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曰：“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今之世风，恐又倒之，按其论，结合社会之实际，本富、末富均难矣，惟奸富快且捷。前段之被各方炒得火热之《河南人惹谁了？》一书，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这个社会在转轨之时只给你一次机会。
在市面上大讲“诚信”的日子里，河南人那种再找机会的行为自然地被几乎所有的人斥之为奸猾和欺诈。其实，以这些所谓的不端行为而论，其远不如当年那些沿海地区那些行为厉害，唯一的区别乃是那些人在干着奸富勾当的时候，社会基本是默许的，而河南人还在蒙头睡着觉。等河南人睡醒了，也想再重复干一遍，可是这个社会已不再给你这个机会了。此时的那些人利用奸而迅速完成了积累，并成功地实现了由奸富到本富的财产转移过程，他们现在要求的则是秩序和规则，来维持与保护其“非劳动所得”，而这时河南人再想如此这般，不谴责你谴责谁？
　　说白了，本富的来源从社会的进程上看显然是可疑的，因此，不论也罢，不如是富即好，且要“早富”、“快富”。
　　文曰：“一顾倾城，再顾倾国，色也。大者倾城，下者倾乡，富也。”
　　货色之意跃然而入目也，真绝解。俗称“什么货色”当是贬抑，真如以本富而聚之货，以正廉而揽其色，其货色乃又是一番滋味。
　　关键在那个“倾”字，按我等的理解，“倾”字在这里表现为“歪”与“倒”的状态之间，存在一个把握的度。不歪是不行的，以色言，妖艳之形必使人体不动而心歪，坐怀不乱当又是一种境界；以财论，见钱眼开乃是常理，视之如粪土则是理想层面的追求。但全倒了也不可，那已经不叫做“倾”，而为“敌”了，过分的“货”和“色”会使人们的情感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由得会对这种货色产生敌对的心理，人们心灵深处那衡量货色价值的基础一旦坍塌，就预示着又一批“铲平王”的出现，中国历史也莫不都在这种对货色的追求中完成一个又一个从“均”到“倾”再到“敌”最后至于“铲”的轮回。

　　　　　　　　　　　　　　　　　　　　　　二
　　人生在世，光阴几何，惜已怜他，不如对酒当歌，此消彼长，不过过眼烟云。诚如杨承斋诗中所云：“华胥别是一天地，醉乡何尝有生死。侬欲与君归去来，千愁万恨付杯里。”
　　酒作为一种提神和解乏的液体，本来的目的并不是用来纵情的，但它的这种用途却被人们无限地夸张了。一如那万艾可，本来是作为心血管类药物，孰不料它作用于海绵体的功效更强烈。故酒也被更多的应用在娱情和欢乐的目的上。
　　中国古代著名酒文化专著《北山酒经》就酒对人们的贡献论述更精，其上卷云：
　　酒之作尚矣。仪狄作酒醒，杜康秣酒，岂以善酿得名，盖抑始于此耶！
　　酒味甘辛，大热有毒，虽可忘夏，然能作疾，所谓腐肠、烂胃、溃髓、蒸筋。而刘训《养生论》：酒所以醉人者，曲蘖气之故尔。曲蘖气消，皆此为水。昔先王诰庶士无彝酒，又曰只认酒吉天之命，民作酒惟礼而已。六彝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罂，所以戒其淫。陶侃剧饮，亦自制其限。后世以酒为浆，不醉反耻。岂知百药之长，黄帝所以治疾耶。大率晋人嗜酒，孔群作书族人，今年林得七百胜，不了曲蘖事；王忱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至于刘、殷、嵇、阮之徒，尤不可一日无此，要之酣放自肆，托于曲蘖以逃世网，未必真得酒中趣尔。古之所谓得全于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药自有妙理，岂特浇其胸中之磊块者耶！五斗先生弃官而归，耕于东皋之野，浪身醉乡，投身不近，以谓给绳之政已薄矣。虽黄帝华胥之游，殆谓有之过之。由此观之，活之境界岂铺啜者所能与知哉！懦学之士如韩愈者，犹不足以知此，反悲醉乡之徒为不退。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饮，鹿呜之歌，宾主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一可以缺此。投闭自放、接襟露腹，便然酣睡于江湖之上；扶头解醒，忽然而醒，虽道术之士炼阳消阴，饥肠如筋，而熟之液亦不能去，惟胡人禅律以此为戒。嗜者至于濡首败兴，失理伤生，往往屏爵弃卮，焚折，终身不复知其味者，酒复何过耶？平居无事，污模斗酒，发狂荡之思，助江山之兴，秋声暮雨，朝登糟丘，暮游曲封，御魑魅于烟风，转炎荒为净士，酒之功力其近于道耶前，而不知其视，穷泰建顺，特戏事尔！彼饥饿其身，焦劳其思，牛衣发儿女之悲，泽畔有可怜之色与酒游者，死生惊惧交杯，又乌足以议此哉！舱夷大人，以酒为名，合垢受侮，与世浮况。而彼骏人，高自标持，分别黑白，且不足于全身远害，犹以为推我独醒。善乎，酒之移人也！
　　喝酒是娱情的，但喝酒更快活的目的，窃以为仍不在此，“活之境界岂铺啜者所能与知哉”。快活通过酒可以产生多样的形式、多样的效果。而《鹤林玉露》中引用的诗，则是十足的当时境况下的小资情调，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饮酒的方式。而酒对于现代的所谓“文客”则基本上形成对立的两类，一是以标榜环保、健康等自居的一类，对日渐昌盛的饮酒之风颇不以为然，且多为以“吃不来”等语境为主；另一类则是附会市风般的豪饮，但就是这种豪饮，细看起来，仍使人们感到缺乏了什么，因为既朝朝暮暮于世间的灿灿诱惑，又绝无有聚啸山林、勇而夺之之气；既对古时文客浮浪水云间、笑看风乍起的豪情津津乐道，而本身又充满了入世的情怀；既来不得西门大官人那厚重功底之上的恣意，又不齿与那些脚力们混作一同龟缩于街巷之尾、以半碟花生即可就酒下肚的粗俗。由此只好取其中，学起那昔时文人惯用的娱情之法，那就是清风明月夜、携伎荡舟湖上行――吃花酒去！似乎只学到了这些。

　　　　　　　　　　　　　　　　　　　　　　　三
　　古人论忍，其论之有境界矣。罗大经曰：“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岂与琐琐者校乎？”
　　古人倡导人们在遇见不快之事时要以忍或者是让为主，让的最终目的是一种和的状态，以达到中庸，而忍则不然，它追求的目的是图变。但忍并不是无原则的忍，为变而忍，才是有价值的忍。昔者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式的忍成为日后人们对忍的最一般理解，也成为忍的最高境界。这种忍所图谋的变化，是一种摧枯拉朽般的效果。其实，忍的最初真谛并不在这里。仁者文王方才是真正的忍者。文王对于纣王肆虐的忍，体现的不是勾践最终所图的利，而是崇高的道义，是对某种潜越之心的约束，虽然此时东方的朝歌已经早已没有了商汤时的革命气息。为此他忍了一辈子，这种忍耐的过程直到武王才达到了其临界状态，方才有了大盟诸侯、风云际会的壮观场景，天地又一回变了颜色，秩序重又在顺乎天、应乎民的框架上得以重建。
　　当忍不能有所图谋之时，则成为一种无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仲尼老先生在两千余年前就已经教会了人们如何的不忍。为道义的不忍也是一种职责，拍案而起、揭竿而起是对正义确失的追寻与匡正，一如那陈胜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道出了孰不可忍的无奈；再如那梁山上的诸好汉们干的大多也是豪情尽释的快意之事。其实，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少数的存在，市井芸芸当中，小不忍是激活社会结构的必要细胞，正是这种经常性的不忍，才蕴涵了极其平凡的生活当中真正的情感，展现的也才是鲜活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但，凡事总有个度，当小不忍不仅乱了大谋，且危及社稷安危，那么这种不忍无论其有多高的道义标准，均将为人所不齿。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朝末年的一怒为红颜了。自打闯匪进得北京，逼得崇祯皇帝归西后，自成手下那一杆子大大小小的喽罗们便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狂欢，商洛山中被逼无奈吃了几年的红薯所积攒起来的恶气终于撒到了这繁华的市井中。京师的财产在不断地被重新分配，那烟柳巷中的娘儿们自然也逃脱不了被无偿使用的厄运。被招安了的吴三桂那厮，眼见的自己心爱的圆圆被别人强掳，便不由得妒火中烧，宁当汉奸，也要把这醋水泼将出去，由此历史因为男人的吃醋、不忍而被又一次改写，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更加黑暗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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