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字无功，是隋末大儒王通季弟。大业中，举孝廉，除秘书正字，后以疾还，除扬州六合县丞，隋末游河北，还龙门。武德中诏征六合县丞，待诏门下省，贞观初罢归贞观中以家贫赴选，授太乐丞，未满一年再归田，老死乡闾。（据吕才《东皋子集序》）正由于此，两唐书均将他归入隐逸第一。他在自撰的《墓志铭》中也明确写道：

　　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于己无功于时也。……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勉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往往卖卜，时时读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踞，乡人未有达其意也。……

　　由这段自白我们可见如下三点：首先是他自己也以隐逸自诩，并从主观上能动地实践这一生活；其次，他“以酒德游于乡里”，籍酒而隐，这就造成了其诗中多言及酒的现象，“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正见其乡间生活与酒之密切关系；第三，他自言“才高位下，勉责而已”，似乎暗示其归隐与“历数职而进一阶”的宦海蹉跎有关，这是理解其人其诗的关键，于此先就前两点略述之。
　　隐兴与酒德，是王绩一生中的主要特征，其人其诗，均染乎此，而他的这一文化心理──不言而喻──是直接承自晋宋之际的陶潜的这影响如此具体而直接，以至于我们竟能在王诗中找到雷同于陶潜的句子：

　　不知今有汉，唯言昔避秦。 （《田家.一》）

　　看书唯道德，开卷止农桑。 （《赠李征君大寿》）

　　斜溪横桂渚，小径入桃源。 （《游仙四首.三》）

　　这些近乎抄袭的句子正说明王绩确实在努力实现陶潜的生活与诗歌境界，很有“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意思，正因为此，王绩也写出了一些直追陶诗的田园山水诗，其中最著名者，即《野望》：

　　东皋薄望暮，徒倚欲何依？树树皆春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齐梁熏人之腻风尚未吹散，便听到这清澈质朴的牧歌，怎不令人感动？四库馆臣谓之“涤初唐俳偶板滞之习”，其语极为允当。全诗乍一看来，近乎平面描摹，殊无神采，但末句“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竟人之主观与艺术感受加于自然背景之中，使前三句的平面结构在“长歌怀采薇”者身后拉向纵深，于是人与自然便生发成立体式的艺术的和谐。这是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无几的风致，也是王诗中这类作品中的压卷之笔，这种风致有时还流露于王绩四句的小诗中，如《夜还东溪》：

　　石苔应可见，丛枝幸易攀。清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

　　虽只有四句，但兴致勃勃的歌者突现于悄寂的月夜这一自然中给人以同于前述的立体感，这正是陶诗的核心秘密，即以人之主观赋予山水自然以新奇的活力，而又不露任何炉锤之迹。综观王诗，近于这一境界的也不过三五首而已，余者虽多描写东皋的隐居生活，却少有神采，多为景致排列而几乎找不到田园情趣云云，较之陶诗更少深切细微的感受，这一差别不但是王、陶之别，也是所有陶潜一脉的田园山水诗与陶诗的共同差别，其原因容后详论。
　　王绩另一处宗法陶潜处是“酒”，他诗中道及“酒”处也很多，“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恐怕全非虚语，但其咏酒之作或可与陶诗相近的只有《醉后》一首：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不难看出，这首诗全没有了陶诗的平冲淡雅，虽出语近乎豪壮，但却是空泛而非通脱。至于《题酒家五首》等便越发颓废了，全不见陶诗充实乐观的精神底蕴与委身造化的虚静心态，可见在“酒”这一隐居之所凭籍中，王绩终于露出了他慕学陶渊明的破绽。这迫在眉睫是什么？其产生根源又何在呢？对此我们必须回到归隐之动因这一问题上，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第三点──与宦海蹉跎的关系。
王绩在自撰的《墓志铭》中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归隐田园多出自仕途不利而非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即“才高位下，勉责而已”。也就是说他的归隐更多地是由于仕进无由，当然他努力使自己成为粪土功名者，并对仕进无由之实多有讳言，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一诗中他写道：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

　　把由待诏封侯一变而为隐退林泉，归结为“丧乱”，乍看起来似乎很合于情理，但据吕才《序文》所记，武德年间直至贞观初他一直为门下待诏，也就是说“丧乱”早已平息，他也人过中年，但仍“门下待诏”，因此将“非复昔追求”归为“丧乱”便很有些站不住脚了。相反，他在《答程道士书》中有一段话却正说明问题：

　　吾自揆审矣，必不能自致台辅，恭宣大道。……故顷以来，都复散弃，虽周孔制述，未尝复窥，何况百家悠悠哉？……

　　在此可见王绩由对“自致台辅”的绝望而至于捐弃儒学，当是肺腑之言，而在《北山赋》中述伤高贤之不遇后的隐居生活时他写道：

　　接朋友于杯桉，弄儿童于襁褓。乐山泽之浮游，笑江潭之枯槁。戒非佞佛，斋非媚道。言誉无功，形骸自空。坐成老圃，居为下农。身与世而献弃，赏随山而不穷。

　　再参照《墓志》中“坐若无所据”等语可见其离弃儒家后是向竹林玄风与陶潜玄风回归，这是他行为与诗歌均努力仿效陶潜的内在动因。不仅如此，他还作《醉乡记》以比刘伶《酒德颂》；作《游仙四首》以仿魏晋玄风，尽管他全不信游仙事，甚至于“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他把魏晋时代的反理教、尚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答刺史杜松之书》中他说：

　　下走意体疏放，性有自然，兼弃俗遗名，为日已久。渊明对酒，非复礼仪能拘；叔夜携琴，唯以烟霞自适。登山临水，邈矣忘归；谈虞语元，忽焉终夜。

　　明确表示了向嵇、陶的回归。但是，他既无阮籍伤于乡原当途的沉痛，也无嵇康感于礼俗伪诈的愤激，更没有陶潜为保持真率躬耕固穷而不失怡悦情怀的超然。况且，统一地步入治平的初唐与饱经离乱的汉魏晋宋之交不同，乡原不再当途，礼俗也未见其很伪诈，行阮、嵇之举便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含义与文化底蕴，而均田制的日渐没落不断协调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容后详议），于是慕陶潜之仪范也丧失了原有的社会条件与文化前提，这一切使王绩尴尬地存在于唐初，一方面他感受着唐初蓬勃的精神动力，甚至也自认“逮承云雷后，欣逢天地初”（《薛记室过庄见寻题古意》），一方面却不得不“东川聊下钓，南亩试挥锄”（同上），因此虽然“资税幸不及，伏腊常有储”（同上），他还是滋生了怨懑之心，在《子推抱树死赞》中他写道：

　　……情随地远，怨逐山深……抱木而死，谁明此心……

　　以“怨逐山深”为介子推作结，虽曲解了介子推的一段表白（《史记~晋世家》载：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却恰恰表明了王绩“披裘骄盛唐”（《赠李征君大寿》）的内在心态，也就是说王绩此赞全不关介子推之事，倒更该算是他的“夫子自道”了。这种情绪直接伤害了其山水田园诗的境界。
　　由这类情绪看来，他的宦途蹉跎未必如吕才所言仅仅出自健康原因，相反一定有某种政治前提，正因为此他才有“才高位下”的苦难，他也不只一次地发过“世无尧舜，谁当见求”（《宁戚扣牛角歌赞》）、“世无钟子期，谁知心所属”（《古意》之一）的牢骚。那么他的政治失意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呢？我们在王福峙《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中找到答案：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王凝）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王福畴是王绩的亲侄，文中所述当是实情。可见王绩之见黜是上层政治斗争的结果，他只是一个牺牲品，是权要的矛盾断送了他的前程，他的苦恼与愤懑也就可以想见了。这与陶渊明的归隐（“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有很大差距的，陶的不得已处在气节使然，而王的不得已处在形势使然，一内一外，便造成了二人田园山水诗的优劣之别。陶诗清俊自然，恬适飘逸，每道及田园生活无不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兴奋与喜悦，正表明了陶潜对山水田园的执着与热爱，这种情感对那些被外在原因赶到田园中的诗人（陶之后大多如此）来讲是很陌生的。所以陶潜虽穷困潦倒却不失其快乐与率真，而王绩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殷实的乡间生活与怀才不遇的苦闷：

　　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田家》之一）

　　琴伴前庭月，酒劝后园春。 （《田家》之二）

　　在《北山赋序》中他还说：

　　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

　　由他自言“薄田十五六顷”看来，他的生活之殷实是陶渊明所比不得的。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一文中说：

　　他（陶渊明）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蓠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地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作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了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当然，王绩之殷实远不及租界中阔老之富庶，但终究也难领会渊明的高致的，因此其诗也难免低俗。陶渊明之于田园生活，是积极地参与，同邻曲打成一片，不但有共赏奇文的雅人，也结交“有好怀”的田父，并且我们在陶诗中只看到了亲切的愉悦之情，而找不到王绩“从来山水韵，不使俗人闻”（《山夜调琴》）的以隐逸自举的矜持。在陶渊明那里田园山水只是自己由衷喜爱的生活环境，是情感和谐于自然的唯一背景，而不是可以自举身誉的手段。他从未念念不忘地执于自己的隐逸生活，而是从主观上超越了形式之隐而真正地将自己隐于大化之中，因此他的诗更多地是抒发一种“孔颜之乐”，而非不厌其烦地表达隐遁的决心，这“孔颜之乐”是陶诗的真精髓真神韵，也是陶诗的独特境界，也就是说，不但是王绩，即使从陶诗以后的全部田园山水诗来看，也再无第二人达到过这种内在的主观精神与外在的客观自然如此和谐的艺术境界，陶诗也因此成为绝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与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这话在政治史上还有待商榷，但在文化史上却是很恰当的。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王绩及陶潜的其他后来者与陶潜的差距，虽未免失之刻薄，却也有一定道理。陶潜是玄学滥觞之后的一个文化变体，是晋宋之交的特定的人格显现，其文学创作、思想动向、行为范式与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试简述之。
　　玄学之为业始于王弼何宴，而渊源却上启于郭林宗之清谈，东汉末年名流遭党锢之祸，于是将品评朝政、臧否人物的清言一变而为不及于务而一味明辩抽象玄理之清谈，生于汉魏之交正始年间的王、何二人又在这一基础上感于当时的世儒老死章句、尽没乡原的陈腐学风，起而以玄理注易解老，开创了玄学一派学统。自此，玄学的兴替便与清谈相携，直至江左之后玄学渐弥于佛理，清谈终归于消亡，此正渊明之世也。百余年间，特别是最初的几十年，玄学以清谈为手段，以老庄之自然为标榜，向东汉以来为世族门阀所把持的儒家道统发起一次次攻势，而这种对立实则是政治对立──也就是寒门的曹魏政权与豪门的司马氏政权的对立──的结果。如果说公元202年的官渡之战是曹魏势力对豪族门阀势力（后者是东汉政治的权利基础）的决定性胜利，那么公元249年曹爽的被诛则意味着政治形势的逆转，而生于此际的玄学无疑是站在曹魏立场上的，其创始人何晏、夏侯玄也先后被司马氏所杀，血淋淋的政治冲突说明当时的自然、名教之争是尖锐的政治对立在思想领域的表现。随着第一代正始名士的早逝，玄学二代的竹林名士继起，最初他们一致坚持自然以反对名教，但后来却分成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嵇康以纯洁愤激被斩弃于市；第二条路线是二阮、刘伶终酒佯狂以避世，传继了玄学道统；第三条路线是山涛、王戎反畅自然同于名教的观点，回身作官去了。第一条路不必说是被硬性断送了，以阮籍为代表的第二条路则撇开敏感的政治问题，以纵情悖礼的文化行为实践玄学的主张，而第三条路却将清谈带入门阀世族之中，从而在江左造就了一代扬情抑礼的豪族名士，他们使有些粗鄙的林下风气文雅化、哲理化，以协调自然与名教的对立，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江左名士领袖谢安。此际，由于清谈几乎完全丧失了其现实目的，因此日见乎衰亡，而大乘佛教的传入也将玄学汇入更为博大精深的理论世界。孙恩之乱沉重打击了江左门阀势力，继之而起的寒门武士刘裕尽管在政治上倚重门阀世族，但在世望中却努力压制他们，形势今非昔比，纵情于自然有悖于名教的玄学此时已发展成为与一切政治权力疏离的倾向，而不再是当初为对抗司马氏而应运生之的刚健之论，因此无论对哪个权力结构而言它都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名士风度也由最初起而抗言，经由纵情悖礼、扬情抑礼，而到最后晋宋之交的内情外理，陶潜就是这样一个表面循乎名教，内心崇尚自然的典型人物。
　　由上可见，陶潜的行为思想是文化史上有机的一环，因此他的行为与创作也就有了社会性与历史文化意义，而不只如表面所见的是个人的主观冲动。反之，若不具有彼时合理的文化背景与历史环境──如王绩──其行为便只能是个人性的，其行为也只能是低俗的。王、何之抗争，嵇、阮之逆处，陶潜之消迹，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来讲，是可圈可点的悲壮行为（马克思所谓“悲剧”）。但大唐立国之后：

　　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政要~政体2》

　　王绩却披裘傲啸，独逞其标致，虽是长孙弄权所致，但他却讳言于此，自诩为高逸，于迥乎离乱之盛世发阮、嵇之论，行陶公之举，私抱仕进无由之酸楚，公行弃如敝履之逍遥，凡此虽为人性本然，但于历史文化背景中纵观之，却仍不免于不尴不尬的滑稽之感（马克思所谓“笑剧”）。
　　记得傅旋琮曾把王绩诗比作朴素的村姑，把齐梁乃至贞观诗比作艳妇，以喻其清秀。诗一道或许不错，但于人一道却未必尽然，王绩其人，虽一生是村姑打扮，却是时或迷恋艳装而无钱置办。一特征反映到创作中，就是他与陶诗差距的关键秘密，也是陶诗之胜于所有后来之一脉的关键秘密。

　　附辨：有以王绩有遗民特征为由将他比于陶潜者，岂不知二人身世与世代之关系及两次朝代兴替均不相同，绩为遗民之论未必确切。
　　由杜淹《文中子世家》看来，王氏虽六世冠盖，魏周之际屡为方岳，但入隋之后，铜川府君（绩父）初为国子博士待诏，后辗转几处，终于“秩满归家，遂不仕”。比起陶潜祖上（陶侃）为先朝大司马来，王家之于隋朝瓜葛其实并不太大。
　　并且唐挟百战之功，于四域板荡之际得鹿中原，成其帝业，严格讲来不应算取自隋室，正所谓“隋亡其鹿，天下共逐之”，虽未必为有德者得之，但终不是得之于杨隋之手，与刘裕矜新伐之功，行禅位之威不可并论，后者颇多机诈与侥幸，最易激发遗民心理，使人怜先代孤弱，感其义愤，以致散淡野际。相比之下，隋之替周倒有类于宋之代晋，且王氏在魏、周两朝历代冠盖，却穷窘于隋，所以乃父铜川府君王隆倒更可能产生遗民心理。
　　此外，陶潜与魏晋文化有很深渊源，其遗民倾向不无文化心理之惰性这一因素。至于王绩，虽历代著姓，却是中原道统，与关陇出身的隋氏文化渊源未济，他的目标是回归汉、晋文化传统，而非向关陇本位倾斜，而且由于个人政治原因，他后半生一直是反对这一集团文化的。
　　综上，王绩是没有遗民特征的，尚定持论，是误以为凡与新王朝不合作者均属遗民特征，他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即遗民是由于缅怀旧王朝而排斥新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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