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此，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二十多年声势浩大艰苦卓绝的改革开放事业。由于改革开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人民团体的管理机构和制度，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改革是广泛的。改革促进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源泉，是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改革大业任重而道远，改革又是持久的。
　　今天，修志工作者重视记载这一过程。然而，用志书记载国家和各地改革历史进程，如果只能为后来人服务，即“后人用今志”，那就没有真正挖掘出修志事业的巨大潜能。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提高了志书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效率，也使志书品种、传播途径和使用方法多样化，为“今人用今志”提供了物资技术条件。
　　同时，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政策研究迫切需要借鉴有足够权威性和真实性的“短平快”的大量范例。谁能提供这些范例？只有“改革快志”。
　　所以，提出发展“改革快志”事业的如下粗浅设想，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发展“改革快志”的重要性
　　改革具有无可辩驳的重要性、正确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所以，对改革实践活动，应该有及时、系统、真实、准确的权威性较强的专门记录，以备推广改革成果及研究改革理论政策所借鉴。这种专门记录只能是“改革快志”这种志书新品种。而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工作总结和理论文章等等，都不符合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就像指挥作战需要借鉴“战例”、审理案件需要参照“判例”、医疗活动需要依据“医例”、科学实验需要用同类实验的实验报告作指导一样。其他任何作品都代替不了这些范例读物。范例对于实践活动最有借鉴价值。离开了范例，实践就必然出现盲目性，失误或者失败就不可避免。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如果能够早日发展“改革快志”事业，将会大大加快改革实践、理论政策研究的步伐，从而完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理论、改革政策、“改革快志”和改革实践， 这四个环节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环环相扣，才会使改革大业沿着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加规范、更加深入的法制化、专业化方向快速发展。
　　二、“改革快志”的特征
　　“改革快志”是志，但不是方志。因为它不受地域限制，提倡“越地而书”，甚至“越洋而书”，更不是“一方之全史”。它是以一项或多项改革促进开放、开发和发展的这种特定实践活动为记述内容，具有“短平快”特点的志书新品种。
　　时代性。改革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所以，“改革快志”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讲：“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① 1985年3月28日，他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又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② 改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和战略决策。所以，一切社会活动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改革快志”事业是时代的呼唤。“改革快志”能够担当起服务于改革的重任，并充当重要角色。社会应该给予“改革快志”事业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以使它能够在改革大潮中发挥不愧于时代的作用。
　　示范性、专题性、精巧性和便捷性。一部“改革快志”所记述的内容是对一项改革的推广实施和理论政策研究具有示范价值的一个或多个改革实例，详细、系统、完整、具体地记述实施改革的重要环节和方法，使之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让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能够从中获取经验教训。记述内容限定在对单项改革具有示范性价值的史料范围以内，就使“改革快志”具有专题性。所以“改革快志”求“专”而不求“全”，求“精巧”而不求“宏大”，求“便捷”而不求“厚重”。这些特征都是方志所没有的。
　　纪实性和权威性。“改革快志”坚持普通志书的纪实性原则，视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为其生命和本质特征，真实、准确、客观地记述改革实践活动的经过和原貌，将全部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地再现在志书里面。为确保“改革快志”的纪实性原则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应该有可靠的机制保障。这种机制应该具备较强的公信力。历来志书是“官修”，并经严密的“官审”方得以出版。通过“官审”、“官评”筛选出精品力作。“改革快志”也应该坚持这一传统，以确保其具备较强的纪实性和权威性。
　　生动性和科学性。从方志中所看到的改革实践往往是粗枝大叶，而从“改革快志”中所目睹的改革是革命性的深刻变革，能反映改革派同保守派两种势力激烈交锋的斗争过程，那是斗智，是斗勇，是不流血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具有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生动情节，所以具有超出于方志的生动性。而这些情节又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如果将多部同类型“改革快志”汇集起来，又能够彰显出科学规律。这种科学规律具备了即便是创立了“比较改革学”和“改革行为学”也囊括不了的科学内涵。所以“改革快志”具有不同于方志的科学性。
　　“改革快志”所具备的上述特征中，时代性、纪实性和权威性是与方志共有的，而示范性、专题性、精巧性和便捷性是方志所没有的，生动性是超出于方志的，科学性是方志具备但有区别的。
　　三、把“改革快志”摆在不低于方志的重要位置上
　　修志工作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改革，把“改革快志”摆在不低于方志的重要位置上。各级修志机构应该把编纂出版“改革快志”作为重要职能。党和政府应该把发展“改革快志”事业视为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给予足够的重视。促使“改革快志”在质量上精益求精，在数量上形成规模，在品种上门类齐全，并不断推陈出新，争创佳志。让全国各地各项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政策研究，都能找到大量高水平的“改革快志”作为借鉴。
四、发展“改革快志”事业的机制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修志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至今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修志机构网络、学术系统和人才队伍，全国各地在志书的编纂、审定、出版和评比等各个环节的工作顺利开展，相关学术政策研究达到较高水平，已经出版方志数千部，总字数达数十亿字。所以，发展“改革快志”事业的工作，如果能够成为我国修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改革快志”同方志一并发展，其机制保障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为修志事业开辟出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大业的广阔发展空间，真正发挥修志事业的最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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