都模式化了，化作一种令人生厌的腔调。到“十年浩劫”结束，改革开放伊始，这种左翼传统诗的式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实，作为流行的政治话语的传声筒，郭小川、贺敬之式的“政治抒情诗”的痼疾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不容置辩的。例如，贺敬之“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桂林山水歌》，适值三年大饥荒，面对饿殍遍野，居然还在这样欢呼：“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如果说，对于这样一种寓情于景的意象表达，被问及其作者良知何在时，辩护者还可以说，这是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的诗人，以“笑容”对“愁容”，希望克服暂时困难后，祖国的笑容依然美丽，那么，面对进一步的诘问：作为灾难深重的1959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注脚，贺敬之在其《十年颂歌》里分明做过直抒胸臆的表达，对方的辩手还能怎样逞其曲解诡辩之才呢？
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呵！／我的欢笑的／豪迈的／南方！──／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
当彭德怀元帅心忧天下苍生，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的时候，有人却扯着嗓子放声歌唱，歌唱大跃进浮夸风，歌唱荒唐的全民土高炉炼铁以及人民公社乌托邦，同时，不忘昧着良心咒骂“右倾分子”：
呵！点起来！／点起来！──／我们的／千万座／小高炉！／……／看我们／几千万／钢铁大军，／伟大的创举──／‘小土群’！
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天空呵──／此刻／是更加纯净，／总路线的灯塔，／更加光明！／呵，山，／分外青，／旗，／分外红。／历史的车轮，／更快旋转！／跃进的战马，／四蹄生风！／……呵！公社的红旗──／满天高举！／高炉的火光──／遍地熊熊！／千里──／烟云滚滚，／万里──／汗雨飞空！／定额呵──／突破！／突破！……／产量呵──／上升！／上升！……／右倾分子们！／他们／是输定了！／现实，／对他们／那灰色的心／是这样无情……
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这一名言还有失偏颇的话，那么，说“1959年之后面对饿殍遍野继续昧着良心唱颂歌是无耻的”，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
还有柯岩那首《周总理，你在哪里》，其构思是否涉嫌抄袭暂且不论，只凭“你的人民想念你”、“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之类的腔调，让我们这些对“人民”跟“人民公仆”的关系有着别样理解的人听来，就不免有些别扭。加上“步步紧跟”之类的文革语汇，简直难以卒读。
这一流派的诗人，他们的头脑完全被政治给充斥了，他们的人格完全让政治给异化了。他们不会写纯粹的爱情诗、友情诗、亲情诗，不会写纯粹的山水诗、田园诗、景物诗，不会抒发“天问”，不会抒写“离骚”。他们不承认也不会去抒写普遍的人性，不能超越他们所理解的所谓阶级性，去抒写人类的共同的情感和愿望。他们不知道，除了为政治服务，诗还能干什么，除了流行的政治话语，还有什么可以入诗。关于这些，只要看一看郭小川、贺敬之诗集的目录就够了。这样，当他们所隶属的政治被历史质疑时，当他们讴歌和鼓噪过的政治运动，如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被一一否定后，他们的诗作的可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试读郭小川在1957年7月初写出的反右诗之一《射出我的第一枪》中的一个片段。谁能相信，如此恶毒的语言，竟出自一位诗人笔下 ：
在奸人发出第一声狞笑的时候，
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
剖开那肥厚的肚皮，
掏出那毒臭的心脏。
…………
今天，当右派分子还在奋力挣扎的时候，
用我这由于愤怒和惭愧而发抖的笔，
发出我的第一枪。
而明天只要有一个顽固分子不肯投降，
我们的擦得油光崭亮的子弹就决不会离开枪膛。
即使偶尔涉猎别的题材，如自然山水，“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桂林的水。”（贺敬之《桂林山水歌》）精彩的开篇，也会被接下来的他那须臾不曾淡忘的政治情怀给弄得不洁的。即使偶尔超越现实，望一眼形而上的星空，感叹几句“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洪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郭小川《望星空》）接下来也会以批判自己的“虚无主义”结束。
“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秋天的团泊洼啊，好象在香甜的梦中睡傻；／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这是郭小川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9月作于五七干校的《团泊洼的秋天》开头六节中的两节。但这些大致还纯净的景物描写，在这位“战士诗人”笔下，也仅仅是作为直抒政治情怀之前的起兴，作为炽热的政治情怀的背景和反衬，接下来便见诗人笔锋一转：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洪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
只因为七十年代初写了一首热忱歌颂毛泽东、歌颂文革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其中“崭新的太阳”这一意象却被指控是暗喻后来机毁人亡的林彪的，1974年郭小川被“中央专案”重审。尽管这首《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被关押在天津市郊团泊洼干校接受审查时所作，有不满当时“四人帮”及其党羽黑暗统治的积极意义，尽管此诗在“四人帮”倒台后一度备受推崇，这种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的东西，还是注定不可能穿越时空，成为传世之作的。郭小川在该诗篇末不无期望和惶惑地说，“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可是除了“四人帮”覆灭的那个乍暖还寒的特定时刻，以后还有哪一个春天会拥抱这样的诗篇呢？可以预期的，只能是它与春天渐行渐远。
2
玄言诗对于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陌生了。可是在魏晋时代，作为一种诗歌风格，它曾经独领风骚，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它在诗坛占主导地位曾经长达一百多年！
魏晋时代政治黑暗，官场险恶，以谋权篡位或翦除异己为目标的宫廷斗争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一般文人情知国事不可为，不敢奢望修齐治平兼济天下，为全身远祸苟且偷安，只得逃避现实，缄口不谈时政。于是皈依老庄谈玄究理，到玄虚哲学中去寻找精神慰藉，配合以服药酗酒散发扪虱等颓废行为，一时蔚然成风，这便是魏晋风度。“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贼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玄言入诗，即玄言诗。玄言诗一经兴起，建安风骨即告式微。岂止建安风骨，《诗经》《楚辞》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也都成为昨日黄花，凋零殆尽。于是，“贵黄老”，“尚虚谈”，诗成为哲学讲义，成为老庄教旨的韵文诠释，充满形而上的虚无主义玄思以及韬晦遁世的枯燥说教。其艺术表现上，则以放逐形象思维的艰涩晦暗幽微曲折的文字和故弄玄虚的形式主义为主要特征。
遗荣荣在，外身身全。
卓哉先师，修德就闲。
散以玄风，涤以清川。
或步崇基，或恬蒙园。
道足匈怀，神栖浩然。
── [东晋>孙绰《答许询》九首之二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
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
中路高韵溢，窈窕钦重玄。
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
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
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
亹亹沈情去，彩彩冲怀鲜。
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
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
── [东晋>支遁《咏怀诗》五首之一
当是时也，玄理之风，如紫气东来，纵横诗国，大行其道；如浩月当空，笼罩四海，领导新潮。
玄言诗在当时并非没有受到批评。不满玄谈之风的葛洪就曾指出：“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 然而，批评归批评，风行归风行，当一种诗风甚嚣尘上时，圈中人是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的。“间有斥其非者，世反谓之俗吏。” 批评的声音客观上还会成为被批评者的推销广告，这一效应想必古今皆然。这也就是批评界往往失语的原因。
当然，一股逆流是不可能永远汹涌下去的。玄言诗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夏侯玄和钟会为其代表；至东晋更为盛行，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是其中坚。但各家作品多已散佚。其中被鲁迅称为空谈和吃药（药名“五石散”的一种毒品）两大祖师 的何晏仅存两首与玄理无关的《言志诗》，许询仅存一首并非谈玄论道的咏物小品《竹扇诗》，王弼、夏侯玄、钟会、桓温、庾亮则徒留诗名，囊中空空，并无一字传世。只有孙绰、支遁二人，或领袖文坛，或终老佛山，得存诗较多，像是历史老人有意为玄言诗派留下一份供后人评说成败得失的文本。作为诗史上的一个曾经显赫百年的流派，玄言诗到晋末终告衰落，其诗坛主导地位为山水诗所取代。（尽管那影响并不容易消除，例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拖着玄言诗的尾巴。）在后来一千多年的中国诗史上，渐至湮没无闻。这个结局，应该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关于玄言诗，刘勰《文心雕龙》指其“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钟嵘《诗品》斥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皆切中要害之语，可谓盖棺论定。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玄言诗却死灰复燃，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复兴，尽管人们并未想到祭起何晏、孙绰们的亡灵。这便是新诗的所谓“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粉墨登场。
现代派新诗几乎是具备了魏晋玄言诗的一切特征！如放逐情志，独重理念，所谓“主智”；沉湎于形而上的玄想，将诗作为哲学讲义或哲学笔记，以阐释玄理为诗之要义和时尚，只是不局限于中国的老庄，而更热衷于西方哲学，兼及若干宗教教义；如逃避现实，不涉美刺，远离人间烟火，鄙夷时代使命感，否定并嘲弄诗歌的社会功能，无论是教化还是批判；如轻慢意象，倾向于以抽象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如语言艰涩隐晦，故作深奥，且更为放纵，恣意对语言施虐施暴；如形式主义和技巧至上，所谓“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如蔑视读者，以曲高和寡自得自炫……可以说，玄言诗的幽灵已悄然附体于“现代诗”，新诗现代派就是二十世纪的玄言诗派。中国的现代派们实在是不必数典忘祖，远道西游去寻求衣钵和牙慧的，“现代派”在咱们地大物博的中国确实是“古已有之”。
现代派以“现代”自诩，其实并没有多少现代性可言，“现代派”（“现代诗”、“现代主义”）这个名目只是基于时序所取，与其流派特征完全无关。或者，鉴于中国诗史上早已有一个“玄言诗”的现成名目，不妨沿用，所谓现代派，不如称之为“后玄言派”，倒还有利于标明其流派特征和历史源流，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现代派们总以为别人都是传统的顽固守旧的，只有他们自己是反传统的锐意创新的。他们怎么也不曾想到，他们自己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竟也是“传统”的，作为它的原型，玄言诗在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魏晋时代还曾经是诗坛的主流派，只不过他们的那个“传统”却早已不幸成为了“失传之统”、“不传之统”，在艺术世界的生存竞争中被适者生存的法则给无情地淘汰了，他们坚守那一套才真正是顽固守旧呢！文学艺术的许多观念、理论、风格、流派，在文学艺术史上都是能找到它们的原型的。文学艺术历经几千年发展，到今天，恐怕任何认为自己的一套乃是全新的、从零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创造之所谓“首创论”、“空白论”，都只能是幼稚的妄言。──我不大有把握这一判断是否有例外，但我相信，即便有，也不属于新诗现代派。
新诗在当今中国受到读者的空前冷遇，现代派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因为其理论的鼓吹和作品的充斥，在参与扫荡了十年浩劫登峰造极的极左派的假大空话语之后，又从另一个极端搅乱了诗坛的是非，败坏了新诗的声誉。近日，一位报考鄙所诗学研究生的湖北某中学语文教师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校一些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语文教师，平素是从来不看诗歌的，问之则曰‘不知在胡弄些什么，我看它干嘛？’诗歌创作无人喝彩。这该是多么尴尬的情形！”这决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现代派的弊端天人共鉴，整个诗国怨声四起，有艺术良知的人们不会视而不见。然而，尽管许多人幡然醒悟，从其阵营中分裂出来，甚至其领袖级人物也频频发言指斥其积弊，现代派的若干新老盟友却仍然痴心不改，苦苦地坚守着阵地。
其中一个“建设性的”举动便是抬出穆旦 ，将他拥上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第一把交椅。七鼓八噪，如今，穆旦研究已成为热点了，穆旦的地位已不亚于当年东晋的玄言诗大师孙绰了，穆旦的诗集已是注家蜂起了，穆旦门下如今也差不多是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了。我却总也弄不明白，现代诗为什么要写得比古诗还难懂？为什么现代人写的诗给现代人看，还要借助于冗长的注解导读？穆旦篇幅有限的《诗八首》（八八六十四行，据说是情诗），为什么需要数千字、数万字的长文来作反反复复的“细读”？我怀疑是否真有什么用平易流畅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深邃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感？既然一种语言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同一种语言内的艰涩表达难道就不能译为平易表达？是的，诗人应该是思想者，但思想者是否就是诗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水泊梁山，如果缺少晁天王，就让它缺少好了，用不着匆忙拥立谁或改立谁。神化穆旦救不了玄言诗。才从现代迷信的香火中逃出来的我们，不免对一切新的造神运动过敏。
诚然，玄言诗的某些作派，如逃避现实谈玄究理，可能是时势使然，有时也不妨理解为一种消极的抗议；如幽微晦涩的语言风格，有时可能是为藏锋避讳，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曲折表达方式的需要；如形式主义，有时也可能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艺术探索。可是，当少数不失真诚的探索者身后聚起庞杂的等而下之的追随者，当一切语病、黑话、结巴、晦涩、怪诞、苍白、猥琐、浅薄、痞气、唯丑、没文化、没教养、下半身……都瘟疫般地集合于探索者的旗下，探索者却不加甄别地引以为党羽，一往情深地予以呵护，喜剧效果便发生了。
有时我甚至想，现代主义最大的敌人也许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皈依到现代派旗下的诗人自己，因为正是他们的作品（《石室之死亡》《０档案》之类）更加败坏了现代主义的声誉。“没有偏激就没有深刻”这一命题是不能到处滥用的，我们不要忘了另一至理名言：“真理再往前跨出一步就是谬误！”说深耕就掘地三尺，说密植就密不透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人的狂热和瞎指挥对于中国农业的伤害，使我老家的农民至今提起来还痛恨不已。将现代主义的某些不无合理因素的理论主张推向极端即推向谬误。正如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可能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那些自称为最激进、最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四人帮”和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之流一样。马克思主义难道就不能不与专制和恐怖搅到一起吗？现代主义难道就不能不与晦涩和怪诞搅到一起吗？君不见，被公认为台湾现代诗始作俑者的纪弦，其晚年也颇有悔意，说“从前在台湾，有人故意逃避情绪，切断联想，把诗写得十分晦涩难懂，而自认为很‘前卫’。我大不以为然，决不点头。说现代诗是‘难懂的诗’，如果不‘难懂’，就不‘现代’了，那真是一大笑话！”
还有所谓后现代，其调侃一切、亵渎一切的痞子口吻，与文革之初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红卫兵精神是一脉相传的。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们应该知道建构什么，解构什么，知道破坏之后还须建设，解构之后还须重新建构。人毕竟要有理想，人类的理想未来不能寄于乌托邦，也不能存于荒漠或废墟。况且，并不是任何既有的建构都是可以亵渎和解构的，譬如爱国情怀，譬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着黄河洒泡尿的小痞子作派终究是难以容忍的。
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在一个宽容和多元的诗坛上，玄言诗、后现代其实都不妨存在，不妨聊备一格。“不管它多么怪异，多么令人倒胃口，都有它们存在的权利，正如癞蛤蟆和赤练蛇都有存在的权利一样。看不懂癞蛤蟆和赤练蛇并不是生物学家的光荣，看不懂某些后现代诗也不是诗歌评论家的自豪的本钱。” 可是，癞蛤蟆和赤练蛇有存在的权利，却没有主宰生物圈的权利，没有成为生物圈中巨无霸的权利，没有吃天鹅肉，剥夺天鹅和夜莺们生存权的权利。而“癞蛤蟆和赤练蛇”在某些理论家那里一贯被唤作“第三代”（如果把艾青等当年的归来者算作第一代，朦胧诗算作第二代，第三代就只有“癞蛤蟆和赤练蛇”吗？）备受鼓噪，正是试图赋予它这种权利，张扬着它的这种权利欲。而对于非生物学非诗学职业的，不愿意自讨苦吃自找罪受的一般动物观赏者和诗歌爱好者，咱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也像咱们一样忍受着痛苦和恐怖，倒着胃口，去看直到懂咱们这丑陋可怖的癞蛤蟆、赤练蛇和第×代的诗呢？而论者立论，是不能不照顾一般观赏者、读者的审美心理，只以一己偏好和怪癖为依据的。
温故而知新。魏晋玄言诗早已被诗史所遗弃，“后玄言诗”在诗史上的命运，也不会比它的上一轮回更为美好。如果不满足于聊备一格，而奢望着主导诗坛的话。
3
今日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艺术界，“先锋派”的名称约定俗成，其诗群风貌人们耳熟能详。不过，“先锋”一词并未标识出它所命名的这个诗群的艺术特征。着眼于空间次序的“先锋”（与“后卫”相对）这个名称，可能是从着眼于时间次序的名称“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相对）派生出来的，二者大致是同义语。
从世界范围讲，“现代主义”的创作和理论是针对鼎盛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某些暮气（流派意义上的。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则永远不会过时，也无所谓暮气。）而推出的，因其花样繁多，一时找不到一个名目能概括其形形色色的主张，只好以一个不涉及艺术特征而仅仅着眼于时序的名词“现代主义”笼统称之。其实，如果鉴于其有意反拨、补救传统现实主义的某些暮气的初衷，笼统称之为“非现实主义”，倒是大致切近其艺术追求的。
现代主义被引入中国诗坛，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已开始了的，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以及“九叶诗派”相继出现，现代主义在中国曾经代不乏人。及至五十年代，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现代主义遂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或许真的应验了“愈禁愈香”那条规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迅速崛起，从尚未褪去社会使命意识的传统色彩的“朦胧诗”，到叫嚷“Pass北岛”的更为纯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暴动”，先锋派来势凶猛，尽管其宣言的分贝数远大于创作实绩，先锋诗的阐释和鼓吹却很快成为“显学”。
随着先锋派的崛起，此前在诗坛居正统地位的一派便成为传统派（左翼传统派）。但传统派拒不承认先锋派的合法存在，一直在攻击着先锋派的美学原则，如“表现自我”、“诗与政治无关”等。面对传统派的某些偏狭和僵化，先锋派也往往表现出偏激的情绪，以其叛逆精神自诩，以其探索精神自大，以其“超前性”自得，对传统派轻蔑有加。
就在“先锋”与“传统”两大诗群唇枪舌剑论战不休之际，诗的阵营实际上在急剧地改组着，在先锋与传统的边缘地带迅速集结起一个中间诗群。他们既与非现实主义的先锋派保持着距离，也与现实主义（包括伪现实主义）的传统派拉开了间隔，这便是当今诗坛的第二方阵。这一方阵是由于“一面向着魔幻诡谲的晦涩难懂的文字形式告别，一面向着抒情平面，形象平面，想象空间狭窄，缺乏多层次感受性能的陈旧、贫瘠的艺术观念告别” 而集合的。相对于先锋派的“言过其实”（宣言超过其实绩），他们倒一直是“实过其言”。他们有时也介入论争，那景观便是“左右开弓”（程光炜评杨光治论争姿态用语）。这一方阵实际上已经是今日诗旅之主力所在、重心所在。不过，这一方阵至今尚无公认的名目。
八十年代以来，在诗评、诗论及诗史的文字里，“先锋派”开始独占鳌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致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诗发展可以这样描述：归来者的诗、朦胧诗、现代诗、后现代诗。后三者又总称为“新诗潮”或“先锋诗”。给人的印象是，艾青一代之后就是先锋诗独领风骚，先锋诗就是这二十年来的诗歌主潮。其实，这多半是一种幻象或错觉。只要逐期翻阅一下七十年代末以来出版的《诗刊》，你会发现其中发表的“先锋诗”不会超过总篇目的百分之十，即使是后来作为先锋诗大本营的《诗歌报》，其中发表的“先锋诗”也不会超过其总篇目的三分之一，更多的诗歌创作则主要是属于第二方阵的。第二方阵在诗坛早已是一个巨大存在，一个中坚阵营，却因为多年来没有一个响亮的名称，没有揭起一面大旗，显得“没名堂”而久受忽视。
作为这一方阵的理论代表，吕进、朱先树、杨光治、袁忠岳和阿红等几位诗评家，八十年代中期两度聚会北京上园饭店，出版论文合集《上园谈诗》，有人遂称之为“上园派”。但这一称谓显然是随机的，未经斟酌的，近乎戏称，且并不涵盖创作。
那么，该给这一方阵取一个怎样的名称呢？依据艺术特征，在现实主义（包括伪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为之寻求一个精妙入微的名目是困难的。而回避艺术特征，着眼于时间次序，试图在古典主义（也不准确）与现代主义之间为之寻求一个名目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回避艺术特征，着眼于空间次序为之命名。以我浅见，鉴于这一方阵在先锋派与传统派之间所处的位置，及其以传统为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前瞻性或前倾姿态，不妨称之为“中锋”、“中锋派”或“中锋诗群”。
下面，我就试着探讨一下所谓先锋派──中锋派──传统派三者的关系模式及中锋诗的艺术特征，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表现自我与教化读者
诗人何为？诗歌何为？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写诗？诗具有哪些功能？文学原理教科书上说，文学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这显然是指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对于读者大众所产生的客观功能。就诗而言，传播知识非其所长，所谓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不妨表述为教化功能，审美功能则不妨分解为陶冶功能和娱悦功能。但这还只是诗歌功能的一方面。诗歌的另一方面的功能是，对于作者主观方面来说，它体现为发泄功能，自我表现和自我娱悦的功能。
对于这主、客观两方面的功能，传统派强调的是客观方面，主要是教化功能，所谓“诗教”，希望通过诗歌激发社会大众的政治热情，优化其精神境界，使之成为“化内之民”。先锋派强调的是主观方面，是“表现自我”（前人谓之“独抒性灵”），是希望通过诗歌张扬自我的存在。为了实现教化功能，传统派强调“文以载道”，抒人民之情（有时也难免假冒人民之名），诗中抒情主人公是所谓“大我”，有英雄主义倾向；为了实现发泄功能和自我表现的功能，先锋派强调的是“文以载欲”（恕笔者杜撰。欲，当包括意识和潜意识中的表现欲、创造欲、性原欲等），诗中抒情主人公是“小我”，有时还特别标榜反英雄，反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