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志书籍出版的困惑
　　从首届新方志编纂至今，已经出版的方志书籍，即便按照国家规定之省、市、县三级志书，也有５０００余种之上，再如加之其他品种，其数当在万余上矣。这些书籍中，不乏鸿篇巨制者，如各省之省志，省辖市志等。
　　但目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方志书籍越出越多，可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却是寥寥。按一般志书印刷数量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册算，总体下来应有近千万册，可这些书都去哪里了呢？
　　就目前志书发行体例看，一部志书出版后，首先是要进行不同规模的赠送，各级领导、各个部门等，此类约占１０％左右，再者就是各个方面的购买，此类亦占约１０％，而剩下的８０％则作为库存慢慢地赠送与销售，这期间，动态的积压和场地的占用，必然成为各编纂部门挥之不去的负担。作为史志部门多年来似乎形成这样的运作方式，而对图书发行市场的主渠道和二渠道的作用至今是不在意的。据笔者十几年的观察，地方志书籍在市场上的流通有四个方面，首先国家主渠道的书店里面一般是看不到地方志书籍的踪影，似乎只有北京王府井的三联韬奋书店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给地方志书籍留有一个书架的位置，上架的几十种方志书籍亦全部是三联的产品，其他出版社的基本没有。再就是部分民营书店，如北京、西安、上海、长沙和郑州的一些民营书店经营部分地方志书籍，在这里，这些书籍售价已经是被打折的，但品种稀少，地域性较强。还有就是那些旧书摊上经常可以看见地方志书籍，如北京的潘家园、郑州的古玩城等地，这里地方志是作为仅次于废品的旧书来卖的，其来源大多正是那些送出去的赠书，辗转经过收废品者的手到了这里，往往一本品相很不错的十六开精装地方志，如果搞得好的话，２０元左右就可以买下，而书上的定价却赫然标在２００元左右，甚至更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地方志书籍出版后的尴尬。第四个方面就是国际间的交流，国际上原本是对中国地方志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其购买的欲望也比较强，可叵耐一些惟利是图的中间商，压价收购志书后转手以高出志书数倍的定价卖给这些国外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所等，从而使得人家对国内地方志产生不断升级的怀疑，不仅给人以欺骗的感觉，同时也使得本来就不顺畅的国际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造成这种局面，窃以为亦有如下原因。
　　一是受方志图书性质的影响，此类图书一般都比较专业，且部头较大，动辄都在百万言之上，这无疑会令许多读者望而却步，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很少有长时间的闲暇来对此进行阅读，而且是阅读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二是由于读者面狭窄，必然会造成印刷数量的偏少，这直接导致了志书价格的较高，反过来影响和制约读者的购买；三是志书编修人员市场观念的长期淡薄，修志一直被认为是政府行为，有国家拨款，修志人员的任务只是按照要求进行编写，这样无疑会影响编修者的积极性。这些都直接制约了志书作用的发挥，也无形中给许多人产生了地方志到底有什么用场的困惑和地方志到底是写给谁看的质疑。二届修志目前在全国又开始了，已经有部分走在前面的已经出书，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三、修志机构主持人的变迁
　　志书质量与修志人员的素质关联紧密，这早已成为志界共识。但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是制约志书质量的重要问题，且解决得并不好。
作为素质，为领导者，既是编辑审核之素质，亦是管理与开拓发展的素质。
　　修志之为传统，向来以官修居多，既然官修，按照传统，就要有班子，有班子，其为首者则必不可缺，虽是学问味道很浓的地方，但也相当于一级衙门，衙门里有的事，这里好象也少不了。修志之为首者，不仅要熟喑一级政府运作的各种程序，更要有超乎于编辑之上的本领。故，此衙门，虽是清水，可劳神之事却少不了什么。
　　上世纪８０年代全国普遍开始修志以来，首届以经基本完成，二届正在全面铺开。通过对这两届修志在各地机构的主持者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样的特点：
　　各地修志机构在编修首届志书时，其主持者以学者型居多。想当年，党和政府号召修志，各地政府亦是闻风而动，当时的思路基本上是这样的，作为修志这样的机构，一是人们普遍不知晓，二是觉得地方志总有修完的时候，因此对它的看法是临时性的，既然是临时性的，自然那些在仕途上奋力拼搏者是不屑的；又加之对学术的要求，故首先想到的便是那些老知识分子，诸如老教师、老学者等。由此一大批此类人等纷纷走上各级修志领导岗位。但他们忽略了这样的问题，即作为官方的修志既不能是完全形式上的学术研究，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府机构运作，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体。首先需要的是政府行为范畴的对机构人、财、物等基本条件的解决以及日后发展过程当中对政府支持力度的争取，其次才是如何高质量的编辑志稿。学者型的主持人缺乏的恰恰是对政府机构运作的生疏，以至于志书完稿数年连评稿会都无法召开，更惶论出书。无奈之下变产生了首届修志一个奇特的领导格局，那些已经退下来的老书记、老县长们被拉到志书编纂委员会里面，通过他们昔日在位时的余威，帮助志办解决一些行政上的问题。
　　二届修志开始后，这种格局好象又翻了个。修志２０余年来，地方志从基本不为人们所知，经过志界的不懈奋斗，而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修志机构也由当时基本属于临时性的变为常设，很多地方已经与政府一级机构赫然并列。这无形中成为一种潜在的权力资源，也逐步成为政府相关职位选择的途径之一。故，大批各级官员逐步成为志办的主持人。他们的特点是熟喑政府机构的各种运作方式，与各方面保持者密切的关系，相应的对解决诸如人、财、物的问题就显得比较容易与简单。但他们大多对修志是陌生的，对修志的严谨性和艰辛程度明显认识不足，甚至盲目乐观，有的甚至将修志作为完成政府某些中心工作的“形象工程”来对待，片面要求速度，严重忽视质量，以至于某些二届志书的质量存在严重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又产生了新的解决办法，即挑选一位擅长于修志学术研究者充当志书的主编，一切业务上的事情由其悉数办理，而作为主持人则全力跑外，打通各种关系，以创造一个好的修志条件。
由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为首者的素质问题。

　　四、理论的双刃性
　　首届修志之时，由于各地基本上是仓促上马，理论研究在中断几十年后，面对汹涌而来的修志大潮，不免也惶然和手足无措，理论严重滞后。于是乎众多修志者都是在编写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前进，由此困难与失误自不必说，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适合于新形势的修志理论。
　　吸取首届修志的教训，二届开修之前，各地都大规模开展了对首届志书的总结，这种总结无疑给理论先行带来了少有的发展机遇。以首届志书作为平台，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加之经过２０余年实践的经历，二届志书从资料、时间断限与编修上看来要比首届容易一些。
　　但目前在理论的指导上也随之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那就是对诸多方志理论之于编写上的应用。因为方志理论也同其他学科一样，是发展的态势，但这种态势与其他学科所不同的是，这种发展所产生的积淀却是十分缺乏的，大多还在实验与摸索阶段。任何一种理论它都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关键在于应用是否得当。例如前些年国家为制止通货膨胀而出台的紧缩银根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起到的正面作用是明显的，但一不留神，这种政策的负面意义便显现出来，那便是长期的低迷。史志理论也是同样。今年来史志界关乎条目体与章节体之争显得十分热闹，甚至互相将对方体例的缺陷加以不适度的放大，以至于后来有产生所谓的章节加条目体。不管如何争论，其理论的应用者，即具体的编写者，应当是有冷静的头脑，采用何种体式，均要以自身实际，包括本地域资料的实际、修志传统的实际以及编辑人员对所采用体式的认同程度等。一种体式再好，假如无法完美应用，志书依旧是失败的。而通过实践看，要达到十分完美似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完善而已，编写的志书也只能尽可能地通过熟练地掌握运用相应的理论而将遗憾和不足降到最低限度。以章节加条目结合体言，其虽然能够有效地解决纯粹章节体和条目体当中存在的许多缺陷，但其自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在编写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例如条目编写当中内容的失衡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层次的关系，有些条目内容稀少，但位次却主要，而有些内容很多却相反，无奈中便出现了许多不好处理的大条目，有的甚至达万字以上，这样似乎背离了条目编写的主旨，但要解决起来又相对困难，将其拆分，则受制于规定的层次，将其变为概述性条目，其他内容分别设立为下一层次的典型性条目，又使得整体性受损。
　　由是之例还有许多，又如，史志传统理论要求方志的内容安排要“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此等处理，条理倒是十分清晰，归属也显得得当，但无形中制约了志书的又一大特点，即突出地方特色，有些很突出的地方特色，按照这种理论，其地位和能够入志的内容既低且少，若将其不加限制的升格处理，不仅有悖于理论对此的匡衡，在实际操作当中也难免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乱。可以说，首届志书当中许多的升格处理，窃以为成功的是少数。随着二届志书的开修，突出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的呼声日渐高涨，理论界又出现这样一种声音，即要努力打破常规，对内容进行“类以事从”的处理办法，将能够反映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的内容，打破归属界限，归为一志而集中处理。表面上看，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都相对突出了，但它带来的后面的内容却显得混乱了，因为后面的内容还是按照传统的记述方法来进行的，一是造成了体例上的不一致，二是造成内容记述上的交叉，例如一地的棉花是优势，被放在前面单独记述，那么讲到种植业的时候也还会谈到它，虽然可能会比较简单，但仍然是重复的。

　　五、应鼓励民间修志
　民间编史和修志在中国也是有传统的。编修历史者，则更早，且是国之正史，如太史公修《史记》、欧阳修编《唐书》等，放到今天看，《二十四史》中，人们所公认的写的优者，不外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为前四史，而编写这些史书的都是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人。方志亦是如此，且民间化气氛更浓。一直到元明之前，有记录的方志，大部分是民间的行为。明清以降，方志编修的主体方才姓“官”。
　民间修志，窃以为应当予以提倡，它应是对“正志”的辅助和补充。国家目前修志的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修志部门具体实施”，但这种格局是有范围的，即省、市、县三级志书。其他诸如乡、镇、村志，学校志，山水志等各类部门志、专业志则不在次列。这些庞大的志种群，如果编修（实际上也在编修），将是对三级志书的有力补充，同时也必将有利于用志，因为这些志更加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志书的编修原则上应当是政府支持、民间主修为妥，以节省国之财力。而且应当充分引入市场机制，完全按照市场的交易法则来进行。这里的志书就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当然是特殊的商品），也应当具有商品的基本属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志书的产生将完全源于社会的需求，一切是为了使用和创造新的市场价值。当人们对某种志书有需求的体现，那么这个志书就可以进行策划、编写和销售，如无需求，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跟风。即使有需求，也要对这种需求进行严格细致的市场调查、分析和评估，以最终确定该志书市场存在的价值。这样就可以尽量避免民间修志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应当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进行，作为策划者，应制订出详尽的志书政治与业务标准，然后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制订出相应的成本预算，再一步乃是选择合适的编纂者，甚至可以使用招标的方式来进行选择。这样，一部志书从原料生产、制作到销售各个环节都将是比较完善的，就如同一个商品从生产到销售的环节是一致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从而基本上省略了官修志书那种先是动员、号召、组建机构等各种庞大的开支，实际上也是在为国家省钱，同时却可以受到各方欢迎。

　　六、续修与重修之兼容
　　志界向有续修、重修之分。关乎两者之含义、区别等亦早有概念之分，而不必在此细说。
　　2000年以来，二届三级志书编写已在全国铺开，随着工作之深入，有关此次修志为续还是重的问题，又有相应的争端，有认为是续修者，亦有认为是重修者。
　　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说法，此次修的应当是续志，且各省、市、县也基本上是按照续修的架势来的。
　　是否为续志，我认为，当看其实质，即一是上下限，这是入志内容选定的关键，如上限基本上是延自于上届志书的下限，那么当是续修；如果是超出，则要看具体的情况，假如超出的年限基本上同上届一致，那么即为重修，如果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二届志书入志内容的完整性而相对超出，则仍然属于续修的范畴。二是此次修志的基本观点是否同上届志书相一致，如果一致，乃是续修，如果在主体上延续了上届的观点，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更新、甚至对局部的否定，那么其主体仍然是续修。
　　以上届修志论，应当是属于重修，即是对历代修志在内容上的基本继承与发展，在观点上，乃是政治观点上的根本否定、学术观点上的有限继承和对应新政治观点的理论创新。以此次修志论，应是属于续修，即是对上届内容的有效接续，也是在政治观点上的基本继承，在理论上的不断创新。
　　这只是在某些意义上比较绝对的概念，其实，即使是作为续修的此次修志行为，是一次比较特殊的行为，其特殊的根源在于其入志内容的特殊。此次修志内容入志的时段，凡志界之人均了然于心，端的是“改革开放”这四字是如何了得。故，“变”字成为入志内容的主体，既然是变，那么许多的概念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和融合、需要进一步的更新。这样情况下的志书，就很难说是绝对的续志，在变化的编纂过程中，大量新的概念被运用到里面，自然，一些内容的编写决定了它必然具有重修的性质。以个体私营经济入志论，上届讲的基本上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的、被作为革命对象的东西，即便是解放后的仍然存在的个体私营经济，在志书中的定性语句是“改造”。 此次修志，乃是个体私营经济由萌发而发展、继而逐步占据重要地位之时，对此如何认识，就是一个重修概念的范畴，虽然在已经写出来的许多续志当中，它们的出现是被矮化处理的，而且大多数是随着“治理”、“整顿”等词语相伴，且在诸如“地摊”、“路边店”等一系列歧视性叙述方式下进入了志书的内容，但它们毕竟已经存在了，这种存在既是延续、又是新生。
　　所以，此次修志，细化起来讲，当是一个以续修为主体的、与重修相互兼容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似乎是历代传统方志编修历程所不具备的，故，也可以说是一个创新方志编纂的过程。

　　七、思想、意识及思维方式能否入志？
　　修志是需要而且必须要有思想，来为志书定下政治上的基准，社会主义性质的方志，其指导思想自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里说涉及的乃是志书是否有必要记述人们在生产、生活当中具体的思想、意识以及思维方式。按照地方志的含义讲，它应当是对某个地域自然与社会的总体记述，自然也包括人们活动中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及思维方式。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几千种方志看，大多是偏重于对生成物的量化记述，而对于属地人们的精神层面的活动记述很少，甚至没有。可能会有人说，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具体结晶，将这些成果与变化加以记述，就是对思想和意识结果的记述。这话不假，但不全对。人类作为有思想的动物，在其活动中，必然存在着大量的非实体物质形态的内容，有了它，才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全部和整体。所以，我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思维方式是应当入志、也可以入志的。
　　社会是由千万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思想和意识。作为一个固定形态的社会，可以也应当有一个主导思想，这个思想同时也构成了社会每个成员的主导思想，但是具体到每个人，相互之间是绝对存在差别的，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不可能达到绝对的一致。而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我们也是希望在主体思想的指导下，提倡有所不同、提倡创新，以更加有利于主体思想的发展。而我们所经历的这２０年，也正是思想解放的巨大变化过程，它不仅包含了人们对旧有思想的突破和扬弃、独立人格的重塑，更包含了随着社会进步而产生的人们思维方式的巨大改变，这些，都是续志所应当加以记述的。它不仅应当在精神文明创建当中得到具体体现，也应当在志书的整体中得到体现。
　　权以科技志为例。按照一般的理解，科技志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志种，应当加以充分的物化和量化，所以，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科技活动、科研成果、成果转化等成为基本固定的科技志编纂方法。如果将科技进行全面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缺少了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属地之内国民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的变化。从大的方面讲，社会的进步来源于全体国民勤奋努力工作以及对未来不断地探求，不仅是人们如何改变观念、相信科学，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未来、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精神和好奇心。它包括了人们除对先进科技知识占有之外的人类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对真理追求过程那种敢于打破种种禁区的无畏精神，就如同１７年前的“挑战者号”和今年的“哥伦比亚号”上的那些令人尊敬宇航员敢于把生命融入深邃的星空。二十年来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民族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的重塑过程，是对各类伪科学以及一切迷信的摈弃过程。续志就是要忠实地记述这种精神和意识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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