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nationwide records put down in writing all the various aspects throughtout the country. After the Mi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ruler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mpiling the historical and other records of the country.For this reason, there are several times of near a hundred years of compilation from Hongwu to Tianshun. The text elaborates the whole circumstances of the compilations, and discusses the style,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and its meaning with affect of the Nationwid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Key phrase: Ming Dynasty the Nationwide Records Compile

　　一统志是记载全国性的总志，称地方总志或地理总志，它取材于各地上报的舆图和方志，集四方之志于一志。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认识到修志对资政和教化的重要性，诏令天下编纂地方志书，“凡隶于职方者，咸令以其志上之。盖将纪远近，考古今，审沿革，校异同，以周知夫四方之政”（1）。朱元璋对修志的重视，为其后继者所继承。从洪武初年到天顺年间，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统志的编修一直在进行，其模式为嗣后方志的规范和完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一、明一统志的数次编修
　　明朝建立后，为解除元朝残余力量和一些割据政权对新建王朝的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多次派兵遣将，南征北讨，逐步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出于行政管理和政治统治的需要，朱元璋先后四次下令纂修总志，绘制舆图，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联系，达到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命儒臣魏俊民、黄箎、刘俨、丁凤等“编类天下州郡县地里形势降附始末”，纂成《大明志书》，“送秘书监锓梓颁行”。“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按（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2），皆在颁行范围。这是明朝建国后编纂的第一部全国性总志，此书久佚，其卷数亦无从考知。
　　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以“天下既平，薄海内外幅员方数万里，欲观其山川形势、关徼阨塞，及州县道里远近，土物所产”，遂命“天下州郡绘山川险易图”（3）进呈朝廷，以备安邦治国察吏驭民之用。洪武十六年（1383）秋，“诏天下都司，凡所属卫所、城池，及境内道里远近、山川险易、关津亭堠、舟车漕运、仓库、邮传、土地所产，悉绘图以献”（4）。
　　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编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二十四卷，“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载古今建置沿革之由”（5）。是书不以行政区域分列，不以山川形势划分，而以分野星次分配郡县。编纂形式较为特殊，这在中国方志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但所记府州县沿革，对研究元末明初政区变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6）。是年，朱元璋又“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洪武十八年（1385）夏，朱元璋“览《舆地图》”，认为“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7）。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 “以舆地之广不可无书以记之”，再命翰林儒臣刘基“以天下道里之数编类为书”，纂成《寰宇通衢书》一卷，专载全国交通水马驿程（8）。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又修成《洪武志书》，“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宫阙、门观之制度，以及坛庙、寺宇、街市、桥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载，诏刊行之”（9）。
　　上述记载，说明朱元璋为加强全国的有效统治，建立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统，将编绘舆地图与理政育民联系在一起，可谓高屋建瓴，纲举目张。正是从这一需要和目的出发，洪武年间一统志的编修内容偏重于地理和交通方面的载述。尽管如此，朱元璋倡修方志和一统志的基本理念和做法，却对以后方志的编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成祖即位后，对纂修地方志书更为重视，永乐六年（1408），张辅等“上交趾图”（10）。永乐十六年（1418）六月，“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元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之。仍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11），并“命儒臣大加修纂……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12），决心修一部高水平的《天下郡县志》。于是，“颁定凡例，俾天下郡邑采辑以进，然后儒臣得以参校成书”（13）。然而，这一宏伟计划，因成祖去世而中辍（14）。其后，景泰、天顺年间，先后下诏各地修志，“命文臣纂修一统志以颁行海内，先取郡邑志以备采录”（15）。《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就是在各地所上志书的基础上编成的，“上自皇都，下至司府州县，外及四夷，无不备载，视古盖加详焉。然卷帙既繁，人不易得，故府州县又各自为志，以便观览，盖其势则然也”（16）。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军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击败，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为了抵御瓦剌兵南下，保卫北京，郕王朱祁钰以一个藩王的身份继位，是为景帝，又称代宗。为固己位，维护明朝的统治秩序，在抗击瓦剌侵扰的同时，继续全国一统志的编修。景泰五年（1454）七月，代宗 “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礼部奏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员，分行各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采录事迹”（17）,督令各地纂修志书呈进，以备取材。并在此基础上，编成《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七年（1456）五月，由大学士陈循进呈御览，颁行天下。
　　次年，英宗重新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天顺。此时，距《寰宇通志》的问世仅隔一年多的时间，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统志的编修又提上议事日程。天顺二年（1458）八月，以景泰年间编修的《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为由，敕谕吏部尚书李贤等补充修改，要求“折衷群书，务臻精要，继成文祖之初志，用昭我朝之盛，以幸天下，以传后世”（18），同样自称是继承成祖的初志，完成祖宗未竟之志。至天顺五年（1461）四月始告成书，九十卷，赐名《大明一统志》，详细记述了各府州县以及民族地区和四邻各国的风俗政事。该志从内容、体裁到名称都遵循先朝修志的优长而有所创新与发展。
　　明一统志在短短的几年内两次编修，在中国方志史上实属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政要大儒都参与其中，除总裁李贤外，总裁彭时、吕原，副总裁林文、刘定之、钱溥，纂修万安、李泰、孙贤、刘珝、陈鉴、刘吉等都是《寰宇通志》的编纂者。这说明朝廷的着眼点并不仅仅是在编一部全国性的通志，而是通过这一特殊的载体形式，把统治者安邦治国的政治理念融汇其中，为江山社稷的久远稳固服务。成化中，明宪宗又“诏儒臣修一统志，囊括苞举，号称全书”，虽“因革取舍、离合异同之际”（19）未能就绪，但这些事实说明明朝统治者对编纂一统志重要性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

　　二、明一统志的编修体例
　　《大明一统志》在体例规范方面，继承前代总志的体例，又有所创新。在明代以前，历朝所编修的全国性总志有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和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以及《大元大一统志》等，其中许多好的体例原则和规范形式为明代一统志编修者所遵循和发展。
　　《元和郡县志》原名《元和郡县图志》，北宋时图佚改名。全书以唐贞观十三年（639）规划的十道四十七镇分篇，列关内道四卷、河南道十卷、河东道四卷、河北道四卷、山南道四卷、淮南道一卷、江南道六卷、剑南道三卷、岭南道五卷、陇右道二卷。以府或州为叙述单位，先列府、州之名，下记开元与元和时之户数，次叙沿革、府或州境、四至八到、开元及元和年间贡赋、辖县数目和名称；再分县叙其沿革、山川、城邑和历代重大事件等。《太平寰宇记》体例因袭《元和郡县志》，以当时所分的十三道为纲，下分州县，分别记载沿革、户口、山川、城邑、关寨等内容外，又增设风俗、姓氏、艺文、人物、土产、四夷等，着重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述。《元丰九域志》共十卷，以宋熙宁、元丰间四京、二十三路为标准，分路记载府、州、军、监、县的户口、乡镇、山泽、道里等，尤详四至八到、道里远近之数。《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前三卷叙述历代疆域，四卷专载宋郡县名，五卷以后按元丰时四京二十三路，分述州县建置沿革，并结合历史故实，而对四至、道里、户口、风俗、土产等概不收入。《舆地纪胜》二百卷，以南宋宝庆以前政区建置为准，记载当时一百六十六府、州、军、监的沿革及风俗、形胜、景物、古迹、碑记、官吏、仙释、人物、诗文等。《方舆胜览》七十卷，以行在临安府为首，记载南渡后十七路所属府、县事，包括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学馆、堂院、亭台、楼阁、轩榭、馆驿、桥梁、寺观、祠墓、古迹、名宦、人物、名贤、题咏、四六等。此书详于名胜古迹、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20）。从唐宋所修的几部总志来看，其共同之处是：一是按当时行政区划为纲分述，二是着重地理建置与沿革，三是户口田赋、风俗形胜、人物古迹、艺文等内容逐步增多，为后来总志所沿用。
　　元代的志书编纂，继承历史传统，又有新的发展。至元二十四年（1287），为了弘扬混一海宇的盛况，元世祖命秘书监虞应龙修纂《统同志》藏在秘府，创编了一统志的形式。至元二十八年（1291）成书，共七百七十五卷。其后，再议重修，元贞二年（1296），著作郎粘连呈览《大元一统志凡例》，至成宗大德七年（1303）成书，共一千三百卷，名《大元大一统志》。该志以元代的中书省及十一行省为纲，下为宣慰司辖路，路辖府州县，其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名山大川、土山、风俗形胜、古迹、寺观、祠庙、宦迹、人物等，不仅综合了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大量引用宋、金、元初的地志图经，而且为了编修一统志，先由各行省撰送图志以备采用。所以，元一统志的纂修，不仅使中国方志定型和规范，而且为明清两代纂修一统志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蓝本。尤其是《大元大一统志凡例》的制定，是封建朝廷制定的第一个修志的凡例，以元代行政区域路州县为纲目，体现了国家一统的政治理念，在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1）。
　　明代景泰七年（1456）编修的《寰宇通志》，参考了《大元大一统志》的体例和永乐年间制定的凡例，以现行行政区划两京、十三布政司为纲，府州为目，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殿、宗庙、坛壝、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留寓、人物、科甲、题咏等三十八门（22）,并附载引用书目，内容丰富。与《大元大一统志》“篇帙浩繁”相比，该志文省而事增，“取舍惟当”（23）。之后，天顺五年（1461）编成的《大明一统志》也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以府州为单位，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古迹、列女、仙释等二十门，而殿以“外夷”各国，并增绘了全国总图和各布政使司分图。其内容更为丰富，涉及一个区域的方方面面，同时使志书构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得以充分展现。

　　三、《大明一统志》的史料价值
　　《寰宇通志》与《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影响较大的两部总志，权衡利弊得失，《寰宇通志》多侧重于名胜景物，缺少地图、道里、户口等内容的记载，而且《大明一统志》颁行后，《寰宇通志》即被毁版，故流传不广。两相比较，《大明一统志》主要是在《寰宇通志》的基础上增补、删订而成，所不同者为沿革部分。在卷数上，《大明一统志》有所减省：《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大明一统志》九十六卷；在内容上，《大明一统志》记述简要，且祀典、府第、楼阁、馆驿、堂亭、台榭、井泉、关隘、迁谪、科甲、题咏等类目有所删并，而增加了流寓、列女、仙释等类目。在元、明、清三代一统志中，《大明一统志》篇幅最少。尽管如此，《大明一统志》仍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事，为其他史志不可替代。其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在政区建置方面，《大明一统志》所述政区建置以天顺年间为准，和《明史•地理志》比较，可以反映出明前后期的变化。如据《大明一统志图叙》记载府州县数：“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明史•地理志一》载：“统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县一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县六。”
　　以南直隶凤阳府为例，《大明一统志》卷七“凤阳府”条下“建置沿革”载：“吴元年（1367）改临濠府。洪武三年（1370）改中立府，定为中都。七年（1374），改为凤阳府，自旧城移治中都城，直隶京师，领州四县十四。” 州有寿州、泗州、宿州、颍州，县有凤阳、临淮、怀远、定远、五河、虹、霍丘、蒙城、盱眙、天长、灵璧、颍上、太和、亳。《明史•地理志一》载：“太祖洪武元年升为临濠府。洪武二年九月（1369）建中都，置留守司于此。六年九月立中立府。七年八月曰凤阳府。领州五县十三。”州为寿州、泗州、宿州、颍州、亳州，县为凤阳、临淮、怀远、定远、五河、虹、霍丘、蒙城、盱眙、天长、颍上、太和。二书所载不仅所领州县有变化，而且中立府、凤阳府建置时间不一。其载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还可从〔成化〕《中都志》的相关描述中得到印证。
　　〔成化〕《中都志》卷一《建置沿革》记载上述过程时说：“吴元年仍为濠州，是年改临濠府。洪武三年，改为中立府，定中都，立宗社，建宫室，以泗、邳、徐、宿、寿、颍、光、六安、信阳九州为属。七年，知府张遇林上言，以信阳道远，期会之难，请易他州。遂拨滁州并来安、全椒二县隶本府，以徐州并砀山、萧、沛、丰县为直隶，以邳州并睢宁、宿迁县隶淮安府，以六安州并英山县隶庐州府，以光州并光山、固始、信阳、息县隶河南汝宁府，迁治于新城，改名曰凤阳。十九年又拨滁州并来安、全椒县为直隶，本府只领四州十四县，曰临淮、凤阳、定远、怀远、五河、虹县，泗州：盱眙、天长，宿州：灵璧，寿州：蒙城、霍丘，颍州：颍上、太和，亳州。” 据《中都志》卷首柳瑛按：“国朝永乐戊戌（十六年，1418）、景泰甲戌（五年，1454），尝遣使分行郡县纂修地志。是时淮南州县但录《方舆胜览》所载而成书，淮北之志尤为脱略。今博采经史子籍，补其缺略，正其讹舛，所憾储书不多，闻见未广，尚俟博古君子正之。或曰：‘馆阁诸儒纂修一统志，已颁布天下焉，用子之志。’予谓：‘国志总天下之事，其法宜略；郡志载一郡之事，其记宜详，详略相因而不悖也。’”由此可知，《大明一统志》曾取材于《中都志》，二者成书距离不远，所记政区建置较为一致，只是二者详略不同，这也说明《大明一统志》取材和编纂原则与时限。
　　又如应天府，弘治四年（1491）以前辖七县，即上元、江宁、句容、溧阳、溧水、江浦、六合。松江府从吴元年以来，一直领华亭、上海二县，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始析华亭、上海置青浦县。《大明一统志》记载与此相合。对贵州布政司，《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八载其建置沿革时云：“洪武初，以其地分隶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永乐十一年（1413），始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贵州宣慰使司及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宁、镇宁、安顺四州并金筑安抚司；置贵州都指挥使司，领贵州、贵州前、普定、新添、平越、龙里、都匀、毕节、普安、威清、安南、安庄、清平、平坝、乌撒、赤水、永宁、兴隆一十八卫，普市、黄平二守御千户所……”查沈庠修、赵瓒等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区域包括贵州宣慰使司，思州府、思南府、镇远府、石阡府、铜仁府、黎平府、程番府、都匀府八府，永宁州、镇宁州、安顺州、普安州四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十四卫，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二者比较，反映了贵州政区的变化。
　　在其他方面，如户口增损、山川湖泊及其变迁、津梁馆驿等交通设施、土特物产、寺观祠庙、学校书院等记载，都保留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有的可补正史之缺，有的可与正史相参证。如《大明一统志》记载的“外夷和少数民族”，包括朝鲜国、女直、日本国、琉球国、西番、赤斤蒙古卫、罕东卫、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哈密卫、火州、亦力把力、撒马尔罕、哈烈、于阗、安南、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真腊国、满剌加国、古麻剌国、拂菻国、三佛齐国、渤泥国、苏门答剌国、苏禄国、彭亨国、西洋古里国、琐里国、榜葛剌国、天方国、默德那国、古里班卒国、锡兰山国、白葛达国、百花国、婆罗国、吕宋国、合猫里国、蝶里国、打回国、日罗夏治国、阿鲁国、甘巴里国、忽鲁谟斯国、忽鲁母恩国、柯枝国、麻林国、沼那朴儿国、加邑勒国、祖法儿国、溜山国、阿哇国、鞑靼、兀良哈等，其中保留了有很多关于中外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史料。与龚珍《西洋番国志》、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张燮《东西洋考》等比较，又保留了许多彼略我详、彼缺我特的史料。如记占城买卖交易，《西洋番国志》云：“其买卖交易，惟以七成色淡金使用。所喜者中国青瓷盘碗等器，及纻丝绫绢硝子硃等物，皆执金来转易去。”《大明一统志》卷九十《占城国•风俗》载：占城“互市无缗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直。人有疾病，旋采生药服食。地不产茶，亦不知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兼食槟榔。”其记较前书稍详，且为《殊域周咨录》所引用。

　　四、《大明一统志》的意义和影响
　　《大明一统志》成书后，虽然有人批评其有编纂粗疏，所引古事缺乏史裁与考证等毛病和不足 。如李维桢《方舆胜略序》云：“天顺时，馆阁修《大明一统志》，不载户口、田赋、官制诸大政典，识者病之。”（24）顾炎武《日知录》说：“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1461）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寰宇通志》之书皆废。今考其书，舛谬特甚……引古事舛戾最多。”（2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舛错牴牾，疏谬尤甚”（26）。清人吴骞评其“挂漏舛譌，不可胜计”（27），但勿容置疑，《大明一统志》的编修，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政治统治和方志编纂都产生了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1．体现了明朝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尤其是明成祖在位期间，为谋求向外发展，五次亲征漠北，经营边陲，并遣使西洋，使明朝大一统的局面日臻巩固，明朝统治者开始了一统志的编修。对于一统志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明人丘濬所阐述：“此舆地之书，关系甚大”，故“特诏文学之士纂述……遍阅累朝之史，旁搜百氏之言……靡不网罗，举皆搜采，缀贯群籍，约为成书。义类凡例，悉有据依，信疑是非，壹加订正……所以……纲举而目张，有伦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疏，自有地志，未之前闻”（28）。不仅说明编修一统志的目的在于“广圣道之咸容，示皇威于无外”，对巩固皇权与政统地位所具有的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了一统志，便可以做到“海内广轮如指掌而斯见，天下险易不出户而可知”。《大明一统志图叙》中亦云：“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征云。”强调的就是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这是编修一统志的前提。
　　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后，朱元璋为加强对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命置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改所属诸路为府……设官吏以抚安其民。复命儒臣考按图籍及前代所有志书，更定而删正之”（29），修成《云南志》六十一卷，“上分天文，下奠星土，贯穿礼乐、禋祀、疆场、食货、艺文之事，虽不足征前史之万一，然一方之大概亦可见其十六七”（30）。洪武二十九年（1396）王景常再修，这是明代最早的通志。同时，为“控驭十四土司计，省州入卫……亟欲用夏变夷，新此一方”（31），令卫所修志。于是，一些边远地区如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原来无志，此时也有了志书，“皇明御宇……所以觊即叙之效，而视中国大一统之盛者”（32），折射出大一统的理念向边远地区进一步推进的趋势，也反映了方志编纂作为一项重要文化学术活动，在全国范围乃至边徼地区的普及。“圣朝统天络地，范围之以礼乐，弥隆之以政教，其典章文物之纪，舆图简册之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罔有阙失”（33），强调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成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遵循的准则和地方修志的依据。
　　《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成书后，明代宗和英宗都亲撰序文，说明编修一统志的目的是为维护明朝的统治服务。如代宗在序文中云：“太宗文皇帝尝思广如神之智，贻谋子孙以及天下后世，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实之凡有关于兴者采录以进，付诸编辑。事方伊始，而龙驭上宾。因循至今，而先至未毕，则所以成夫继述之美者，朕焉得而缓乎？窃尝观之，善其事者莫先于智，智者所谓务其已然之迹也……此朕于是编，所为惓惓而不敢少缓也。间与二三儒臣商之，使或先后有一未备，不足以全其美，乃复遣人采足其继，俾辑成编……藏之秘府，而颁行天下。”说明此次修志，不仅在于完成明成祖未竟之业，而且“察古今事物之异……以左右民之志于悠久”，“盖不独以广朕一己之知，而使偏方下邑、荒服远夷，素无闻见之人，咸得悉睹而遍知焉。”（34）英宗在序文中阐述：“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谨当记述。乃命文学之臣，重加编辑，俾繁简适宜，去取惟当，务臻精要，用底全书。庶可继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统之盛。而泛求约取，参极群书，三阅寒暑，乃克成编，名曰《大明一统志》，著其实也。朕于万几之暇，试览阅之，则海宇之广，古今之迹，了然尽在胸中矣。既藏之秘府，复命工锓梓以传。呜呼！是书之传也，不独使我子孙世世相承者，知祖宗开创之功广大如是，思所以保守之惟谨，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古今故实，增其闻见，广其知识，有所感发兴起，出为用世，以辅成雍熙泰和之治，相与维持我国家一统之盛于无穷，虽与天地同其长久可也。”（35）更明确道出修志在维护国家一统统治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到嘉靖初年，大学士桂萼“欲佐上（即世宗）知舆图广轮之盛”，乃以吏部侍郎李默所绘制《皇明舆地图》，“各为叙纪于首，条其风俗、阨塞、兵赋、藩封”，成《大明舆地指掌图》一卷纂进，得到世宗的首肯，并“留中览观”（36）。该图将“天下分为十七图，各具叙记府州卫所之额，王府之制，户口钱粮、军马之数，四夷附末，以见大一统之义也”（37）。由此可见，方志编修的意识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大大加强，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已深入明朝各行政区域，形成中央与地方联系的重要纽带。
　　2． 体现了明朝官修方志的制度
　　中国方志发展的突出标志，就是官修制度的确立。官修制度的确立，不仅是方志编修正常化和规范化的显现，而且更为修志活动提供了人财物诸方面的保障。从隋唐开始，方志由私撰为主变成了以官修为主。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为编修《九域志》朝廷下令设置九域图志局，此为国家设局修志之始。元代为编修一统志，不仅制定统一的范例，而且督令地方撰送图志，并设置专门机构，组织专门人员从事此事。明朝继承前代制度，其一统志的编修无论是人员的筛选、资料的搜集，还是编修凡例的制定，都是在皇帝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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