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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黛玉 作者：杨小沙 发布时间：2010-02-16 23:08:38 来源： 浏览次数：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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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曹雪芹用他丰富的生活经验、渊博的学识、辛勤的劳动，以及他那无可比拟的艺术天才所创造出来的一部集中地、完美地、典型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它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表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是中国文学史小说创作的最高峰。《红楼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永远放射着奇光异彩。而林黛玉就是作者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创造的典型环境中众多典型人物形象之一。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林黛玉这个典型形象。 一、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林黛玉，在《红楼梦》里的地位仅次于贾宝玉。如西园主人的《红楼梦．论辨》中所说：“以情言，此书黛玉为重”；就钗、黛两人而论，则如王希廉的《红楼梦．总论》所论：“黛玉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显然，这是个曹雪芹全力塑造的人物。象《红楼梦》中的第一主人公贾宝玉一样她也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她的叛逆性格在她与贾宝玉爱情故事中表现得最充分。她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反封建的共同思想基础上。此外，他们在对待仕途科举、功名富贵等问题上也具有叛逆思想，这就是说，他们的爱情不只是一般怜才惜貌的爱情，而是一对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的爱情。在《红楼梦》里，作者通过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以赞美的口吻提到《西厢记》、《牡丹亭》这两部著名戏曲的。在我国古代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西厢记》和《牡丹亭》确实算是很优秀的作品了，可是比较一下，《 红楼梦》里林黛玉、贾宝玉的爱情故事，比起《西厢记》莺莺、张生，或者《牡丹亭》里杜丽娘、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其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要深刻得多。 《西厢记》里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相爱，主要的只是由于双方的相貌才情。《牡丹亭》写柳梦梅、杜丽娘爱情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简单的。杜丽娘仅对柳梦梅说，“爱你一品人才”，看上的是你“年少多情”。而且，这两对恋爱的主人公，结果都跟封建势力和谐一致，张生、柳生最后都赴举成名，成就了他们各自“夫荣妻贵”的大团圆结局。 可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就不同了，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上。林黛玉爱贾宝玉，主要不是由于贾宝玉的品貌才情。在曹雪芹的笔下，林黛玉诚然是美丽动人的，但薛宝钗外貌的美丽完全比得上林黛玉，有些地方似乎比林黛玉还美丽一些，但为什么林妹妹能赢得贾宝玉的心，而宝姐姐却得不到贾宝玉的爱呢？这主要是因为薛宝钗的人生理想跟贾宝玉不协调的、冲突的，她是以封建统治者规定的人生理想为理想，没有自己独立人生理想；而林黛玉的人生理想跟他是一致的。如《红楼梦》第三十二回有一段情节很能说明这一点。这一回湘云和袭人所谈的是一些女孩儿的私房话，虽然生动有趣，却不值得多加分析。但由于他们的谈话，引出了湘云对宝玉的劝告，又由于宝玉对湘云的态度，引出了袭人转述宝钗用同样的话劝告宝玉时所受到的难堪。接着袭人又用宝玉对黛玉的态度来作比较，于是便引出了宝玉这样一句话：“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就和她生分了。”这个情节从正面表现了宝玉鄙视和否定封建社会为他确定的那一条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正规道路，这是宝玉反封建思想的核心，是他全部性格的基础。尽管他对宝钗是非常尊重的，对湘云也是非常喜欢的，他对任何女孩子也从来很少疾言厉色给以难堪的，但是宝钗说了，他咳了一声，一跺脚就给宝钗一个无言的鄙视。湘云说了，他就要湘云滚蛋，到别的屋里去坐，给湘云一个当面的难堪。而林黛玉却不同了，她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她同情和支持贾宝玉那些不被一般人们所理解，而常遭人们所申斥的叛逆言行。林黛玉之所以把爱情献给贾宝玉，献给这个被众人视为“不肖”、“孽障”的贾宝玉，并不是由于宝二爷在贾氏家族里的地位，而是因为宝哥哥不仅跟她自幼耳鬓厮磨，一起长大，因而感情更为亲密；最主要的是，她觉得贾宝玉是一个知已，并且后来明确地知道宝哥哥也把她当作知已。还是这一回，紧接着就是黛玉和宝玉又一个精彩的场面了。这个场面充分表现了黛玉对自由纯洁爱情的大胆追求，在这个场面里的黛玉和宝玉的关系又有了发展，不是先前那样云遮雾障、疑虑重重，而是晴光乍展、推心置腹了。黛玉无意中听到了宝玉对她这个重要的评价，于是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曹雪芹对她的喜惊悲叹四种感情，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我们看到这个孤独的少女，她陷入了无法解脱无处诉说的苦海情波之中。她太单纯了，对封建社会太没有认识了，她只想到父母早亡，无人作主；只想到自已体弱多病，不能久待。她却没有想到封建势力的魔网早已笼罩在她的头上，当她与宝玉的感情一步超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候，这个魔网也在一步紧一步地慢慢收缩了。 宝玉走上来要为她拭泪，她把宝玉摔开了。黛玉与宝玉在一起的时候，宝玉的行为稍为过份，黛玉总是斥开。这是这个未婚少女一种本能的警觉，也是她高尚情操和品德一种必然表现。但是当宝玉气急了的时候，黛玉却又情不自禁地为宝玉拭起汗来了，爱神丘比特之箭就是这样神奇和微妙，当你被他射中的时候，毫无办法摆脱，这叫做“灵台无计逃神矢”。宝玉对黛玉说了三个字“你放心”。这三个字比起以前宝玉说的“我是那多愁多病的身，你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或者“你死了，我去做和尚”要自然的多，诚恳的多，深刻得多，这是宝玉第一次在黛玉面前作含蓄的正式的表态。这三个字把黛玉感动了。当黛玉悟出了其中的含义，深感自己的心没有白费，感到自己已经不要说什么，而且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便含羞走了。 林黛玉的叛逆性格还表现在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对周围的现实的傲视与鄙弃上。在大观园里，黛玉和宝钗的八面玲珑、面面周到相反：她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爱恼就恼、爱说就说，一片纯真，毫无矫饰。宝钗在贾母、王夫人这些权力人物面前极力逢迎、百般讨好；黛玉在贾母、王夫人面前却从不说一句阿谀话，做一件奉承事。比如第七回中王夫人的陪房丫头周瑞家的，受薛姨妈之托，分送十二支宫花给众姐妹。在贾府中，王夫人地位稳固，周瑞家的气焰嚣张，众人也投鼠忌器。周瑞家的女婿打官司，居然能搬动凤姐从中斡旋，就可见一斑。宝钗对她也异常亲热。有一次，周瑞家的寻常串门到宝钗处，宝钗正在描花样子，一见周瑞家的：“便放下笔，转过身，满脸堆笑，让周姐姐座”。周瑞家的送花至迎、探、惜三姐妹处时，迎、探“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谢”。惜春也与周瑞家的“大家取笑一回”。唯独黛玉不然。周瑞家的来时，黛玉正在宝玉房中作解连环的游戏。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来送花与姑娘戴”。宝玉素知黛玉目无下尘，赶紧与周瑞家的敷衍，并接过宫花。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我一人，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也不言语。黛玉就是这样一步步失掉人心，不但失去了贾母、王夫人的欢心，除了贴心的紫娟和知心的宝玉之外，没有什么知已，非常孤立。而薛宝钗上自贾母、王夫人，下至赵姨娘乃至大观园中老妈妈，无不交口赞美、一致称颂。再如《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二回里，为庆贺元妃省亲和大观园的建成，元春先题一绝句，平平不见诗才。她让诸妹题一匾一诗，嘴里虽说“随意发挥，不可为我微才所缚”，但又让宝玉就大观园四景“各赋五言律一首”，明显是借“自幼教授”的宝玉抬高自己。钗黛各作一首诗，宝钗处处逢迎元妃，黛玉无只字阿谀。大平闲人评曰：“钗诗何其柔和，黛诗何其傲岸。钗得天心矣，黛失天心在此矣。”宝钗帮宝玉改“绿玉”为“绿蜡”是因为元妃不喜“红香绿玉”等俗字。黛玉代庖却把写好的诗“搓成团子，掷向宝玉跟前。”明眼人一看即知黛玉的内心：“宝玉构思太苦，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的逞才欲望。虽然一首被指为四首之冠，显示了才华，但元妃让众人住进大观园的口谕中久不提及宝玉、宝钗，所赐礼物也是宝玉、宝钗相同。黛玉失掉人心也失了天心。有人据此评黛玉：林黛玉人品才情，为《石头记》最，物色有在矣，仍不得于姐妹，不得于舅母，并不得于外祖母。所谓曲高和寡者，是邪？非邪？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势然也。”群芳夜宴时，众姐妹以花为谶。黛玉抽的是“风露清愁”的芙蓉签。屈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到宋代周敦颐《爱莲说》，芙蓉一直是高洁的象征，其“可远观不可亵玩”凛然不可犯的禀性，不愿量凿正枘的鲠介，在不能容众的同时，自然会被众人所拒绝。签上的“莫怨东风当自嗟”，点出了黛玉的结局一部分也是自身性格所酿成。 二、秉具诗人气质的孤傲少女 自唐传奇始，“文备众体”虽已成为我国小说体裁的一个特点，但毕竟多数情况都是在故事情节需要渲染铺张，或表示感慨之处，加几首诗词一段赞赋骈文以增效果。所谓“众体”，实在有限的很。《红楼梦》则不然。除小说的主体文字本身也兼收了“众体”之所长外，其他如诗、词、曲、歌、谣、谚、赞、诔、偈语、辞赋、联额、书启、灯谜、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应有尽有。由于与情节、人物性格紧密相关，这些诗词歌赋并没有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与小说的情节线索互为联缀，成为故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他小说也有把诗词组织在故事情节中的，比如小说中某人物所写的与某事件有关的诗等等，但在多数情况下，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红楼梦》则不然，它的诗词歌赋都是溶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的，如果略去不看，常常不能把前后文意思弄明白，或者等于没有看到那一部份情节。当然，小说中诗词曲赋是从属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描述需要的。小说中人物作诗填词，洒令灯谜无不切合自己的身份、地位、性格。要描写一群很聪明而富有才情的儿女的赋诗填词，已非易事，再要把各人之所作拟写得诗如其人，都适合他们各自的个性、修养、特点，那必然是加倍的困难。海棠诗社诸芳所咏，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的含蓄浑厚，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各有个性，互不相犯。黛玉作《桃花行》，宝玉一看便知出于谁手。宝琴诳他说是自己写的，宝玉就不信，说“这声调口气迥乎不象蘅芜之体”，还说“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这些话表明作者在模拟小说中各人所写的诗词时，心目中先已存有每人的“声调口气”，“萧湘子稿”绝不同于“蘅芜之体”，而且在赋予人物某些特点时，还考虑到他的为人行事以及与身世经历之间的联系。如香菱向黛玉学诗渐进过程，作者模拟得维妙维俏。在大观园众多富有才华的少女中，林黛玉是最具诗人气质的。历来有钗、黛并举的看法，有的人说，宝钗做人，黛玉作诗。林黛玉有她乖巧可爱之处，“无依无靠，为人作人配人疼”（第五十七回），但是作为社会的人，人间的群芳之冠宝钗无疑更为成功。黛玉的初衷未尝不想好好做个社会的人。她初入贾府之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但是要她象宝钗那样每日“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侯”，却又违背她的性情，她不愿意把精力心思花费于此。“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得多进得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第六十二回），这也许是林黛玉关心家事的唯一的话了。她所关心的是挚爱的宝玉，“你只管好。你好我自好”。（第二十九回），此外便是用诗来表达她的情感世界。 大观园中诗翁不少，宝钗、湘云、宝琴、探春都有一些锦心绣口之作，但是创作最多的是林黛玉。她的作品计有二十三首，除应制联句和起社的作品，还有《葬花辞》、《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名篇。数量之多，只有贾宝玉可以与之匹敌。但很明显，林黛玉诗作大多是精品，而贾宝玉诗的质量则是参差不齐的。 一般来说，创作的多少可以检验一个诗人有创作自觉，这也可以说是其感悟力的表现。而同时一个优秀的诗人，感悟力和才华是缺一不可的，这里不妨将宝钗、湘云、宝玉３人这两方面条件与林黛玉相比较。 如上所述，曹雪芹使每个人的诗风都符合作者的性格。此三人同样如此。薛宝钗除了起社、应制，一般没有主动作诗的想法与行动。第三十七回“蘅芜君夜拟菊花题”，她是非常热心地帮助湘云出主意请客，拟诗题的。但是先做出了“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的请客预算，后又有一番不要把诗当成正经事的训诫，其关注点比史湘云实际得多。她信奉“纺绩针线是你我的本能（第三十七回）而写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第四十二回）虽然连贾妃也承认她的诗与林黛玉的诗同是与众不同，非愚姐妹可同列者。（第十八回）她的思想却停留在和李纨一样的教育程度上，即“女子无才便是德”，总是“藏愚守拙”为上。而在用这种传统观念影响别人这一点上，她却是非常主动自觉的。她不仅教育过湘云，也颇为耐心地教育过黛玉。因而，薛宝钗虽有足够的天份，却没有足够的创作自觉。她的诗是她人品的注脚，温柔敦厚，颇有身份，却只是她这个社会人的附属物，甚至对她说是可有可无且无者为上的附属物。 大观园历次诗社，往往是林、史争锋。气质洒脱的湘云，不但能够大嚼鹿肉，酣眠忘返，而且芦雪庵联句，抢命一般，比黛玉还出色，一句“寒塘渡鹤影”，更是几乎将黛玉难倒。至于“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则显的有“是真名士自风流”（第五十回）的韵致，然而，在表现关于全书风格的感伤情调方面，湘云的诗则显然不如黛玉典型。 贾宝玉是全书的第一主人公。他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虽然呕心沥血佳作《芙蓉女儿诔》和《姽婳词》，但大观园凡起诗社，他却总是落第，才思远在林、薛、史乃至探春之下。这大概与作者的立意有关：“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第一回），有此之论，故宝玉在与众女子共处之时，往往自愧不如，在诗才方面也不例外。因此，贾宝玉虽有诗人的感悟力，在才华方面高于世人，而伏首于众裙钗。由此可知，只有林黛玉既有敏锐的感悟力，又具备足够的才气与创作自觉，因而她最具诗人气质。她把作诗作为抒发情怀、寄托理想的唯一手段。她在教香菱作诗时，主张学诗要学最上乘。先从王维的五律、杜甫的七律和李白的七绝入手，“肚子里先有了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阮、庾、鲍等人的诗一看”（四十八回），这是很有见解的，可见她做诗花了不少心血，显示出很深的造诣和很高的才华。从第三回中两段有关黛玉的外貌描写也能看出林黛玉这位诗人的天姿气质。众人眼中之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天然的风流态度。”宝玉眼中之黛玉。“两弯似蹙非蹙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里与其他人物的外貌描写不同的是不写林黛玉的穿着打扮，而是略形写神。显得其超尘脱俗。例如，写眼睛眉毛，宝钗是:“眼如水杏”；探春是：“俊眼修眉”；宝玉是：“眉如墨画，目若秋波”；凤姐则更为清晰一点儿：“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众人眼睛眉毛的形状都有交待，而黛玉则是：“两弯似蹙非蹙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烟”、“水”之类，本来就没有固定形状的，而此处两缕青烟却用以比喻黛玉的眉，颇有“山在虚无飘渺间”的感觉。至于眼睛，则纯是写神态了。其外貌描写其它方面，虽写出了她的美丽、聪明、娇怯，却也都显得空灵，而不是重在实感。 外貌描写的特殊性仅是林黛玉这位神仙中人气质的一个例证，实际书中有关黛玉的形象描写以及相关的氛围，也都尚虚尚空，诗情画意。香冢边葬花的倩影，花丛中笑泣的娇声，月洞窗下闲调鹦鹉，芙蓉池畔慢添诔文，这许多入诗入画的形象，共同完成着林黛玉“世外仙姝寂寞林”的气质特征。林黛玉的诗作与那些传世佳作一样具有感人的魅力。第二十八回宝玉听到了她的《葬花辞》“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 ..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方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如果说宝玉的反应中还包含着他的欣赏习惯即不言炼字炼句词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理，反复推敲悲感，那么黛玉的葬花和她“一面低吟，一面哽咽”而作的葬花诗，都表现了这个少女的不同流俗的内心世界， 虽然这种内心世界的表现不过采取了习见的“伤春”的形式──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一腔愁绪，是黛玉的特殊处境和孤单生活织成的，咏花是为了喻自己的遭遇──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这些诗句的魅力不是来自遣词造句，而是来自诗中所表达的那种摧人肺腑的情感，来自对生命无常，青春不再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失落感的高度概括。鲁迅先生指出：《红楼梦》的价值“其要点在敢于写实”。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首先必须要求“细节的真实”。可以说，没有林黛玉所写的这诗词歌赋，林黛玉的形象就不会如此丰满。一首葬花诗，立即把林黛玉这个典型人物推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并且使她心灵深处隐秘活动历历可见。这首葬花诗，与慨叹“树树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的《桃花行》（第七十回）和“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续......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的《秋窗风雨夕》（第四十五回）以及勇敢地吐露少女情愫和爱情受到阻扼的苦闷，以“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这样无所隐饰的诗章赠给宝玉的题帕诗（第三十四回）等诗作一起，简直可以说是为林黛玉画出了一幅精神肖像。《菊花诗》十二题，林黛玉以《咏菊》《问菊》而夺魁。她那：“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的菊花气质，也就与诗词一道，鹤立鸡群地再现出来，大家脑海中便浮现出一位秉赋诗人气质的孤傲少女形象。 三、多愁善感的性格 黛玉性格中一个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她的多愁善感、凄苦忧郁。这固然与她那多病的体质和她那种天赋感受力异常的诗人气质有关，但更重要的乃是同她那种寄人篱下的处境和孤苦伶仃的命运有关。因此，黛玉她哭，爱流眼泪，正如蒋和森所论：“你是眼泪的化身，多愁的别名。”小说里，将她说成是那“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的“绛珠仙子”。“绛珠”正是“血泪”的意思。这绛珠仙子在没有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前，曾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时赤瑕宫神瑛侍者（宝玉的前身）日以甘露灌溉滋养，修成女体。说他们入世就是为了报答“神瑛侍者”的“甘露滋养之恩”，说是“自己受了她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 这就象一支交响乐的第一个音符一样地定下了她那悲剧性格的基调。她那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活，正如湘云一样：“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她又“生来有不足之症”，“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没有湘云那健美的身体和那“英豪阔大宽宏量”的乐天气质，她有两弯似蹙非蹙的眉，因而宝玉一见便送了她一个表字：“颦颦”。说得更明白就是“病如西子胜三分”：西施美在她的病态，美在她心痛而皱眉的愁容，林黛玉之美也多半是由这个“愁”字而来的。关于她的笔名潇湘妃子，探春是这样解释的：“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如今他住的是萧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第三十七回）林黛玉先天弱，“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第三回）；早晨在潮地里站一会儿，就觉得腿酸（第三十五回），元霄节闹了一夜，几天还没歇过来，浑身酸疼（第十九回）；螃蟹、鹿肉虽爱吃，却不敢多吃甚至不敢吃，缺乏了人生的一大享受；十几岁的少女，竟是个“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第五十五回）。作品反复强调黛玉的体弱，自然有他的道理。“一日药吊子不离火，”一年四季的多数时光是在病中度过的，这样的人的身体对外界的敏感力自然比别人强烈，不见林黛玉连淡雅的香水也禁不起吗?（第五十二回）。这种身体的敏感势必影响到精神，“众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身体娇弱，禁不得一丝委屈”（第四十五回）。“多愁”的原因虽不全是“多病”，却有一大部分是由于多病引起的。与林黛玉处境相似的史湘云，却豁达大度，这不能不说与其身体健康、活泼好动有关。林黛玉多愁多病的原因，也许是聪明太过而思虑太过造成的。她“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是眼泪不干的。先时还有人解劝，怕她思父母，想家乡，受了委屈，只得用话宽慰解劝。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把这样儿看惯，也都不理论了。”（第二十七回）。王夫人常对宝玉说“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宝玉最了解黛玉，知道“林妹妹是个多心的，”总怕得罪了她。这种心细的病从何而来呢？那是因黛玉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太过，则不如意的事常有，不如意的事常有，则思虑太多，故忧虑伤脾郁结成病。 爱情，是黛玉生活中唯一可望见的光芒，甚致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意义。这种叛逆的爱情在她和宝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极其迅速地同时也是极其曲折、极其艰难地发展起来。爱情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外界的那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她自己背上的那副精神枷锁。她无法摆脱把自由恋爱、自由婚配当做不道德行为这种社会意识的支配。因此，爱情既给黛玉带来了光明、幸福和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哀伤和忧郁。父母双亡的处境，金玉姻缘的宿命观点，不祥的预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痛苦地折磨着她，于是她就更加多愁善感了。她对宝玉的恋情，尽管是真挚的、热烈的，但又为封建礼法所不容，也为她那“主子姑娘”的身份所不容的。这样，她就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她热恋着宝玉，把生命的孤注押在这上面。另一方面，她又要想维护封建礼法和“主子姑娘”的身份。如她听到宝玉公开赞她“不说混帐话时的”又惊又喜中的“又惊”，就是：“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她接到宝玉命睛雯送来定情的绢子”“不觉神醉”后，再想到私相传递，又觉可惧”；（第三十四回）在宝玉多次说“你死了，我做和尚”时，她总是一闻此言，“登时放下脸来”，还要辩清说：“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做和尚呢？”.....（ 第三十回）宝玉借用《西厢记》里的词语向她调情时，她也要登时发起怒来“薄面含嗔”，或“撂下脸来，”嚷着，“我要告诉舅舅、舅母去！”（第二十六回）甚至在痴情的紫娟替她的终身担忧，劝她“拿主意要紧，”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时，她竟然说，“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第五十七回）这些，真实而又确切地表现出这个“春困发幽情”的林黛玉，强烈地渴慕自由爱情而又不敢触犯封建礼法，并想维护贵族小姐身份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在《破陈旧腐套》回中借批驳“才子佳人书”时，慷慨陈词地说道：“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象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第五十四回），这正说出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男女爱情问题的有代表性的统治观念。在那号称“诗书传礼之家，”的贾府里，“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是不足为怪的，而自由爱情，则被目为“大逆不道”像洪水猛兽一样可怕的东西。这种封建统治观念，不能不在林黛玉的思想中投下可怖的暗影，给予以莫大的压力。这样，我们就可理解：为什么林黛玉在筵席上说了两句出自《西厢记》的酒令，经宝钗指出时，竟给了她那么大的震动，“不觉红了脸”，“羞得满口央告，”说“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还央求说：“好姐姐！你别说给人，我不再说了！”她还借一次开玩笑，宝钗要来“拧他的脸”时，她又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吧！频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轻重，做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我还求谁去呢！”（第四十二回）自此以后，黛玉还一再向宝钗表示：“大大感激”，承认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甚至，还恳切地表示：“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今年十五岁了，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第四十五回）并且她从此改变了对宝钗的敌意立场。钗、黛关系的剑拔弓张，势不两立，顿时前嫌尽释，化干戈为玉帛，由《金兰契互剖金兰语》，发展到亲密无间，“俨似同胞共出”的地步，这说明，林黛玉不能突破封建统治的礼教观念，珍惜那贵族小姐的所谓“主子姑娘”的身份，在这一点上，和那“天性从礼合节”的“宝姐姐”有了思想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相通，才对宝钗的规劝不但不生反感，反而视为善意的关怀，找到了共同的语言，结成了“互剖金兰语”的金兰契。由此可知，黛玉的爱情打上了封建贵族阶级烙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局限，黛玉在追求爱情的同时，却因袭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她的心思也还是宝玉最为清楚：“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第三十二回）宝玉所说的“病”，显然不只是身体上的病，而是身体上的病和心灵里的愁的总概括。她就像《枉凝眉》中所说：“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她的眼泪越流越少起来，渐渐走向那“泪尽夭亡”的宿命归宿：应合那个“还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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