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大同的民气 作者：殷宪 发布时间：2026-06-28 16:14:05 来源：古风论坛 浏览次数：2085 |
||||||||
|
还没有做大同人的时候，我是把大同的民气同雄伟的长城、高深的大山、广袤的大漠以及镶嵌于其间的大云冈、大华严寺、大金沙滩等而视之的。告诉我这些的先是小学、中学的教科书，后来则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过去在我的眼里，大同自是不折不扣的北国之壤、膻腥之乡。我一直认为，史书中记述的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 “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 “逐水草迁徙”的强悍与粗野，便是今天大同人的品格。 做了三十多年的大同人之后，我才惊奇地发现，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民”和“气”， 与它周围的环境是何等的不同。在这“人”和“地”的强烈反差中，又使我艨朦胧胧地感到，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秦关汉塞上的臣民们，在老实本份、安贫乐道的背后，似乎还潜藏着一种无可名状的压抑，这压抑在土著们当中又变成一些并不带多少贬意和刺激的自怨自艾。 一些民间的口头禅，像镜子般反射出事情的本相。不妨抄几句看看： “柔软的走遍天下，犟巴头寸步难行”， “惹不起躲得起”。这是一代传一代的逆来顺受，忍辱求全。 “宁恋家乡一捧土，不爱他乡万两金”， “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这道出了大同人独有的守土恋乡心理。 “大同人不攒膘，有了黄米就吃糕”。这两句话生动而毫不留情地揭起了胸无大志、安于现状的疮痂。 我总听人说，洪洞人是三句话不对就拳脚相加。在明清笔记小说中，把悍妇称作河东吼，这说明在河东地面不仅狮子厉害，乡间闾里的争强斗胜、不耻争讼也颇有名。我是太原人，古晋阳人竟敢蔑视大宋赵氏兄弟三下河东的凶威，置火烧水淹、城毁人亡于不顾，誓与“龙城”共存亡。虽然因了这种凛凛民气，使宋朝的太原人得了一个顽民的蔑称，但这却使我一直引为骄傲。 同在三晋这片土地， 由南至北民气竟相差如此之大！我曾就这些请教过一位土生土长的饱学之士。他未置可否，却没头没尾地平摆出几件事情： 一九四九年大同是和平解放的。 日本人占领山西后，这地方是被几个不怕当汉奸的主儿打着白旗放进来的。 清兵进攻大同时，是被当时的总兵官大开城门请入的。 这番话半是调侃，半是自诮，骨子里却是说不出的沉重和凄楚。当然，这三次兵临城下的开门事件，绝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不能说没有其共同之处。到这时我才算读懂清顺治十三年包括曹雪芹的高祖父曹振彦 (当时的大同知府)在内的地方官们树立的那通《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上“兹土之众，赋性淳朴，上也惠之以恩，则易于见德”的记述。原来大同人这种淳朴平和、容易满足，对于地方官的滴水之恩以口碑相报的宽厚态度是由来已久的。也许正是因了这种羸弱的民气，才使这块出产英雄豪杰的土地到尉迟敬德那里便划上句号。然而， 以此来怪怨这里的老百姓是不公道的。须知， 无限的时间、特定的环境，如同坚硬无朋的砺石和杀铁如泥的砧板，任何棱角都能被它磨圆，什么坚刺都能被它砸光。 大同地当内外长城之间，向来就是塞上军事重镇。其北是外长城，那是一道秦代始建而历代重修的万里大墙，是明代九边之一的大同边。其南的内长城则是宋人在赵武灵王、李牧等人修筑的古城垣基础上加固的一道铜墙铁壁。它是宋与辽金的分野，明代是太原边的所在。说到古长城，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从三皇五帝到清皇倒台，合起来是二十五部书，名叫《二十五史》。其中，不算太厚的一部《史记》包容了差不多三千年，其余两千年是二十四部书，除了南北分治的朝代以及不同版本的重复以外，可以数出的十七个历史时期中，大同隶属汉族或统一的中央集权管辖的大概是八个时期，归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统领的是九个时期。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的斗争史、融合史的话，那么大同在这漫长的斗争——融合过程中充任了一种重要而特殊的角色。据古籍记载，匈奴在我国北部地区活动时，它与周围各政治势力之间往往以一道千余里的弃地相隔，名为瓯脱，双方各居其边作为缓冲。当时的大同就具有这种瓯脱的性质。老百姓不知瓯脱为何物，更不会用时下时髦的集合部之类的词儿，而是把它形象地称作拉锯地带。国共对峙时，我的老家就属于这样的地带。那是个离太原城六七十里的地方，西面四五里就是吕梁山，今天你来，明天我来， 当时村子里传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唤老乡”。当然这种斗争不同于古代民族之争。古代我国民族间的斗争，说穿了是一种地盘之争，衣食之争，亦即生存权之争。汉族往往是自恃其强， 自封正统，而视其他兄弟民族为异类。尽管匈奴民族早就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夏后氏之苗裔”，拓跋鲜卑也自视为“黄帝之子昌意之少子”的后代，但中原的统治者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他们如宋太祖般采取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强硬态度。中原统治者不仅强加给少数民族蔑视性的名称，而且时时提防他们，不断讨伐他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目的是习胡制胡，李牧、蒙恬在北方的全部工作是筑长城以备胡。往后的剑拔弩张更不必说。这当中，大同作为那种瓯脱性质的拉锯地带，自是首当其冲。 西汉初，汉高祖刘邦倾巢出动深入平城(今大同)，不料中了冒顿单于的埋伏，在一座小小的白登山困了七天七夜，据说最后还是陈平急中生智，走了匈奴阏氏的内线， 凭借着深明大义的阏氏在冒顿面前说项，才得以撤兵一角夺路而逃，不然中国的历史不知当改写成什么样了。当然这期间也有和亲，但更多的是你征伐，我掳掠，我掳掠，你征伐，不管谁家胜，谁家败，反正遭殃的是这一地区的生灵。除上面说的赵与山胡、汉与匈奴外，还有南朝与北朝、宋与辽金、明与蒙古的对立。有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北魏大同作为都城时，京畿地区的人口是一百多万。后来经过迁都、六镇之乱等重大变故，到唐初只剩了七千多人。再后大同还发生过金的元帅粘罕从这个大本营出发掠走北宋徽钦二帝， 以及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掳走的重大事件，其影响在这座边城百姓中自不会小。而明末清初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等征讨降清复叛的总兵姜瓖时，不仅姜氏兄弟三人当场毙命，而且除二十三名内应有功者外，“其余从逆官吏兵民尽行诛戮”，还把大同城斩去五尺。自此，大同废不立官，府治被移到了阳高县，县治也被迁至怀仁境内的西安堡。其状之惨甚于同时期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只是因为姜瓖其人反复无常， 许多史书对大同屠城语焉不详。《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虽记下了“哀此下民，肝脑涂地”，睇此芜城， 比于吴宫晋室， 鞠为茂草， 为狐兔之场者，五阅春秋”的惨状， 面对这场灾难的责任者却轻描淡写地说成“楚猿祸林，城火殃鱼”。大同有句俗话“江湖走老了，胆子变小了”。试想，在这样的杀身之祸面前，边民们固有的豪情锐气能不被销磨殆尽?千百次的历史经验，使他们清醒了。这清醒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对战争对政治的淡漠与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历来都认为产生于北朝时期的不朽诗篇《木兰辞》和《敕勒歌》，反映的是北方人骠悍和尚武的精神风貌，我却不以为然。 《木兰辞》开宗明义即如怨如诉，呼唤被战争打破了的“唧唧复唧唧”的安宁。战争一旦有了结果，木兰们便是“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敕勒歌》也非鲜卑民族的战歌，倒更像一首声正味纯的草原牧歌。如果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那个时期南国田园诗的极品的话，那么，这首《敕勒歌》则是与之相称的北国田园诗的极品。且看——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据说这首诗是北魏与北齐之间战功卓著的鲜卑族敕勒老人斛律金所作。一次，北齐的创建者神武帝高欢中箭回帐，为了解痛除排忧苦，便让老朋友唱了这支歌 兴许这歌就是高欢专门点的。试想这位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起于行伍而贵至王公， 以致挟天子令诸侯，成了实际的当权者。经过轰轰烈烈的南征北伐， 待到大业告成，人也老之将至。这不能不使其生出“人生苦短”之慨。这时的他，最需要的莫过于对往事的回忆，莫过于乡音的慰藉。他自然会想到泥腿子朋友和一去不复返的草原生活， 自然也会想到穷朋友们“苟富贵，毋相忘”的相约。高欢和斛律金不仅是职业政治家和只擅盘马弯弓的军事家，他们同时还是草原的儿子，在半生鞍马劳顿之后，他们同样怀念并企盼和平与安宁。正因为这歌唱出了特定环境下主人公的真情实感，才使它当时声震四座， 后来久唱不衰。《敕勒歌》，也包括《木兰辞》在内，所反映的主题，与我们前面说到的古往今来大同人的向往和追求有着一种共同之处，因为这两首诗本身便取材于北朝前期北魏的京畿平城一带的山川风色和人情事理。今天我们谈大同的民气，绝然不能离开这些历史事实。 共 1 页 当前第 1 页
|
||||||||
【作者相关文章】 登太行山王莽岭眺刘秀城 迎春花二首 我本农家子 从网上评刘炳森书法想到的 鲜卑人的石室情结 【网友评论】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没有账号请注册 |
||||||||
| 南樵诗词资料网 联系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