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将“血迹石”和“桃花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血溅”二字。

　　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内正门丹墀后放置的几块大石板就是“血迹石”，即方孝孺受刑时血溅而成。如今，雨后观看血迹石，更加血色鲜红欲滴。嗅之似有血腥之味！据史载，明朝初年，朱元璋驾崩，建文帝即位后，将方孝孺招至南京，委以要职，受到百般信赖和倚重，“国家大事，辄以咨之”。而方孝孺对建文帝也赤胆忠心，全力扶持。后来建文帝采用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遭到了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诸王的反对。便以清君侧之名发起靖难之役，朱棣在攻下南京夺得大明皇位后，请方孝孺草写诏书昭告天下。方孝孺投笔于地，边哭边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燕王大怒：“诏不草，灭汝九族！”，方孝孺言到：“莫说九族，十族何妨！”。 朱棣即令人用刑刀把他的嘴从两边

　　割到耳旁，血溅丹墀。然后磔死方孝孺并灭了他十族（九族加门生共十族），遭难者达873人。这便是血迹石的来历，鲁迅在“坟”中一文还写到；“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总算还在。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

　　座落在秦淮河畔的“媚香楼”，相传就是明末艺妓李香君血溅桃花扇的旧址。清朝初年著名戏剧家孔尚任根据这段历史创作出的名剧《桃花扇》，剧中的男主人公侯方域（1618—1654）为商丘人。字朝宗，出身商丘的大家族，少年时就有才名，后来参加了当时的爱国团体复社，和朝廷中的阉党进行过斗争，号称南明四公子之一，在流落南京时，结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一见钟情，遂成佳偶。后来为了躲避阉党余孽追杀，与李香君分手。李香君在桃叶渡挥泪洒别侯方域时，侯方域给李香君留下了一把作为订盟之物扇子，并且在上面还题了一首诗；诗云，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

　　 春溪尽是莘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侯方域走后有人威逼李香君再嫁时，李香君怀抱与侯方域定情时所赠的那把扇子誓死不从，以头撞地，额血溅于侯方域送她的宫扇上。著名画家杨龙友为香君的真情所感动，在扇面上依着李香君的血迹画出几枝桃花，添些枝叶，这便成了流芳后世的“桃花扇”。

　　在两人挥手自兹去，何日再相逢的时间流程中，就给文学艺术家们以想象和大展才华的空间，于是后世就出现几种版本不同结局

　　 第一种是；侯方域在历经颠沛流离之后，返商丘老家，建“壮悔堂”，取其“壮年知悔”之意。从此在其间潜心于诗文创作，成就了《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而随他来到商丘的李香君因为卑贱的妓女身份不被他的家族所容，被赶到城外居住，最终含恨而死，死后亦葬于商丘，现在商丘古城南就有“香君墓。侯方域为香君立一石碑，上书“李香君之墓”五个大字，下有“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的小字。碑前有一石桌，供祭奠之用。石桌前有一石礅，上刻“愧石礅”三字。侯方域经常坐在愧石礅上，忧思爱妾，久久不去。几年之后侯方域也抑郁而亡，年仅37岁。

　　第二种是；侯方域和李香君在历经颠沛流离之后，俩人在栖霞山白云庵中相遇，面对桃花扇共叙旧情。在场的张薇道士撕扇掷地，指点他们“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李香君和侯方域面对国亡家破，终于割断“花月情根”，分头“修真学道”去了。而栖霞山风景区桃花涧内还有一座“桃花扇亭”，相传就是李香君和侯方域久别重逢之地，而且还有媒体报到发现李香君的墓地。

　　 第三种是；侯方域和李香君在历经颠沛流离之后，两个人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李香君就留下一柄桃花扇郁闷而死。临去之前留下一句话：“公子当为大明守节，勿事异族，妾于九泉之下铭记公子厚爱。

　　无论是“血迹石”也好，血溅桃花扇也罢。其实都是后人虚构的产物。血迹石本是由沉积岩中常见的石灰岩构成的，形成于海底，距今约三亿多年。在这期间，海水中一些具有钙质硬壳骨骼的海生生物的遗体，参与了沉积，并与海水中的氧化铁和氧化锰成分相作用，便出现了绛褐色的团块和条纹，经过成岩作用，便形成了血迹石。以后海底的血迹石随着地壳运动而抬升，不少血迹石也就脐身于山之上了。工匠在建造皇宫时，又将它们从山上采下，并加工成我们如今所见到的模样。

　　李香君和侯方域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二人的遗闻趣事则半真半假。而血溅桃花扇这段情节确是虚构的，也就是有了这段虚构的爱情悲欢离合情节才使其历百年而不衰，说它是虚构那是因为至今都无史料证明它的真实性。明末清初南京余怀（1616—至少1695）和侯方域（1618—1654）都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余怀也耳闻目睹了李香君和侯方域一事的全过程，为什么在他的《板桥杂记》不见“血溅桃花扇”这段壮举呢？而在侯方域自作《李姬传》中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且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所说：“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洒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可见就连作者本人都认为“洒血溅扇”为虚构，只因其事新奇可传，有感而作。文学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利用有限的真实去创造无限的想象，借此舒发某种情怀，因此后人大可不必当真。

　　然而，历史在这里有一个巧合，明朝初年，有方孝孺为建文帝的知遇之恩而“血溅丹墀石”，二百多年后的明朝末年又有李香君为侯方域的知遇之恩而“血溅桃花扇”。暗合孔尚任自己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明朝以“血溅”而兴，又以“血溅”而亡，明朝的确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时代。

　　如今无论是南京本地人还是到来南京游山玩水者，也无论是文人墨客或里弄市民大多都知晓秦淮八艳之中的李香君，也会到夫子庙秦淮河畔的“媚香楼”去一睹血溅桃花扇的旧址，发发思故之悠情。

　　先看一看清戏曲家吴梅的 《高阳台 石坝街访媚香楼》

　　 乱石荒街，寒流古渡，美人庭院寻常。

　　 灯火笙箫，都归雪苑文章。

　　 丛兰画壁知难问，问莺花可识兴亡！

　　 镇无言，武定桥边，立尽斜阳。

　　 南朝气节东京并，但当年厨顾，未遇红妆。

　　 桃叶离歌，琵琶肯恕中郎。

　　 王侯帝宅皆荆棘，甚青楼寸土犹香。

　　 费沉吟，纨扇新词，点缀欢场。

　　 看“王侯帝宅皆荆棘，甚青楼寸土犹香”，可见媚香楼的魅力。

　　再读一读现代女词人沈祖棻的 《高阳台 访媚香楼遗址》；

　　 “古柳迷烟，荒苔掩石，徘徊重认红桥。

　　 锦壁珠帘，空怜野草萧萧。

　　 萤飞鬼唱黄昏後，想当时、灯人笙萧。

　　 剩年年，细雨香泥，燕子寻巢。

　　 青山几点胭脂血，做千秋凄怨，一曲娇娆。

　　 家国飘零，泪痕都化寒潮。

　　 美人纨扇归何处？任桃花、开遍江皋。

　　 更伤心，朔雪胡尘，尚话前朝”。

　　 瞧“美人纨扇归何处？任桃花、开遍江皋。”

　　而南社诗人周实的七言更是直抒己怀；

　　 “千古勾栏仅见之，楼头慷慨却奁时。

　　 中原万里无生气，侠骨刚肠剩女儿。”

　　李香君倒成为家喻户晓的我国古代妇女的光辉形象。

　　而方孝孺和那血迹石的命运则远不及李香君和她那媚香楼幸运，虽然他死后，在明万历年间，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代表剧作《牡丹亭》）为其修墓立碑建祠，后毁于战火，清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又重新为其修墓立碑，民国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又重修，后来均遭焚毁。 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特请东南大学丁宏伟教授设计修复方孝孺墓，2002年在方孝孺遇难600周年之际，方孝孺后人又捐款与雨花台管理局一道重新修整了方孝孺墓。明故宫的血迹石后人也修亭加以保护。不说外地人，就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又有多少知晓！也不说今人，就说明朝汤显祖，他能为其修墓立碑建祠，却写不出象《牡丹亭》那样的《血迹石》。而后人呢？褒者有之，文人道德的准则。贬者有之，愚忠而不可取。一位明初大儒为报建文帝的知遇之恩而“血溅丹墀石”却不如一位秦淮艺妓为报侯方域的知遇之恩而“血溅桃花扇”留芳后世。

　　人类自从脱离低级动物向高级动物迈进的那天起，就不断地与束缚自身的客观和主观的各种阻力进行斗争，以求得自身的自由。而自由又是衡量人的生命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衡量人的人生是自然的人生还是文化的人生的试金石。生命本属自已，各人都有按照自己意愿行使自己生命的自由，他人无权横加干涉。而自杀也是人生的自由，也属于文化人生的范畴。因为只有当自杀才可以获得自由的时候，那么选择自杀就是他的自由。所以才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至理名言。为自由而抛弃生命和爱情，直白地说不就是自杀么，可见自由之伟大。

　　方孝孺他有选择死的自由，无论这种死是为了什么。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夷九族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足为奇，我们不去议论。但他没有权力去激怒朱棣杀第十族，多少门生故吏就因其一句“莫说九族，十族何妨！”的话，而成为刀下怨魂，多少家庭因此而流离失所，而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夷十族的孤例。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是按自由为标准而论即使是自己愿意的事也不能施于人，因为自己的意愿并不等于他人的意愿，何况这对于人而言是只有一次的生命呢？在形式上是朱棣行使了斩杀权，而实际的责任却在方孝孺。他不但没有保护好悦己者的建文帝，也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家，更没有想过去保护那些尊重自己的门生故吏，反而将他们推入火海，这让后来者在对他的敬仰中多少带有一些苦涩。再说，建文帝和永乐帝是侄与叔的关系，全系朱姓一家，够不上在法律和制度的高度上去说事，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份仅有十几页由方孝孺总篡的建文时的《明太祖实录》手抄稿本，其中正好有朱元璋想要朱棣作接位人而被大臣刘三吾所阻止的一段对话，听罢，朱元璋大哭而止。朱元璋违心建文为帝的心情一目了然，这些方孝孺不能不知。所以说他的死只能说是为知遇者而死，死的壮烈，但不利索。

　　而李香君则不同，她纯粹是为情而死，为知遇者而死，这是她的自由。人虽未死，其情其景不但光明磊落且可歌可泣，其名声由此而彰显就顺理成章。秦淮河的青楼文化造就了李香君，文人雅士的推波助澜又使她身价倍增，戏剧《桃花扇》的公演更让她留芳弥远。以至于在南京和来南京的人只知秦淮名妓李香君而不知金陵文豪方孝孺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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