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图经到定型方志的转变
　　中国地方志名称繁多，从秦、汉起，方志就有图经、记、志、乘、传、略、书、典、文献等不同名称。方志名称的沿革，反映了方志形成与发展经历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两汉时期，不仅舆图的绘制已有存在，地记、图经也有了编纂，但数量极少，所涉内容简略，只限于地理、神话和传说，未能成为方志的雏形，离定型方志则更远。三国以后，地记逐渐兴起，到两晋南北朝时日渐兴盛，成为方志的主要形式（3）。
　　地记是反映一方风土人物的早期志书，也有称之为“地志”者。地记与后世定型方志比较，不仅内容较为简略，体例也尚不完备。从内容而言，地记又分“记地”、“记人”两种。且主要是记述地理、山川，而略载物产、古迹及神话传说，近于方志的雏形。隋以后，虽地记数量大为减少，但门类却有增加，内容也较为丰富，并逐渐被图经所取代，直至北宋以后才趋于衰落。图经与地记相比，图经由图和经组成。既有对地形、风土描绘的图，又有文字说明的经。
　　从地记到图经，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早期的图经是以图为主，文字为辅，到后来文字数量增多，地图成为文字的附庸。隋、唐时期，已向图少文多这一固定格式发展。如唐元和年间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篇首有各镇图，后来图佚，遂改名为《元和郡县志》。隋唐以后图经事实上已成为方志的统称，而图经的内容多详于地理，与后世方志比较尚有一定的差别。但从地记到图经的演变，反映了方志这一载体的逐渐成熟。
　　两宋时期，由于朝廷的重视，方志记述的重点开始突破地理范畴，兼顾人文历史，人物和艺文的分量在方志中有所加重，内容也趋于丰富。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则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是书地理之外，创造性地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人文和经济的内容，使单纯的地理书扩充为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方志。北宋盛极一时的图经，南宋时衰落。南宋偏安一隅，所修方志局限于淮河以南地区，重经不重图，图经数量锐减，方志突增，处于完成图经向方志过渡的时期。此后的一统志或府州县志中，一般卷首附图，就是以往图经形式的保留。但在名称上，方志已逐渐取代了图经的地位。
　　元代完成了图经向方志的过渡，方志编修虽承宋代方志体例，但其形式与内容较之宋代更为丰富详备。如《延祐四明志》分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十二考，其中“赋役考”最为详赅，被收入《四库全书》，并称其“条例简明，最有体要”，且“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4）。此时，方志编纂与图经相比，已占绝对优势。现在所能见到的十六种元代方志，图志仅有一种。由此也可见图经编修的衰微，方志编纂的普及。
　　到明代，方志发展步入兴盛时期。 明人在前代基础上积极探索，广征博采，不仅确立了方志的规范，而且使方志编纂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编纂亦是“遍考《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宋齐梁陈魏隋唐《五代史纲目》、宋元史、《文献通考》、《玉海》并《舆地纪》诸书，及故老所撰、碑碣所载，取其可信，缺其可疑，采摭备录，略无遗逸”（5）。从该志的内容看，包括建置沿革、郡名、里到、风俗、形胜、山川、公署、寺观、祠庙、关梁、土产、科贡、人物、诗文题咏等，与图经侧重地理相比，显然已有很大不同。

　　二、通志体例的完善
　　行省之制始于元代，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明初沿袭元制，为提高行政效率，洪武九年（1377）朱元璋着手对地方官制进行整饬，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主管一省的民政、军政和刑名监察。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永乐五年（1407）设立交趾布政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贵州布政使司，宣德三年（1426）撤销交趾布政使司，全国除南北两京和少数民族地区外，定为十三布政使司。三司既分权鼎立，又互相牵制，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使以行政手段为保障，为修志活动平稳有序地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两畿十三省各辑通志……虽荒陬僻邑靡不纪载者”（6）。通志的编纂也有所规范。
　　通志之例始于元，如《辽阳行省图志》和《云南志略》，皆属通志类志书，但未以通志为名，有通志之名始于明初。通志又称省志，乃“记一方之事而备载之书，是以谓之通也”（7）。明代“两畿十三省各辑通志”（8），为布政使或督抚所修，执笔者多为学政等儒士。不仅“列省之各有志”（9），而且绝大部分修过三次以上。贵州虽地处边陲僻邑，但修志活动仍呈现普遍化和经常化的趋势，官修私撰省志却在四次以上。
　　明代所修省志，定名不一。有以“志”名者，如明代最早的通志为洪武《云南志》；亦有称为“总志”者，如胡谥纂修〔成化〕《河南总志》、徐学谟纂修〔万历〕《湖广总志》、刘大谟纂修〔嘉靖〕《四川总志》和虞怀忠修、郭棐纂〔万历〕《四川总志》等， 皆为志一省之事（10）；还有称“大志”者，如王宗沐修〔嘉靖〕《江西省大志》（11）、陆万垓修〔万历〕《江西省大志》；有以“记”名者，何景明〔嘉靖〕《雍大记》、王应山纂修〔万历〕《闽大记》（12）、郭子章纂修〔万历〕《黔记》等；有以“略”名者，如谢肇淛纂修《滇略》；有以“图经”名者，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湖广图经志书》等；有以“书”名者，如何乔远纂修〔万历〕《闽书》、郭子章〔万历〕《豫章书》（13）等；有以“图说”名者，如王世懋修〔万历〕《饶南九三府图说》、赵秉忠纂修〔万历〕《江西舆地图说》等。有人统计明代省志之名，约有18种之多，其中以“通志”之名居多（14）。由此分析，〔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以当时的行政建置划分类目，述及贵州各地的山川之秀、民族风俗、地方特产、人文事迹，显然是一省之“通志”。

　　三、对《大明一统志》和永乐《纂修志书凡例》的遵循
　　从洪武至弘治一百余年间，方志编修意识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大大加强，方志编修成为地方构建文化知识体系的主要传承形式。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编纂来看，不仅反映了明代方志发展的特点和变化，也反映了方志在沟通中央和地方的联系，推进彼此文化交往所作的贡献。
　　洪武年间，方志的体例多沿袭宋元，门类设置较为杂乱。如〔洪武〕《常州府志》续宋史能之纂《重修毗陵志》，凡十九卷七十三目，卷首列府地理图一，郡域图一，公廨图一，县图四，首列郡纪，其下列各县之志。〔洪武〕《苏州府志》亦是参考前志，芟繁取要，设五十卷四十五目。永乐以后，朝廷两次颁降修志凡例，规范志书类目设置和体例，逐渐形成了明代方志的编纂风格。不仅纲分目列清晰明确，而且各事类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反映内容井然有序。如永乐十年（1412）明翰林院制定《修志凡例》十六则（15），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永乐十六年（1418），又颁降《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则（16）。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与前一凡例比较，里至并入疆域；贡赋并入土产，但增加了田地、税粮、课税、税钞；军卫规定得更为详细，涉及衙门、廨舍、教场、屯田去处、田亩、岁纳子粒之数、武臣功迹，并采录之；廨舍之前加上郡县二字；古迹原为九目，增为十九项；其他如分野、城池、寺观、祠庙、桥梁等单独立类，立意周详，体系完备，要求也更加具体明确。
　　《大明一统志》成书后，明代方志的体例和内容不尽仿永乐《纂修志书凡例》，有不少效法《大明一统志》，或稍加变通。从明朝建立到《大明一统志》成书，出于行政控制和管理的需要，明代统治者对全国性总志曾多次编修，如洪武年间的编修《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寰宇通衢书》、《洪武志书》等。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亦曾诏修《天下郡县志》书，“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元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之。仍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17）。然因成祖去世，这一宏伟计划未及就绪而中辍（18）。其后，景泰、天顺年间，先后下诏各地修志，“命文臣纂修一统志以颁行海内”（19），“上自皇都，下至司府州县，外及四夷，无不备载”（20）。《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就是在此基础上编成的。
　　明景泰七年（1456）编修的《寰宇通志》，参考《大元大一统志》的体例和永乐年间制定的凡例，以现行行政区划两京、十三布政司为纲，府州为目，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殿、宗庙、坛壝、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留寓、人物、科甲、题咏等三十八门（21）,文省而事增，“取舍惟当”（22）。天顺五年（1461）编成的《大明一统志》也是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以府州为单位，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古迹、列女、仙释等二十门，而殿以“外夷”各国，并增绘了全国总图和各布政使司分图，“类例精详，去取核实……一统举其大纲，而一方一郡一邑各有志焉，亦扩其目，详其绪”（23）。
　　之后，明朝省府州县志书对《大明一统志》多有祖法。〔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编纂即遵是例，故其《凡例》云：“古今地理（里）图经志书，体制不一，至宋祝穆作《方舆胜览》，纲举目张，事类颇悉，而为诸家之冠，然亦未尽善也。迨我《大明一统志》出，一扫群志之陋，而程式之美，足为万世志法。故此志之作兼准二书焉。”（24）说明该志编纂不仅择善而从，而且采取《大明一统志》以现行行政区划为纲，分设细目的做法；在内容上则遵循了永乐年间“修志凡例”的规定，这是明代方志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一个例证。

　　四、〔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对后世方志的影响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方志的初修，无论从体例还是内容都为后世方志的编修提供了基本的模式和范本。从总体来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由于是贵州省的一部通志，而且在明代方志中也是成书较早的一部通志，所以其门类设置有不尽完善之处。如卷十六单列山川、土产、人物、科甲四门，不仅与宣慰司、府、州、卫、所并列有些不妥，而且与其下细目亦有所重复。但该志却奠定了明代嘉靖、万历时期贵州省所修通志的基础。
　　〔嘉靖〕《贵州通志》十二卷，明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三十四年（1555）成书。设地图、建置沿革、郡名、星野、疆域、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土贡、土田、户口、财赋、徭役、城池、关隘、桥渡、兵防、职官、公署、宦迹、学校、科目、岁贡、祠祀、寺观、宫室、坊市、惠政、古迹、丘墓、名宦、人物、贞节、孝义、仙释、隐逸、迁谪、流寓、兵变、经略、艺文四十二类，采用平分列目体。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相比，增加了风物土产、田土财赋、户口徭役、人文史迹的比重，社会经济的成分也明显加强，这不仅反映了明代贵州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反映了明代方志体例的愈趋成熟。
　　之后，沈思充修，许一德、陈尚象纂，刊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万历〕《贵州通志》，则兼采弘治志、嘉靖志体例之所长，而避其所短，“或以省府州卫分类为编，或总叙兼制、经略以相联合”（25），增订嘉靖末至万历中四十余年的史实。该志二十四卷，卷一、卷二省会：舆图、建置沿革、星野、形胜、民赋、军政、学政、城郭、公署、秩祀、秩官、题名、名宦；卷三省属：安平道辖府、贵宁道辖卫、贵阳府、贵州卫、贵州前卫；卷四宣慰司；卷五至卷九安平道属：威清卫、平坝卫、安顺州、普定卫、镇宁州、普安卫；卷十、卷十一贵宁道属：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普市所；卷十二至卷十五新镇道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黄平所、都匀卫、镇远府、黎平府；卷十六、卷十七思仁道属：思州府、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卷十八兼制：兵戎、粮饷、学校、驿传；卷十九至卷二十经略：兴利、修文、厘弊、饬武；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艺文：记、传、序、解、赞、引、书、文、檄、疏、跋、语、铭、诗、赋、颂、歌、行、谣、箴、事字演、书籍录等（26）。此书采用纲目体结构，条理分明，体例完备，集前代修志之大成。
　　综上所述，〔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虽保留了“图经”的名称，但确是一部通志，而且从弘治年间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约百年左右的时间，贵州通志的编纂均在该志基础上进行。由此可见，〔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在贵州方志发展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
　　（本文刊载于范同寿主编《开发中的崛起——纪念贵州建省590周年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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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明〕程三省修，李登等纂：〔万历〕《上元县志》卷八《科贡志• 进士》，民国37年（1948）上海书店铅印《南京文献》本。
　（2）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13页。
　（3）黄苇：《地记与地志研究》，《广西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3期。
　（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一》。
　（5）〔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首《凡例》。
　（6）〔隆庆〕《长洲县志》卷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据明隆庆刻本影印。
　（7）〔明〕孔天胤：《孔文谷集》卷四，《山西通志序》代作。山西祁县图书馆藏明隆庆五年（1571）刻万历增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8）〔明〕张德夫修、黄浦汸纂〔隆庆〕《长洲县志》卷首，《长洲县志始》。《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据明隆庆五年（1571）刻本影印。
　（9）〔明〕江东之：《瑞阳阿集》卷五，《重修贵州通志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八年（1743）东皋堂刻本。
　（10）〔明〕刘珝《古直先生文集》卷十一《河南总志序》：“总七郡之志，合而为一十有一卷，名曰《河南总志》。其事详，其例精博而不繁，约而不疏，举中州之地而措之乎指掌之间。……夫里有志总于邑，邑有志总于郡，郡有志而藩司又总焉。”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年（1524）刘鈗刻本；〔万历〕《湖广总志•志凡》：“志即汉人掌故之书，虽因事铨述，无取闳衍，乃敷陈意指，亦贵流贯。是志志胡广全省，故以总名。”福建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万历〕《四川总志•凡例》：“郡国有志，即汉人掌故之书也。兹志备载全蜀，故以总名。”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明〕周复俊《泾林诗文集》卷四《四川总志序》：“总志之编，以代史也。慨蜀只有土，……区域延广，其间事变沓积，视他郡为殷，……始知蜀不可以无志，独国不可以无史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万历二十年（1592）刻本。
　（11）〔明〕王宗沐：《敬所先生文集》卷二十六《江西省大志》序：“大志，志大者也。先是，嘉靖丙辰（三十五年，1556），某被命督江西学政，再按列郡讲业之暇，颇采其俗产、山川、赋役、大都，时札留箧中三年，移参藩政，间取读之，虽一方大正可按眂在目……余所以志也。”志凡七卷，卷各一类，曰赋书、均书、藩书、溉书、实书、险书、陶书每卷首有臬史氏曰，与他书体例独异。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1573）刘良弼刻本。
　（12）〔明〕陈荐夫：《水明楼集》卷十一《闽大记序》：“夫志者史氏之流也，亡论郡邑之书，行省之乘，其评陟人物，
商榷才品，虽稗官小史之说乎？……盖通者尚才，修者尚品，此持衡者轩轾之大较也。吾乡王懋宣先生大记之作，可谓……志家之良史也。”该志重点记述闽省人物，列传几占全志之半。首都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又〔明〕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六《闽都记序》：“《闽都记》，王广文懋宣所为记闽都也。……其大义取材于史乘，, ……其题材稍沿于《西湖志》。”江西省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
　（13）〔明〕郭子章：《蠙衣生粤草》卷十八《豫章书目录》：“大记二十卷，志二十六卷，表十卷，事纪二卷，列传六十六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八年（1590）周应鳌刻本；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存目：《豫章书》一百二十二卷，郭子章撰。史书盖将奚志总志，全用史体为之，分大记二十卷、志二十二卷、表十卷、事纪二卷、列传六十八卷，前无序而有总目。其总目以为列传六十六卷，刊本误也。
　（14）参见王德恒：《中国方志学》，大象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08页。
　（15）〔明〕李思阅修、洪一鰲纂，李世芳增修、易文增纂：〔嘉靖〕《寿昌县志》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万历十四年（1586）增刻本。又见傅振伦：《中国史志论丛》《又一件明初重要修志文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144页～145页，但多有疏漏错误。
　（16）〔正德〕《莘县志》卷首，1965年5月上海古籍书店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据明正德十年（1515）刻嘉靖间增刻本；又见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00页～103页，但多有疏漏讹误。
　（17）《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十六年六月乙酉。又见郑晓：《今言》卷一，六十三条：“永乐十六年（1418），
诏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忠靖、杨文敏、金文靖三公领其事。”
　（18）〔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十二《汝宁府志序》：“我太宗皇帝在位时，稽古右文，既修《永乐大典》，以资盛治矣。即诏礼部搜集旧文，欲作志书，以著一统之大，而未及成书”。《四库全书》本。
　（19）〔正德〕《高淳县志》顿锐序，载〔嘉靖〕《高淳县志》卷首，1963年上海古籍书店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据明嘉靖刻本影印。又〔明〕周琦〔弘治〕《句容县志序》：“英庙昔当此盛，尝命使臣采四方之衣冠、文物，摘其事优而迹显者，以修一统志于修实录之余，盖一统志纪四方古今之盛。”1964年9月上海古籍书店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据明弘治刻本影印。
　（20）〔明〕何瑭：《柏斋集》卷五《怀庆府志序》。清《四库全书》刊本。
　（21）参见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续集》，所收影印明抄本《寰宇通志》。
　（22）〔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九《寰宇通志》序表凡例》。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0年10月第
1版。
　（23）〔明〕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杨慎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据明嘉靖刻本影印。
　（24）〔明〕沈庠修，赵瓒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凡例》，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25）参见《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326页。
　（26）参见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