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
　　读清人此诗，可知红楼梦影响之深，流传之广。

　　然我今天只想说一句：“开谈莫说红楼梦！”

　　莫说红楼，因怕将它说得俗滥说得讨人厌恶。
　　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至少得有与作者大体相当的水准才能与真的读懂他的书。
　　若是文学素养艺术气质人生境界各方面都与曹雪芹差得太远甚而南辕北辙，其人所谈的红楼亦可想而知矣。
　　若是除了文学什么都懂一点的人也聚拢来妄谈红楼，红学的水准亦可想而知矣。

　　莫谈红楼，先引俞平伯先生的一段话 ：

　　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方面来读，但它终究处于艺术范畴，是小说，而它的思想又事关哲学，可是这方面从前说得太少。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有开创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的局限。至于评论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纭，世称为红学，然其核心仍未明辨。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未知然否。

　　今之红学五花八门，算亟盛矣，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然亦有相妨之处，以其过多，每不易辨别是非。该怎样读红楼梦呢？只读白文，未免孤陋寡闻。博览群书，又恐迷失路途。 摈而勿读与钻牛角尖，迨两失之。
　　再一点，近几十来对曹雪芹红楼梦的评价有褒无贬而且愈来愈高，这般一边倒的评论对正确理解红楼梦并无好处。即已无一不佳了，则每每把缺点看作长处。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意。后四十回本出于另一手，前八十回也多有残破缺处，此人所共知者。本书虽为杰作，终未完篇，抬之过高则与大众愈远，曲为比付则真赏愈迷，良为无益。

　　莫谈红楼，却还是说了许多，因说红者多矣，谈红者多矣，红学走到今日，每有走火入魔之态势。

　　从漫漫红学史中随意选几滴小浪花，以一管窥全豹，一睹这荒谬的红学。

　　1、梦话连篇----索隐学。

　　从张候家事说明珠家事说，从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宝玉与黛玉，忽而变作顺治帝与董小苑，忽而又成为“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衤乃)。”“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幻想丰富，胜过当代意识流，煞是有趣。
　　且不说所谓“小宛名白，黛即绿，合为宛白黛绿，”“小宛入宫二十七岁，黛玉入贾府时一十三岁，恰为小宛之半”这样莫明其妙的“关合”，就说俨然一代大家的蔡元培那些“王熙凤影余国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之繁体)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楷书王玉同式。)”（难怪胡适要说他是笨谜）“板儿当影吴中所市之《廿一史》，青儿则影其日给菜韭也。”这样奇妙的“考证”，也是具有正常思考力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若离开了“作者之生平”而别求“性情相近，轶事有征，姓名相关”的证据，那么，古往今来无数万有名的人，那一个不可以化男成女搬进大观园里去？又何止朱竹(土宅)、徐健庵、高士奇、汤斌等几个人呢？况且板儿既可以说是廿四史，青儿既可以说是吃的韭菜，那么，我们又何妨索性说《红楼梦》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群芳谱》呢？” 胡适的话甚是尖锐。

　　但是类似的奇谈总是阴魂难散，隔些时候又有人要借尸还魂。近年里，队伍不断壮大的红学队伍又出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霍国玲、霍力君、霍纪平是姐弟三人，皆是半路出家研究红学的，但其成果已威镇红学界。它们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书名《红楼解梦》，其实原定书名《红楼隐侠》更昭示该书的“原汁原味”──在霍氏姐弟眼中，曹雪芹呕心沥血写成的《红楼梦》的主旨是为了讲述一个无人知晓的传奇故事，即曹雪芹本人与一个名唤“香玉”的女子“合谋害死雍正帝的全过程”。作者根据《红楼梦》中的一个灯谜，推断出竺香玉曾当过两年的尼姑，因为灯谜中有“焦首朝朝与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二句，两个“年”字连用，霍国玲认定即是暗示着“两年”。霍氏姐弟认为曹雪芹一直在痛说家史，所以断定二十八回中“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应该理解为“忘不了新仇与旧仇”。同样，霍氏认定王熙凤的判词（“机关算尽太聪明……”）说的是曹雪芹本人“中举、得官、生子、事败、逃禅……”的经历。而关于黛玉之父林如海之名的来历，霍氏的解释更是令人忍俊不禁：少年曹雪芹与两个伴读丫鬟“经常钻进书斋，畅游在那书林诗海中（这恐怕便是林黛玉之父林如海的来历）……”。

　　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全是这一类让人瞠目结舌又大开眼界的推论。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玩或更不好玩的考证，我也想不出如此多的人对这本书趋之若鹜是在侮辱曹雪芹还是在侮辱他们自己。我只能说这是人们精神王国极度空虚、对完美的文学极品扦格难入的后果。

　　2、 不讲学术----考证派

　　我们不能否认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创者。
　　但作为考证派的开山祖师，他也开了随意推论随意下结论的先河。留下许多恶果，至今仍余音不绝。

　　胡适和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之核心是“考证”和“辨”。他们从发现带有批语的《石头记》抄本的研究开始，考证出行世的《红楼梦》其实是“真假合璧”——前八十回为曹雪芹著，后四十回为高鹗续。这一点胡适自己在晚年曾有很实在的夫子自道：“我是曾经在四十年前，研究《红楼梦》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作者的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版本的问题。”

　　但恰恰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胡适都犯下了不可弥补的严重错误。
　　先说作者问题，对于雪芹的著作权，现在仍时有异议，这不能全怪胡适，雪芹留下的资料太少，他能考定雪芹的大略生平已是不小的功绩。
　　最早记载雪芹著红楼梦的证据不过是；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
　　胡适后来的所有考据就来自袁枚这么一句无从证实的话（他还不看不到明义的《题红楼梦三绝句》自注等），虽说现在红学界公认了这一观点，单看《红楼梦考证》，我仍不禁为胡适捏一把汗；万一袁枚也只是听人误传以讹传讹呢？万一袁枚说的雪芹和《石头记》中的曹雪芹不是一回事呢？ （后来不就发现过所谓的“雪芹小像”？可知号雪芹的并非独一无二。）

　　胡适与俞平伯在《红楼梦》“义理”上，所达到的该书只是写曹家“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或“感叹自己身世”“情场忏悔”这种认知，其肤浅也显而易见。“自传说”从《红楼梦》的基本质素认定上很不错，在文本内涵“意义”的开掘上，胡、俞却都从未深入，极不深刻。胡适晚年云：“《红楼梦》在思想见解上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其文学素质的缺乏、文学灵感的浅陋可见一斑。

　　还是看看胡适〈红楼梦考证〉中的另一大点，也是现在最受非议的一点：
　　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
　　第一，张问陶的诗及注，此为最明白的证据。
　　第二，俞樾举的“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一项，这一项不十分可靠，因为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也许那时《红楼梦》前八十回还没有做成呢。
　　第三，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第四，高鹗自己的序，说的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愿完全埋没他补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条说：“是书开卷略志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颠末毕具，大快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因为高鹗不讳他补作的事，故张船山赠诗直说他补作后四十回的事。

　　现在看这四点证据，其实合起来只有一点，也就是张问陶的诗注，用了一个补字，遂成为红坛一字疑案。诗人用字，历来病简，造成后来无数红学家争论不休，想必不是张问陶所能想到的。因为这一个补字，完全可解作程伟元、高鹗序中说的：“同友人细加厘扬，截长补短”“准情酌理，补遗订讹”，不过是补订之意，无论是张问陶还是高鹗又何曾自述过“补作”？说高鹗作伪仍是自己不敢道明作此小说，更是无证据，此书即是“淫书”，续作有罪， 难道说补订出版就可无罪吗？
　　第二条证据实在不能算证据，因为胡适自己就否定了它，真不知他为何还要列出来，也许是自知证据不足难以服人吧。第三条更无说服力，现在不少人觉得程伟元也许说的是实话。第四条呢，看高鹗的原序：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合情合理，我实在看不出含糊在哪。
　　按，看高鹗的片段经历， 他在参与红楼梦补订前几年方初中举人，参与其事不过两三年，其后又考中了进士，如此经历并无隐晦之处，也很难认为他在短短的几年里即要留意科举功名又能补成这样一部大书。

　　后来的红学家又‘考证出’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故张深知作书底里，这更是荒谬不已的以讹传讹，证据来自震钧〈咫尺异闻〉中的一条：张船山妹适高兰墅（鹗），郁郁以终。 而震钧的证据不过就是来自〈船山诗草〉中的注，那诗只说〈赠高兰墅同年〉，诗中即有溢美之词，又何必不提姻亲之事？看张船山那首诗明明说：如今雨，何曾有郎舅之感？ 船山诗草体例分明，亲友朋属都一律在诗题上注明称谓，难道说独独高鹗这一“妹夫”要例外？
　　再查船山诗草中的哭妹诗，注中只说：适汉军高氏。世上高姓者多矣，何以认定此人必是高鹗？从年龄上看，张筠成亲时年方十八，此时高鹗已是三十八岁，如何相称？高鹗未中举人时只是一介塾师，门第也全不相当。再，此时高鹗正在“空紫塞”，如何能回到京师成亲？
　　近日读到一篇文章 中间提到：

　　查阅了《遂宁张氏族谱》及有关史志资料。遂宁张氏系清代蜀中望族，从清初宰相张鹏翮到性灵派大师张问陶，“一家男女尽能诗。”嘉庆二年（1797）冬，张问陶在为其父撰写的《朝议公行述》中云：“府君讳顾鉴，字镜千……女二人：长适湖州太学生潘本侃；次适汉军高扬曾。”次女即张问陶四妹张筠。民国13年刊本《遂宁张氏族谱》卷一载：“张顾鉴，字镜千……子三人：问安、问陶、问莱。女二人：长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适镶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由此可知：张问陶四妹张筠的丈夫不是高鹗，而是汉军高扬曾。

　　就这样，震钧一句以讹传讹的话困扰了红学界数十年。（他书中说：传奇红楼梦，即兰墅所为。闹了半天，他连诗注里的补字都没看清！）如此“红学”，其荒谬真出人意表！

　　自杨藏本发现以来，高续说已是地动山摇，虽然信者仍有（所有的通行本〈红楼梦〉无不写着： 曹雪芹，高鹗著，便是明证）。这样一个郁郁以终的高鹗竟在数百年后成了无人不晓的名人，怕是连他自己也想像不到吧？他希望以他的诗他的政论文章流芳千古，何曾想到使他流芳的竟会是那一本他不过参与补定的“ 稗官野史之流”？世事呀。

　　还是看看俞平伯后来的一段文字吧：“可惜我们都信了张问陶的话，楞要把功劳留给高鹗，把程伟元抛开，现在看来，不甚合理。
　　从前我们曾发现，即使是在程乙本里，程高对后四十回的了解也好像很差。对自己的著作会有这样的情形，是很古怪的。现在即知有所本，甲本从某本而来，乙本从某本而来，则两本即或互相打架，也不甚出奇，至多也不过说程高失于点校而已。

　　（2）、胡适由于艺术气质较弱，文学感悟能力有限，因此也影响了他文献学研究的质量，如他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和《石头记》版本起家，却得出结论说曹雪芹是一个“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大概是因为曹家四次接驾乃是很不常见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觉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这桩最阔的大典说了出来”。

　　胡适认为程乙本是比脂批本更好的文本，“乙本远胜 于甲本，但我仔细审察，不能不承认“程甲本”为外间各种《红楼梦》的底本。各本的错误矛盾，都是根据于“程甲本”的，这是《红楼梦》版本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
　　因而胡适与汪原放以程乙本为底本印行“亚东重排本”，这对红楼梦的流传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长久难以萧清。 程乙本对雪芹原著篡改极多，脂程之不同，不仅在于某些字句行数乃至章节的异同，其根本不同处乃在两种版本的情节显示的根本性质，即题旨的不同，思想品格的不同，这属于两个系统、两种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的不同。程乙本实质上是对雪芹原作进行了凌迟碎割后再肆意拼装剪接而成的。

　　周汝昌感叹胡适“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若非亲历，实难置信。”（《还“红学”以学》）其实又何止一个胡适？“文字笔墨”尚且无能鉴别，何况更深的“意义”问题呢？

　　胡适由于艺术气质较弱，文学感悟能力有限，因此也影响了他文献学研究的质量，而俞平伯由于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气质和修养，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把握就准确得多，其文献学考证的真理性程度也就比较高。
　　但是俞平伯走上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兴趣主义和烦琐考据。 他研究大观园在何处，南方还是北方，考证宝玉与秦可卿的暧昧关系，画怡红夜宴图，考证北京的屋子里有几个炕 地上有没有苔。难怪到最后他要说：红楼梦是一个恶梦，愈研究愈糊涂。
　　俞平伯在受到批判后，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不再发表意见，而其晚年“大彻大悟”的意见却是“只是一部小说”、“高鹗有功，胡适、俞平伯有罪”云云，可见其识力本来并不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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