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明故宫西安门不单是至今名称争议最大的城门，而且在历史上西安门每一次变动的背后都伴随着残酷的政权斗争。西安门从朱元璋登基后的第六年开始营建到清朝的建立共有过三次大的变动。

　　第一次变动是西安门的始建时期：

　　明故宫西安门的始建日期应该是和皇城同步进行，因为他是皇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皇城的始建日期在《明故宫二次扩建日期考》中已有考证，即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朔。而西安门的竣工日期未见史料有明确记载，但最晚不会晚过洪武十年十二月。因为在《太祖实录*券115》中记载着“洪武十年十月，是月改作大内宫殿成”的时候，西安门的工程应该完工，这从《太祖实录*券241》的：“洪武十年十二月戊申置皇城门官：西安门、西上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门设正、正七品，付、从七品”就能清楚。又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定东上门等名，咸给六品印门官掌之”。

　　西安门工程是由一系列的门所组成，主要包涵以下部分：

　　西安门：形制上是砖砌的三券门城台结构，上面建有单檐歇山式门楼。

　　在西安门和西华门之间还建有：西上门、西上南门、西上北门、西中门。除洪武十年制定的门官外又从“洪武十八年九月丙寅，置……西上门、西中门、西安门……门吏各四名”可知西安门、西上门最重要，门官、门吏都有，西上南门、西上北门有门官，而西中门仅有门吏四名。从《洪武图志》上也能看出在靠西华门处的三券单檐歇山式门楼应就是西上门，而他们中间的牌坊式门楼应是西中门。但在《洪武图志》上朝北向有三个门，而史料上只记载了一个西上北门，另外两个门的名称只能待考。但由于北向门的众多，也能从侧面说明皇城在那里的繁忙。据《朱明遗萃（中英文）》说“1964年春，城建部門在疏浚明故宮内宮西面圍牆外的玉带河時，南京博物院陶瓷考古人員在距地表1.4-1.7米深的淤泥中發現了一批景德鎮燒製的明代殘瓷，絕大部分是青花瓷。其中有元末明初青花，洪武、永樂、宣德官窯，民窯則明朝代代皆有”，原来当时皇宫的御厨就在那里，能不繁忙吗？而南向的区域，仅设一门。

　　西安门自洪武十年建成后直到洪武朝末期都未有太大的变动，在经过洪武二十五年的端门、承天门等皇城部分改建和各官署衙门新建工程全部竣工后，朱元璋以为有必要将“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宫阙门观之制度以及坛庙寺宇街市桥梁之建置”传示来裔，于是就在洪武28年12月辛亥《洪武京城图志》“诏刊行之”。该《图志》至今仍被完好的保存下来，其皇城、宫城的各门都准确的加以描述，西安门是皇城西面的城门当然也不例外，对明故宫而言根本就不应有任何争议。

　　第二次变动是西安门的西拓工程。

　　朱棣在洪武35年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政权后，据《太宗实录券43》记载“永乐三年六月丁亥，招西安门外地，改筑西华门外皇墙”，接着又于“永乐三年七月丁未徙府军右卫治于鼓楼之西，旧治在西安门外，以拓皇墙，故徙之”。但皇墙向西拓至何处？《明实录》不详，而《康熙江宁府志》则云“顺治六年始造满城，顺治十七年二月重建满城，起太平门沿旧皇城墙基至通济门止，长930丈，可二门以通出入，为满州大兵屯驻之地”，顺治十七年距明亡仅十几年，所言“沿旧皇城墙基”当为永乐三年所筑西安门的皇城墙基。那么，西安门和午门旧址尚在，实测午门南北中轴线的西安门之间的距离约为1200米，其拓展的宽度几乎就是洪武时期西华门到西安门的宽度。朱棣为什么敢于把皇城向西拓展，使得明故宫失去了朱元璋按午门中轴线布置的祖规呢？再联想起他废旧奉先殿不用而在奉天殿右侧又新建奉先殿的事实，不能不使人怀疑这是与建文帝有关，详见《明故宫里的奉先殿》和《明故宫里的奉先殿与建文帝生死之谜》等文。

　　第三次变动是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

　　明亡后，清政府在明故宫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屯驻满州大兵的“驻防城”，如前所述开二门以通出入，在康熙地图中明故宫的西安门就被标识为西华门，假如国家级文保遗址是指清“驻防城”，那该门是命名为“西安门”好，抑或“西华门”好，倒是可以争议一番，否则就应以《洪武京城图志》为准，有何可议。

　　这就是明故宫西安门随政权而三次变动的缘故。其实自朱棣在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后，南京在名义上是留都，而明故宫就如天主教士利玛窦所说是一座没有精神的躯壳。特别是到了明朝的中后期除用于祭祀的的建筑得到及时修缮外，其馀大部分都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在前面的一些文章中都提及过。而西安门和西华门的称呼也变得混乱，在明万历年间的《上元县志》卷四《建置·津梁》中就记载：“玄津桥，在复成桥北，西华门之前”，是典型的又把西安变西华的案例。而在明末清初方文的《鑫山集券1*4*6*7》中有四首诗，各录两句看看他是如何称呼西安门和西华门的，一首“小卜西安门外居，涧云溪水簿吾庐”，另一首“西华桥畔昔为邻，一日花间醉几巡”，再一首“西安吾卜宅，长与作比邻”，再来一首“所恨旧京广，敝庐偏西安”。可见对西安门和西华门的称呼混乱由来已久。

　　不单西安门、西华门的名称混乱，而且在南京历史上还有一处也称之为西华门，更给这混乱添彩。据明朝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券2》记载“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余随先君至南京观选妃…..当日三山街、内桥诸处皆把绝行人，随地方抬至西华门下轿，唯母随行走过，出东华门针巷口，原轿俟候抬归”。这段不长的文字就很容易使后人误认为这次选妃是在明故宫里进行的，在明故宫的西安门和西华门的现场据报纸报道“专家告诉记者，明代西华门禁卫森严，平时大门很少完全开启，除了选妃之时。在封建时代，为皇帝选妃可谓最大的全国选秀活动。明朝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记录了1531年11月他随父亲在南京观选妃的情形。待选女子先在旧王府（就是今天瞻园一带）由礼部官员“海选”，入围者被轿子抬到西华门前，然后下轿从西华门走到东华门，沿途接受大内评委的进一步审查。从西华门到东华门整整600米的距离，也许就能成为一个女子一生的转折。不过当时的选妃相当严格，那年最终只有6人入选后宫”。其实不然，《戒庵老人漫笔》文中的西华门和东华门不是明故宫的西华门和东华门，而是宋朝行宫的西华门和东华门。《元至正金陵新志券4桥梁》记“日华桥在宋行宫城东华门，跨护龙河。月华桥在宋行宫城西华门，跨护龙河。天津桥在宋行宫前。...皇城南门正对天津桥，行宫在天津桥北”他的大致范围是以南唐皇宫中华路御道为南北中轴线，而内桥正是皇宫南门的御桥。又据《南京市白下区地名考》说“内桥，宋时又称天津桥”。如果将文中的几处地名“三山街、内桥、西华门、东华门、针巷”连在一起，那么，那年的选妃是在南唐时称皇宫，宋朝时称行宫，元朝时称御使台，明故宫未建前朱元璋的居住和办公处，后也称旧内的地方，与以午门为南北中轴线的明故宫无关，何况明故宫周围也没有三山街、内桥、针巷等地名。而明朝这两处西华门的称呼同时在民间流行。未建明故宫前在《太祖实录券18》记载“乙巳年十一月，是月，秦从龙卒。…既而上即元御使台为府，居从龙于西华门外，事无大小，皆与之谋”。而在万历时的《客座贅語》也记载“ 由笪橋而北，自冶城轉北門橋、鼓樓以東，包成賢街而南，至西華門而止，是武弁中涓之所群萃，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

　　明故宫西安门的称呼逐渐演变成西华门的称呼，那应是朱棣迁都后几百年以来慢慢形成的，到了清朝几乎听不到西安门的称呼了，而明故宫也只剩下不多的一些残桓断壁，但他却是开创中国宫城建筑形制的先河，因此保护她并按《洪武京城图志》恢复其本来的名称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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