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化特征
　　宕昌共有土地面积3331平方公里，地处甘肃的南部，属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境内嘉陵江水系最大支流有西汉水、20华里地的白龙江、贯通全境的岷江（史称羌水）。境内生存着18个民族，其中汉族265501人，回族2928人，藏族4292人，蒙古族52人，满族48人，苗族26人，维吾尔族22人，东乡族1人，彝族8人，朝鲜族9人，壮族6人，布衣族3人，佤族3人，白族2人，塔吉克族2人，侗族1人，徭族1人，普米族1人，塔塔尔族1人。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当属汉、回、藏。
　　1985年直至现代，我们多次对岷江流域、西汉水流域、白龙江流域（过境水域10公里）的古人类活动情况从考古的角度进行了普查，已经确定的古人类遗址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1处，马家窑文化7处，齐家文化24处，寺洼文化4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都是古羌人文化。
　　出土文物分期
　　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以红陶器为特点，距今约4600年至7000年之间；马家窑文化以突出的彩陶为特点，距今约1万年至4000年之间。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寺洼陶罐，也称马鞍双耳罐，主要出土地区在宕昌城关旧城村、白龙江流域的沙湾一带。
　　以上考古文化均聚焦在古羌文化特点上，诸如彩陶文化，红陶文化，马鞍双耳罐（寺洼文化），平肩大石斧集中指向古羌文化，这是考古界基本定论了的。
　　战国时期青铜战戈数有出土，其中铭文戈一把，明确记载了宕昌羌人作坊，制作人，执戈人三级分类的战戈。
　　两汉时期在宕昌贾河乡七塄村附近出土了两方青铜印章，印文为“汉率义羌百长”，“汉率义羌千长，”
　　1988年至1989年在宕昌城关先后发现两方铜印，一方是“汉率善羌君”，一方是“魏率善羌百长”。属东汉和曹魏时期朝廷赐给宕昌羌首领的官印。1965年版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第3632页载：边境少数民族归服朝廷的地区，则为“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候，邑君，皆有丞，比郡、县”，第一方“汉率善羌君”，当为宕昌羌大首领，地位应于郡太守相等；第二方印“善羌百长”也就是百人之长，地位与乡有序相等。社会组织基本上是以种族部落为形式，如“王、候、君、长”并存，和内地行政机关乡、亭、里设置一样。
　　2006年冬，在城关镇老鼠川关地一带出土了汉代青铜战甲一件，青铜串珠项链铈一件，骨针等；同时又出土了一把长40公分左右的铁质大刀一把，青铜护腕一；出土了长约1米的铁质短剑一把，青铜剑把呈鱼形状，石质项链坠和汉琉璃一串。该地距岷江水平面高约500米，其上为黄土台地，地势平坦，伴随以上物出土的尚有许多牛头骨、羊头骨、马头骨和其他动物骨架甚多。其特征为典型的古羌人文化。
　　【作者简介】杨海帆（1956——），男，甘肃宕昌人，宕昌县县志办副编审，研究方向：羌民族历史文化

　　秦汉以来建羌道：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秦置羌道。这时期秦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道，以羌冠名的仅见于宕昌地区。考征：羌道管辖范围即今白龙江上游地区，包括今武都北部、舟曲、宕昌、迭布4县区域。羌道的存在从秦中经两汉直至晋朝，共存时500多年。晋朝以后的书籍均不见有羌道的记载。道府治所在宕昌县的旧城村。
　　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宕昌羌人建立宕昌国，国都在宕昌旧城村，遗址残存，后被北周所灭。
　　宋至明清时期，宕昌以南山地地带如任藏阳坡、官鹅沟的 瓦舍坪、阴坪、鹿仁、川坪沟的 周家峪等藏族分布区，出土了许多用于牧养马的青铜饰品，以及妇女用的青铜项链和胸牌，白珊瑚珠、玛脑珠、玛脑珠大耳环等，和南山相对应的北山地区，如七棱、叶地那、扎西等村，其出土物同于南山地界，形成了有宋以来现代藏族分布区的一个界线清晰，出土物相同的一个考古文化带，这种文化带的内含相继延伸到明清时代的青花瓷和宋时妇女用的铜质饰品。在南北两地分布的藏族区，经多年考察，在官鹅沟、川坪沟、任藏沟一带没有发现一处宋代以前的各分期文化层的分布。除以上藏区古文化现象界定在上限在宋，下限在明清而外，宕昌广大地区的上古文化层分布很广。

　　历史文献

　　
　　《魏书。宕昌转》：①“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庐等八国从武王灭商。”
　　《汉书。高后纪》：② “羌道”条下颜师古引服虔：“县有夷蛮曰道”。
　　《汉书。高后纪》：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高后二年为公元前186年，距西汉建立即秦王朝灭亡仅20年时间，羌道，是秦朝在宕昌羌区建立的唯一的县级机构）。
　　秦时与羌道并存的有陇西郡辖氐道、狄道、武都道。而氐道、武都道均为氐人居住区，狄道又称之为戎，戎，即羌戎。
　　西汉武都道建立之后，陇南又新建不少道，如武都、下瓣、平乐、嘉陵、循成，均为氐羌人群居住区。金城郡成立后，在羌人聚居的河湟地区又设立了临羌、破羌等县，既不在称道，更不称“xx羌道”。
　　《汉书。地理志》③“陇西郡领县十一，即狄道、上圭、安故、氐道、首阳、予道、大夏、羌道、襄武、临洮、西县。”
　　《后汉书。郡国五》④武都郡辖“下瓣、武都道、上禄、故道、河池、沮、羌道。”
　　《三国志。魏书。高堂隆等传》⑤裴松之注：“赵昂为羌道令，留异（是赵昂的妻子）在西县。。。。。。建安中，赵昂转参军事，徙居翼。”至此，羌道在《晋书》中已经没有任何记载。
　　《晋书。地理志》⑥武都郡下只记下瓣、河池、沮、故道5县，没有羌道。
　　《华阳国志校注》⑦武都郡下也没有羌道。
　　商务印书馆⑧《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羌道县”条下说：“汉置，晋废。”此时，羌道境内已开始形成宕昌羌梁氏地方政权——宕昌国。
　　《北史。宕昌传》⑨：宕昌羌“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羚羊毛覆之。”
　　《汉书。西南夷列传》⑩“累石为屋，高者呈十余丈，为邛笼。”
　　南北朝各史所述“邓至羌、白兰羌”风俗同于宕昌。
　　《南史》⑾等史书亦有宕昌国传的记载。
　　宕昌国被北周所灭之后，改建宕州，辖宕昌郡、怀道县、阳宕县（隋改良恭县。）
　　《旧唐书》卷40。1638页载⑿：“宕州领怀道、和戎、良恭三县。贞观元年，省和戎入怀道，天宝元年改怀道郡，乾元元年复为宕州，领县三。怀道，历代为诸羌所居。
　　《续资治通鉴》载⒀：宋王韶收复熙州（今临洮）、河州、岷州等地，招纳番族部落“。又云，“自洮河以西，至兰州、洮州、岷州、益州、迭州等处共补番官、首领932人。”《岷州续志采访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载。《续资治通鉴》122卷2979页载：绍兴三年，荣州防御使、知秦州、节制阶、文军马吴嶙，始以茶马招致小番38族以马来市，西马复通。
　　《宋史。兵志》载⒁：“淳熙12年（1185年）12月，茶马司言，宕昌羌马马场岁额所管，皆是远番入中（汉中），。。。。。。”
　　《岷州志校注》载⒂：岷州所属番地方千余里。番人去城近者居土屋，有力者居板屋，去城远者居踏板房、帐房，以牛毛为之。
　　《岷州志校注。艺文下》：番人由来百种羌。
　　《明史。西域传下》⒃：西番即西羌。
　　由此得知，宕昌番民的历史名称演变过程是：商周为羌人，秦汉为西羌，隋唐依然称羌人，宋元明清转称西番。反过来看，现代的西番，就是远古时代的西羌。自从在称谓上出现西番之后，宕昌羌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这个历史名词之下的共同体并没有消失。

　　宗教信仰

　　宕昌广大地区的人口，这里的人口主要指汉藏人口，是一个多神论者，多种崇拜者。
　　诸如：天神、地神、河神、水神、树神、路神、龙王神、山神、石神、相信鬼怪，鸟神等。大自然不可解的，难以抗拒的，他们都崇拜为神。
　　现在藏区和汉地的人，均供奉家堂神。百分之八十的自然村附近都有神林，神林供的是凤凰山神，不论是藏区还是汉地，这种神林处处可见，并绘有凤凰山神牌位。每一处神林配一名苯苯，代代相传，当地人称：只要有凤凰山神的地方，就是番子家的地方，而这种番子家的山神在宕昌广大地区均有分布。信仰凤凰山神的人口在20。37万人口左右。
　　从这里不难看出，汉藏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一个群体，在宗教信仰上完全相同于远古时代的羌人风俗。

　　番地分布与古地名姓氏的关系

　　宕昌众多人口为番民，据《岷州志》卷10。609页记载的有关番族有：
　　哈达铺寨、脚力铺寨、高桥寨、白杨寨、宕昌寨、新城子寨、干江头寨、占藏寨、帕石寨、师卜寨、何家铺寨、白水川寨；
　　番族有：多纳族、梨中族、梨林族、答哈族、竹力族、只比族、占藏族、即隆族、野地那族、马鞍山族、瓦舍坪族、乔家族、阴坪族、消而牟族、水泉坪族、土崖头族、冉家山族、鹿仁族、铁力哈族、油房沟族、火坪族、竹院族、峪儿族、达竹族、扎细族、七能族、上马能族、下马能族、哈能口族、菜子沟族。以上诸族由马土司、赵土司管辖。
　　洮州杨土司管辖宕昌地盘更广泛，如新坪、任藏、竹哥沟、上漳湾、大小族、前贯、路固、阿坞、兴化、簸箕、庞家等自然村形成的行政机构。
　　宕昌姓氏与羌人有关的比较清楚的有杨、赵、粱、党、李、冉。其中杨姓是宕昌大姓，分布面广，人口众多，与洮州杨土司有直接关系，而且都是他管辖的番民；赵姓集中分布在原簸箕乡、理川一些自然村，大舍乡的上、下马能，沙湾镇许多自然村，赵姓与宕昌赵土司、宋代吐蕃政权角嘶罗之后裔木征、木令征赐姓有直接关系，而且均由赵土司管辖的番民。党姓、李姓与党项羌有直接关系。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主编的《西夏通史》第一节中写道：“党项的族源、族名和原居地在积石山，即指岷山，发源此山的白水，即今白龙江，党项羌人的原始居地，在白龙江上游。因此，西夏文与汉文文献关于党项原居地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指白龙江上游，确切地说，就是宕昌羌的腹地——宕昌。而今宕昌将台乡的一些村落，有整村的党姓人，和整村的李姓人，一继承了古姓，二于唐朝赐姓有关。
　　粱姓在宕昌主要分布在南阳、城关、临江等村，和宕昌国王粱勤有关系。
　　地名是历史的参物，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几个问题的思考

　　西羌与西番的泛称问题
　　我们当代一些学者，一提起西羌，总以泛称而论之，把西羌与西洋人进行互征之，并称西羌有多少个民族、多少种语言，含义为西羌是无数个民族的统称，以西洋人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民族多少种语言而佐征西羌，我认为西洋人和西羌中间没有共同性，两者之间不能互征。我们通常说的西羌的泛称，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西羌是百种羌的总称，它的地域主要是甘青川，直至云贵高原的西地一代。我们把100多个种族的羌人泛称为西羌这是正确的，而认为西羌含盖好多个民族，我认为不妥。西汉时期的古区划图《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对西羌的地域明确地标注了出来，西羌与匈奴、大月氏、小月氏及其他族团的界线非常明确。
　　继后明清以来的西番，即西羌，虽然也有泛称，但这里指泛称是特定意义上的广阔地域，也就是汉代以前的西羌区域，不是多种民族的泛泛而称，当然，西羌及后来的西番，由于时间、空间的推移，地缘的变化，西羌分流出了好几个民族，这是现代史上的一种民族成份新概念。从远古种群关系、血缘关系上，他还是有一定的连带关系的。
　　藏羌关系的新认识
　　甘肃境内的藏民族和远古时代羌人是同一族群集团。
　　我们历史的看这一族群的历史称谓，就可以明晰地看到这个群体人类历史的变迁状况：
　　夏商周称羌人，秦汉时期称西戎或西羌，唐代依然称羌人，宋代开始称西番，这便是这个群体的历史名称的演变，称西羌或西番者，是以中原汉地为中心点，透视西地的这一群体，西，为西方；羌、番，皆为部族的总称名。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远古时代的羌人通过历史的隧道进入明清，庞大的族团名变成了西番，直至清末民国初，又将西番改称为藏，这是以藏地三大分区朵、卫、藏，取其藏音划成了藏族。我相信，这一拥有众多人口，众多种族，广阔地域的一个强大族团，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将会有众多的学者看得更加清晰。诸如当代在民族史学界对藏族史学家黄奋生先生提出的古羌人是藏族前身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又如中山大学的格勒博士在其《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一书中认为：“毫无疑问，古羌人是藏族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早在新石器时代，藏族地区的原始文化与甘青地区的氐羌原始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昌都卡若文化表现出来的多重性特征就包含着甘青地区氐羌原始文化南移的因素，其中半地穴式房屋，种植栗米，使用有肩石斧等，明显是原于氐羌文化的特征。”著名藏族史学家毛尔盖。桑木旦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古代分布在安多地区被汉文化史籍称为羌或西羌的部落实际上是藏族的先民，他们与后来在西藏兴起的吐蕃是同源的，是藏族先民中以游牧为主和以农业为主的两个部分，因此，吐蕃统一西羌各部落并不存在被吐蕃同化，或者是西羌文化被吐蕃文化所同化的问题。”
　　现代藏语实际上是古羌语的延续
　　古羌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因此，羌人历史虽然悠久，地域虽然广阔，人口虽然众多，究因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使文化内含极为深厚的史迹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缺乏羌人历史的系统性，这是非常大的缺憾。加之汉政权的建立，对羌人总以敌视的态度对待，尤其东汉，对羌人的镇压时间之久，程度之深，史之罕有，迫使羌人向西南地区进行六次大的迁徙，形成了甘青地区直至云贵高原最终到达缅佃的一个民族迁徙大通道。而这个民族大通道上的民族成份也十分复杂，总是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民族融合体。即然古羌人在上下几千年的行程中最众以甘青川地区藏族的面貌立足于世，那么这个民族所说的语言自然是古羌语的一种延续，一种再继承；那么藏语即是古羌语以区域定居的各个分区之中的语言又出现互不交流，不能产生语言信息的现象，这是因为羌人有百多个羌种，每一羌种有每一羌种的语支，这便是区域性方言的特征，方言与方言之间语差当然很大。
　　宕昌羌人的去向问题