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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作者：再兴国学 发布时间：2005-09-27 19:23:01 来源：古风论坛 浏览次数：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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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怀五四彼时，国弱受欺，人心思变。二三激进青年，如胡适、陈独秀、吴虞者流訾议丛生，胥将其因归罪儒家，贻羞往圣。裂冠毁冕，拔本塞原，力主西化，积非成是，斯以为克救中华…… 时文坛之中，又以鲁迅为著,之于中国文化极尽诬蔑之能事。后生小子，翕然和之。信夫！诚如南师所言“在文学的领域里，大肆口诛笔伐，极力挑出旧社会的毒刺，加上私人恩怨心理和愤世嫉俗的情绪，对于中国文化流弊所产生的阴暗面与丑陋面，力加诋毁。因此大受当时青年们的赞赏与崇拜”（《亦旧亦新的一代》）质言之，亦餍时人之心焉耳矣。 吾闻“国家不幸诗家幸”，且夫，因政见之由，毛氏泽东便曾称鲁氏为“现代的圣人”（近又有房向东者，于其《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一书中将鲁氏与孔子相提并论，实为无稽之谈，天方夜潭者也）。洎夫而今，其俨然已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矣。 于是乎鲁文影响所及，竟为当今学子之于古时古人之成见，之定论。遥想当年，胡适谓任公《欧游心影录》发表尔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余则谓鲁文现世以还，吾华夏固有文化，深受诬蔑，痛遭摧毁。嗟乎！鲁氏其尤也泰矣。鲁氏误人也久矣。 虽则圣教炳若日星，浮云之翳，无伤于明，然今人疏于国学何其厉也？岂但无涉芸编，尚犹人云亦云。或以为“食色性也”乃孔子所言，或以为《朱子家训》乃朱熹所作……而诋夫人也，不曰孔乙己，即曰阿Q，而大抵已忘其人无非小说中人耳，直如宋玉笔下之登徒子也，相如赋中之子虚、乌有二先生也。 今，吾匪敢以正视听自居。非就其文笔言，非就其人品言，乃就其文而言旃。昔者年少，得子厚疾，亦未能免俗，自购得鲁迅全集，曾略加读之，爰有眉批，聊成文以表。 诸君不妨先观鲁文中学识误处，余姑举一二。 “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我之节烈观》）——“妇者服也”，此《说文》之训“妇”。而鲁氏竟将《说文》之训掉其半截：其后尚有“从女持帚，洒扫也”一句。鲁先生若非一知半解（不知而作，诚妄也），则当是断章取义（刻意用心，当戒也）矣。且夫，《释名·释亲属》释妇为：“服也，服家事也”。何来“理应服事于人”之高论哉？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流氓的变迁》）——“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出《韩非子·五蠹》，太史公何尝有此说？此乃太史公引韩非语，原非其言。鲁氏若非误写，即行文随便，文学作品原无甚严谨可谈乎？吾又闻其将“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此诗划于太白名下，诗圣泉下有知，可也甘休？ “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有趣的消息》）——噫。地狱之说，岂是小乘所立？地狱之说，先释氏而有，盖为婆罗门教所立也。及，佛家有六道轮回，原不分大小乘。借第鲁先生犹在，吾必劝之曰：知之而后驳。 “然鲜卑语尚不弃于颜公，罗马字岂遽违乎孔教？”（《补救世道文件四种》）——所谓“鲜卑语尚不弃于颜公”之论，想是出自《颜氏家训·教子》。原文曰：“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颜公果不弃鲜卑语乎？非也。鲁氏有误乎？然也。后鲁氏于《〈扑空〉正误》中也已自认，差强我意。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嵇康乃司马懿所杀？乍视之，以为出版社工人疏忽大意，将“昭”字错印为“懿”字，不意后又有“司马懿杀嵇康”一语，我犹未信。厥再查一本《鲁迅反孔非儒文集》中此文，未卜亦复如是。 “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又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此乃赞，何成批？余莫能知。“为暴民所包围”一语，想是指子畏于匡，而某不知鲁氏何有“暴民”之说？《史记·孔子世家》明载：“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一语，也不知鲁氏是承哪家之说？太史公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鲁氏却道中用者仅七十二人也，何其谬哉？误甚。 “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也”（《致曹聚仁信》）——若余所料无误，“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应便是“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此出《孟子·尽心上》，原非孔子言。 “朋友乃五常之一名”（《四论“文人相轻”》）——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也，华夏之固有价值系统也，儒家之伦理核心所在也。董子称“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举贤良对策一》），鲁氏称“朋友乃五常之一名”，此语可诧。是何言也？或指信耶？若然，亦是不通。《说文》训信“诚也”，诚信互训。“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概指为人言行需诚信。岂止朋友之间之谓信乎？ 盖上者之误，余犹非蓄意寻之。诸如此类当不在少数，想来原非偶然。观那鲁氏，文坛人物而已，固非学界名流。观那全集，皆为文学作品，势非学术论文（除却一《中国小说史略》，其不曾有何种学术著作）。 斯人也，何足以平章国学哉？而网络之上，有一国学网站，竟将鲁迅先生列为国学大师。此举一如张道陵于老子出关五百年后居然将其（老子为无神论者，鲁氏则是反国学先锋）尊为道教至尊神，安不令人莞尔？虽国学大师之界定，方今学界尚无公论，然一般而言，自章太炎以降，国学大师便不复有。莫说鲁氏，便是郭沫若、罗尔纲、程千帆、杨公骥、范文澜、白寿彝、钟敬文、陈贻焮诸人犹不足以称焉。 鲁文原无学术性可言，而其人攻击国学不遗余力，堪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诸君且再观其文私心自是，无稽诬蔑之处，余亦举一二。 “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儒家内圣之学，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何有时代之局限？何来地域之束缚哉？现代可不需仁义礼智信？现代可不需忠孝廉耻？牛车、泥碗之例，无非物质耳。物质之变，与古书何涉？牛车、泥碗于今无用，何以即推出“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之高论？在下不敏，试问，谁人告我，此又是哪家逻辑？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致钱玄同信》）——斯言岂是一中国文人所能出口之语？鲁氏摇其笔杆，肆其长舌，污言漫骂，贼夫人子。我辈盍能坐视？二三子，何不见鸣鼓而攻之？鲁氏可知“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礼记·祭义》）？韩信耻于哙伍，某则耻于与鲁氏同省。其于《破恶声论》中称：“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花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动物之定理，断神农为必无。”我则未尝不疑，此果为其言乎？若然，此非自扇嘴巴者何？ “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针贬之意，溢于言表。观乎鲁氏以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姿态，作如是宣言。某家则百思不得其解。陈氏独秀、胡氏适之沉醉西风，鼓吹那赛、那德先生，若何？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华盖集·北京通信》）——此贵生爱身耳，何错之有哉？使鲁氏未读老庄之书，便是之于老庄视而不见，而独责诸儒家（道家爱身，尽人皆知。而其所引言前出《孟子》，后出《孝经》）。“故贵身于天下，若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老子·第十三章》） “夫天下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庄子·让王》）“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列子·杨朱》）嵇康《幽愤诗》有云：“托好老庄。贱物贵身”，亦可见其一斑。而况以“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推论出“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也欤？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氏不思夫子为天下苍生而受颠簸流离之苦，不识前人所谓“孔席不暖”之伟倒也罢了，反出言相讥，此何人哉？好一“不规矩”之竖子耳！ “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出关〉的“关”》）——枚叔当中年之期，侮圣颇厉，其罪也深。诚如其言“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走出中世纪》）幸晚年觉醒，自责“妄疑圣哲，乃至于斯”（《答柳诒征书》）。尝生造老子为孔子而吓出关之说，鲁氏明言不信，复承其说，作《出关》一文，毁圣如斯，其心当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此之谓也矣。却叹圣人何辜？于九泉之下，犹受此子之侮！ 诸如“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而且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论新文字》）云云，某家尚不屑驳之。 行文至此，想来不必再加赘叙。鲁氏漫骂中伤，恶毒攻击赤县文明之文，几枚不胜举。 或曰：鲁氏所为，时势使然。 敢问：所谓时也者，便可肆意诋道而致后学于涸辙之中乎？所谓势也者，便可动辄侮圣而冤先哲于九泉之下耶？若然，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人言“可能是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比较多，二十世纪初，文学与政治都是一个探索时期，路如何走，本来就有很多迷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也就是鲁迅的一面之词”，至哉斯语。 今有一语，告诸中国兆亿学子，鲁文不值一读，读之将受其所惑（迩来，又有王小波之流，不知而作，妄言连篇，学界虽不以为意，而文学青年竟深以为然，兀自相与传阅。吁！王氏殆犹不知内圣外王何物也，我注六经何所指……苟王氏足以平章学术，则吾何必妄自菲薄？吾固为国学大师矣）。 吾友汉皋读易生言：鲁氏不诛，大道难兴。斯言或视鲁过高，然则愚心晓然见：值国学复兴前沿，苟欲补弊，可自笔伐鲁氏肇也。是以取《左传》中仲孙之言为题，虽用之不当，却可表余意于一二。 余行文立说，素不敢以已之是非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今公诸鄙意，固蕲与二三子相与析焉。窃本斯旨。是为幸。 共 1 页 当前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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